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在私塾讀書，1902年考中秀才，1904年與朱執(zhí)信、汪精衛(wèi)、杜之林、胡毅生同時考赴日本留學，1905年在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活動。1906年畢業(yè)于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升入專門部。1907年畢業(yè)歸國后，歷任廣東法政學堂編纂、廣東咨議局秘書等職。民國元年(1912年)，廣東都督府成立，古應芬任省核計院院長，時瓊崖民軍叛變，出任瓊崖綏靖處總辦，平之。次年，“二次革命”起，古應芬與胡漢民、朱執(zhí)信等起兵響應。中華革命軍興，往來于馬來半島和港澳間，任籌餉聯(lián)絡(luò)。1917年后任都督府秘書，隨孫中山參加討袁護法運動。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發(fā)動叛亂，古應芬速歸見孫中山于黃埔永豐艦，佐治軍書。數(shù)月后，去香港籌餉，接濟各地討陳軍，是駐港討陳辦事處成員，開展籌款和聯(lián)絡(luò)工作，與鄧澤如等聯(lián)合策動滇、桂、粵等聯(lián)合驅(qū)逐陳炯明出廣州。1923年2月，受孫中山命，任大本營江門辦事處全權(quán)主任，組織力量討伐沈鴻英；3月，任大本營法制局長，繼后任元帥府大本營秘書長；8月，隨大元帥孫中山東征陳炯明，撰有《孫大元帥東征日記》一卷。1924年9月，任大本營財政部長、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兼軍需總監(jiān)。民國十四年(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成立，古應芬當選為國府委員，仍兼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8月，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1926年1月，任中央監(jiān)委委員。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古應芬任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財政部部長，后任國民政府文官長。1931年胡漢民反蔣，被軟禁于南京湯山溫泉療養(yǎng)所，古應芬借醫(yī)背疾為名，聯(lián)絡(luò)廣州的陳濟棠，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一起反蔣，4月30日，古應芬、林森等人，以中央4個監(jiān)察委員的名義， 提出《彈劾蔣中正案》，歷數(shù)蔣的罪狀，要求撤職查辦，同時策動粵桂軍反蔣，任廣州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廣州非常會議組織委員會委員。曾出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財政部長的古應芬，以其名字命名的高等學府——廣東省立勷勤大學，即今天的華南師范大學和廣東商學院的前身。

古應芬是同盟會元老，國民黨元老，曾經(jīng)叱咤風云，是一個響當當?shù)拿�字，但如今已�?jīng)在人們的視界和耳邊淡出。在偌大的廣州城里依然殘存的一些他當年的蹤跡。

辛亥革命元勛

1873年古應芬出生于廣東番禺縣（今廣州市越秀區(qū)東山寺貝村）一個殷實的商人家庭，他的父親古介南希望兒子走上經(jīng)商之路，繼承家業(yè)。但古應芬自幼勤奮好學，喜研治經(jīng)史詞章。成年之后，經(jīng)歷時局的動蕩，目睹清王朝的政治腐敗，古應芬漸漸萌生了排滿興漢的志向。

1900年，古應芬以“經(jīng)古”第一名的成績在番禺考取秀才。1904年，他考取廣東留日官費生，入讀東京法政大學。當年與他同行赴日留學的，還有日后名震民國政壇的汪精衛(wèi)、朱執(zhí)信、胡漢民、李文范、陳融等人。在日本，他們朝夕相處，切磋學問道德，探討國家民族出路。

1905年，孫中山到達東京，決定組織中國同盟會，古應芬作為廣東省的代表，參加了7月30日的籌備大會。同年8月20日，古應芬參加了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同年10月，日本政府文部省頒布“關(guān)于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guī)程”，遭到了留日學生強烈抵制。但大家對于是否采取退學歸國的抗議行動，意見不一，古應芬與胡漢民、朱執(zhí)信等人認為，這件事是事理之爭而非感情之爭，因此反對退學歸國，并組織維持學界同志會，游說留日學界支持。此事后經(jīng)日本政客從中調(diào)停，取締風波漸漸平息。

1907年古應芬學成歸國，返粵任教于廣東法政學堂，同時積極從事反清革命活動。1912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廣東都督府成立，古應芬任省核計院院長。不久，瓊崖民軍叛變，古應芬受命出任瓊崖綏靖處總辦，坐鎮(zhèn)海南平叛。

辛亥革命之后，古應芬先后追隨孫中山南下護法，組織中華革命黨。1917年，軍政府成立于廣州，孫中山任大元帥，古應芬則擔任大元帥府秘書。1923年，陳炯明叛亂后，古應芬追隨孫中山，撰有《孫大元帥東征日記》一卷。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成立，古應芬當選為國府委員，兼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8月，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

病逝于寧粵分流之際

古應芬作為粵系元老，在幫助蔣介石穩(wěn)定廣東政局上起過重要作用。

1931年，蔣介石與胡漢民在約法問題上爆發(fā)沖突，蔣介石盛怒之下將胡漢民軟禁于南京郊外湯山總司令俱樂部。古應芬無法忍受這種野蠻行徑，他以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的名義，于4月30日聯(lián)合鄧澤如、蕭佛成等四人發(fā)出彈劾蔣介石的通電，號召“愛護黨國諸同志，急起圖亡”，要求將蔣撤職查辦。

1931年5月5日，反蔣的國民黨政治勢力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會議，準備另起爐灶，再成立“國民政府”。雙方劍拔弩張，戰(zhàn)火似有一觸即發(fā)之勢。恰在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國難當頭，“寧粵對立”有松動趨勢，雙方?jīng)Q定回到談判桌上。本來古應芬是談判的當然代表，但他因患牙疾而不能北上。

1931年10月29日，雙方舉行第三次會議時，汪精衛(wèi)突然稱接廣東來電，古應芬已經(jīng)病逝。得此噩耗，全體與會者起立默哀三分鐘，汪精衛(wèi)甚至當場放聲大哭。

古應芬因牙痛出現(xiàn)過敏，陷入昏迷狀態(tài)，經(jīng)過多方搶救在廣州病逝，臨終前曾口述兩份遺囑，第一份遺囑表達了對蔣介石專權(quán)的不滿，以及對國民黨各派系互相傾軋的憂慮；第二封遺囑中，他稱自己雖然位居國民政府高層多年，但兩袖清風，不能為家人帶來財富和榮耀。

古應芬突然病逝，使粵系反蔣勢力失去了核心，粵系勢力處于分崩離析局面，蔣介石得以控制全局。

古應芬故居，在廣州市越秀區(qū)廣衛(wèi)街，為中西合璧式民國建筑，傳說陳炯明炮轟總統(tǒng)府后，孫中山曾從白鵝潭軍艦上搬到此處住過。據(jù)介紹，故居的外墻是經(jīng)過翻新的。

古應芬的墓，在廣州沙河東坑，修于1931年，墓園規(guī)�；趾耄�占地2700多平方米。1951年，墓園大部分被勞動教養(yǎng)所侵占，此后墓穴甚至被盜。1987年，在古應芬之子古滂力爭下，廣州市政府重修了古應芬墓，并將其作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當然，坐落于廣州市海珠區(qū)紡織路東沙街18號的大元帥府，也與古應芬關(guān)系密切，他在這兒曾是孫中山的秘書和助手。

如今的華南師范大學，與古應芬也有著一定的聯(lián)系。古應芬去世后，廣東省政府于1934年，將廣東工業(yè)專門學校、廣州市立師范學校合并為廣東省立勷勤大學，以示紀念（古應芬字勷勤，又字湘芹）。工業(yè)專門學校改為工學院，市立師范學校改為師范學院，另增設(shè)商學院。1937年工學院并入中山大學工學院，1940年師范學院獨立為廣東省立文理學院，1945年商學院更名為廣東省立法商學院。1951年，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改為華南師范學院（華南師范大學）。

古應芬墓位于同和街同沙路（廣州市華南醫(yī)療器械有限公司圍墻邊）。該墓建于1931年，1986年由市政府撥款重修。墓地規(guī)�；趾辏�總面積2760平方米。墓園由南而北分別是一對青石獅，一座藍底琉璃瓦歇山頂門樓，一座花崗石砌的半球形墓包，墓前石碑上刻有“古應芬先生之墓、1987年吉日立”等字樣。墓后面聳立1塊高3.6米、寬1.83米的連州青石碑，碑頂有海浪、祥云、朝陽等裝飾。碑額篆刻“國民政府委員古公之墓”，下款為“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國民政府令建”。墓志碑文為胡漢民撰寫。

該墓于2002年7月8日被廣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為第六批文物保護單位。

關(guān)于此墓（現(xiàn)人稱綠瓦亭）有所在地同和街道白山社區(qū)（原同和鎮(zhèn)白山村）村民的傳說

古應芬先生的原墓地范圍占地面積絕對所以描述的范圍大數(shù)倍或十幾倍以上。據(jù)一位羅姓的前村長所描述：以前該墓除門前有對石獅、以及上面描述綠瓦亭外，還有好多建筑物，白山村乃風水寶地，以前是八面環(huán)山，外人不經(jīng)指點，不知山坳中有此村。抗日之時國民黨軍曾經(jīng)在此建有機場和駐有炮兵，日占時期日軍在此也筑有工事，現(xiàn)沙太路華南三期收費站附近幾個山頭仍有地下工事遺跡，可互通。

也許正是這種地形，所以古家選此地土葬。據(jù)聞原本想將先生葬于山下（現(xiàn)同和東坑勞教所地），奈何是流沙地質(zhì)，不敢下葬，又恐影響鄉(xiāng)民，于是伐直徑半米之數(shù)丈之高的杉木，打樁入地，加以糯米漿注入，不知打了多少個樁，注了多少糯米漿，方止住流沙。從此流沙地被古家買下，成為一個大祭場般用途的地方。再建兩條石階分岔上南邊兩座土丘，兩土丘上均建造一個大涼亭，東南方的涼亭里用八條大鐵鏈懸掛一副棺木，棺為空棺，為何如此做法，現(xiàn)已無人知曉。東南亭懸棺正對的地下方為地宮，古先生之正身棺木葬于此，上用糯米漿與生蠔殼粉混合的粉漿覆蓋，以防盜墓。

古應芬墓的破壞與重建

由于古應芬的特殊身份，無論南京政府和汪偽政府乃至日本占領(lǐng)軍均無對墓地進行實質(zhì)的破壞。1951年，由于鎮(zhèn)反需要，廣州抓了大量的嫌疑敵特人員，監(jiān)獄不堪擁擠，于是中共廣州市府決意在同和東坑建一大型的勞動教養(yǎng)所，即今日之同和東坑勞教所。勞教所隨著用途的變遷和社會的變化，范圍減少了很多，卻仍可見其當年的“盛況”，據(jù)白山村羅姓村民所述：當時的勞動教養(yǎng)所可裝載2000多人，排隊可從同和排到梅花園。而古應芬因為曾經(jīng)是南京政府的官員，又與胡漢民等反對中共之人士相交甚深，其墓園占地之廣，在當時的中共廣州市府看來，當是不可容納，遂拆毀其墓園之墻，毀四面風水山林，占其地（那塊流沙地）建勞教所。

時移勢易，白山村早已不是當年八面環(huán)山的小山村，由于上世紀的國營農(nóng)場開墾、石礦場開發(fā)，滄海桑田，古應芬墓淡出了白山村民的視線。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有所改變，不少民國人士得以平反，不少昔日富商后代得到補償歸還私產(chǎn)。在這個背景下，古應芬的子嗣回國拜祭，當他回到白山故園，卻是見到一個勞教所。多得幾個白山老村民的指點，古應芬墓才重新有了子孫的拜祭。

于是古家的子孫把廣州市府告上了法庭，拿出了民國的地契、墓園的原貌照片與歷史記載等等相關(guān)證據(jù)，力證古先生非共產(chǎn)黨形容的“土豪惡霸反革命”，乃是與孫中山先生并肩作戰(zhàn)之革命義士，沒有做過魚肉鄉(xiāng)里、出賣民族之事，要求平反其罪，恢復聲名，重建墓園。

據(jù)白山村羅村長說，由于聽說古滂與當時的中國最高老大很熟，所以無論是廣州市、白云區(qū)還是同和鎮(zhèn)都不敢見他，怕說錯話丟官入牢；見了吧，人家有證有據(jù)，祖宗造的孽，后人理虧得很，但責大權(quán)小愛莫能助。于是把羅村長拋出來當擋箭牌。

羅村長先是聽古滂先生說完，又看完所有的證據(jù)。給他擺了歷史發(fā)展的思想賬，擺了政策變化的政治賬、擺了村民利益的經(jīng)濟賬，代表上級承諾會重見墓園，修舊如舊，一番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古先生方才撤訴。新墓園是在原墳的基礎(chǔ)建起，面積肯定縮水不少。

可是新墓園修好沒幾年，同和街道的天健物流園項目上馬，要征地建設(shè)，古應芬墓要拆除遷移。于是同和街道聯(lián)系古滂先生來監(jiān)督移墳的工程。由于以前用的是糯米漿加上生蠔殼粉混合的覆蓋材料，所以拆遷用的鉤機和挖掘機爛了幾部，足見毀墳不易。后白山村民當場燒了幾圈鞭炮，再選址開挖，方才挖出了古應芬先生的棺木，竟發(fā)現(xiàn)棺木穿了一個大洞，陪葬品悉數(shù)被盜，只余部分白骨。原來盜墓賊從原墓的100多米開外挖隧道將此墓盜了。

于是90年代第二次重建，才有今日的小規(guī)模。

古滂先生仍時有在身體允許情況下來拜祭。據(jù)說還有不少在穗汕頭籍商人來拜祭，以求得古應芬先生的保佑。傳說古滂不是古應芬之親生兒子，古家家底殷實，頗有資財，名利雙收，奈何生的都是千金，沒有男丁，于是趁老婆生孩子的時候貍貓換太子，在醫(yī)院換了一潮汕商人之子為嗣，潮汕商人不忍骨肉分離，告上法院訴古應芬抱子為嗣之罪，古家應訴，奈何潮汕商人家財散盡均訴之無果，絕路之時，古應芬送給他1000大洋，讓他東山再起。不過這一傳說被古滂本人否認。

2010年12月10日，“古應芬先生文獻史料展”暨《古應芬未刊函電文稿輯釋》新書首發(fā)式在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隆重舉行。原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孫中山基金會顧問張漢青；原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孫中山基金會副理事長張磊；廣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巡視員陳玉環(huán)；辛亥革命元老、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重孫；古應芬哲嗣——愛國華僑古滂先生等100多位領(lǐng)導、嘉賓、專家出席了開幕式。

《古應芬先生文獻史料展》精選了80余件套珍貴文物文獻，配以數(shù)十幅重要歷史圖片，全景式地回顧古應芬先生的一生；而由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編撰、整理的《古應芬未刊函電文稿輯釋》也同期首發(fā)，為學界貢獻了新的重要研究史料。

后人捐出300多份電函文稿

前不久，古應芬哲嗣古滂先生將古應芬生前遺留的300余件套函、電、文稿無償?shù)鼐栀浗o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重新開放的廣州大元帥府紀念館特地舉辦了“古應芬先生文獻史料展”及《古應芬未刊函電文稿輯釋》新書首發(fā)式。

年逾八旬的古滂專程從美國趕來參加了展覽。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館長李穗梅稱：“古應芬?guī)缀踉诿恳粋�重要歷史階段，都扮演著重要角色。是研究辛亥革命及民國早期政治、經(jīng)濟及軍事史不應忽視的重要人物�！�

這批珍貴函、電、文稿史料，記載了大量不為研究者和世人了解的細節(jié)，包括：蔣介石創(chuàng)辦黃埔軍校期間，由于經(jīng)費極其拮據(jù)，曾一度欲辭職離去；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重要助手朱執(zhí)信、胡漢民等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存有異議。1924年底至1925年初，孫中山經(jīng)日本轉(zhuǎn)道天津，赴北京共商國是，其間病勢比較嚴重，汪精衛(wèi)暫為主持隨行安排，其間遭到不少詬病。值得關(guān)注的是，汪精衛(wèi)、李仙根等人在此時期寫給古應芬的信函，為此事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不同信息。

古應芬當年身居要職，與孫中山等人關(guān)系密切，來往的友朋同僚極多，因此他保存的這批函、電、文稿屬重要文物，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這些信函，以朱執(zhí)信、胡漢民、汪精衛(wèi)撰寫的最多，蔣介石、孫中山等人的手撰雖不多，但足可彌補一段歷史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