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楊瓊，（天涯ID：溫柔幾刀），青年詩人，1976年生于海南黃流，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上世紀90年代起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與理論研究。作品有學術專著《作為治療的文學：關于文學藝術之醫(yī)學功能的人類學研究》、《西方文學主題漫筆》，學術論文集《為什么還要有文學》，詩集《獨行》，詩文集《上帝的眼淚》等。有《在哲學與巫術之間：淺說老子作為巫》、《為什么還要有文學治療》等論文十余篇在省級以上刊物發(fā)表。
人物成就
讀大學時，楊瓊就對“文學與治療”這一課題抱有濃厚的興趣，畢業(yè)論文《文學創(chuàng)作與治療：關于〈巴黎圣母院〉的一種解讀》被評為優(yōu)秀畢業(yè)論文。從2003年起，楊瓊在葉舒憲先生的指導下開始進行文學人類學研究，期間深入過少數名族地區(qū)和精神病醫(yī)院等區(qū)域進行材料收集和田野調查，其文學理論專著《作為治療的文學：關于文學藝術之醫(yī)學功能的人類學研究》歷時6年完成。葉舒憲先生欣然作序。
在《作為治療的文學：關于文學藝術之醫(yī)學功能的人類學研究》一書中，楊瓊首次提出了“文學治療學”的學科概念。并指出，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把對疾�。ú还苁巧砑膊∵�是心理疾病）的治療單純等同于客觀的、物理意義上的醫(yī)學治療，而忽視了文學藝術對患者（尤其是精神病患者）所具有的巨大的助療和康復作用。
《作為治療的文學：關于文學藝術之醫(yī)學功能的人類學研究》一書運用人類學的研究、解讀方法，從文學治療的發(fā)生學透視、文學的精神醫(yī)學原理、文學治療的類型（個案）研究、后現(xiàn)代語境中的文學治療、精神疾病的發(fā)病和治療及其它（臨床調查）等五個方面對文學藝術與疾病之關系、文學藝術對人類精神之療效作用、文學藝術在現(xiàn)代人生活中所充當的角色等方面進行梳理和闡述；論證了巫、醫(yī)、史（文）之文化精神在上古社會曾存在某種本質聯(lián)系，并指出了后世文學藝術與其之間的傳承關系；對文學藝術在當今社會所起到的精神生態(tài)作用也作了較為精辟的闡述；視角獨特、視野開闊。作品高度概括，內容涉及宗教學、民俗學、哲學、人類學、文學、敘事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繪畫、音樂等等諸種學科，所包含的學科內容不做單純的獨立成章的論述，而是各學科之間思想的滲透和整合；既有學術著作的理論深度，讀來又不覺得枯燥乏味，是一部較系統(tǒng)地研究文學藝術與精神治療之關系方面的學術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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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還要有文學治療
一、文學作為治療之傳統(tǒng)源遠流長
文學治療？乍聽起來是多么匪夷所思和令人費解，因為以往人們所認可的（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所謂的治療無疑便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治療，至多再加上十九世紀后期出現(xiàn)的心理學意義上的精神分析治療，文學說什么也難以讓人把它與“治療”聯(lián)系起來。然而事實是否如此呢？文學真的與“治療”毫無沾邊嗎？非也！盡管“文學治療”作為一種專業(yè)術語直至20世紀初才由加拿大著名文學理論家弗萊提出來，但“文學治療”作為一種現(xiàn)象卻自古以降就已有之。嚴格說來，“文學治療”與文學的產生一樣古老。甚至可以這樣說：文學的產生是人類精神需要“治療”的結果。
自古以降，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文學總會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說，沒有文學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誠然，這并非單純歸之為歷史之原因，毋寧說是不同時期人類精神生活的迫切需要。從史前巫術、宗教乃至作為巫術、宗教之儀式開始，其間伴隨著口頭文學的產生，以及其后形成的作為文學的詩、史，無不與醫(yī)（古者“醫(yī)”寫作“毉”）有著不可割斷的聯(lián)系。諸多的考古學的、民俗學的、人類學的研究表明，古者巫史、史巫、巫醫(yī)同源。如，“老子是巫師，對此《老子》與楚文化可以作證。”（參見拙文《在哲學與巫術之間：淺說老子作為巫》，《新東方》，2009年11期）更多的“證據”無疑坐實了文學與醫(yī)學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關系（關于巫史、史巫、巫醫(yī)同源及其與后世文學之間的關系，拙著《作為治療的文學：關于文學藝術之醫(yī)學功能的人類學研究》第一章有詳細論述）。換句話說就是，作為上古文化精英的巫史、史巫、巫醫(yī)不管是作為儀式，還是現(xiàn)實中對文化的操控，乃至調控人之心靈（靈魂）的神秘力量，其在后世哲學、文學藝術中仍見其清晰印跡�？梢哉f后世哲學、文學藝術傳承著這一思想精神，尤其是其對思想靈魂的治療精神。
一直以來，諸多文學家（思想家）都把文學當做是救國治民之大業(yè)或救己救人之首任。前者如曹丕之流云“蓋文章，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如魯迅“棄醫(yī)從文”背后之以文為醫(yī)來喚醒國民之“愚”；如《一千零一夜》之主人公山魯佐德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治愈國王之精神疾患來挽救國民者，盡管山魯佐德講故事的目的不過是為了自救來延長自己的生命，但她最初作出的勇敢而智慧的決定——主動要求陪伴國王——無疑看做是潛意識里為拯救國家和人民的象征，因為她有把握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完成自己的使命，并最終獲得勝利。此文學功能之一者�；蛟S，太多人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或閱讀——來達到自我完善、自我陶冶、乃至自我拯救或拯救他人的。畢竟，講救國救民者實屬少數，也只能是極少數。此為文學功能之二者。文學作為治療在這一層面上極其普遍。早在古希臘，赫西俄德就斷言：唱段可以使人“忘卻痛苦，醫(yī)治創(chuàng)傷”，無疑開啟了文學具有醫(yī)學之功能的先河。無獨有偶，在中國古代，人們也認為詩之本質功能具有醫(yī)藥之作用。如孔子言詩之 “興”、“觀”、“群”、“怨”，不僅表明了詩之認識功能，也為人們提供了詩所具有治療作用的心理暗示�！对姟りP雎》序孔穎達《正義》云：“《尚書》之u2018三風十愆，u2019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备苯诱f明了詩所具有的醫(yī)學功能。中國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俗語：“一個小丑進城，頂得上三車藥物。”闡明了喜劇表演所具有的醫(yī)療功能絕不亞于生物醫(yī)學。喜劇表演以其詼諧、幽默的語言形式進駐觀眾的思想和心靈，使其取消了日常生活的生理抑制而獲得一種情感愉悅。這種感受只有離開日常生活場所才能獲得，而在小孩身上尤其常見。用弗洛伊德的話來說就是，喜劇語言“以被社會接受的形式來使人沉湎于一種兒時的樂趣，即按照最初的程序對于詞語的一種游戲樂趣”，它“來自與夢同樣的語域，完全像詩歌和藝術創(chuàng)作那樣”。（[法]阿蘭·瓦尼埃：《精神分析學導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25頁）綜觀中西方文學史，中國如孔子、屈原、司馬遷、陶淵明、阮籍、嵇康、李白、李賀、蒲松齡、曹雪芹、魯迅、海子之流，西方如荷馬、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歌德、雨果、克爾凱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卡夫卡、川端康成之流，還有諸多諸如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梵·高、高更、蒙克、勞特雷特等音樂家或畫家，無不是文學作為治療的餞行者與受益者。
頗值一提的是，在眾多的文學藝術家當中，有相當部分本身就是棄醫(yī)從文或身兼兩職的，相當于尼采所說的“作為文化醫(yī)生的哲人”。如：《巨人傳》的作者拉伯雷（1494—1553年）又是里昂市立醫(yī)院的醫(yī)生；著名詩人濟慈（1795—1821年）身兼醫(yī)生和作家；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1860—1904年）曾從事臨床精神分析學；魯迅（1881—1936年）在從文之前，曾經就是醫(yī)生；郭沫若（1892—1978年）在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之前，也曾專攻醫(yī)學；等等。此外，身兼醫(yī)生、精神分析學家、作家于一身者也不在少數。如：弗洛伊德（1856—1939年）、榮格（1875—1961年）、阿德勒（1870—1937年）、霍蘭德（1927— ）等人。而身兼作家（藝術家）和患者于一身者就更常見了：米開朗琪羅（1475—1564年）、貝多芬（1770—1827年）、舒伯特（1797—1828年）、凡·高（1852—1890年）、荷爾德林（1770—1843年）、拜倫（1788—182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卡夫卡（1883—1924年）、川端康成（1899—1972年）、李賀（790—816年）、魯迅，等等。
在中國古典文學理論中，素有“詩言志”、“詩緣情”之說。一直以來，我們諸多研究文學理論的學者幾乎都把“志”和“情”局限在思想、意志或情志的范疇之內（誠然，這樣解釋并沒有完全錯誤），而忽略了創(chuàng)作者內心的抑郁、壓抑、彷徨，創(chuàng)作更多是出于自我治療的需要而完成的事實（除了那些把文學作為謀生手段，或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的“文人”之外）。就是說，作者創(chuàng)作出作品（不管是口頭的還是書寫的），一方面是自我思想的述說（此者相當于“志”）；另一方面是為了調節(jié)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間的沖突和張力，消除內心生活的障礙，維持身與心、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健康均衡關系，培養(yǎng)和滋養(yǎng)健全完滿的人性（葉舒憲：《文學治療的原理及實踐》，載《文藝研究》，1998年6月）（此者相當于“情”）。而后者才是最為關鍵的，也是創(chuàng)作者最終的目的。如司馬遷言“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是垂空文以自己”（事實上，他自己何嘗不也是這樣），如蒲松齡“發(fā)憤著書”而創(chuàng)作《聊齋志異》，如雨果為擺脫“婚外情”之苦惱而創(chuàng)作《巴黎圣母院》。更為甚者，如羅曼·羅蘭是這樣描述他寫《貝多芬傳》時的狀況的：絕非為了學術而作，“它是受傷而窒息的心靈底一支柱，在蘇生與振作之后感謝救主的”。而那些有意識去閱讀的讀者，或在醫(yī)生的指導下閱讀或傾聽的病人，其為了“治療”的目的就更為明顯了。因此，文學創(chuàng)作或欣賞（閱讀）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治療機制，即文學治療。
二、科學理性的一“神”崇拜與文學作為治療的缺席
在現(xiàn)代科學出現(xiàn)之前，文學與醫(yī)學及其他諸學科可以說是共同進步，共同發(fā)展的，就是說，文學與其他諸學科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并行不悖，各自占據著自己的生存空間�，F(xiàn)代意義上的科學發(fā)展至今不過300年，卻迅速成為理性時代的神話，成為人們生活中可以解決一切的無所不能的金箍棒。在科學理性的沖擊下，一切人文學科的創(chuàng)作和研究都被貼上“科學”的標簽，諸多被冠以非理性的諸如形而上的哲學（玄學）、文學藝術、宗教等學科理所當然地被請出了“巨人”的宴會廳，在瘋狂的世界里缺席了。
毫無疑問，在科學給人類帶來無以倫比的成就感與幸福感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諸多前所未有的難以解決的苦難�？茖W時代的一“神”崇拜，一方面導致了人文學科在與科技文明對話中成為羞澀的弱者；另一方面由于文學藝術地位之邊緣化，也間接導致了人類精神疾病的急劇增加。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直接導致了人類精神世界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焦慮與虛無。而近百年來所發(fā)生的環(huán)境災難、社會沖突、金融風暴與戰(zhàn)爭預警，等等，無疑加重了人們對這種焦慮與虛無感的恐懼�；浇绦叛龅娜笔В岵烧f：上帝死了），加上對科學信仰的缺乏信任甚或說土崩瓦解，人類的精神船只迷失在沒有導航燈的茫茫大海中。接踵而來的是對生命意義的重新追問，繼而懷疑、失望、迷茫。據統(tǒng)計，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內，全球的精神病患者比人類有史以來的精神病患者總數還要多，為忍受不了精神折磨而自殺的人無從計算，我們只要查看各個時期的報刊雜志和各種歷史資料，就可得出結論。這無疑是科學代替宗教、哲學、文學藝術乃至一切成為主宰人類生活的全部后的可惡的結果。人類創(chuàng)造了科學，反過來又被科學所累，二十世紀以來所發(fā)生的一系列災難無疑是對人類這種畫地為牢的做法的最大嘲諷。
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告訴我們，在我們認知到什么是剛強、光彩與榮耀時，也不要放棄與其相對立的一方面，反而要堅持退守它的柔弱、沉默與卑下，這樣才能做到常（恒）“德”（善、勝）�！独献印吩疲�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圣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老子》第二十八章）
可見，理性時代的人們行事并不“理性”�？v觀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像以往一樣以理性（此理性非科學理性）的態(tài)度進行創(chuàng)作的并不多見。文學領域的象征主義、意識流、荒誕派、黑色幽默，等等；通過一系列離奇的筆法，以全新的文學樣式表達了人對這荒誕、虛無世界的瞬時感受。尤其是二十世紀末期至今，西方文學出現(xiàn)了一個難得的轉向。古老的、神的、宗教的、民俗的聲音越來越響，從《尤利西斯》到《塞萊斯庭預言》，從《寂靜的知識：巫師與人類學家的對話》到《哈利·波特》，從《指環(huán)王》（即《魔戒》）到《達·芬奇密碼》，等等，作品中作者的聲音被隱蔽了，更多的是一種神或者替神在說話的聲音。這些作品都能都獲得眾多讀者的青睞，甚至成為久居榜首的暢銷書，原因何在？作者是以怎樣的手段來捕獲讀者的心的？小說能吸引我們的秘密武器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問題成為眾多讀者甚至專家亟待解決的問題。我想，這些作品之所以“流行”，無非就是把現(xiàn)代科學理性扶助起來的“人”的權威推翻，重構起傳統(tǒng)文學的古典神話（神圣）空間，直接承繼了《荷馬史詩》、《神曲》、《浮士德》，乃至像雨果的作品這樣的一種對古典神話（神圣）的描述。這種古典神話的重述才符合人們心靈深處對“偶像”的旨趣。所以，21世紀的人要對馬克思和尼采說：神又復活了。（葉舒憲：《神話意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9頁。）
其他人文學科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偠灾�，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學藝術，擯棄了技術理性所追逐的狂熱的樂園，紛紛逃往一片荒蕪的毫無人煙的土地，舉起反抗虛無的旗幟，捍衛(wèi)著各自領域的尊嚴，用無比激情的語言宣泄著內心世界的孤獨與陰郁。
只要是稍有對醫(yī)學史或傳統(tǒng)醫(yī)學知識甚或文化史、思想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文學作為治療的功能在傳統(tǒng)醫(yī)學實踐中是得到廣泛應用的，尤其是在治療心理疾患方面。然而，十九世紀以來，現(xiàn)代醫(yī)學的誕生與發(fā)展以及在臨床應用中，從根本上剔除了傳統(tǒng)醫(yī)學中的非理性成分，使得“治療”停留在純粹技術的層面上，即便是在現(xiàn)代科學的溫床上誕生的精神分析學，其治療也是依據科學的、“實證的”方式進行。傳統(tǒng)醫(yī)學的語言功能發(fā)生了根本性轉變，醫(yī)生這一職業(yè)在古代社會所具有的某種神圣的、神秘的甚或宗教的職能在今天技術醫(yī)生身上消失殆盡。這儼然是對技術理性的盲目崇拜所導致的結果。
三、時代之精神狀況呼喚文學治療
沒有那個時代比我們現(xiàn)在更需要文學治療了。這是由三百年科學技術發(fā)展史所造成的后果與文學的本質功能所決定的。事實上，文學的本來功能——文學作為健全人之身心人格的治療的功能——的喪失，除了與科學理性的過分囂張有關之外，還與我們諸多教授文學理論甚或文學史的老師有關。作為解讀文學理論和傳授文學知識的先生們，他們不是追根溯源去探究文學的本質，或與時俱進地研究文學在時代之精神狀況下的新的歷史使命，而是至今還抱著過去的，尤其是前蘇聯(lián)時代的教科書不放，把文學的功能局限在認識、教化、美育等目的論的范疇之內，從而忽略甚至僵化了文學作為滋養(yǎng)人之身心人格、培養(yǎng)健康均衡關系的醫(yī)學功能這種特性，而這種特性恰好是文學所固有的最本質的功能。
一直以來，我們閱讀與寫作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自身心靈的需要，毋寧說是為了提高或掌握某種實用的知識和技能，進而利用這種知識和技能來為自己設想的理想前程做鋪墊。時至今日，我們所學的知識更多的是科學的知識，是能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知識，是能體現(xiàn)自身社會（權力）價值的知識。可以毫無膽怯地說，現(xiàn)在的所謂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充其量只能算是有知識沒文化的為生存而存在的工具。本雅明稱之為“無教養(yǎng)的文明”。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務實的時代，知識成為財富和權力的象征。一個人所擁有的知識體系不再是個人的知識構成本身，而是這種知識能給社會創(chuàng)造多少物質財富，進而為自己帶來多少實際利潤；因此，傳統(tǒng)的文史哲等諸種與心靈最為接近的學科逐漸被排擠而成為邊緣學科，乃至被束之高閣，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而社會上所流行的文學樣式正好是那些符合大眾口味的、瞬時即逝的、不需要過多用“腦”的快餐文化，諸如青春文學、娛樂新聞、花邊信息，以及一些社會動態(tài)，等等。而近年來鋪天蓋地而來的網絡文學，大有占據主流文學之勢頭，因為其正迎合著“既富足又空虛，既忙碌又無所事事，既饑餓又消化不良”（尼采語）的當下人們之精神生活的胃口。殊不知，這些缺少象征、缺少敘事、缺少滋養(yǎng)人之身心人格健康之信息的所謂的文學，不過是人類精神健康的慢性殺手，直至我們徹底喪失了健康，卻還在鼓掌為它的“流行”與“發(fā)展”叫好。誠然，以上所關注的這些知識多少是有些實用的，更適合人們在茶飯之余的調侃。
我們知道，一個健全的生命體是由一具完好無缺的生理軀體和一個健康的靈魂（即精神）所構成的（以現(xiàn)代心理學的標準，還要加上一條，即人作為社會[文化]動物所應具有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相處的能力，其專業(yè)術語謂：人的“社會尺度”）。人的生命就像一臺正在運轉的機器，作為生理機能的軀體就是機器的零件，作為靈魂的精神就是讓機器運轉的油料。有了健康的精神狀況，人之生命才可謂完整；就像有了油料，機器才能正常運轉一樣。而人之精神（靈魂）的飽滿要靠什么來滋養(yǎng)呢？靠的不是科學理性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物質手段，即便科學理性如何發(fā)達也無濟于事，靈魂依然一如既往地以文學藝術為養(yǎng)料�？茖W理性可以檢查并治療生理機能的不適，卻永遠無法讓創(chuàng)傷失衡的靈魂回歸寧靜，至多能從生理機能上控制其病癥的進一步惡化。說到底，生命的支柱是精神性的。誠如阿恩海姆所說：
實際上，人類存在從本質上說是精神的而非是物理的。物理的事物是作為精神性的經驗而對我們產生影響的。畢竟，物理意義時光內的成功或失敗最終只是根據其對當事者心靈的作用來決定的。自由的丟失，財產的喪失，乃至物理的傷害，都是作為精神方面的感受而傳達到人的。（[美]阿恩海姆：《藝術心理學新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353頁）
從時下音樂、電影、繪畫、文學敘事在心理治療上的應用之重要程度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得知，文學藝術的醫(yī)學功能更多地被應用于精神病理學的臨床實踐。尤其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掀起的敘事治療，更讓我們看到了傳統(tǒng)文學之醫(yī)學功能被重新啟用的曙光。我們期望這一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的心理治療手段能引起更多人的重視，并被應用到實踐當中去。誠然，科學理性不可能終結，我們要做的是從教育體制和意識形態(tài)上重新定位文學藝術，充分重視并改變其在世俗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那些陪伴我們從小成長的古老的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要知道那些“故事”都是過去沒有文化或不識字的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并能形成自己的教養(yǎng)的知識啊，如今都被“新聞”——當天的、或近期瑣碎的傳聞給替代了。而更多時候，人們對自我沉醉于文學世界里的遐想，對傾聽一個“不切實際”的神話傳說、一個寓言、一個民間故事，甚或對宗教的冥想，等等，所獲得的精神愉悅和美的感受，遠比在理性的范圍之內思考或獲得物質上的獎賞更能令人心曠神怡、平和寧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個時代所提出的某種“口號”、倡導的某種“思想”，同時也表明了這種“口號”或“思想”之本質根底正在動搖或處于危險當中。老子說得好：“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保ā独献印返诙拢�
或許時下我們言“文學治療”太過于抽象，或許我們用于“治療”的文學知識太過玄乎，但是，只要我們了解前人是如何讀書的，便知“玄乎”的知識并不玄乎。說到底，現(xiàn)代人是被一種過于“實際”、“求利”的思想意識所“蔽”，猶如一個盜墓者被眼前的金銀珠寶所誘惑，卻忽視了主人可能在墓里設置的重重機關。進一步說，這種“蔽”就是被物質享受的欲望麻痹了的“文明病”，是劉向所說的“愚”。二千年前，當人們問應該如何棄“愚”時？劉向說：讀書，“書尤藥也，善讀可以醫(yī)愚”。如今，我們也可以借助劉向的話對仍然處在現(xiàn)代“文明病”之“蔽”中的人們這樣說：書尤藥也，善讀可以解“蔽”。因此，弗萊警告人們“不應忽視在如今這個瘋狂的世界里，文學及其他的藝術所具有的巨大的助人康復的力量”。（[加拿大]弗 萊：《文學的療效》，載《通俗文學評論》，1998年第2期）阿恩海姆也建議：
用藝術來進行治療，遠不應將它作為藝術的一個繼子對待，而可以認為它是一個典范，它有助于使藝術又回到更富有成效的態(tài)度上去。（[美]阿恩海姆：《藝術心理學新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353頁）
我們這個時代太需要文學治療了，而重建文學的精神生態(tài)空間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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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父親·那間破屋
父親在房頂上翻著那些破爛的瓦片，
熟練卻有些遲鈍的雙手，
天氣不算冷，父親卻穿上
我多年前給他買但一直沒穿的暖衣。
在這個村莊里，那些最早被喚醒的生靈，
父親也和它們一樣早起，
這時，東方還沒有放出第一道晴光，
我還在夢中，父親的腳步來回劃著彎曲的弧。
睡意在我的床頭露出冷森森的笑，
那扇門，還有房頂開著的暗淡的天窗，
拉長著臉，一起嘲笑被父親提早喚起的黎明，
在這黑暗中，父親是我永久的依靠。
最終，黑暗還是被這村莊的沸騰沖走，
天空泛著暗淡的白，南國依然還很陰沉，
這年冬天沒有太陽，全國到處在鬧雪災，
厚皮樹上掛著的晶狀露珠在冒著霜氣。
父親在房頂上翻著那些破爛的瓦片，
我往返在混泥土和屋頂之間，
雙手上漸漸浮起的紫紅的血泡，
我偷偷跑到暗處把淚痕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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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先師余虹先生
“自殺不易，活著更難”。這就是您為自己
設定的一個人的百年？盡管我無法說服自己
接受您的選擇，但我始終認同了活著比自殺
更為不易的事實。生存之不易的形而上的
沉思變得有些令人難以承受，您的深思熟慮
抑或孤注一擲并沒有給您帶來意外的幸福。
郁抑癥？失眠？世人不太相信一個
睿智的思想者會患上如此嚴重的精神疾患，
然而，您的思想才是您精神的不可承受之重，
你需要通過秉燭夜思來打發(fā)那些
令您不堪重負的時間。您是在思想上
自我流放的俄狄甫斯，謬斯的歌唱并沒有
能根治您深沉的憂郁。如今，
我不得不替您質問：從零度開始的寫作，
能不能再次扮演健全人之身心人格的角色？
文藝的精神醫(yī)學功能何處可覓？……
創(chuàng)作何為？我聽見老太太說：您讀壞了書！
這無不道理啊。在這思想貧乏的時代，
您是一個拓荒者，卻把自己捆綁在
荒蕪的世界里接受世人的審判，只有
您知道：您離自身存在的世界越來越近，
卻離他人的世界越來越遠。在生存的另一端，
從此遠離喧囂——您徹底獲得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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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意義
我何所求？
你就近在咫尺，
我何所懼？
我在說瘋語，
我執(zhí)意傾吐，
那是多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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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子
在還是一個混沌的時候
走了，提前走了——
只在我心中留下一座
潔白的紀念碑。
孩子——多么純潔的概念，
像圣徒的祈禱，
在最黑暗的時空里
也能閃亮。
如果？如果這片土地種不下
一粒種子，那么……
那么，一定是我們的世界
積淀了太多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