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和姐弟共三人。姐姐是老大，出嫁較早。弟弟叫秉平，比秉和小兩歲。他九歲那年和弟弟一起到縣城里的小學上學。秉和天資聰穎，勤奮好學，深得老師和同學的喜歡。他十一歲那年（1924年），母親不幸病逝。1928年初冬，秉和十五歲，吳忠地區(qū)土匪楊老三竄擾鹽池縣，無辜殺害了他的父親。家中能值線的東西被搶劫一空。秉和被迫輟學。

秉和在父母雙亡的情況下，被三伯父聶繼善收養(yǎng)。當時聶繼善正擔任鹽池縣保衛(wèi)團團總，封建家教十分嚴厲。秉和從自己這個封建家庭的“死而不僵”中，清楚地認識到了剝削階級的貪婪、腐朽和虛偽。也就在這一年，三伯父為了振興家業(yè)，送秉和到吳忠堡的一家大字號“謙益店”去學做生意，一去四年有余。

1931年，秉和的家中又發(fā)生了較大的變故。5月，蘇雨生（原為包頭一帶土匪，1929年被馮玉祥收編）、高廣仁（國民黨在陜北的小軍閥頭目之一）合股千余人，從定邊出發(fā)，欲進攻寧夏。路過鹽池，將兩年內連任過預旺、鹽兩縣縣長，又剛剛卸任回家不久的聶繼善挾持至寧夏。后高廣仁部被馬鴻賓全殲，蘇雨生部敗逃綏遠（今呼和浩特一帶），聶繼善在戰(zhàn)亂中被馬鴻逵的三叔父“三草包”馬福壽所殺。聶繼善一子夭亡，留下一孫尚年幼，家事無人照管。于是，三伯母馬氏將秉和從吳忠調回來，為其操持家務。

三伯父死后，四處的債主相繼來要帳。家中的三連子駱駝與商店等主要財產都先后抵了債，只剩下城內幾十間空房。在為伯母慘淡經營家務的幾年中，秉和進一步看清了剝削階級之間爾虞我詐，相互傾軋的反動本質，看清了舊社會的腐朽與黑暗。秉和正值二十來歲，血氣方剛，一種推翻舊社會，建立一個新型社會的思想，在他的腦海中開始萌生。當時，鹽池有一個思想進步的中年人叫韓寶善（很多人猜測是中共地下黨員），在商務會當“小寫”（文書），與秉和過從甚密，對他在思想方面的幫助也最大。加上中國共產黨在陜北革命的影響，使他較早地對共產黨及紅軍有了正確的認識。

1936年6月21日，西征紅軍解放了秉和的家鄉(xiāng)鹽池縣。紅軍一進城，秉和就在韓寶善的帶領下，去找紅軍十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同志，要求參加革命工作。他首先帶頭將自己家中的二十多間房屋及全部財產捐獻出來，分給貧苦市民。并向紅軍部隊首長詳細匯報了鹽池各階層的情況。部隊黨組織對這位熱情旺盛的革命青年很信任，讓他擔任了鹽池縣革命委員會的民政委員。從此，秉和積極參加打土豪，分田地，為紅軍部隊籌糧草，投入了忘我的革命工作之中。

鹽池剛解放，有的土豪劣紳不甘心失敗，妄圖復辟變天。原國民黨商會會長秦潤堂與教育局長顏生光密謀策劃，派人向馬鴻逵遞送情報，請求馬派兵襲擊鹽池。在公審秦、顏的大會上，有人活動一些不懂政策的群眾，要求對這兩人“寬大”處理。顏生光是秉和的姑父。秉和同志以革命大義為重，不講私情，毅然上臺揭露秦、顏的罪行，堅決支持軍管會對秦、顏的懲處。他的堅定的革命立場，受到了群眾的贊揚，至今傳為佳話。

1936年7月，秉和與韓寶善、原子美等二十多人，跟隨唐天際主任到剛解放不久的預旺縣開展抗日宣傳工作。在預旺成立了一個“停戰(zhàn)抗日促進會”，韓寶善任會長，聶秉和、謝戩谷二人任副會長。預旺縣是個回民聚居地區(qū)，“促進會”在該地大力宣傳紅軍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和習俗的政策，向馬鴻逵的部下宣傳停止內戰(zhàn)，槍口對外，抗日救國的道理，并為紅軍籌糧捐款，支援前線。

之后，秉和同志一直跟隨著紅軍部隊轉戰(zhàn)南北，緊張工作，離開家鄉(xiāng)八九年，竟然沒顧得給家中親人寫一封書信。

1937年10月，秉和在山西五臺抗日前線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0年至1943年，他在轉戰(zhàn)太行山區(qū)的八路軍一二九師新一旅先后擔任生產、民運科長，并為新一旅黨組織直總支委，在抗日戰(zhàn)爭的炮火林中整整滾過了七個春秋。1944年春，組織選派秉和到中央黨校學習。他由晉冀魯豫邊區(qū)的邢臺地區(qū)，跟隨抗大總校回到革命圣地延安。

1945年秉和在中央黨校畢業(yè)之后，因為他對馬鴻逵統(tǒng)治的銀川、吳忠等地比較熟悉，那里還有他的一些親朋故友，利于工作，所以組織上分配他回到三邊地委搞統(tǒng)戰(zhàn)工作，回來后，他多半的時間是在接近馬管區(qū)的鹽池縣紅井子據點活動，以便多掌握一些敵人的情況。

1947年，寧夏的馬鴻逵部奉蔣介石命令配合胡宗南向我陜甘寧邊區(qū)發(fā)起大規(guī)模進攻。由于敵眾我寡，3月24日，我解放了十二年的鹽池縣城終于又淪陷敵手。在我縣干部、警衛(wèi)隊戰(zhàn)士及民兵撤退的過程中，富有戰(zhàn)斗經驗的秉和同志，自然而然地成了隊伍中的指揮人物。他臨危不懼，冷靜沉著，指揮著大家有秩序地安全轉移，減少了不必要的損失。

1947年8月，上級命令秉和同志擔任鹽池縣副縣長職務，后又兼游擊四大隊大隊長。他和縣委、政府的其他領導同志一起，領導和指揮本縣游擊隊、武工隊，經過三年艱苦的游擊戰(zhàn)爭，終于迎來了鹽池的光復，寧夏的解放。他在游擊戰(zhàn)爭年月里的那種熱愛同志，沖鋒陷陣，艱苦樸素，聯(lián)系群眾的優(yōu)秀品質，至今一些老同志仍然記憶猶新。

秉和同志是指揮員，身體又不好，所以上級給他配備一匹戰(zhàn)馬。但在行軍過程中，他的戰(zhàn)馬大多數時間都在傷病員或者被稱作“小鬼”的小戰(zhàn)士們胯下，自己很少騎。同志們勸他騎馬，他總是淡淡一笑說：“我多步行一些，可以鍛煉身體；讓傷兵員多騎一些，可以早點恢復體力。豈不都有好處！”

在戰(zhàn)場上，秉和同志常常身先士卒，表現(xiàn)得很勇敢。1948年在狼兒溝襲擊清鄉(xiāng)團的戰(zhàn)斗中，夜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敵人憑借村莊的隱蔽向我游擊隊瘋狂射擊。秉和同志在夜幕掩護下，帶頭沖入敵陣，經過一陣激烈戰(zhàn)斗，敵人丟盔棄甲狼狽逃竄。在另一次戰(zhàn)斗中，他一個人就俘虜了三個敵人。

秉和同志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他雖然是縣政府和游擊隊的領導人，但每次分配衣服、鞋襪等物品時，都要把質量好的搭配給戰(zhàn)士們和其他干部同志。而他本人卻經常穿著一身打補丁的灰布軍裝，隨身攜帶著針線包，爛了自己再補。在戰(zhàn)爭年代，游擊隊的生活十分艱苦，大家常常忍饑挨渴。至于肉、面之類好吃的，更是很少能見到。有時候，秉和帶一兩個人出去執(zhí)行任務，到了老鄉(xiāng)家中，根據地的老百姓總想給這位樸素、和藹可親的縣長做點好吃的改善生活。每當這個時候，秉和立即加以制止，不讓老百姓為自己破費，只讓做黃米飯。時間一長，有的干部對秉和有了意見，但秉和總是耐心地向同志們解釋：“戰(zhàn)爭把鄉(xiāng)親們搞得都很苦，我們怎么能再給他們增加負擔？搞特殊化是會脫離群眾的呀！”他的話對大家教育很深。

1949年8月，秉和擔任了鹽池縣縣長。1950年1月又調任同心縣縣長。一次他的一個侄子去看望他，并帶著祖父時的帳簿，準備順便到同心地區(qū)討帳。秉和聽了，嚴厲的批評侄兒說：“祖父的舊帳，帶有剝削的性質，如今解放了，那些陳年老帳怎么還能要呢？你馬上把帳本燒掉！”侄兒聽了他的話，當場將祖父留下的帳簿投入火中。

由于長期的艱苦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給秉和造成了嚴重的胃病，但他仍然帶病堅持工作，仍然是那樣一絲不茍。終因勞累過度，病情急劇惡化。當時的醫(yī)療條件很差。1950年9月，寧夏人民政府派人將秉和送往北京就醫(yī)，渡船行至寧夏石嘴山時，秉和同志不幸溘然長逝，年僅3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