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竇士鏞（１８４４－１９０９）字曉湘，號警凡，江蘇無錫人，晚清著名的文學家、文學史學家。其出身富庶之家，幼時家境寬裕，藏書豐厚，又博覽群書，文蘊功底深厚。生前教書為業(yè)，腹笥富贍，好梁溪振學主人，時人稱之為“大師”。最初，家居北禪寺巷，后逢太平天國動亂，避居鄉(xiāng)區(qū)八士橋，又轉(zhuǎn)住蘇北居住。后云游四海，足跡遍布山東、燕云、福建、廣東等地，讀書交游，歷時１０余年。歸鄉(xiāng)后在東林書院任教，今天被國內(nèi)文學界公認為國人自著的第一步中國文學史——《歷朝文學史》，即是其授課革新之后撰寫的授課講義�！稓v朝文學史》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鉛印出版，其后三年，竇士鏞過世，著作與作者湮沒不彰。東林書院推出中國第一部文學史著作，嘉惠學林，這是可以大書特書之一筆。此外作者還有《皇朝掌故》、《澹遠軒文集》、《綺云樓詩草》（此書現(xiàn)藏復旦大學圖書館）、《竇曉湘先生集》等文集傳世。
其妻杜敬，也是晚清時期的著名女詩人。
杰出作品
《歷朝文學史》，竇警凡著，脫稿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光緒三十二年（1906）鉛印出版，一薄本。據(jù)傳有張祖翼題簽，序末署光緒三十二年梁溪振學主人竇警凡序，是目前中國文學界公認的國人自著的第一步中國文學史。原版現(xiàn)藏于北京國家圖書館，油光紙鉛印本，雙面五十三頁，每半頁12行，每行33字。篇首為作者自序《讀書偶得序》。正文內(nèi)容分為五大章節(jié)，分別是：文字原始第一，志經(jīng)第二，敘史第三，敘子第四，敘集第五。內(nèi)容包羅萬象，涵蓋經(jīng)史子集，用今天的眼光看，此書頗具國學概論的性質(zhì)。但在“敘集”一章中，則是純粹的“中國文學史”。全書約4萬字，“敘集”部分6400字左右。
作品評價
《歷朝文學史》延續(xù)了傳統(tǒng)的廣義的文學觀念，經(jīng)史子集無所不包。但是其中的“敘集”則為純粹的文學是內(nèi)容，與后代的文學史沒有多大差異。就“敘集”部分看，著者竇警凡極為簡略地梳理了歷代詩、文、詞、曲的創(chuàng)作情況和歷史流變，算得上是分體文學史的體制；它主要側(cè)重于評論歷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風格，這一點并沒有擺脫傳統(tǒng)詩文評論的形式，但是同時，他也有意識地不同時代文風的異同，描述創(chuàng)作風格的演化過程，梳理了古今文學的流程，具備一定的“史學意識”。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開篇和結(jié)尾多處強調(diào)文學要有關實事，有益于世，但是在“敘集”的主體部分，他又并沒有受此限制，而是立足于文學本身去做出評價，并沒有因明道宗經(jīng)的觀念而消磨了文學的敏感，這是值得稱道的。作為國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歷朝文學史》在我國文學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應當在今天釋放更多的光彩。而作者竇警凡，也應當被我們重新認識。
2002年1月16日《中華讀書報》揭載了拙文《竇警凡〈歷朝文學史〉——國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后，北師大鐘少華先生在2月6日《中華讀書報》上撰文《考證嚴謹點好嗎？》對有關問題提出批評。筆者對鐘先生的批評表示感謝，同時答復鐘文提出的問題。首先，鐘文提出拙文說“1897年竇警凡撰寫的《歷朝文學史》”與后面的“1906年序”有矛盾，其實這個問題我早就考慮到了。就是因為看到這一點，我才在文章中，引用了劉厚滋和儲皖峰的說法，說1897年竇警凡“撰寫”。但是鐘文卻說是1897年“出版”的書。難道“撰寫”之年就是“出版”之年嗎？我說竇警凡1897年“撰寫”《歷朝文學史》，應該說是比較嚴謹?shù)�。鐘文卻偏偏把“撰寫”二字換成“出版”，并栽在我的頭上。我說1897年“撰寫”，那么，在以后的時間內(nèi)，竇警凡就有可能對該著加以修改，事實上正是如此。不但《讀書偶得序》寫于1906年，《歷朝文學史》之最后，還說“近有飲冰室文及《天演》、《原富》等書”，嚴復譯《天演》、《原富》，也在1897年之后，恐怕鐘先生沒有通讀全書，沒有發(fā)現(xiàn)這一點，否則這一點是他很好的證據(jù)，不會不用。其實，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即：竇警凡1897年撰寫《歷朝文學史》，后來不斷修補，直到1906年才最后油印出版。如果把拙文的“撰寫”之年“規(guī)定”（鐘文用的字眼）為“出版”之年，這的確有矛盾，有不夠嚴謹之處，不過，這應由鐘少華先生負責。
陳玉堂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是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史學的必讀書，是重要的研究指南，本人就受益匪淺。但是陳著除了提供劉厚滋和儲皖峰的線索外，他自己就坦言“惜筆者至今尚未訪到原書（引者按：指竇著文學史），只能存目于此”。劉、儲二著十分常見，我在撰寫《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史》時，曾專門論及。難道鐘先生非得要我引用劉、儲二書后，還得把陳著也說出來才算規(guī)范嗎？
鐘文批評我“急于為竇先生爭一個國人第一”。如果鐘先生冷靜查一些資料，或許就不會“急于”批評我了。首先，竇著“國人第一”的說法，并不是我首先提出來的。前已引述，不須贅敘。其
次，我們看兩本書的先后，可以從寫作時間和出版時間來定。1910年前國人寫“歷朝文學史”“中國文學史”，有竇警凡、林傳甲和黃人三位。林傳甲1904年到京師大學堂主國文習，撰成《中國文學史》，1910年由武林謀新室出版。黃人1900年（或說1901）被聘為東吳大學文學教授，他的《中國文學史》，于1904年開始撰寫，據(jù)蕭蛻的《摩西遺稿序》說，大體完成于1909年前后。因此，不論從寫作時間，還是從出版時間來看，竇警凡的《歷朝文學史》都是早于林、黃二著。說是“國人第一”，有何不可！
我重申我的論斷：竇警凡1897年撰寫、1906年油印的《歷朝文學史》，是國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鐘文比較嚴厲地批評我說：“他自己被歷史所證偽。”但愿鐘少華先生能夠拿出硬邦邦的材料來證偽。如果材料充分，不論證真、證偽，都是在這個問題上前進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