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洲先生早年受孫中山革命的影響，具有強烈的愛國民主思想。景洲先生的舅父莊蘊寬先生曾擔任1925年至1927年故宮博物院臨時董事會董事和“維持會”副會長。由于這一層關系及其后首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的邀請，景洲先生被聘到故宮博物院兼職，參與了“清室善后委員會”對清宮財產(chǎn)的清點和博物院的創(chuàng)建工作。1926年，曾任“故宮博物院維持會”常務委員。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特派易培基為“接收北平故宮博物院委員”，易先生因病不克北上，電囑馬衡、景洲先生等為代辦，與奉系軍閥操縱下的“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辦理交接。1929年，易培基被正式批準為院長，景洲先生擔任“古物審查會專門委員”。1931年，鑒于日本帝國主義已占我東北，華北危急，為保護文物安全，故宮博物院遂決定精選部分文物南遷，景洲先生參與其事，為首批南遷文物監(jiān)運員。直至1933年，易院長為人中傷，以“故宮盜寶案”被迫辭職，他才不得已而離開了故宮。

故宮博物院的最初十年，是風風雨雨狂飚迭起的十年。為了保護這個幼弱的民主革命新生兒不致在搖籃里就遭到扼殺，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專家教授及當時故宮同仁，冒著被綁架、坐牢、暗箭中傷等危險，四處奔走呼號，與各種惡勢力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在這場民主與封建、進步與倒退、正義與罪惡的斗爭中，景洲先生始終是“以保存數(shù)千年文化淵藪為職志”，站在斗爭的最前列，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所撰寫的《故宮博物院五年經(jīng)過記》，不但真實地記述了最初的艱難創(chuàng)業(yè)歷史，同時也洋溢著他一片愛國主義的熱忱。

景洲先生是一位學者，曾有《中國國文法》等著作行于世；他同時也是一位文物收藏鑒賞家，這也許是與故宮博物院有這一段不解之緣有關罷。收藏文物，需要貲財，而他的家庭人口多，全靠工薪收入，生活并不富裕,但為了購藏一件心愛的文物,往往不計重值，所以全家人跟著他節(jié)衣縮食。時有不足，只有借貸，每逢年節(jié)，債主盈門。經(jīng)濟拮據(jù)時，連兒女們些小學校費都無所措手足。而景洲先生卻嗜痂成癖，甘之如飴。經(jīng)此苦心收集，藏品逐漸豐富，盈箱累篋，小室為滿。離開故宮后，為謀生計，景洲先生攜眷南下武漢，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又避亂重慶，戰(zhàn)后寓居上海。十幾年間，輾轉(zhuǎn)遷徙，裝載他所收藏的文物的大小箱籠，總是寸步不離。關山險阻，戰(zhàn)火紛飛，其中艱苦，可想而知。

全國解放后，景洲先生曾擔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正當他以其興奮的熱情為新中國服務時，卻不幸中了風疾，癱瘓不起。1955年其長子吳祖光先生為方便照顧，將雙親迎養(yǎng)到北京，他所精心收集的文物也隨之而至。出于對新中國前和程的憧憬和熱愛之情，祖光先生提議，將沼帔來之不易、保存尤難的珍貴文物無償捐獻給國家。景洲先生當即欣然同意，所以沼帔文物成為了故宮博物院的珍貴藏品。

景洲先生所捐獻的文物有法書、名畫、青銅、陶瓷、竹木雕刻、石硯、印章等，共計241件，這是他一生的心血。為了它們，他不知付出多少艱辛，妻子背著不知流了多少淚，小兒女們不知受了多少委屈，這些都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然而景洲先生卻毫不計其所值，分文不取，這一思想品格，比他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的那段時間所表現(xiàn)出來的愛國民主熱情又更前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