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羅1944年生于美國紐約，1965年獲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學學士學位，1970年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在談到學術興趣從物理學轉向經濟學時，他說：“我喜歡把數量分析與應用社會科學的政策問題結合在一起，我是從數量背景起步的，因此這是一個容易的轉變。”

巴羅在許多大學任過教，其中包括布朗大學（1968～1972年）、芝加哥大學（1973～1975年，1982～1984年），羅徹斯特大學（1975～1982年）。自1986年起，巴羅任教于哈佛大學，目前是該校瓦格納經濟學講座教授，同時又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巴羅是當今世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他在理論和經驗研究方面都表現出非凡的才華，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貢獻是開創(chuàng)性的。自1970年代以來，巴羅的研究成果深刻影響了宏觀經濟學的諸多領域。

在早期，巴羅是瓦爾拉斯·凱恩斯不均衡宏觀經濟學的最重要的代表。1971年他與格魯斯曼（H.I.Grossman）合作發(fā)表論文“收入與就業(yè)的一般非均衡模型”（載《美國經濟評論》），1976年出版著作《貨幣、就業(yè)與通貨膨脹》，建立了完整的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配給均衡的宏觀經濟模型，奠定了非瓦爾拉斯均衡理論的基礎。

在此期間，巴羅從事凱恩斯經濟學研究，他曾認為積極的政府干預將有益于經濟運行，但后來，他發(fā)現以粘性價格、粘性名義工資為主要特征的凱恩斯主義框架無法解決價格決定問題。

“我們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最終依據實際解釋證明它是一個死胡同。在此后的一兩年里，在明白現有框架是不正確的但又無可替代的情況下，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確的方向�！彼�回憶說，“后來，盧卡斯（Robert Lucas）有關理性預期宏觀經濟學的成果深深影響著我，而且在我的研究受挫時，它及時到來，稍后薩金特（Thomas J.Sargent）和華萊士（Neil Wallace）的成果也同樣很有影響�！�

“李嘉圖等價假說”的提出者于是巴羅又以兩篇論文投入到理性預期革命中去，并成為理性預期學派的奠基人之一。這一時期，他的貢獻主要在公共財政和貨幣理論兩個領域，其代表性論文有兩篇：一篇是“政府債券是凈財富嗎？”（載1974年《政治經濟學雜志》），在文中他提出著名的“李嘉圖等價假說”，人稱巴羅-李嘉圖定理；另一篇就是著名的關于貨幣中性的論文“理性預期和貨幣政策的作用”（載1976年《貨幣經濟雜志》）。

巴羅的“李嘉圖等價假說”認為，在特定條件(例如完備的資本市場、一次總付稅、代際利他等)下，如果公眾是理性預期的，對于發(fā)行債券或增加稅收，政府不論采用哪種融資方式，都不會對經濟的運行產生影響；因為，政府發(fā)行債券融資造成的赤字會引起未來稅收上升，這種上升一定會被具有完全理性的居民預期到，居民為了不使后代稅負過重必然相應地調整目前的消費。

簡言之，居民不會將政府發(fā)行公債融資這樣的財政擴張看作是幸運的意外收獲，他們寧愿將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以支付未來的稅收負擔，因此消費需求不會上升，更不會出現消費支出的乘數效應。同時，居民增加的這些儲蓄都購買了債券，使得債券需求的上升剛好等于債券供給的增加，貨幣需求不變，所以對利率也沒有影響。

巴羅“李嘉圖等價假說”激起了整整一代經濟學家對巴羅定理的有效性和含義進行考察、攻擊和驗證，他在1974年那篇論文是迄今為止被引用最多的經濟學文獻之一。

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巴羅的興趣集中到經濟增長上，他對經濟增長、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問題作過大量的經驗研究，推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發(fā)展，并形成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實商業(yè)周期理論。

經濟增長是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1960年代產生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核心框架仍然被今天的大多數經濟學家所采用，該模型強調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其最重要的預測就是“趨同”，即不同國家的人均產出增長率將“收斂”于穩(wěn)定的平衡增長路徑，窮國最終能夠趕上富國。但該模型忽略了決定長期增長率水平的技術進步因素，所以不能解釋世界各國之間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此后，新古典增長模型就不再活躍。

自1980年代中期始，經濟增長理論再次成為宏觀經濟學的熱點，一系列新理論集中探討技術進步的根源。研究表明，技術進步，即新思想的創(chuàng)造，不同于一般的生產投入，因為新思想應用于生產沒有排他性，所以能自由地為任意數量的生產者所采用。這一特征意味著，技術進步的取得需要某種壟斷力量———這是一種典型的不完全競爭。1990年代，帶有這種特征的大量模型出現了，這些理論被稱作“內生增長理論”，因為其中的技術變化率由模型本身來確定，進而決定經濟的長期增長率。

在此時期，巴羅奠定了他在經濟增長領域的權威地位。他的“一個簡單內生增長模型中的政府花費”（載1990年《政治經濟學雜志》）論文討論了內生增長模型中政府開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分析了最優(yōu)稅收問題；接著，他在“各國的經濟增長”（載1991年《經濟學季刊》）、以及與沙拉·伊·馬�。╔avier Sala. i. Martin）合作的“趨同”（載1992年《政治經濟學雜志》）兩篇論文中，從國家間截面分析、國家中不同地區(qū)的截面分析和時間序列分析各個方面，研究了新古典經濟模型的趨同含義。

這些研究表明，“趨同”僅僅在一定的條件下才存在，只有當一系列解釋變量都相同時，經濟才“收斂”到相同的平衡增長路徑。這些變量包括政府政策和制度、教育體系的性質、人們的儲蓄傾向及其生育行為，還可能包括殖民歷史和宗教傳統(tǒng)等等。總體來說，由于窮國這些變量的值較差，所以它們并不比平均水平增長更快。

ESI(美國科學情報中心)數據顯示，巴羅論文“各國的經濟增長”在1990年代被引用577次，是引用最頻繁的論文，巴羅也因此成為論文被引用次數最高的經濟學家。

1995年巴羅與沙拉·伊·馬丁合著的《經濟增長》（MIT出版社）是經濟增長理論的集大成之作，該書系統(tǒng)介紹了1950～1990年代關于經濟增長的主要研究成果，強調經濟增長理論的經驗應用以及理論假設與數據間的關系。這一理論與經驗的結合是經濟增長理論復蘇的最激動人心的表現，該書被看作是思考增長問題的經典指導著作，已被譯成法、德、日、中、意大利、西班牙語等6種文字。

巴羅最近的研究興趣包括對經濟增長的根源的探討，即那些使得一些國家比另一些國家經濟增長更快的因素。他在論文“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多國經驗研究”（NBER，1994年）中考察了1960～1990年間約100個國家的經驗數據發(fā)現，在給定的真實人均GDP的初始水平下，那些教育水平較高、出生率與政府支出水平較低以及法治較好的國家，經濟增長率更高。同時，巴羅還在論文中強調了制度的重要性，他說：“經驗證明，制度差異是各國經濟增長率、投資最重要的決定因素，體制改革為一國從貧窮走向繁榮提供了一條最佳捷徑。”

巴羅關于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就業(yè)和通貨膨脹以及貨幣政策、商業(yè)周期、稅收、個人儲蓄等領域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對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有很強的影響力。內生增長理論與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結合，為理解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提供了最好的框架。

很多人認為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是高度關聯的，認為民主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經濟增長的希望。但巴羅研究發(fā)現，作為競選權利和公民自由量度的民主，與經濟增長并無多大關聯。他用法治測量產權保護程度，用自由選舉測量民主，然后考察這兩個指標與經濟增長的聯系，他發(fā)現“法治對于增長的效果相當大，而民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則相當弱”，即是說，“民主既不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因此，巴羅主張發(fā)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增長必須加強法治；沒有法治，民主不可能帶來經濟繁榮。

巴羅這些成果反映在他的著作《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1997年MIT出版社）中，其主要觀點是：政府應該維護法治，削減支出，降低通貨膨脹；其結論是：民主不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政治權利的擴大一開始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一旦民主達到適當水平便可能放緩增長的速度。”

目前，巴羅的研究興趣開始轉向宗教、政治與經濟的相互影響。

作為《華爾街日報》特約撰稿人和《商業(yè)周刊》專欄作家，巴羅在文章中積極宣揚財產權利和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立場，并對政府的干預政策是阻礙還是有助于經濟增長作出甄別、評析。這些文章已經編輯成書《自由社會的市場與選擇》（1996年MIT出版社）。該書已被譯成法、日、西班牙等7種文字。諾貝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評價該書為“最好的經濟分析范例，對于經濟增長和宏觀經濟問題的討論清晰而有說服力”；《紐約時報》評論巴羅“真正能將經濟學的精髓準確地傳遞給非經濟專業(yè)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