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曦出生于山東鄆城一個書香世家。父親是北京大學中文系高材生，母親是曲阜師范學校（現曲阜師范大學）第一批女學生，當時只招了三名，彭曦的母親和姨媽均在其中。在他不到3歲時，父親因參加“一二·九”愛國運動被捕入獄，獲救后，一家人輾轉千里來到陜西，從此，彭曦就再也離不開這方熱土。

彭曦的祖父曾參加過清末最后一次科舉考試，盡管家境已開始沒落，他還是為孩子們請來了私塾先生。不到6歲的彭曦，捧起了《論語》、《孟子》、《朱柏廬治家格言》……當其他的孩子還在玩泥巴時，儒家的審美觀念已開始在彭曦幼小的心靈里撒下了種子，這些，影響甚至鑄就了他的一生。

來陜西后，彭曦的父親又投入了革命。為了打開國民黨對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封鎖，他為根據地秘密買藥買器械、輸送革命青年，這是一份代價很高的工作。不消幾年，彭家開始家徒四壁。當吃飯都成問題，受教育無疑成了奢侈。中學畢業(yè)的彭曦無法繼續(xù)學業(yè)，平生第一次，他知道了什么是痛苦。后來西北水利學校招生，他欣喜若狂，盡管自己一直熱愛文史哲，但只要有書讀，哪還顧得了那么多？父母竭盡所能滿足了他，這段學習經歷，對他以后的研究頗為有益，尤其是考古涉及到的水利學中的測繪等知識。

中專知識并不能滿足他的“胃口”，他立志考大學。按照政策規(guī)定，中專畢業(yè)后必須為國家服務三年，才能繼續(xù)考學。他邊工作邊自學準備高考。天道酬勤，四年的汗水換來了“天之驕子”的榮耀。他走進了西北師范大學歷史系。當時的西師大是北京師范大學的西遷校址，云集了一批國內著名的大師學者，顧頡剛、楊伯竣、袁敦禮、孔憲武、趙蔭堂……這些全國聞名的學界泰斗為彭曦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有過想讀書而不能的失學體驗，彭曦求學的渴望格外強烈。他認識到學歷史必須學考古，可當時學校沒有考古學專業(yè)。執(zhí)著的他提筆給著名考古學專家、中國第一個留學英國的埃及學考古博士夏鼐先生寫信，表達了自己有志于考古研究的熱望，夏鼐先生竟然親筆回信鼓勵他�；貞浧疬@段往事，彭曦言語中充滿了無法抑制的激動和崇敬：“夏鼐先生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導師之一，無論是先生的人品還是文品，都令我高山仰止�！�

考古學知識日益豐富，彭曦卻越發(fā)感到自己學識不足，在實際探索中遇到的古文字困擾著他進一步研究。他再一次向夏鼐先生“求救”，先生給他介紹了著名古文字學家、王國維四大弟子之一唐蘭先生。唐蘭先生告訴他抄書，這是最快也是最簡便的學習古文字的方法。憨厚的彭曦沒有絲毫抱怨和懈怠，老老實實把先生介紹的幾部古文字書工工整整抄寫下來，一遍不行兩遍，兩遍不行三遍，直到完全弄懂，運用自如。

大學四年，他只看過一次電影，其余的時間都給了圖書館，給了東敲西挖的實地探測，給了厚厚的古文字抄書稿。大師的指點，加上自身的不懈努力，為彭曦日后的騰飛插上了翅膀。

在大學里，彭曦如魚得水，暢游在知識的海洋。1957年底，右派劃分已漸近尾聲，突然又有人揪出了彭曦，說他在課堂上的發(fā)言是與中央文件唱反調，否定偉大領袖斯大林。就這樣，他被補劃為右派分子，下放到陜甘寧最艱苦的山區(qū)接受勞動改造。幸運的是，革命老區(qū)的群眾依然信任他，他去縣上的中學當了一名教師。由于所謂的政治問題，他不能教政治、歷史、語文，除此之外他幾乎包攬了所有課程。當地的百姓無不夸贊他，同時也納悶“這么優(yōu)秀的小伙兒怎么會有問題？

1969年，彭曦受到了更為嚴重的迫害。善良的鄉(xiāng)親們實在看不過去，悄悄讓他逃跑，跑得越遠越好。彭曦跑了，但沒有聽鄉(xiāng)親們的話跑到天涯海角躲起來，而是一路討飯到北京，他要討一個說法，還自己清白。此時恰逢中蘇交惡，珍寶島雙方戰(zhàn)火大作。有關部門的領導審查過他的資料后，作出批示：“這是一名好同志，沒有任何政治問題�！逼叱吒叩奈鞅睗h子，聽到“好同志”這三個字放聲痛哭。這么多年了，沒有人敢對他說這三個字。為了這三個字，他飲盡了屈辱，受盡了折磨，多年的期盼一朝實現，怎能不叫人熱淚盈眶。

研究成果

走出書齋成“理論研究長城第一人”

1985年，他開始搞長城考古與文化研究的大課題。學術界有人認為秦昭王長城沒有修完。彭曦在閱讀了大量史學文獻和經過縝密的思考后認為，從宏觀考慮，這段長城一定完成了。為了證明這一觀點，他走出書齋，用了三年多的時間跋涉于陜、甘、寧、晉、蒙、冀諸省區(qū)的荒野大漠和深山峽谷間，總計徒步行走約8000公里，成為我國徒步考察戰(zhàn)國秦簡公“塹洛”和秦昭王長城的第一位學者，他用生命換來了學術界對戰(zhàn)國秦長城的重新認定。專著《戰(zhàn)國秦長城考察與研究》出版后，學術界盛贊他是“理論研究長城的第一人”。這項研究，已被編列為新中國50年來全國考古重要發(fā)現之一。

中國發(fā)明造紙時間向前提200-300年

“東漢蔡倫發(fā)明造紙術”一直是我國的傳統(tǒng)說法，然而自上世紀30至90年代不斷發(fā)現西漢紙之后，這一觀點遭到專家質疑。彭曦追蹤考察中國造紙術20年，收集了大量考古發(fā)現實證和文獻資料，進行了充分的科學調研，大膽拋出“中國人發(fā)明紙比傳統(tǒng)說法要提前200甚至300年”的論斷。2004年6月15日，《科技日報》在第一版予以報道后，引起了學術界大討論和各方關注。中央電視臺《走進科學》欄目特邀彭曦等人作了“挑戰(zhàn)蔡倫”的專題節(jié)目。中央有關部門也高度重視。因為近年印度發(fā)現了相當于中國晉代的紙，那其實是中國古代高僧帶過去的，印度卻想借此與中國爭奪紙的發(fā)明權。中宣部一同志打來電話說：“你的研究成果徹底取消了印度在紙的發(fā)明權限上的所有發(fā)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