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鏡第，生于1867年，為李家第28代高字輩排行，取名李高標，字霞城，號鏡第，因其事業(yè)在寧波發(fā)展而遷居老城內，后在蓮橋街五臺寺巷買地造屋。李鏡第少年時乖聰剛毅，十分能干，秉承了門第衣缽，早年就成了甬地鹽商的領袖人物。在而立之年就被晚清朝廷冊封為鄞縣“鹽司”，授予從四品官銜，若以九品十八級序列計，相當于寧波府同知之職（副市長）。由于他與康有為私交甚篤，兩人經常詩詞唱和、互贈楹聯(lián)條幅，盡管他頭戴花翎，但對滿清政權的種種弊制以及簽訂的一系列喪權辱國條約甚感不滿，反而深受康有為、梁啟超改革變法、維新強國謀略的影響，在思想上擁護維新變法，在政事中竭盡自身之力奉行新政改革。

康、梁的維新變法被保守派打壓后，李鏡第感到大清氣數(shù)已盡，決意棄官從商，毅然走一條以實業(yè)救國、興學強國之路。據(jù)《鄞縣通志人物篇》所記，他熱心倡導各類社會公益活動，致力于興辦地方文化事業(yè)和新聞謄印業(yè)務，是一個熱心教育，創(chuàng)辦新學的地方名士。早在1903年就與族侄李徵五先生一起創(chuàng)辦了益智中學，又出資在月湖竹洲開辦鄞縣縣立女子師范學校（寧波二中前身），親任校董，著意從教育入手，來提高青年一代的文化知識，從而激發(fā)起廣大民眾的愛國熱情。還動員夫人在自家的后花園辦了個私塾小學堂，讓親朋好友的孩子都到他家里去讀書。

辛亥革命初期，身為寧波鹽業(yè)巨商、已至不惑之年的李鏡第，在與革命志士陳其美、莊嵩甫、趙家蓀、趙家藝等人相識后，結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友。當他得悉由寧波幾個進步人士所興辦的新學會社經營慘淡，正面臨倒閉的困難境地時，就斥借資金投入其中，接手這一進步刊物。為擴大影響，增進業(yè)務，又決定把新學會社的總部搬遷到上海，選址在滬上的棋盤街與交通路之間，從此，寧波的新學會社也就稱為老店了。

上海同盟會的負責人陳其美，與會員周日宣、應夢卿、胡風岡、莊嵩甫等人，選在新學會社總部里謁見了孫中山先生，組織聆聽中山先生的演講。他們還經常借用上海新學會社的密室開會議事。接著，李鏡第又相繼在濟南、天津、北京、廣州等地開設分店，各個分號自然也就成了當?shù)赝�盟會會員聚集活動的秘密機關。當時，陳其美在上海主辦的國民公報社出版的雜志、刊物，都交由李鏡第的新學會社來發(fā)行；各地辛亥革命所用的旗標、槍支彈藥、宣傳品等，也都由新學會社上�？偛控撠熋孛苓\送、暗地交接；滬、浙兩地之間辛亥革命人員的相互往來聯(lián)絡，全部借新學會社的名義進行接送，在私底下形成了一條以傳媒與物流為掩護的地下交通線。

由于當時的活動都是處在秘密運作階段，李鏡第就主動將五臺寺弄29號的大宅院拿出來，用作同盟會在寧波的秘密聚會聯(lián)絡點。他不顧自身安危四處聯(lián)絡，成立尚武會，隨之又參與組建武裝民團。1911年10月31日在小校場召開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會后舉行了有1000多人參加的武裝巡游，接著又協(xié)助趙家蓀促成了寧波城各方勢力的大聯(lián)合。同年11月5日同盟會寧波軍政分府成立，自此宣告寧波光復。李鏡第被推選為參議員，11月7日，他奉寧波軍政分府之命前往鎮(zhèn)�？h接收舊政權，還以軍政府的名義向革命功臣祝捷慰問，并協(xié)助當?shù)爻闪⒘随?zhèn)海革命軍政支部。

民國元年（1911），李鏡第在擔任寧波商會會長時，曾協(xié)調過很多棘手之事，如籌建寧波電話公司。由于當時風氣未開，商界的迷信思想很重，豎一根電線桿這樣的小事遇到了大麻煩，木桿子立在誰家的店門口，就因為左首右首的問題發(fā)生了激烈的爭執(zhí)，白天剛立好的桿子夜里就被人挖掉了。此事鬧到了商會，身兼省議員的李鏡第親自出面做工作。他要求電話公司在施工時盡量避開店家門面，以免影響店堂的生意。經他一番勸說調和，解開了眾人心頭的糾結與疑惑，矛盾很快煙消云散，不久設在戰(zhàn)船街的寧波電話公司順利開業(yè)了。

在民國政府建立次年，為了進一步喚起人民大眾教育強國的理念，李鏡第于1912年初，借西門盤詰坊育德農工小學堂舊址，開始興辦寧波中等工業(yè)學校，隨后又與慈溪的錢保杭等人一起，發(fā)起成立了寧波“效實學會”，同年10月25日，在工業(yè)學校的校址上合辦了頗具規(guī)模的私立效實中學，他親任學會會長兼校董會主席。當效實的聲名遠播后，他又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效實中學分校———上海儲能中學。自1917年起，凡寧波效實畢業(yè)的學生，都可免試保送到上海復旦大學與圣約翰大學就讀。與此同時，他還辦報業(yè)、開書局、設印刷公司：與王東匡、蔡琴蓀、董翔遂等人創(chuàng)辦了《四明日報》；同時開設鈞和印刷公司，還機印過甬上最早的大幅《寧波地圖》。

李鏡第先生還是一個愛國愛民的熱血志士。上海“五卅”慘案爆發(fā)后，他義憤填膺，以校董會主席的身份，冒著危險帶領學校的200多名師生，淋著雨趕到江北岸外灘英國領事館去遞交抗議書，在領事館門前慷慨激昂地聲討英國巡捕的罪行。對此，效實中學名譽校長李慶坤老先生曾說：“李鏡第主席帶領我們學生去抗議，如今曉得的人，恐怕沒幾個了吧！”

那個時候，身兼效實中學校董會主席的李鏡第先生，一直把辦學作為自己的頭等公益事業(yè)。由于他長期把精力與財力投入到辛亥革命和社會公益事業(yè)上了，極大地影響到實業(yè)的經營發(fā)展，加上每年須資助效實辦學，使得自家經濟財力逐年凋敝，原本厚實的家道日漸衰竭，直至入不敷出，最終負上了高達七萬元大洋的債務。據(jù)后來效實中學校友會會長秦思卿老先生回憶：“即使在這樣的艱難困境中，鏡第先生自1912年辦學之日起，直至1932年因憂患過度不治謝世，在其擔任校董會主席的這二十年中，他所承諾的對效實中學每年五千元大洋的資助，卻是從未間斷，每年都沒少過一文錢�！�

1932年在李鏡第臨終之前，他將校董會主席一職傳給了自己第四個兒子李厚褱，并關照他每年五千元大洋的資助一個子也不能少。當時任鹽警局長的李厚褱子頂父職成了效實中學的校董，他始終遵照先父的遺囑，仍舊熱心資助效實中學的辦學經費，即使在戰(zhàn)亂災荒、家境窘迫時期，依然傾囊相授，直至卸去校董一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