人物履歷
周秩（曾用名潘永金）[1]，廣東南海人。1916年5月出生，金陵大學肄業(yè)。1938年6月參加八路軍。1940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1938年6月起，在延安抗大總校一大隊、東北干部訓練班學習。
1940年1月起，任八路軍120師三五九旅教導隊、417團文化教員，旅政治部宣傳科宣傳干事、股長、副科長、科長，356旅8團政治處主任。
1949年3月起，任第四野戰(zhàn)軍第47軍139師417團副政委、政委，湖南湘西區(qū)黨委宣傳部副部長。
1951年6月起，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第47軍141師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志愿軍政治部秘書處處長。
1953年12月起，任總后勤部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部長。
1957年3月起，任二機部14局副局長，國營404廠黨委書記、廠長。
1978年6月起，任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副部長、黨組成員，核工業(yè)部顧問、黨組成員。
1985年2月離休�！�
1955年被授予上校軍銜，曾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
逝世
原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副部長（正部長級醫(yī)療待遇）、黨組成員周秩同志，因病醫(yī)治無效，于2011年12月21日16時25分，在北京中日友好醫(yī)院逝世，享年95歲。
周秩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后，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2]
周秩與中核四〇四廠
2011年12月21日，原二機部副部長周秩在北京逝世。這位老人95年的人生，有很大部分都是與中核四○四有限公司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1957年參與四○四廠籌備工作，隨后長期擔任四○四廠廠長、書記等主要領導職務。20余年間，他與四○四同患難、共命運，見證了四○四的誕生與艱難發(fā)展歷程。此后，他即使擔任二機部副部長，甚至離休后，也依然心系四○四，關注著四○四的發(fā)展。
扎根戈壁 艱苦創(chuàng)業(yè)
1957年7月，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的周秩，調(diào)到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十四局，負責四〇四廠的選址、勘探、臨建、三通等工作。從此，周秩與四○四結緣。
四○四廠籌建之初，既面臨著技術上的空白與匱乏，又面臨著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的雙重挑戰(zhàn)。其間，周秩帶領實習小組去前蘇聯(lián)參加了設計工作，盡可能地收集各種圖紙資料�；貒螅衷诒本┡c工地間來回奔波。
1958年冬天，時任四○四廠廠長的周秩，與大批施工隊伍一起堅守在戈壁灘。當時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生活用水都要從幾十里外拉運。一盆水，先洗臉，后洗腳，洗了衣服還要和煤磚。到了晚上，戈壁奇寒，許多同志都穿上大衣，戴上皮帽和口罩，再蓋上被子，“全副武裝”睡覺。半夜火滅了，火爐上的水，到早晨都結成了冰塊……
工程全面鋪開不久，又遭遇了三年經(jīng)濟困難時期。當時工地有好幾萬人，而糧食奇缺，大家被迫以駱駝草籽充饑，許多人身體出現(xiàn)浮腫。二機部指示四○四廠盡快考慮撤隊伍。危急關頭，周秩和領導班子擬定了兩個方案：一是組織運糧隊到新疆運糧，組織打獵隊進祁連山打獵，派領導同志向外省求援，千方百計保障食品供應；二是實地考察了伊寧等撤離地點。最后，廠黨委作出了隊伍不撤離的決定。四○四人咬緊牙關頂住了生存危機，熬到了1961年下半年全國經(jīng)濟形勢逐漸好轉之時。對此，周秩曾說：“我們領導班子捏著一把汗��！將來一是準備領功，一是準備坐牢�！�
攻克難關 加強管理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在遭遇經(jīng)濟困難的同時，前蘇聯(lián)停援，給四○四的工程建設和科研攻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在經(jīng)濟、政治形勢嚴峻，技術條件薄弱的不利局面下，周秩領導四○四人響應黨中央的指示，堅決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加緊科研攻關，全力爭取在1964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
當時，攻關條件極其簡陋，有些模擬試驗是從一根銅管、一臺舊真空泵著手開始的。周秩帶領全廠職工嚴格按照周恩來總理“周到細致，萬無一失”的方針，艱苦創(chuàng)業(yè)，全力推進生產(chǎn)科研工作。1964年，四○四廠組織攻關人員多次研究方案，精心組織反復試驗，嚴格確定產(chǎn)品加工人員和運送路線，最終確保了產(chǎn)品的成功加工。
周秩在文章中回憶道，加工產(chǎn)品誰上車床，誰主刀，都是經(jīng)過研究比較后選定的。要根據(jù)每個人的技術專長、操作水平、思想和身體狀況、性格特點等嚴格選定加工人。原公甫當時排在第一位，這才有了以后“原三刀”的美名和產(chǎn)品的成功加工，也才有了我國首顆原子彈、氫彈的成功爆炸。
在抓生產(chǎn)科研的同時，周秩意識到加強企業(yè)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了“遠學大慶，近學蘭煉”的口號，加強以調(diào)度為中心的生產(chǎn)指揮系統(tǒng)，建立崗位責任制。在“文革”期間，周秩等廠領導受到?jīng)_擊，四○四廠也一度出現(xiàn)了有章不循、生產(chǎn)秩序混亂的局面。1971年，周秩重新主持工作后，迅速恢復了相關的管理工作，逐漸形成了以崗位責任制為中心的“八制一法”，并在全廠推廣。1977年，在全國工業(yè)學大慶會議上，四○四廠被命名為“大慶式企業(yè)”。周秩等領導在建廠初期就加強管理的工作，為如今四○四形成許多好的管理制度打下了很扎實的基礎。
身在京城 心系核城
1978年，周秩調(diào)任二機部副部長，三年后離休，居住在北京。這期間，周秩身在京城卻心系“核城”。在他的8場傳統(tǒng)教育報告中，其中一個專題就是核工業(yè)第一次創(chuàng)業(yè)，為的是想讓更多的人了解四○四，了解“核城”人。
除了做傳統(tǒng)教育報告外，周秩還多次撰寫回憶文章，講述在四○四的創(chuàng)業(yè)歷程，為后人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這些文章真實記錄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創(chuàng)業(yè)往事，許多情節(jié)讓人印象深刻，感觸良多。如“全副武裝”睡覺，不怕“風吹沙打”等，都為核城年輕一代學習老一輩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奉獻精神提供了生動教材。
周秩生性樂觀豁達，離休后身體一直很好。2006年，年已九旬的周秩參加了四○四廠生活基地搬遷慶典。慶典時適逢下雨，他在即興講話中說：“今天是個好日子，戈壁灘上下一場雨，也是一件大好事！”引得全場職工鼓掌歡呼。
慶典后，周秩回到了闊別25年的“核城”，受到了干部職工的熱烈歡迎。他赴上游，下工廠，參觀廠史展覽館，漫步核城公園，廣泛接觸職工群眾。看到四○四發(fā)生的巨大變化，特別是職工生活條件得到改善，職工精神面貌非常好，老人十分欣喜。
兩年后，92歲高齡的周秩應邀參加了四○四創(chuàng)建50周年慶典，再次來到“核城”，并深情留言，表達了對四○四的殷切期望。
京城“核城”兩相牽。多年來，無論是身居京城，還是偶爾“回鄉(xiāng)”，四○四都是周秩的牽掛。僅2005年以來，老人就先后向四○四黨委、報社寄發(fā)專稿、題詞五六次。從中我們感受到的正是老領導對四○四廠、對核工業(yè)永恒的情懷。[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