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六年(1836年)，在鴉片輸入日愈增長，白銀大量外流，銀價有增無減的情況下，時任太常寺少卿的許乃濟于這年四月二十七日向道光帝上《鴉片例禁愈嚴(yán)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提出了馳禁論的主張。許乃濟的這個奏折公開后，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官吏的很大反響。許多人表示反對。

道光十六年（1836）十月，袁玉麟向道光皇帝上疏《議開鴉片禁例有妨國計民生折》。他說，馳禁論“聊為茍且塞責(zé)，其弊遂至無窮”，是不可取的；禁止官員、士子、兵丁吸食，而不禁小民吸食，不僅無法做到，而且破壞了政令的統(tǒng)一，遺患更大。

至于征收鴉片入口稅，每年不過十至二十萬兩稅銀，于國課無補，反而見小利而傷大體，得不償失。一旦弛禁，吸食者會越來越多，鴉片之進(jìn)口也會越來越多，白銀之外流因之而增多。至于允許內(nèi)地栽種罌粟，必將導(dǎo)致無知小民棄農(nóng)趨利，膏腴之區(qū)盡化為鴉片之壤。

袁玉麟一針見血，把鴉片合法化“見小利而傷大體，得不償失”的問題，剖析得透徹，從而也加強朝廷的政策，繼續(xù)厲行查禁鴉片。1838年年11月，道光皇帝采納袁玉麟等的禁煙主張，同時懲罰弛禁論者，許乃濟被降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