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高文彬出生于上海，他的父親是上海一家洋行的普通職員。

1941年下半年，高文彬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開始學習法律。12月8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開進上海租界。當天中午，就占領了昆山路上的東吳大學法學院。為了不在汪精衛(wèi)偽政府的教育部登記，學校不得不多次遷移，光在高文彬讀大一的下半學期，學校就搬了兩次。最終落腳點在南洋路的愛國女中。

由于抗戰(zhàn)期間家境困難，為了讀大學，高文彬不得不采取半工半讀的方式，每周一到周六，上午去南京西路附近的南方中學教英語，下午去東吳大學念書，同時，通過親友的介紹，又在跑馬廳找了一份工作。每逢星期日，去跑馬廳查賬。

一邊讀書，一邊工作，高文彬很是辛苦，年輕時的他體型很瘦，只有95斤。那時他一年只有春秋冬三件長衫。跑馬廳離家很遠，來去都是走的，從來不坐車。

1945年夏，高文彬從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yè)。最初，他經(jīng)人介紹在上海老閘北區(qū)區(qū)公所（即現(xiàn)在的黃浦區(qū)）任戶政股主任。老閘北區(qū)當時是上海最繁華的地區(qū)，區(qū)內(nèi)商城、食館、戲院等比比皆是。由于工作需要，高文彬要經(jīng)常去區(qū)里的各個地方，包括一些燈紅酒綠的聲色場所查對戶口。父母怕他在這種地方工作久了，會不自覺沾染上許多不良習氣，因此一再要他更換工作。

1946年1月19日，遠東盟國最高統(tǒng)帥部根據(jù)同盟國授權，宣布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在東京審判日本戰(zhàn)犯。中國擬派出的檢察官向哲浚開始在國內(nèi)選拔人才，組成東京審判的中國代表團。那年4月，向哲浚來到上海招翻譯，高文彬報名參加。

1946年4月的一天，高文彬和另外兩名東吳大學法學院的畢業(yè)生一起到華懋飯店接受考試。一個禮拜后，高文彬接到書面通知，他被錄取了。在接受了上海美軍司令部的體檢之后，1946年5月15日，高文彬等一行5人被美國軍用汽車送到上海江灣機場，乘坐渦輪式美國軍用運輸機飛往日本東京。飛機降落在東京羽田機場。他們被安排住在東京火車站附近的旅館，距日本皇宮僅一街之遙。

高文彬遠赴異國，隨身攜帶幾大箱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中文資料，作為遠東國際法庭審判時的證據(jù)。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語，擺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務是大量的翻譯工作和整理文檔，高文彬通宵達旦完成了任務。

作為向哲浚代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國際檢察局特聘翻譯的高文彬，最開始的工作是對中國政府提供的大量書面證據(jù)進行語言轉化，翻譯成英文，然后才能在法庭上呈示。到東京的前4個月時間里，高文彬主要在做這個。他的薪水是每個月200美元，也由國際檢察局來支付。

完成基本翻譯工作后，向哲浚并沒有讓高文彬等5名翻譯直接回國，除高文彬以外的4位翻譯被他介紹到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去工作，在征求高文彬的意見之后，將高文彬留下來做了他的秘書，薪水提高到每月250美元，轉由中華民國外交部發(fā)放。

當時，他每天的工作是整理審判記錄。除了整理庭審記錄，高文彬還負責整理每天送至辦公室的各類通知。而向哲浚檢察官一天工作下來，也會跟他說說法庭上發(fā)生的事情，兩人的忘年情因此結下。1948年9月，高文彬回國，而向哲浚檢察官等3人也在回國后分別從事與法律有關的工作。

最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全體日本戰(zhàn)犯有罪，并判決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7名甲級戰(zhàn)犯絞刑。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判決。

1948年8月，東京審判結束，高文彬回到上海。

回國之后，高文彬將整理的庭審記錄一套給了東吳大學法學院，一套由向哲浚帶到南京給了司法行政部。可是在內(nèi)戰(zhàn)和東吳大學法學院解體之后，這兩套寶貴的材料不幸遺失。

高文彬先是回到了東吳大學和華東政法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之后，他被安排在上海外事處工作。

高文彬被打成反革命，判送至外地勞改。1952年被捕投入勞，高文彬還是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到1979年刑滿出來。27年的牢獄生活，吞噬了一個知識分子原本最美好的時光。但高文彬憑著不屈的精神、頑強的毅力和堅韌的信念，他在監(jiān)獄和農(nóng)場期間，一直堅持閱讀學習，每天堅持記錄英文筆記。

高文彬回到上海后，以前的同事介紹他到海運學院（即現(xiàn)在的上海海事大學）工作，由于他刻苦努力，不斷進取，被晉升為教授。高文彬在海事大學講授國際法、海洋法、國際私法三門課，一直教到退休。

有一天，一位名叫薛波的北京人上門找到高文彬，問他愿不愿意參加一本關于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薛波當時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研究生，在學習過程中，他發(fā)現(xiàn)偌大的中國竟沒有一本適用的《英美法詞典》，便下決心要組織編寫一本。

被薛波執(zhí)著的態(tài)度所感動，高文彬答應了他的請求，于是他開始一邊教書，一邊參與編寫詞典，日以繼夜，非常忙碌辛苦。他與其他東吳學者一起，用七年時間，嘔心瀝血編撰了這部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美法詞典》，460多萬字，所收詞條4.5萬多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3倍。編寫過程中，高文彬甚至因為用腦過度，導致小腦血管堵塞，在醫(yī)院里躺了好幾個月。在編寫詞典前后，高文彬從未要過一分報酬。

1984年，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工作人員，將他參與東京大審判那段歷史寫入檔案，把他的大幅照片懸掛于紀念館。

1990年，高文彬教授應邀赴美國緬因州州立大學法學院和加州大學海斯汀法學院講學一年半。從美國回來不久，高文彬與其他一些畢業(yè)于東吳法學院的老人一同參與了《英美法大詞典》的編纂工作。高文彬教授認為中國施行大陸法，而英美等國施行英美法。

赴美國加州海斯汀大學法學院講學，被該院推薦為“馬文·安特生基金會”第一任外國專家講師。二十世紀末，高文彬參與《英美法大詞典》編審，這是一項精細、繁重卻無報酬的工作，他毫不懈怠、一絲不茍地對每一條目進行審定。因請他審閱的初稿都是手寫稿，看起來頗費勁，高老邊勘誤邊對照，有出錯的地方，用細細的筆寫上工整的字修正，認真抄寫后貼到樣稿上。六本比磚頭還厚的大詞典，查閱對照讓高老耗力不少。為趕上約定的日子交稿，讓《英美法大詞典》早日問世，廢寢忘食工作的高老累倒了。隨著中國加入WTO，英美法系的工具書顯得越來越重要。這部名揚海內(nèi)外的大書，投入了高文彬教授晚年的全部心血。

1992年之后，高老在家休養(yǎng)，并指導上海海運學院的十幾名海商法研究生；

1997年，高老不顧年邁，參與《元照英美法詞典》編纂工作，該書于2005年最終完稿并出版時，先生已經(jīng)85歲。參與翻譯《國際公法譯叢》(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1年)、《國際私法譯叢》(上海社科院出版讓1982年)、《國際法與技術轉讓》(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87年)。參與編寫《大眾法學》(北京知識出版社1985年)、《法律百科知識手冊》(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論文有《海洋在國際法中的地位》等。

1998年的那次中風，讓高文彬先生的精力和記憶大不如前�？稍绞遣饺胪砟�，高老就越覺得對東京審判那段歷史的珍惜。他對自己的每份資料都悉心收集，仔細歸檔整理。與時間賽跑，與逐漸衰退的記憶賽跑。

東京審判的歷史在中國的研究相當缺乏，國內(nèi)現(xiàn)存的相關史料也極為零星。高文彬曾經(jīng)有過寫回憶錄的打算，但中風后醫(yī)生關照他不能再多用腦，否則容易復發(fā)�！昂缈趨^(qū)檔案館準備根據(jù)我的口述和我保存的資料，為我寫一本回憶錄。”高文彬說，當年參加東京審判時，自己曾嘔心瀝血，將每天的庭審記錄整理存檔，庭審資料整整裝了兩大箱。由于回國時飛機裝不下，高文彬和向哲浚特意從橫濱坐船將箱子運回，并將一式兩份的資料分別送交到南京司法行政部和東吳大學法學院，可惜今日已不知下落。

所幸的是，在上海市歐美同學會的資助下，向哲浚的兒子向隆萬從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家檔案館以及向哲浚的母校耶魯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搜集到了一批關于東京審判的珍貴史料，并成立了東京審判研究中心。虹口區(qū)檔案館也編輯出版了匯集當年各大媒體報道的《東京審判》一書。

恰逢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70周年之際，高文彬與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翻譯張培基、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浚之子向隆萬、東京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之女梅小侃、梅汝璈之子梅小璈、東京審判首席顧問倪征燠之女倪乃先發(fā)起聯(lián)合倡議，建立東京審判紀念館這一最有效的載體，以史實和法理向世界人民證明正義必勝、和平必勝和人民必勝的真理。

高文彬表示，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始終有人妄圖否定東京審判，為戰(zhàn)爭罪犯翻案，近年來有越演越烈之勢。高文彬倡議，建立東京審判紀念館，作為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而且也通過史實和法理，向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證明事實。

2020年9月7日凌晨三點十分，高文彬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yī)院去世，享年99歲。

發(fā)現(xiàn)百人斬資料

作為檢察官秘書，高文彬每天早晨都要整理前一天的庭審記錄，貼好標簽，放好；同時每天上午國際檢察處也會有文件送來，他要接收這些文件。另外，還要幫向哲浚準備開庭的資料。

空閑時，高文彬常到國際法庭的圖書館去翻譯資料。一個偶然的機會，高文彬在一份日本報紙上發(fā)現(xiàn)了兩名日本軍官在中國南京進行殺人比賽的報道，他怒火中燒，立即讓相關部門復印了三份，拿回去，經(jīng)向哲浚和倪征燠（中國檢察署首席顧問，也是東吳校友）研究決定，送兩份到南京，辦公室留下一份。資料中描述的就是日本軍隊從上海向南京進攻途中，兩名日本軍官（野田毅和向井明敏）所犯下的慘絕人寰的殺人罪行。

高文彬在《東京日日新聞》上看到了一則新聞，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大屠殺中，以軍刀砍掉中國人的頭顱數(shù)量作為比賽內(nèi)容，最終以向井殺死106人“獲勝”，而野田失敗的原因，是軍刀的刀刃“卷”了。那張拍攝于1937年的照片上，兩個人并肩站著，用軍刀撐地，臉上露出了笑容。

高文彬立刻將這份報紙復印了3份，一份留在國際檢察局辦公室，另兩份通過倪征燠轉寄給了南京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石美瑜收到報紙后，立即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當時，日本戰(zhàn)敗后，這兩人混跡于被遣返的日軍當中，悄無聲息地回到了國內(nèi)，隱匿于市井之間。由于重名者很多，搜尋持續(xù)了將近半年時間，最終在兩人的家鄉(xiāng)日本崎玉縣發(fā)現(xiàn)了他們。昔日的劊子手已經(jīng)脫掉軍裝，頭裹白布，在街邊做起了小生意。最終兩人被押解回南京接受審判。根據(jù)后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記載:盡管兩人在法庭上極力推諉，但因證據(jù)確鑿，最終被判處死刑。1948年1月28日，兩人被帶到南京雨花臺刑場執(zhí)行了槍決。

海派生活

高文彬還保持著海派男人作派，晚年的他安定幸福，在上海北外灘一幢高檔商品房住宅里頤養(yǎng)天年。他衣冠整潔，愛喝咖啡、品紅酒。除每天看電視新聞，還愛看軍事題材和經(jīng)典文學作品的影視劇，愛欣賞音樂、侍弄花草。每天早起做套健身操，以前還經(jīng)常步行到外灘觀景呢。

高文彬的家中，書櫥里的書整齊地排列著；茶幾上他正在閱讀的報紙雜志總共有十多種；還有令人注目的一摞一摞整齊疊放的光碟，愛逛影像店的高老，每次都要購上幾張喜愛的正版光碟；高老對攝影更情有獨鐘，早些年社區(qū)組織居民活動，他會用自己紅圈鏡頭的名牌單反相機熱忱地為大家拍照，再親自送到位于西藏中路福州路的那家專業(yè)圖片社。居民看到照片上的自己贊不絕口：高教授讓我們變年輕啦。愛“趕潮流”的高老，最大樂趣就是經(jīng)常與女兒及小輩們發(fā)E-mail和視頻對話，且是全英文往來。最令高老自豪的是，在美國的外孫女，小學和中學畢業(yè)時都榮獲學生中的最高獎——美國總統(tǒng)獎，現(xiàn)在已是一家著名醫(yī)院的醫(yī)生，不但英語極好且能說流利的普通話和上海話。女兒幾乎每天與他通話，每一兩年總要回家探望他。

各方面都在積極努力，追尋和還原那段歷史。時間賽跑，找回來的，不止是一段歷史、一次反思、一種紀念，還有中國人在飽經(jīng)傷痛之后，從未失掉的奪回正義與尊嚴的勇氣、骨氣和愛國之心。正如當年擔任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先生生前在日記中所言：“我無意去做一個復仇主義者，但是如果我們忘記歷史，那一定會招來更大的災難�！保ㄉ虾＝逃�新聞網(wǎng)）

高老先生是個平易近人、樂觀豁達的人。他是民國時期、舊大學體制下的人才，參與過重大歷史事件東京審判�！薄�1921年出生的高文彬現(xiàn)已94歲高齡，他曾是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的教授，擔任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方翻譯，是目前中國國內(nèi)唯一健在的參加過東京審判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作為東京審判的親歷者，他和其他中國代表一起，歷經(jīng)艱辛，親手把日本戰(zhàn)犯送上了審判臺。（東方網(wǎng)）

年輕時的高文彬，眉目俊朗，英氣非凡，帶著一副金絲鑲邊眼鏡……當一張張照片翻過去，最后又合上的那一刻，感覺仿佛又品讀了一遍高老先生歷盡滄桑的人生。再望著眼前如此儒雅安祥的老人，不由感慨萬千，心生無限敬意。

相信，歷史不會忘記東京審判，也不會忘記在東京審判中，為祖國伸張正義，懲奸除惡的這些英雄中國人的名字。高文彬先生一生傳奇，為中華民族貢獻甚巨，他的名字，必將同另16位中國代表團成員們的名字一起，永遠被載入歷史史冊。（上海海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