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梅生少年好學，1926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后在經濟系讀書。

在北大學習期間，趙梅生十分活躍，曾參加過不少團體的活動。1930年北大學生會改選，時為經濟系三年級的趙梅生當選，趙梅生還擔任了交際股的副主任。

趙梅生進入北大的同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他返回故鄉(xiāng)在小學任教。1929年春他再度回到北大。9月，當時中國留日學生因抗議日軍出兵東北，與朝鮮學生和日本群眾在東京游行示威，遭到軍警鎮(zhèn)壓，有300多名中國留學生被捕。11月，根據(jù)中共順直省委和北平市委的指示，在北大發(fā)起組織了“北平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會籌備會”（即后來“反帝大同盟”的前身），趙梅生是其負責人之一。1929年12月至1930年4月，他還曾擔任中共北平市委的委員，相繼發(fā)展了李長路等人入黨。

當時北平的團組織也是由他和中法大學的女學生袁行莊等所組成。袁行莊當時“家里很有錢，上學時是車接車送，參加革命活動時才16歲”，后在天津的工廠做女工的工作，并擔任過中共天津市委婦女部部長職務。在這過程中，趙梅生和袁行莊相識并相愛。1930年6月至9月，趙梅生又擔任了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組織部長，以及中共北京大學支部書記。同年9月，北平蘇維埃準備委員會成立，他又擔任主席。

那時，趙梅生是北平黨團組織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對敵斗爭堅決，如一次游行示威，他率領眾人砸了汪精衛(wèi)在海王村的特別黨部，并與前來鎮(zhèn)壓的國民黨軍警展開搏斗，奮戰(zhàn)中他居然把一個軍警的手指也掰斷了。不久，他在一次示威游行中被捕，獄中他組織建立黨支部，率眾與反動當局斗爭，直至張學良入關，始被釋放。此后，他和戰(zhàn)友們努力糾正和克服“立三路線”的錯誤，逐漸恢復了遭到破壞的黨、團、工會等組織，建立了左聯(lián)、社聯(lián)等黨的外圍組織。

1931年1月，在中共北平市代表會議上，趙梅生再次當選為市委委員。

中共順直省委問題和所謂“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的風波

大革命失敗后，北方中共黨的組織在國民黨白色恐怖和黨內思想嚴重混亂的情況下接連受到重大的挫折，與此同時也形成了積重難返的黨內糾紛，這在后來就成為趙梅生蒙冤的一個導火線。

此前中共在北方的領導機構是中共北方區(qū)委，但自李大釗犧牲后，在大革命的低潮時期，北方黨的工作非但久久不能打開局面，其內部的派別斗爭和意氣之爭也不斷發(fā)生且日益嚴重。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會議之后，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北方局，并派王荷波任書記、蔡和森任秘書長赴北方工作。9月14日，王荷波、蔡和森代表中共北方局發(fā)出第一號通告《關于“八七”中央緊急會議各決議展開黨內討論》，通告中指出：要“徹底清查與改正各級指導機關之機會主義錯誤”，并規(guī)定了改造各級黨組織的方法、步驟和要求。此時中共順直省委業(yè)已成立。9月22日，在中共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召開了中共順直省委的改組會議。

就在順直省委改組之后，在指導順直黨的工作中出現(xiàn)了彭述之、蔡和森、陳潭秋、劉少奇等之間的分歧和爭論。原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順直省委書記的彭述之已成為“托派”分子，他還聯(lián)絡在北京的段純、劉伯鈞、熊味根等人反對順直省委的改組和將要進行的北京市委的改組。此后，順直省委相繼由朱錦堂、王藻文、韓連會等擔任書記，但黨組織的混亂局面一直沒有得以解決，直到1928年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決定派周恩來巡視北方，才基本解決了順直省委的問題。

豈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順直省委改組的同時，1927年9月下旬，在北方局的領導下，中共北京市委進行了改組。改組后的市委由王盡臣任書記，委員有李渤海等。會后，段純等人認為改組是非法的。就在北方局專門為此開會進行解釋時，由于叛徒出賣，多數(shù)與會人員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逮捕，中共北方局和北京市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1930年6月，中共北平市委又重新改組，曹策任市委書記，秘書長則由魏文伯擔任，趙作霖等當選為委員。其中市委常委之一的趙作霖負責宣傳。之后不久，發(fā)生了“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的風波。

1931年1月初，王明等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直接支持下，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進入了中央，隨即在黨內引發(fā)了一場混亂。羅章龍等當時就在大會上要求另行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徹底改造中央政治局，形成與王明等的公開破裂。此后，羅章龍等在會后開展反對六屆四中全會的活動，主張由中央緊急會議產生新的中央。在此過程中，還在各地黨組織中成立了“第二中央”和“第二省委”等，造成了黨內嚴重的分裂。這時，已經改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的曹策和京東特委書記李友才等人也在天津發(fā)起成立了“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

“籌備處”成立后，曾派人到北平、唐山、直南、陜北、太原等地活動，并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廢止六屆四中全會的一切決議，重新組織新的中央�！盎I備處”的活動使得中共河北省委及其下屬各地的黨組織處于混亂狀態(tài)。后來，冀丕揚對此有一段回憶，其中他不僅提到了趙梅生，還提及當時趙的戀人袁行莊。他說：“1930年9月我出獄時，北平黨的市委書記是肖明，組織部長是趙作霖。我出獄后找到肖明、趙作霖，他倆和我談了話。不久，我轉為黨員，并擔任黨的東城區(qū)委書記。這時期北平黨的中心工作是反對立三路線。1931年1月，袁行莊從天津來北平找我和趙作霖談話，她說：u2018省委認為，陳紹禹（即王明）借反立三路線的機會，把持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實際上他比立三路線還左。陳紹禹認為六屆三中全會的反立三路線是右了，實際上他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瞿秋白的，所以我們要反對陳紹禹把持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u2019她與我倆談話后又找肖明談了，我們都表示同意省委的意見。幾天后袁行莊回到天津。到1931年2月，袁行莊與河北省委負責人曹策一同來平，又找我們談話。談話內容是我們要從反對立三路線轉變?yōu)榉磳ν趺靼殉终匍_的四中全會。曹策與我們談話后，肖明、趙作霖決定組織一個秘密的刻印機關，人員有我、袁行莊、小夏（陜西人）三人。我與袁行莊組成一個家庭，小夏作為我的表弟，我們掩護小夏刻寫印刷。印刷的主要內容是反對四中全會的文件及中央有關的重要文件。這期間，中央曾派送張金刃到北平指導工作，并幫助組織緊急會議籌備處。肖明、趙作霖、吳化之等人參加了籌備處會議�！痹谝陨系谋尘跋拢�1931年1月中旬，中共北平市委在清華大學秘密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會上，市委書記任國楨傳達了六屆四中全會的精神�！昂颖笔【o急會議籌備處”的代表蔣曉海也作了報告。代表們圍繞擁護與反對四中全會展開了激烈討論。最后，代表大會選出趙作霖、肖明、劉錫五等七人為新市委的委員。

這次大會后，新當選的市委成員進行了分工，趙作霖任書記。豈料，1月25日，劉錫五等人發(fā)表意見書，否認并退出了這屆市委。他們認為北平黨的代表大會“是無條件的反對四中全會”的，“是接受了籌備處以蒙頭蓋尾的法術化裝了立三路線的孟什維克式的籌備處路線”，因此，“要求省委迅速召集平市第二次代表大會，解決一切問題，堅決反對籌備處路線的傾向”。與此同時，他們又另外成立了以劉錫五為書記的中共北平臨時市委，這就有了兩個“市委”。

1月28日，以王明為首的中共中央為了解決河北省的領導問題，結合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派出以陳原道為首的代表團到達天津。不久，中央代表團正式決定取消“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停止省委的職權，暫由中央代表團代理省委工作，并組織臨時省委，由臨時省委在一個月內召開河北省緊急代表大會，成立正式的省委，同時派遣干部到北平、唐山等地進行反“立三路線”和反“右派籌備處”的斗爭。2月中旬，河北臨時省委派阮嘯仙巡視北平，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與省委的指示，幫助北平臨時市委“堅決與右派籌備處及黨內右傾危險”“作無情的斗爭”。這時，以趙作霖為書記的中共北平市委雖然受到大多數(shù)黨員的擁護，但他們清醒地意識到：如果他們繼續(xù)工作下去，勢必將形成“第二黨”，后果則是分裂黨組織，對革命不利。因此他們從大局出發(fā)，主動決定解散市委，回到四中全會產生的黨中央領導下工作。2月24日，在河北臨時省委的領導下，中共北平市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選出以劉錫五為書記的中共北平市委。

反對王明等“左”傾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并沒有錯誤，況且在當時黨內反對六屆四中全會的許多城市的黨組織中，唯有北平是最早自動解散的。至于當時趙梅生等之所以反對王明等，是反對“左”傾教條主義中央亂搞的那些“飛行集會”等“左”傾活動，作為北方黨組織的基層領導，他們深知“左”傾的危害。當然了，反對和糾正黨內的錯誤，要受黨內紀律的約束，由于糾紛而形成“第二市委”或“兩個市委”的事實，這顯然就不被黨的組織紀律所容許了。于是，由于黨支部的解散，趙梅生等被切斷了組織關系�！�1931年5月的一天，肖明、趙作霖二人找我說：u2018我們倆人被開除黨籍了，你也被開除黨籍了，理由是說咱們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羅章龍派。u2019”冀丕揚回憶說。曹策后來回憶說：“當時反四中全會的多是國內的老革命同志，贊成的多是在蘇聯(lián)學習的。我既反對羅章龍他們搞分裂，也對王明的那一套教條主義不滿，認為他們不懂中國的實際，也不同意他提出的u2018更加布爾什維克化u2019的觀點。但我贊成他們反立三路線。我當時的思想是要為第三國際負責，要反立三路線，主張改組中央。提出緊急會議籌備處是想把張金刃和韓連會拉過來，結果是我和他們站在一邊了�！�…河北成立緊急會議籌備處，是得到平、津、唐很多同志贊成的，后來很多同志回到了黨里�！�

當然，也有因為寒了心，沒有回到黨內的。

抗日救亡運動中的趙梅生夫婦

此后，作為“回到了黨里”的“緊急會議”派的肖明等，仍在中共北方局特委領導下開展活動，趙梅生則返回北大繼續(xù)從事黨的活動。他一直對開除他黨籍的處分并未表現(xiàn)出消極情緒，認為那只是“切斷關系”而已，因此他除了在北大開展地下工作外，依然在黨外與中共華北特委保持聯(lián)系，秘密地進行軍事情報的工作。此后，他的積極表現(xiàn)也就使得他恢復了黨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北大也成為北方救亡運動的發(fā)難地。11月30日，北大全體學生召開大會，議決赴南京請愿。趙梅生則主張不是“請愿”而是“示威”。隨即北大實行罷課，并派人員南下示威。趙梅生遂組織領導了“北京大學全體同學南下示威團”赴南京進行抗日救亡斗爭。在南京，他又一次被捕。在獄中，他發(fā)動難友開展絕食斗爭，并撰寫歌詞鼓勵大家。其歌詞是：“北大！北大！一切不怕。搖旗吶喊，示威南下。現(xiàn)被繩綁，又換槍把。絕食兩天，不算什么！作了囚犯，還是不怕。不怕，不怕，北大！北大！”此后由于各地的聲援，他與被捕同學才獲得釋放，隨即被國民黨軍警強行押回北平。

1932年，趙梅生在北大畢業(yè)后，由黨組織派回家鄉(xiāng)，秘密擔任中共山西汾陽特委書記。當時下野的馮玉祥在山西汾陽成立了軍官學校，實際由中共給予幫助，趙梅生也在這所學校以文書的身份為掩護開展兵運工作。

1933年，日軍侵入關內，華北危急，馮玉祥在察哈爾成立了抗日同盟軍，當時中共黨組織派遣了許多學生黨員前去參加。趙梅生也參加了同盟軍的活動，當時，他率領中原大戰(zhàn)后由馮玉祥殘部組成的汾陽軍校官兵3000余人組成抗日先遣隊，徒步走到張家口，加入了抗日同盟軍。趙梅生擔任同盟軍吉鴻昌部直屬教導團的代理團長。7月，教導團與其他部隊一起收復了多倫。

趙梅生與柯慶施等都是當時張家口中共前委的領導人。不久，抗日同盟軍因日偽的圍攻和國民黨當局的阻撓以及黨內“左”傾錯誤路線而失敗。此前，趙梅生已經被排擠出這支部隊，夫婦二人遂又返回北平，并在中共北方局特委領導下活動。據(jù)說1934年的一天袁靜（即袁行莊）上街買早點，結果被叛徒盯上，他們夫婦二人遂遭逮捕，但他們堅不吐實，直至袁靜的親屬用重金將他們保釋出獄。這是趙梅生參加革命后的第四次被捕了。在獄中，他與地下黨員阮慕韓建立了工作關系，于是在出獄后很快和黨組織恢復了聯(lián)系。1935年，他被任命為中共北方局軍事代表（一說擔任中共河北臨時省委的軍委書記），負責河北的兵運工作。

當時趙梅生的公開身份是在天津法商學院統(tǒng)計系任教，期間他還曾參加了北方文化界的抗日救亡運動，并參加了天津和北平的“一二·九”運動，他因此被學院解聘。此后他返回北平，隨即在北方局劉少奇、彭真等的直接領導下從事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北平文化界救國會就是在他和許德珩、張申府等發(fā)起下成立的。

1936年2月15日，上海《大眾生活》雜志在第1卷第14期發(fā)表了趙梅生起草的《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第一次宣言》，宣言質問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政策，號召：“華北的民眾，全國的民眾，起來！趕快起來！抵抗敵人的侵略，救護我們的國家，收復我們的失地，爭取我們的自由！”

此后，中共北方特委又安排給他一項特殊的任務——到閻錫山參議張慕陶那里執(zhí)行“反間”任務。

七七事變前夕，趙梅生因肺病正在北平西山袁靜父親的別墅里養(yǎng)病�？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他帶病請求工作，于是他和袁靜被派往保定一帶開展工作。不久，他們夫婦二人因保定淪陷而失去組織關系。趙梅生和袁靜遂一同南下到了武漢，隨即在八路軍辦事處向中共長江局的董必武報到，以后就在董必武、王世英的領導下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

不久，他們與袁靜的姐夫葉楠（國民黨元老葉楚傖的公子，時任國民黨武漢市黨部委員）等人成立中國青年救亡協(xié)會，趙梅生任組織部長，并起草了宣言、組織簡章等。據(jù)當時擔任中共長江局青委書記的于光遠回憶說：當時葉、袁兩個家庭都積極靠攏中共黨組織，趙梅生也想盡快解決自己重新入黨的問題。1940年，趙梅生夫婦毅然決定前往當時無數(shù)愛國青年熱盼的抗日圣地延安。

在去延安之前，趙梅生還奉命與袁寶華在河南成立了河南青年救亡協(xié)會，并以第一戰(zhàn)區(qū)政治部政工大隊宣傳部指導員的身份從事統(tǒng)戰(zhàn)工作。1939年，經山西老鄉(xiāng)王世英和薄一波的介紹，趙梅生夫婦在流亡到陜西的閻錫山那里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翌年，趙梅生夫婦到了延安。

“搶救運動”中的悲劇

在延安，趙梅生、袁靜都被分配在陜北公學學習，畢業(yè)后也都被分配到慶陽隴東中學，趙梅生還擔任了副校長一職。

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后，由于王實味事件和“小廣播”現(xiàn)象的發(fā)生，整風進入了鋤奸和審干的過程。在康生主持的“搶救運動”中，從國統(tǒng)區(qū)來到延安，并且曾經有過被捕經歷的趙梅生和袁靜受到了懷疑。后來袁靜創(chuàng)作的秧歌劇《減租》也被康生視為“右傾”，加上袁靜的姐夫葉楠是當時國民黨中央的秘書長，于是兩個人的嫌疑更是重大。不久，趙梅生以開會的名義被調到延安接受審查，隨即失去自由。再后來，趙梅生與肖明等原來一些“緊急會議派”的成員皆遭到了逮捕。趙梅生蒙冤受屈，當時被關押在邊區(qū)保安處。由于趙梅生住的是新打的窯洞，一個窯洞里6個人都被潮濕弄出了病，趙梅生體質差些，肺結核轉成了腸結核，這在當時是醫(yī)術再高明的醫(yī)生也為之束手無策的，于是他于1944年病逝在那口窯洞里。

解放后的1951年，董必武曾指示中組部為趙梅生作出正確結論并立碑紀念，但因種種原因未能如愿。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經過反復核查，才對趙梅生的冤案予以平反昭雪，恢復其黨籍，后又被中共山西省委追認為烈士，并立碑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