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若熱·亞馬多1912年8月10日生于巴伊亞州的伊塔布納市，1931年發(fā)表處女作《狂歡節(jié)之國》，
1933年因發(fā)表以可可種植園農(nóng)民的苦難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可可》一舉成名。1936年起由于參加進步政治運動多次被捕入獄，后流亡國外，1952年回國后專事寫作，1961年當選為巴西文學院院士，5年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若熱·亞馬多在近70年的文學生涯中創(chuàng)作了30多部長篇和短篇小說，以及詩歌、散文。其作品被譯成49種文字，在55個國家出版。其中他在1958年寫的長篇小說《加布里埃拉、康乃馨和桂皮》最為著名，被譯成30種文字。他在其作品中反映了巴西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創(chuàng)造了500多個生動的人物形象，其中不少人物在巴西家喻戶曉。他的作品給巴西電影和電視劇提供了豐富的題材，至今仍不斷有根據(jù)他的作品改編的電視劇搬上熒屏，很受觀眾歡迎。
主要作品
《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大埋伏》、《加布里埃拉、康乃馨和桂皮》、《可可》等。
中國情緣
巴西對于中國人，熟悉而又陌生。熟悉是因為近年來中巴貿(mào)易關(guān)系越發(fā)緊密；陌生是因為國度遙遠。但是，其實早在50年代初，巴西著名作家若熱·亞馬多就開啟了中國讀者了解巴西文學以及巴西社會的大門。
在巴西東北部的薩爾瓦多的歷史中心里，一個狹窄陡峭的鵝卵石街道旁，有一棟藍色的矮層樓房，上書“亞馬多之家”文化基金會。走進這所建筑，里面全是巴西當代著名作家若熱·亞馬多的書稿印記。在一本紀念亞馬多誕辰百年所整理的亞馬多自己寫的回憶錄里，記者偶然翻到了一頁，寫著“北京，1987”。文章里，亞馬多提到了關(guān)于他的小說《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的中文譯本（范維信翻譯）和英文譯本的看法。他說：“這兩本譯本我都非常喜歡。英文版本的歷史感更重，而中文版則更為浪漫�！�
一時間，亞馬多和中國的距離拉近了�；饡撠熑烁ダ雅扛嬖V記者，亞馬多一生去過中國三次，還在巴西報刊上發(fā)表了對中國的觀感和贊美的文章。她說：“他去了（中國），拍了很多照片，還寫了文章。我們現(xiàn)在有很多他在中國的照片，但是我們沒有照片的出處，可能是時間太長丟失了。”
在亞馬多愛人澤莉亞的《冬天的花園》這本回憶錄中，記下了她和亞馬多的一次從東歐，經(jīng)蘇聯(lián)再到中國的旅行。書中提到，他們來到中國，在作家大會上與郭沫若、茅盾、艾青相識。那年，亞馬多獲得“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中國政府向他贈送了齊白石大師的代表作《和平》。亞馬多最敬愛的畫家就是齊白石，他自己還又買了他的一幅作品。澤莉亞在書中提到：后來我們又邀請齊白石來酒店共進午餐，他準時出現(xiàn)在餐廳，穿了一件灰色的長中山裝，手捋長須，高貴的大師氣質(zhì)讓我印象深刻。
這就是亞馬多，熱愛旅行，愛交朋友。弗拉佳在進入基金會工作前就和亞馬多是朋友，她在回憶亞馬多時就說：“他是一個樂于助人、開放的、也很風趣的人，巴伊亞有句話叫u2018滿滿的家u2019，就是指這家人總是非常樂于助人，善于結(jié)交朋友。亞馬多就是這樣的�！�
1912年亞馬多出生在巴伊亞州的伊塔布納鎮(zhèn)。18歲就寫下第一部小說《狂歡節(jié)之國》。他被稱為“百萬書翁”，一生創(chuàng)作了20余部中長篇小說，還有詩歌、傳記、劇本等。他的作品被翻譯成49種文字在55個國家出版，許多曾被拍成電影。有人說，他的小說能讓你讀懂巴西人，因為他是“人民的作家”。
弗拉佳：“我認為透過亞馬多的小說，能看到一些巴西的真實情況，看到巴西的靈魂，特別是東北部的靈魂。巴伊亞位于東北部，在這里誕生了巴西，巴伊亞是巴西的搖籃，航海家在這里第一次登陸，在這里建立起了巴西文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亞馬多把這些東西都融入到了他的書里�！�
早在1953年和1956年，亞馬多的三部小說《無邊的土地》、《圣若熱·多斯·伊列烏斯》（中譯名《黃金果的土地》）和《紅色的種植地》（中譯名《饑餓的道路》）就被引進中國，之后在80、90年代，又陸續(xù)有10部小說被譯成中文。而這些中文譯本也都被收錄在亞馬多之家文化基金會里。無疑，他是讓中國讀者加深對巴西社會和巴西文學的了解的功臣，比如第一部走進中國的《無邊的土地》，就是他一系列描寫巴伊亞南部可可農(nóng)悲慘的生活狀況的作品之一。
弗拉佳一直在搜集各種關(guān)于亞馬多的作品、生活日記、照片、相關(guān)報道等等，在基金會里這些東西都按照國家分類羅列。有來自俄羅斯的報紙剪報、各種語言版本的亞馬多的小說、亞馬多所獲的獎?wù)隆嗰R多作品改編而成的音像資料。在這個亞馬多的寶庫里，弗拉佳感受到：“他的溝通圈子很大，不僅是國內(nèi)，而是和各個國家，縱觀他的一生，他的朋友遍布世界，這也是他一生都在努力做的事情。他一直都在和各個國家交流。而且在很多重要的時刻，他都親臨現(xiàn)場，這一點令人印象深刻，他就像是一個世界公民。”
“亞馬多之家”文化基金會是1986年時任總統(tǒng)薩爾內(nèi)批準成立的，直到今天，基金會入口還寫著“為了和平，請你進來”的箴言。在過去25年的時間里，亞馬多及其家人將他的所有書籍、日記、回憶錄、照片都贈予基金會，而他的國內(nèi)外朋友們，將自己擁有的和亞馬多相關(guān)的書籍作品留在基金會作為紀念。離開基金會前，弗拉佳女士還希望能夠通過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找到一些認識亞馬多，或是亞馬多中文作品的翻譯者，為他們還原更多關(guān)于亞馬多的點滴畫面。
書寫真實的奇跡
《奇跡之篷》
在巴西，若熱·亞馬多的名字可謂家喻戶曉。從1931年出版第一部小說《狂歡節(jié)的國度》到2001年去世，在長達70年的文學生涯中，亞馬多創(chuàng)作了包括小說、戲劇、詩歌、傳記在內(nèi)的30余部作品，深受巴西國內(nèi)外讀者的喜愛。與此同時，他也是與中國結(jié)緣最深的巴西作家。早在1952年，亞馬多便應(yīng)邀來過中國。1953年，其代表作《無邊的土地》中文版問世，并于1958年、1992年兩度再版。迄今為止，亞馬多的作品已有15本被譯成中文，是拉美作家群體中當之無愧的巴西代表。
作為曾經(jīng)最暢銷的作家，亞馬多在巴西文學評論界一直飽受爭議。贊揚者稱他的作品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巴西現(xiàn)實，筆下人物豐富生動，充滿生活氣息；批評者則認為其創(chuàng)作膚淺冗長，人物過于臉譜化，情節(jié)描寫也常常重復(fù)。不僅如此，亞馬多小說中鮮明的政治傾向也一直是各陣營爭論的焦點。對于評論界的各種評價，亞馬多通常并不在乎，甚至坦言自己的作品缺乏“深刻”的內(nèi)涵，并自視為一名不太具有想象力的作家。但是，無論評論界還是亞馬多本人，都非常強調(diào)其虛構(gòu)作品與社會歷史的緊密聯(lián)系。從發(fā)表處女作《狂歡節(jié)的國度》開始，亞馬多的名字就一直與“見證”、“紀錄”、“現(xiàn)實”等詞匯聯(lián)系在一起。在第二本小說《可可》的題記中，這名巴伊亞小說家更是直接表明自己對真實的追求：“我力圖在這本書中，用最低限度的文學性與最高限度的真實性，來講述巴西巴伊亞州南部可可莊園工人的生活�！笨梢哉f，無論是其早期作品《儒比阿巴》(中譯《拳王的覺醒》)、《無邊的土地》還是后期的《加布里埃拉》《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亞馬多的文學創(chuàng)作都根植于巴伊亞州的歷史與傳統(tǒng)，在展現(xiàn)地方風俗的同時針砭時弊，在真實的社會背景中進行創(chuàng)作。
因此，無論在巴西國內(nèi)還是國外，學界對亞馬多作品中蘊含的社會學人類學元素都非常重視，并將之視為巴西特定時期的歷史見證。而國外的普通讀者也都將亞馬多的作品看作一扇了解巴西的大門，深受其中異域風情與文化特色的吸引�？梢哉f，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亞馬多向世界呈現(xiàn)了巴西。盡管這個巴西有一定的虛構(gòu)成分，卻從未遠離過現(xiàn)實的基石。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奇跡之篷》在亞馬多小說中占有獨一無二的地位。這部作品出版于1968年，從很多方面來看，它都并非亞馬多隨意創(chuàng)造的一部小說，而是巴伊亞社會發(fā)展的如實記錄。也許對于國外讀者而言，它更像一則不可思議的傳奇故事，充滿了神秘、冒險與奇思妙想；但倘若了解巴西歷史，倘若生活在巴伊亞，就會發(fā)現(xiàn)書中的一切都如此熟悉，甚至難以分辨小說與現(xiàn)實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在小說里，亞馬多對影響巴西身份建構(gòu)的兩個重要話題——種族融合與民主進程——進行了探討，在回溯歷史的同時，也以巴西知識分子特有的斗爭姿態(tài)，參與構(gòu)建了新的歷史進程。
《奇跡之篷》的敘述在兩個層面分別展開，相互穿插。第一個層面是主人公佩德羅·阿爾杉茹捍衛(wèi)種族融合的斗爭，第二個層面是阿爾杉茹誕辰100周年的紀念活動。對于兩個層面的時間選擇，亞馬多都有著精準的把握。第一個故事開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于1943年阿爾杉茹去世時結(jié)束。第二個故事則發(fā)生在1968年的軍政府獨裁時期，也就是這本小說出版的前一年。
葡萄牙殖民與奴隸制度一直被認為是巴西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源，而亞馬多所在的薩爾瓦多因為曾是非洲貿(mào)易的中心，各種矛盾也顯得更為尖銳。由于巴西1888年才廢除歷時3世紀之久的奴隸制度，20世紀初期許多知識分子仍將大批黑人與混血兒視為低等種族，將巴西在文化上的落后歸咎于混血與種族融合。甚至當亞馬多發(fā)表處女作《狂歡節(jié)的國度》(1931)時，也在作品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除了文化上的偏見之外，政府當局也將非洲宗教等集會形式視為政治上的不穩(wěn)定因素，認為這些黑人、窮人、卡波埃拉拳師極有可能從事顛覆政權(quán)的革命活動，從而頒布法令，對非洲宗教進行鎮(zhèn)壓，逮捕迫害相關(guān)人員。《奇跡之篷》的故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的。為了能夠更好地還原歷史，小說中的相關(guān)描寫在很大程度上依照了歷史記載或者民間傳說：比如書中提到“非洲使團”阿佛謝(即狂歡節(jié)期間坎東布雷的節(jié)日游行隊伍)確實是第一個走上街頭的阿佛謝，“非洲沼澤”阿佛謝也真實存在，作者引用的許多歌謠也都來自于民間創(chuàng)作，胖子佩德里托與圣父普羅考皮奧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更不用說書中關(guān)于坎東布雷宗教儀式、非洲諸神奧里沙以及巴伊亞美食的精確描繪。
不僅如此，小說最重要的兩個人物——主人公佩德羅·阿爾杉茹與種族主義者尼祿·阿爾格魯——也都有其歷史原型，分別是曼努埃爾·格里諾(1851-1923)與尼納·羅德里格斯(1862-1906)。作為一名非洲后裔，曼努埃爾·格里諾不僅是畫家、作家、廢奴主義者，更是一位研究非洲文化的人類學先驅(qū)。尼納·羅德里格斯則像小說里的尼祿·阿爾格魯一樣，是一名法醫(yī)學家、精神病醫(yī)生、巴伊亞醫(yī)學院教授。從各個層面上看，阿爾杉茹與阿爾格魯?shù)臓幷摱寂c格里諾與羅德里格斯的論戰(zhàn)有很多相似之處。羅德里格斯是巴西犯罪學的先驅(qū)，繼承了意大利犯罪學家龍勃羅索的理論，認為黑人與混血兒是病理上的“生來犯罪人”。小說中的阿爾格魯不僅秉承了羅德里格斯的思想，甚至連其著作的題目——《混血、退化與犯罪》《熱帶國家混血民眾的精神與心智退化》《人類種族與巴西刑法責任》《病理人類學：混血兒》——都與羅德里格斯的分毫不差。而故事主人公佩德羅·阿爾杉茹與曼努埃爾·格里諾的相同點不僅在于他們對非洲文化的肯定，還體現(xiàn)在其他種種細節(jié)：比如他們都在坎東布雷宗教中擁有頭銜，都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就連阿爾杉茹所寫的四本小書也都能在后者的著作中找到出處。
隨著小說情節(jié)的推進，佩德羅·阿爾杉茹與里迪奧·庫何等人的斗爭初見成效，種族融合的觀點開始為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兩場跨越種族的婚禮就是其最有效的證明。而在歷史上，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以吉爾貝托·弗雷雷的《華屋與棚戶》為代表，對于巴西非洲文化的社會學研究逐漸增多，巴西知識分子也更為關(guān)心底層有色人種的命運。與此同時，如坎東布雷、阿佛謝、桑巴舞等富有非洲特色的文化符號也成為巴西民族性構(gòu)建的重要元素。而將阿爾杉茹去世的時間選在1943年納粹德國失勢的時刻，也無疑是對種族主義的最后一擊。1946年，在弗雷雷的支持下，作為政府議員的亞馬多提交了捍衛(wèi)宗教自由的提案并獲得通過。然而，坎東布雷信徒剛剛獲得自由祭祀的權(quán)利，1964年的軍事政變便開啟了獨裁統(tǒng)治的時代。因此，在《奇跡之篷》中出現(xiàn)的對于暴力行動、審查制度的嘲諷控訴，并不只是為了表明作者的政治立場，更是對軍事獨裁、尤其是1968年底頒布的審查法令最直接的反抗。
正是出于反抗的需要，作品必須更加正視現(xiàn)實。與同時期的《夜間牧羊人》(1964)和《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1966)相比，《奇跡之篷》反倒少了一些魔幻色彩。本來，從1958年出版《加布里埃拉》開始，亞馬多已經(jīng)很少在作品中引用長篇論述。但在《奇跡之篷》中，亞馬多卻采用了他早期小說創(chuàng)作中慣用的方式，引用大量真實的書籍材料，清晰堅定地表達自己的立場。
因此，盡管小說的題目是《奇跡之篷》，但這里的奇跡卻并非超自然力量，而是真實生活。盡管在作品前半部分多次描寫到神靈附體、占卜預(yù)言，主人公卻在最后承認神靈降臨的奇跡不過是“單純的癲狂狀態(tài)”，“是苦難、無知與原始恐懼造成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生活中沒有奇跡，在整部小說中，作者至少四次提到了真正的奇跡。第一次，是阿爾杉茹一生的摯愛羅薩在跳舞。羅薩是一位黑人美女，跳的又是坎東布雷的宗教舞蹈，這是黑人藝術(shù)的奇跡。第二次，是在阿爾杉茹教子塔代烏大學畢業(yè)的當晚，作為坎東布雷圣母的瑪耶·巴散與曾經(jīng)游歷歐洲各國的伯爵夫人莎貝拉共同起舞。盡管瑪耶·巴散是個黑人，莎貝拉是白人，她們卻有一個共同的混血孫子，這是文明交匯的奇跡。第三個奇跡，是混血兒塔代烏與金發(fā)姑娘露的婚禮。盡管沒有得到女方家庭的支持，混血男孩與白人女孩依然結(jié)合。而且在婚禮當天，女孩的外婆趕到現(xiàn)場為新人祝福。在婚禮之后，隨著塔代烏社會地位的提高，女方家庭也愉快地接納了他。這是摒除偏見的奇跡。而最后一個奇跡，則是羅薩的混血孫女。她繼承了羅薩的非洲血脈，又擁有歐洲的湛藍眼睛。她自信、美麗、聰穎、熱情，這是種族融合的奇跡，也是巴西最值得稱道的奇跡。
與種族融合相對應(yīng)的，還有宗教融合，它既是亞馬多作品的重要主題，也是理解巴西文化特點的基石所在。這一點，從佩德羅·阿爾杉茹的名字上就能表現(xiàn)出來。佩德羅來源于《圣經(jīng)》，而阿爾杉茹(archanjo)的意思則是大天使。但他同時又叫奧茹歐巴，是坎東布雷教義中雷神“桑構(gòu)”的眼睛。在他死后，既能享受非洲“拿構(gòu)”的葬禮，又能安葬在基督教的陵園。除此之外，小說中還提到了風雨神“煙散”就是圣芭芭拉，鋼鐵神“奧貢”就是圣安東尼奧。這是因為在殖民時期，黑人宗教被葡萄牙殖民者視為巫術(shù)，遭到禁止。為了保留自己的信仰，黑人奴隸不得不將非洲宗教中的自然神與天主教圣徒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在禮敬神祇的同時避免遭受迫害。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非洲宗教與天主教之間相互影響，使得巴西的坎東布雷早已不同于非洲，黑人也擁有了自己的教堂。而對巴西文化融合最直接的說明，還是小說最開始的一段話：“在梵蒂岡的u2018選中之人u2019與坎東布雷的黑人之間有一項共同點，就是混融的血液。阿格納爾多的奧紹熙是腹地的悍匪，圣像雕刻家手中的圣喬治不也一樣嗎？圣喬治的頭盔更像一頂皮革帽，巨龍參加了雅加雷與卡阿波拉的三王節(jié)游行�！�
天主教、非洲宗教、腹地悍匪這三樣迥然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了一起，而倘若聯(lián)系到早期巴西統(tǒng)治階層對宗教融合所施加的種種阻力，聯(lián)系到腹地悍匪尋求正義的反抗精神，將它稱之為奇跡也不為過�！镀孥E之篷》與亞馬多的其他作品也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這三種元素。
最后，在故事的另一個層面，也即阿爾杉茹誕辰100周年之際，亞馬多對當時社會的種種問題都進行了嘲諷，其中包括對軍事獨裁的控訴、對學術(shù)騙子的揭露、對惟利是圖的批判以及對美國霸權(quán)的反思。更有趣的是，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樣，1968年底，巴西頒布了嚴格的審查法令，然而在1969年，《奇跡之篷》這樣一本明顯反對軍事獨裁的作品依舊得以出版。事實上，并非只有這一本書，在軍政府統(tǒng)治期間，產(chǎn)生了不少類似的作品。這大概也是巴西的奇跡。
中國的譯介說開去
在巴西文學史上，若熱·亞馬多占有極為特殊的地位。在寫作題材與表現(xiàn)技法上，文學評論界對他褒貶不一；而他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所經(jīng)歷的幾次轉(zhuǎn)向，更是在巴西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劇烈反響。然而無論他在巴西文學界如何飽受爭議，都無法掩蓋這樣兩個事實：他曾是并依然是巴西民眾閱讀最多的作家之一；在世界范圍內(nèi)，他對巴西文化的傳播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為一種文學現(xiàn)象，若熱·亞馬多的重要性不可忽視。在上世紀30年代，巴西文盲率高達70%，文學幾乎只是大城市精英階層才會關(guān)注的話題。但年僅二十幾歲的若熱·亞馬多卻憑借《可可》《死�！放c《沙灘船長》等6部小說贏得了外省普通大眾的喜愛。他成功地將反抗精神、左翼思潮、烏托邦理想與民俗傳統(tǒng)等元素雜糅起來，結(jié)合巴西東北部特有的歷史與社會現(xiàn)實，創(chuàng)造出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社會批判小說。這種雜糅的風格是他為大多數(shù)批評家所詬病的原因，因為左翼思潮與民俗傳統(tǒng)在某種程度上相互排斥，而浪漫主義色彩又會消弱社會批判的力度。但也正是其作品中暗藏的矛盾因素，使得二戰(zhàn)結(jié)束以后，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將他作為巴西文學的代表予以翻譯、推介。
幾十年來，對若熱·亞馬多在世界各國譯介史的研究層出不窮，每項研究都從相對獨立的角度勾連出文學翻譯、世界權(quán)力格局與巴西形象之間的關(guān)系。無論是希望借由他理解“南美鄰居”的美國，還是利用他作為政治宣傳的蘇聯(lián)與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又或是遭到重創(chuàng)之后將其構(gòu)造的烏托邦世界作為一條新出路的法國，若熱·亞馬多似乎總有辦法滿足不同體制在不同時期的需要，在占據(jù)暢銷書榜的同時傳播巴西文化，并成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等共同的研究對象。
但是在中國，盡管從50年代起對亞馬多的翻譯數(shù)量不遜于任何一位拉美作家，其作品中所蘊含的巴西文化卻從未得到真正彰顯。直到今天，在中國的文學視野中，巴西仍然近乎一個隱形的國家。
拉美文學漢譯史上
在中國，若熱·亞馬多的譯介首先是在拉美文學譯介的大環(huán)境下展開的。在《“邊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學漢譯與中國當代文學》中，滕威梳理了從新中國成立后到90年代末期的拉美尤其是西語美洲文學漢譯的歷史演變，重點突出了50年代到70年代對拉美左翼革命文學的建構(gòu)，80年代由“文學爆炸”和“魔幻現(xiàn)實主義”引發(fā)的拉美熱，以及90年代之后文化市場化造成的拉美文學譯介的衰頹。在這本書里，滕威細致考察了國內(nèi)外歷史背景、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與民間思潮對拉美文學漢譯的交互影響，對各階段譯介過程中的遮蔽、誤讀與錯位進行了透徹的分析�！丁斑吘场敝稀返恼撌鰝�(cè)重于西語美洲文學，因此對使用葡語寫作的亞馬多只是略有提及，但亞馬多在中國的譯介過程并未超出拉美文學漢譯的大框架，只是由于其作品數(shù)量龐大、內(nèi)容駁雜，加之作者的創(chuàng)作生涯前后延續(xù)七十余年，而葡語研究者的數(shù)量又十分有限，因此對亞馬多作品的誤讀也更為嚴重。此外，如果西語美洲作家群體在中國的代表人物從50年代至今經(jīng)歷了一系列變化的話，對于巴西來說，若熱·亞馬多仍是迄今為止惟一合格的代言人。
在《“邊境”之南》的附錄里我們可以看到，1949年到1999年中國大陸共出版了36部巴西作品，其中若熱·亞馬多的作品占到了14部，不僅在巴西作家中無人能及，在所有拉美作家中也高居榜首。再考慮到在巴西的36部作品中，有6部屬于兒童文學，還有一些文學價值存疑的作品，比如時任巴西總統(tǒng)的若澤·薩爾內(nèi)創(chuàng)作的《水之北》及其幕僚薩萊斯所寫的《鉆石夢》。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若熱·亞馬多占據(jù)了中國巴西文學譯介的半壁江山。正是亞馬多在巴西文學界這種“一枝獨秀”的現(xiàn)象，使得不少人對亞馬多在中國的譯介情況產(chǎn)生興趣。我曾于2011年在澳門召開的世界葡語研討會上作過“亞馬多中國接受史”的發(fā)言，并在巴西《文化批評》上發(fā)表了《亞馬多在中國的翻譯》。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張劍波也在2013年圣保羅大學的《翻譯文學雜志》上撰寫了《亞馬多中國接受史》。2014年，北京大學的王思維完成了碩士論文《從“和平斗士”到“百萬書翁”——若熱·亞馬多在中國》。這篇論文以亞馬多1952年、1957年與1983年三次來訪中國為主線，詳細分析了亞馬多在中國不同時期與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翻譯”與“重寫”，以及在這之中所投射出的中國意識形態(tài)話語變遷。
和當時大多數(shù)拉美作家一樣，亞馬多是以革命作家與共產(chǎn)黨員的身份進入中國的。他在1951年獲得了蘇聯(lián)頒發(fā)的斯大林和平獎，并于1952年受蕭三及中國作協(xié)之邀訪華。可以說，他和聶魯達一樣，是中國與拉美之間“民間外交”的重要橋梁。在上世紀50年代共出版了三部亞馬多的作品，分別是《無邊的土地》《饑餓的道路》和《黃金果的土地》。這三部小說均寫于亞馬多在巴西共產(chǎn)黨內(nèi)工作最為積極的時期，后兩部更是加入了直接的共產(chǎn)主義宣傳。
進入60年代之后，亞馬多和巴西一道從中國讀者的視野中消失了，直到80年代才得以回歸，這也正是拉美熱所興起的時間。盡管在回歸之后，亞馬多被喚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對他的介紹與定位卻都與30年前有了很大不同。譯者與出版界有意淡化了對前期意識形態(tài)濃重作品的引介，在80年代所翻譯的10部亞馬多的小說中，9部都是作者退出巴西共產(chǎn)黨之后的作品，惟一的例外是《拳王的覺醒》，曾經(jīng)的無產(chǎn)階級斗士由此變成了頗有異域風情的鄉(xiāng)土作家。這一時期翻譯的第一部亞馬多作品是《金卡斯之死》，發(fā)表于1981年《世界文學》雜志上。對于這部小說的選擇，主要是考慮到它幾乎不涉及情色描寫，這在亞馬多后期作品中極為難得。80年代中旬出版環(huán)境進一步放寬之后，亞馬多最暢銷的兩部小說《加布里埃拉》與《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得以在中國出版，后者更是屢次加印，賣出了15萬冊。
然而，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等拉丁美洲文學爆炸主將不同，若熱·亞馬多在80年代的中國遭遇了他在巴西一直以來的境遇：深受讀者歡迎，但卻無法打動文學圈和評論界。當西語美洲文學的追隨者們已經(jīng)沿著“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兩條不同的道路探索中國文學的可能性時，亞馬多的讀者卻還在對《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的香艷場景津津樂道，譯者也要在前言后記反復(fù)提及這一點，根據(jù)立場不同對其中的兩性描寫進行解釋或抨擊，甚至就連專門的評論文章也從未能對亞馬多的作品進行深入分析。
從90年代開始，隨著拉美文學出版在中國的整體衰退，亞馬多的翻譯熱潮暫時停止，中國研究界對他的關(guān)注更是越來越少。繼1991年出版《大埋伏》之后，直到2014年才有新作《沙灘船長》問世。
對亞馬多與巴西的誤讀
從單純的文學技巧來看，亞馬多并不特別出眾，其作品的冗長、人物性格的簡化還經(jīng)常受到評論家的批評。真正使他在文學界立足并長盛不衰的，除了巴西國內(nèi)外讀者的喜愛之外，主要在于他對巴西民俗的理解和對文化元素的發(fā)掘。因此，無論在巴西、美國還是歐洲學術(shù)界，對亞馬多的研究都絕少涉及文學理論，反而從社會學、人類學或廣義的文化研究角度來分析亞馬多的創(chuàng)作及其意義。而在中國的譯介過程中，卻對亞馬多作品真正蘊含的文化問題避而不談，只是反復(fù)強調(diào)這些作品反映了巴西的“現(xiàn)實”。而這些未經(jīng)甄別的現(xiàn)實，更多只是中國學者自己的想象罷了。
上世紀50年代的翻譯工作者更傾向于將亞馬多筆下的巴西與解放前的中國相類比，中文翻譯也有意無意地將巴西社會帶入到中國現(xiàn)實中，比如將巴西共和國成立之后才逐漸興起的可可莊園主類比為中國的封建地主。而《黃金果的土地》中所描寫的美國對巴西的經(jīng)濟操控也被理解成“巴西從封建社會轉(zhuǎn)入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由于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特點，對亞馬多的出身、巴西共產(chǎn)黨的力量等都有許多不實描述，但隨著“文革”結(jié)束，這些頗有時代特色的誤解倒是基本消失了。
進入80年代以后，中國已經(jīng)有了幾位優(yōu)秀的葡語譯者，轉(zhuǎn)譯現(xiàn)象很少發(fā)生，翻譯的準確度也比50年代有了很大提高，但對亞馬多作品中巴西社會的解讀卻仍然只能流于表面。為了和政治掛帥的50年代拉開距離，西語美洲文學的漢譯開始了對“純文學”和“審美價值”的探討，對亞馬多的介紹似乎也延續(xù)著同樣的套路。但因為亞馬多本來就缺乏現(xiàn)代性的寫作技巧，又沒有諾貝爾獎的光環(huán)，對他的分析幾乎僅限于“人物飽滿”“情節(jié)生動”這樣的層面之上。而當中國研究者將亞馬多的作品比作一幅幅“巴西風俗畫”時，甚至連“種族平等”“宗教融合”“熱情開放”這些標簽化的巴西符號都沒有指明，這也許是因為中國人口絕大多數(shù)為漢族，一直堅持無神論教育，對兩性話題又比較保守的原因。而這樣造成的結(jié)果是，國內(nèi)對亞馬多的研究很少能抓住重點。
隱形的巴西
在巴西文學院的就任演說中，亞馬多曾將巴西文學傳統(tǒng)劃分為以心理描寫見長的“私人小說”和反映國家歷史變遷的“社會小說”，其代表人物分別是馬查多·德·阿西斯與若澤·德·阿倫卡爾，并表示自己是阿倫卡爾的堅定追隨者。在70余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亞馬多不僅在努力記錄著巴西現(xiàn)實，同時也在向全世界展示著他的巴西理想——宗教自由、種族平等、性別解放。盡管這些理想至今也未能完全實現(xiàn)，但卻被巴西與其他許多國家所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巴西在這些方面的進步。從亞馬多的小說里，可以看到非洲宗教如何與歐洲天主教相融合形成了獨屬于巴西的坎東布雷教，這種泛神論信仰又如何從世紀之初的社會毒瘤變成了后來的巴西名片；可以看到東北部可可種植園主與腹地悍匪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以及這兩者如何隨著30年代“新國家”的鎮(zhèn)壓而從歷史上消失；可以看到外來移民如何在巴西立足扎根；也可以看到巴西婦女地位的變遷。
然而，在亞馬多已經(jīng)有如此之多中譯本的情況下，這些豐富的文化資源卻很少被揭示，使得許多讀者忽略了亞馬多作品中最有價值的元素，失去了借由文學作品進一步了解巴西文化的機會。加上亞馬多的中文譯介一直隱藏于“拉美文學”譯介的簾幕之下，他對巴西身份的探討在國內(nèi)也一直沒有引起重視。
另一方面，亞馬多能否真正成為巴西文學的代表，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在他之前，馬查多·德·阿西斯開創(chuàng)了巴西現(xiàn)實主義文學，對巴西大都市中居民的精神狀態(tài)進行了深刻剖析，建立了邊緣化的巴西文學與處于中心地位的歐洲文學之間的聯(lián)系。尤克里德斯·德·庫尼亞則率先記錄了腹地人的生活信仰，其杰作《腹地》被譽為對“巴西的第二次發(fā)現(xiàn)”。與亞馬多同時代的人中，格拉西里阿諾·拉莫斯毫無疑問更受到巴西國內(nèi)外評論界的青睞。在亞馬多之后，吉馬良斯·羅薩和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爾也已經(jīng)在文學界收獲了更高的聲譽。在這種情況下，提起巴西文學便想到亞馬多或許并非由于他深入人心，而是因為在當今中國的文學語境中，巴西仍只是一個隱形者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