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維芝（1911-1954），字少仙，號樂正齋，又號琴癡。山西祁縣夏家堡人。近代學(xué)者、音樂家、戲劇活動家，晉劇音樂奠基人。1925年考入山西省國民師范學(xué)校，師從常子襄、劉烈候（克篤）、彭靜山諸先生，專攻文史，通金石甲骨，善詩詞，工于治印，尤通琴藝，九嶷派第三代傳人。

先生年幼失怙，家計維艱，然志堅好學(xué)，聰慧過人，十四歲負笈太原，旋考入國民師范，專攻文史，時常子襄、劉烈候（克篤）、彭靜山等宿學(xué)名耆均執(zhí)教于園師，得名師指撥，博覽強記，成績斐然。尤酷愛音韻、金石等學(xué)，造詣獨厚。

1930年為友人之事，抱打不平，與校當局決裂，毅然離開國民師范學(xué)校，赴徐溝縣王答村任高小教師。在這期間，他常于課余之時到集市上的古董攤物色一些古書、字畫、印章之類。雖然有時見到名家字畫或善本古書，但限于財力不足，亦只能失之交臂。一日，偶見舊書堆中有一部《杜工部集》、系清初本，上面除刊有名家的注釋以外，并刊有錢謙益的批注。在清初錢氏的著述已被列為禁書之類，所以這個有錢氏批注的版本例在焚禁之列。不過，這部書的可貴處尚不在此，主要的在于這部書上有閱讀這書的主人的批注，其見解頗有獨到之處，非飽學(xué)之士是辦不到的。這批注的主人究系何人，從書上是找不到的，因為上面沒有留下他的名諱，但僅從這書的被煙火熏得發(fā)黃黑的色樣看，它的主人系一不遇時窮儒無疑。我們知道，杜詩的批注者，歷代不下百余家，但有一些問題在那些批注中并未得到解決。例如：杜詩中的《重九登高五首》，歷代刊本中只有四首，大家都認為另一首早巳遺失不傳。然而在書堆上發(fā)現(xiàn)的這部書，其批注卻說：這被認為四首詩中，實際上就是五首，只不過把其中的兩首合二為一，所以就成為四首了。并說明了被合力一首的理由，使人信服。其批注還有許多為他人所未曾提到的見解，使我們不難想見這位老儒終生孜孜不倦地研讀杜詩的辛勤景象．當時郭少仙站在舊書攤前，對這部杜詩。翻閱好久，愛不釋手。詢其售價，而索價頗高，使—個窮教書匠，只能望書興嘆。他再三要求售主減價，而狡猾的售主，見他徘徊不去，卻一文錢也不減。最后，他只好東湊西借，負債買到這本書。由這件事可見，他除了對那位老儒的勞動成果無比尊重外，他的治學(xué)態(tài)度也就可見一斑了。

1931年應(yīng)渠仁甫之聘，任競新學(xué)校高級教師，兼協(xié)理圖書館編目事宜。治學(xué)嚴謹，注重實用，正字正辭必考證至確始作忠實無妄之訓(xùn)詁，并不殫勞瘁親自編印教材。門下桃李獲益良深。“七七’事變后，蟄居鄉(xiāng)間，匿身于民間藝人之中，蓬首蓄須，日唯沉湎予民樂戲曲研究，實則國恥未嘗一日忘也。任地下村長，凡與抗戰(zhàn)有利之舉，無不盡力為之。性耿直無私，急公好義，嫉惡如仇而求知若渴。居鄉(xiāng)期間，集文天祥、史可法、顧亭林、傅青主等人之史績終日揣摹，心有所得輒記之，用以自勉，日久綴成一集，題為《勵志日記》。蟄伏八年，深居簡出，以同仁集資開設(shè)之雜貨店為聚樂場所，并命名票杜為聚義會。凡有一藝之長者，無論地位高下，職業(yè)貴賤，一律待如上賓，已故名樂師高錫禹、李鶴山、周榮、韓子謙等均過從甚密，動輒留宿經(jīng)月。因憐二瞎子、王松林之音樂天賦，常羅致于家，軟拘一室使戒毒癮，盛德廣為人所傳誦。

先生曾自謙曰：“’近五十年來票界盟壇當推太谷北洸曹子猷及太原聚文會，二十年來則以鶴山家為盛，然皆豪門貴胄之家，且在國家升平之世，今余以一介平民竟能繼前哲之美，實不敢望非分，俾能使晉劇音樂精粹源淵有繼則幸甚!”此一期問之票社活動對以后晉劇音樂承前啟后，改革流傳，意義深遠。先生孜孜之心實不可泯滅。日寇投降后，始出任祁縣中學(xué)教師，師生中威望甚高。

1947年閻政權(quán)施行“肅偽”暴政，曾拘押先生傳訓(xùn)，全校師生嘩然，當局恐激眾怒，不得不釋放歸校。祁縣解放后，留校任教導(dǎo)主任。

1950年調(diào)省文教廳，參予文化事業(yè)管理局劇目審定組，專研戲曲音樂工怍，與新音樂工作者張沛合作整理編寫出二十萬字《晉劇音樂》專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55年11月版、1982年二版）。資料雄厚，晉劇界拱若珍寶，詎料先生才華初展，宏圖未竟，猝因腦病不治，逝世時年僅四十四歲。

1954年突然離世，死后將五大箱線裝書及樂器捐給祁縣圖書館。

《晉劇音樂》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5年11月版、1982年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