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是一位詩人。原名高紫瑜，江蘇淮安市人。世居城內(nèi)西長街的高氏，原本是名門望族，后家道中落，其父輩離淮去河南謀生。高天1917年8月生于洛陽，少年時只身去鄭州求學，高中畢業(yè)后，由于家庭經(jīng)濟困窘，17歲輟學步人社會，進入《鄭州日報》當了一名記者。他青年時酷愛文學，尤其鐘情新詩。時日本侵略者步步擴大對華蠶食，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任憑國土淪喪，全國人民掀起救亡圖存的浪潮，作為熱血青年自然置身其中，1936年2月7日高天在鄭州《大華晨報》副刊《沙漠詩風》第4期上發(fā)表了詩作《南天詩》，以出眾的才華在中原文壇上嶄露頭角，該詩的開頭這樣寫道：“誰叫你到這世界上來?落地便是一聲痛哭……已得了厄運的征兆么?伴著最初一滴淚以俱來的是永生的悲劇�！�
　　在日本帝國主義夢想吞并中國，社會一片黑暗的情勢下，青年詩人發(fā)出了悲憤的吶喊。
　　然而高天觀察人生態(tài)度是積極的，他在詩的結(jié)尾這樣唱道：
　　“肩負的重任縱使你再挪不開腳步，生之路上還有走不完的前途，
　　一翻身便是脫卸的日子，
　　為了這，還該繅完最末一根殘絲�！�
　　青年高天深感“肩負的重任”，為了趕走侵略者，改造社會，振興中華，必須“繅完最末一根殘絲”。這成為他一生的座右銘。他的詩在青年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給讀者以極大的鼓舞。

　　不久，高天轉(zhuǎn)入《大華晨報》任編輯，后又主編該報的兩個文藝周刊：《跋涉》和《沙漠詩風》。高天青年時代不但具有過人的文學天賦，還具有出色的組織才能。他與青年文學工作者程率真等組織了《勁風》文藝社，以文藝宣傳抗日，后成為著名作家的魏巍就是文藝社的成員之一。高天在三、四十年代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歌，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全身心地投入新聞事業(yè)，解放后社會活動繁忙，只不斷地寫一些舊體詩，如《悼彭大將軍》、《懷念范長江同志》、《費老庚午春偕高天同志游金山寺合唱錄以志念》等。
　　《三十年代中原詩抄》主編周啟祥這樣介紹高天：“高天詩風堅實，又俊逸豐瞻，激情滿懷，目擊國勢衰微，而不禁為郁憤深沉的長歌，有較大的現(xiàn)實意義。”魏巍在該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高天不僅以他的詩歌吸引著人們的注意，而且是一個腳踏實地的組織者……在三十年代中原詩歌運動中，高天是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的。”
　　高天生前對自己的詩作從不重視，不愿結(jié)集出版，大量的詩歌散見全國報刊，高天逝世后，夫人宋黎野決心將其大量通訊、詩作、文稿收集整理，我們期待高天的文集早日問世。
　　辛勤耕耘的記者編輯
　　高天是一位報人。他的大半生都在辦報，中國報業(yè)史上，留下了他辛勤耕耘的足跡，浸滲著他的汗水和心血。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時，高天來到武漢，任戰(zhàn)時《掃蕩報》、《時事新報》記者，為了及時真實報道抗日前線的情況，鼓舞全國人民抗戰(zhàn)的決心，他常常不顧個人安危，深人到前沿陣地，訪問參戰(zhàn)的官兵，搶拍歷史的鏡頭。在舉世聞名的臺兒莊戰(zhàn)役和徐州會戰(zhàn)中。他親臨前線，寫出了不少生動的戰(zhàn)地通訊。1938年5月徐州會戰(zhàn)突圍時，13軍封鎖了隴海路，一些記者和戰(zhàn)地服務團的同志被堵在黃河故道，日軍派出四架飛機低空掃射，前進的道路被阻，大家連續(xù)奔波，疲憊不堪，饑渴難耐，不少同志十分懊喪；高天同志臨危不懼，帶領大家高唱《五月的鮮花》等救亡歌曲，鼓勵大家戰(zhàn)勝疲勞，克服困難，繼續(xù)前進。通過四天的晝伏夜行，這些記者和服務團的同志有驚無險地沖過了封鎖線，到達豫東平原安全地帶。

　　1938年秋，“保衛(wèi)大武漢”戰(zhàn)斗又打響了，當時的武漢成為外國新聞記者的采訪活動中心。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不能滿足外國記者的需要。在周恩來同志領導和籌劃下，中國共產(chǎn)黨決定成立一個革命宣傳機關——國際新聞社。胡愈之、范長江、高天、徐邁進、黃藥眠、孟秋江等一大批著名報人、記者成為國新社的創(chuàng)始人。9月的一天，大家集會于漢口胡愈之住的一家旅館，決定辦一個新型的進步新聞從業(yè)人員自己的通訊社，以宣傳抗戰(zhàn)、團結(jié)、進步為方針，起草了章程，制定了計劃。會后，高天以國新社特派員的名義前往湘鄂贛邊幕阜山區(qū)采訪。這是武漢外圍戰(zhàn)場的重要一面，高天在湘鄂間輾轉(zhuǎn)采訪時，武漢陷落了。國新社遷至長沙，長沙大火后，根據(jù)周恩來的統(tǒng)一部署，國新社在桂林“定居”。桂林成為了國新社的大本營。戰(zhàn)時生活極其艱苦，條件十分簡陋。剛到桂林時，國新社租用了一家小旅館的兩間房，一間夜晚打地鋪睡覺，一間白天工作和接待文化界的朋友，大家志同道合，同甘共苦，為抗戰(zhàn)苦而無怨。范長江同志幽默地說：“一間如沙丁魚一樣的睡覺，一間如羅漢殿一樣的辦公�！边@期間，高天同志曾先后從桂林出發(fā)到西江、粵南前線采訪，一篇篇生動的戰(zhàn)地通訊出于他的筆端，發(fā)往國內(nèi)外。
　　1940年春高天來到重慶，負責國新社重慶辦事處的工作，按照黨的安排，同時擔任了胡愈之同志主持的新加坡《南洋商報》和香港《華商報》駐重慶記者。1941年初“皖南事變”后，國新桂林總社在反動派的百般摧殘下，被迫關閉，重慶辦事處也隨之結(jié)束了工作。不久，高天經(jīng)陳家康的聯(lián)系，以“國新社”和《南洋商報》記者身份，受到周恩來同志的親切接見。談話時，周恩來肯定了國新社的成績，鼓勵進步的青年新聞記者堅持在敵后工作。這次談話，使高天獲得了在國統(tǒng)區(qū)堅持工作的巨大精神力量。
　　1941年高天經(jīng)鄧穎超大姐介紹，與宋黎野女士在重慶結(jié)婚�；槎Y由新聞、出版界元老孫伏園主持，當時重慶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大部分都出席了他們的婚禮。其中有《新華日報》和中共辦事處的領導，也有國民黨的黨政軍要人，沈鈞儒還在“嘉禮嘉賓”簿上題了詩。新房安排在嘉陵江畔孫老主辦的中外出版社的吊腳樓里，老舍先生詼諧調(diào)侃賦詩，稱其“天高洞房矮”。
　　1944年秋，高天任《新蜀報》代總編輯�！缎率駡蟆穲笊缛藛T混雜，各種政治態(tài)度的人均有，潛伏在報社的特務利用版面制造事端，高天同志堅持團結(jié)進步，予以抵制。國民黨反動派決定逮捕高天。好友徐邁進得知消息通知他趕快出走，高天家也未回，未來得及看一眼在醫(yī)院生產(chǎn)的妻子和剛出生的兒子，就奔赴昆明。在昆明，高天任《掃蕩報》總編輯。他約請一批進步朋友收錄外電，以獨家新聞報道延安解放區(qū)的消息，并發(fā)表一些進步文章，社長李誠毅立場反動，把高天視為眼中釘，帶武裝特務威脅高天改變立場，否則不能保證其人身安全。高天當即辭職，但李誠毅仍不罷休，決定進行逮捕。周恩來同志聞訊立即派人到昆明營救，高天在地下黨的掩護下進入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