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仲裕(1881年～1909年)，名景萊，以字行，浙江 杭州市人。青年時期在上海震旦學院肄業(yè)。在震旦學院時，深受院負責人馬相伯的器重。震旦學院因是借天主教會名義辦學，故屢遭教會壓迫，葉仲裕遂與馬相伯等起而斗爭，后脫離震旦，于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另創(chuàng)復旦公學(即今復旦大學)，葉任學長。初創(chuàng)時經(jīng)費拮據(jù)，葉仲裕冒酷暑到南京、揚州、淮陰等地募集資金，使學校得以維持。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參加光復會，與會員沈瓞民等發(fā)起組織浙江旅滬學會，繼而創(chuàng)辦《神州日報》。曾被推舉為浙江國會赴京請愿代表，回浙后創(chuàng)辦《全浙公報》，鼓吹民族革命，并兼任杭州安定中學監(jiān)督。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出賣浙江境內(nèi)自嘉興經(jīng)杭州到寧波的鐵路修筑權給英國，由英國資本為主，而已經(jīng)集股成立商辦鐵路公司，準備開工的浙江紳商只被允許分購股票。消息傳來，立即激起了浙江鐵路公司和商界、學界的強烈抗議。宣統(tǒng)元年(1909年)，葉仲裕積極參加浙江保路運動。葉恨清政府掣肘，憂思成疾。病稍愈后，由上海去鄭州探親，途經(jīng)長江時投江自盡，年僅二十九歲。

　　初創(chuàng)時經(jīng)費拮據(jù)，葉仲裕冒酷暑到南京、揚州、淮陰等地募集資金，使學校得以維持。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參加光復會，與會員沈瓞民等發(fā)起組織浙江旅滬學會，繼而創(chuàng)辦《神州日報》。曾被推舉為浙江國會赴京請愿代表，回浙后創(chuàng)辦《全浙公報》，鼓吹民族革命，并兼任杭州安定中學監(jiān)督。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出賣浙江境內(nèi)自嘉興經(jīng)杭州到寧波的鐵路修筑權給英國，由英國資本為主，而已經(jīng)集股成立商辦鐵路公司，準備開工的浙江紳商只被允許分購股票。

　　消息傳來，立即激起了浙江鐵路公司和商界、學界的強烈抗議。宣統(tǒng)元年(1909年)，葉仲裕積極參加浙江保路運動。葉恨清政府掣肘，憂思成疾。病稍愈后，由上海去鄭州探親，途經(jīng)長江時投江自盡，年僅二十九歲。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夏歷己卯三月二十日)生于陜西省三原縣東關河道巷村的一個農(nóng)民家庭里。于右任自幼家境貧寒，三歲喪母，父游異域，只得寄居伯母房氏家。青年時代，家鄉(xiāng)蝗旱并至，艱苦備嘗，種種磨難錘煉了他堅強的意志。后“年齒漸長，閱事漸多”，不乏憤世嫉俗之慨。尤其是1894年甲午之戰(zhàn)，中國慘敗，哀鴻遍野，民不聊生，一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愫，促使他拿起筆來，吟詠詩篇，吊古評今，抨擊時政，抒發(fā)自己的感慨與抱負。諸如“一針不及創(chuàng)，一割不知痛”，“心中有商紂，目中無商民”，“愧死書生無勇甚，空言俠骨愛盧騷”，“女權濫用千秋戒，香粉不應再誤人”，等等，每詩一出，鄉(xiāng)人爭相傳頌，并于1902年集印成冊，為《半哭半笑樓詩草》。 

　　如此譏諷朝政，叛逆反清之作，清廷決不容得。當時，三原縣令德銳密報陜甘總督升允，指于為“革命黨”，并由清政府下諭“嚴令通緝”，有“無論行抵何處，拿獲即行正法”語，幸得邑人李雨田專差送信救助，使于右任轉(zhuǎn)徙武漢，沿江東下，亡命上海，時年26。 

　　創(chuàng)辦復旦公學 

　　1904年春，于右任驚魂未定，潛行到滬，正舉目無親間，適遇任俠好義的陜西涇陽同鄉(xiāng)吳仲琪，又通過吳結(jié)識革命黨人雷祝三。雷便把于右任來滬的情形轉(zhuǎn)告馬相伯。馬相伯時任震旦學院監(jiān)院(校長)，其時早從閱報中得知于右任流亡之事。慮及這位才華橫溢的青年人的前途，深表同情，由是于1904年6月召于右任入震旦學院就讀。于右任隨即化名“劉學�！�，取諧音“流亡學生于”之意。 

　　馬相伯生于1840年，是一位“篤志殫精，忘其暮齒”古道熱腸的教育家。1900年在“育才乃強國之道”思想的指引下，將位于青浦、松江的良田3000畝，無償捐獻給耶穌會，以資助優(yōu)秀青年就學。 

　　1903年3月1日，在馬相伯矢志努力下，震旦學院正式成立。“震旦”二字系梵文“中國”之稱謂，并具“東方旦明”之義。 

　　于右任在震旦學院進修期間，對學院有極好的印象，他為其總括了四大優(yōu)點：一日尚自治，二日導門徑，三日重演講，四日習兵操。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所育人有方、獨具特色的私立大學。 

　　然而，不成想在1905年3月7日，學院沉浮激變。適值新學期伊始，外籍教師仰仗耶穌教會，制造事端，強令取消英語課，改習法文，并謊稱馬相伯“體有微恙”，強送醫(yī)院，由耶穌會南從周總攬學院決策權。在此情況下，于右任挺身而出，與同學邵力子、葉仲裕、沈步洲等7人組成干事會，當眾揭露教會奪權的陰謀，進而指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唯有退學一途。于是，凡贊成退學者簽名于一紙，不贊成者另簽一紙。結(jié)果贊成者130人，不贊成者僅2人。于右任率領同學們毅然摘下校牌，搬走教具，憤而離校。 

　　于右任與葉仲裕原擬出國學習，但覺復校興學事迫在眉睫，怎能離開，故寧肯犧牲負笈國外之時機。其問，有一人名沈衛(wèi)，又謂沈淇泉，原為山西提學使，此時適好在滬，于右任熱情相邀，請他參與復校事。如是，于右任協(xié)助馬相伯組建了包括嚴復在內(nèi)的由28人組成的校董會，共同募集建校資金。 

　　1905年仲秋時節(jié)，他們征得兩江總督周馥的批準，撥款一萬兩作為新校開辦費，并指借吳淞提鎮(zhèn)行轅衙署為臨時校址。校名事，鑒于南從周者流已盜用“震旦”之名登報招生，乃由于右任提議，從《卿云歌》“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中擷取“復旦”二字命名，為“復旦公學”，示意不忘“震旦”之舊，更含恢復中華之意。是年中秋節(jié)，復旦公學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于右任則出任馬先生的書記(秘書)并兼授國文課。 

　　上書孫大總統(tǒng) 

　　1911年10月，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爆發(fā)，革命軍迅速波及淞滬，復旦公學在吳淞的校舍被李燮和部作司令部據(jù)用。復旦無奈只得暫遷無錫惠山李漢章公祠上課。然而，不久無錫即告光復，江蘇宣告擁護革命，一時校舍被軍隊占用，經(jīng)費亦無著落，學生們只好四散。 

　　翌年民國伊始，于右任任南京臨時政府交通部次長，因總長湯壽潛未行赴任，右任代理部務。此時，于右任念念不忘復旦恢復舊觀之事，于是邀集復旦校友胡敦復等42人，聯(lián)名上書臨時政府教育部，恭請臨時政府幫助復旦復校之事。此呈文的題目是《于右任等呈孫中山懇撥經(jīng)費復辦復旦公學文(一九一二年三月)》。呈文先行敘述了“復旦公學，開辦七載，成績昭著，海內(nèi)景從”的事實，然后說明“(校舍)光復軍隊借作機關部，青年三百，一時星散，官費旋亦中止，遂至停辦”的現(xiàn)狀，進而提出兩點要求，其一是“咨請江蘇都督，指撥圖書公司或李公祠改作黌舍”，其二是“仰懇大總統(tǒng)酌撥經(jīng)費若干，以資開辦”等語。 

　　呈文上遞，可謂立竿見影。孫中山先生責成教育總長蔡元培督辦。蔡當即在“呈條”上批示：“準予立案，校舍一切，如呈辦理”，而臨時政府在財政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決定撥款一萬元作為復旦復校的經(jīng)費。 

　　教育部批文，同意將李公祠房舍借作復旦校舍，責令江蘇代理都督莊蘊寬承辦，莊將此事下達至上�？h民政長吳馨具體落案。吳旋即將屋舍查明，告日：“李公祠屋宇較多，可敷復旦校舍之用”。盡管如此，當時革命軍里黃郛所部有一營士兵駐扎其間，于是，由于右任多方奔走，幾處說項，黃郛部終于在1912年夏撤出李公祠，校舍隨之落定。 

　　遂后，于右任、馬相伯、邵力子、胡敦復等七人共同發(fā)起，籌組校董會，并騁請孫中山、蔡元培、陳其美等為校董。至此，復校籌措事宜均已就緒。 

　　1912年9月，在于右任始終不懈的努力下，離散經(jīng)年的復旦師生得以復校。復旦公學重又煥發(fā)生機。 

　　“國立復旦大學”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家瀕臨危急存亡之秋，抗日救亡的呼聲日甚一日，“滬上諸校，騷動不安，尤以復旦為烈”。復旦師生基于愛國義憤，率先五次赴南京政府請愿。國民政府消極抗戰(zhàn)，諱莫如深，對復旦師生采取對策——擬將復旦遷至無錫——宜興公路之間的大雷嘴空曠地帶，使復旦遠離上海，以便分而治之，便于控制，只是由于后來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而未及實行。 

　　1937年“七七”抗戰(zhàn)啟始，復旦先遷至廬山，后蕪湖失守，九江告急，復旦只得內(nèi)遷重慶。 

　　復旦遷至四川后，經(jīng)費陷入極其困窘的境地。因?qū)W生大部來自淪陷區(qū)，不啻無力繳納學費，反而需要學校進行救濟，這使學校力不能支。當此時，國民政府又擬將復旦與江蘇醫(yī)學院合并，改為國立，更名為“江蘇大學”，無形中將“復旦”消弭其中。消息一經(jīng)傳出，復旦師生一致反對，認為“復旦”歷史悠久，具有革命傳統(tǒng)，堅決要求保留“復旦”校名。于右任當時任國民政府檢察院院長，系政府中官位最高的校友，他全力支持復旦師生的要求。于是站在復旦校董一邊，面對當局，游說奔走，頻繁活動。 

　　1941年9月17日，于右任在重慶嘉陵賓館，親自主持在渝復旦校董會議，具體商定了復旦改為國立的條件和保留校名問題，校董同仁一致表示贊同。 

　　10月，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開會，蔣介石時任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為副職。行政院一般例會，均由孔主持，蔣絕少出席。這天因議程重要，蔣躬自主持會議，并邀諸院院長參加，于右任在座。當原定議程進行完畢時，蔣按照慣例問一句“大家還有什么事?”若無人吭聲，即告散會。當時蔣話音剛落，于右任即欠身發(fā)言：“復旦大學擬改國立一事，早有報告送陳(立夫)部長，現(xiàn)在是否討論一下?”蔣猝不及防，只得隨口說：“可以�！庇谑橇铌惲⒎�?qū)�復旦的報告簡述一遍。蔣環(huán)視會場：“你們有何意見?”眾人因無思想準備，即使有異議，亦不宜在蔣面前唐突而言，再則若持別論，于右任肯定不悅，故而全場一時沉寂，啞然無語。蔣見無人發(fā)話，便就勢說：“大家沒有意見，就算通過!” 

　　這樣，復旦大學改為國立并保留校名一事，得以順利通過而定案。1941年11月29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蔣中正及教育部長陳立夫聯(lián)名發(fā)布命令：私立復旦大學改為國立。于右任高興地潑墨手書“國立復旦大學”六個大字，懸于重慶北碚該校門楣。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后，復旦大學遷回上海江灣，校牌依然是于右任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