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高馬士1933年8月6日出生于摩拉維亞的一個普通家庭。1939年讀小學。1951年還在讀中學時，一次觀看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團的精彩歌舞表演，使他產生了學習漢語的興趣。他要了解中國，所以立志學習漢語。1952-1957年就讀于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文學院(現(xiàn)在的哲學院)漢語專業(yè)，在捷克漢學的創(chuàng)立者、偉大的漢學家普實克（Prusek）的指導下學習漢語，這為他研究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和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后來他又對中國西藏和邊疆少數(shù)民族產生了興趣，被迷人的西藏文化所吸引，1957年來到中國留學，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現(xiàn)中央民族大學)學習西藏語言文學專業(yè)，開始研究西藏的歷史、文學和佛教。他的藏語老師是中國著名的藏學家于道泉先生。1959年畢業(yè)回國，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捷克科學院前身）東方研究所工作。1960年參加編寫大型《捷漢詞典》，為此他再次來到中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呂叔湘所長的幫助下，收集資料，從事編寫工作。呂先生還為他取了個中文的“字”，叫“紹良”。呂先生說：“你叫高馬士，中國春秋時的晉國有個善御馬的人，名叫王良，你就繼承他的御馬術吧”�！敖B良”就是繼承王良的御馬術的意思。
1961-1964年高馬士在捷克共和國東方研究所就讀藏學在職研究生，導師是阿?巴拉特、依?菲舍爾等人。高馬士于1965年獲得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科學副博士頭銜，1966年獲得查理大學文學碩士頭銜，1991年獲得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科學博士頭銜。1994年起擔任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所長。
1966年，高馬士作為外籍教師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亞民族大學漢語教研室任教。1971-1973年擔任了捷克共和國東方研究所東亞部負責人。1979-1990年在東方研究所科學情報中心任翻譯。由于國內局勢的發(fā)展，在那些無事可做的年代里，高馬士不愿荒廢學業(yè)，于是把中國的報紙翻譯成捷克文。1975-1994年高馬士在布拉格國立外語學校擔任藏語教師；1994年起，又擔任了捷克科學院下屬的東方研究所所長。
他多次出席國際藏學會議： 1976年在匈牙利，1979年在英國，1982年在奧地利，1985年在德國， 1989年在日本，1991年在中國，1992年在挪威……高馬士在人類學文化和漢藏歷史研究，研究的范圍還包括漢藏關系史、西藏與中國文學、西藏佛教、藏學圖書編目、西藏文字史等領域進行了多年研究，翻譯了漢語、藏語、俄語、英語和其他文字的許多作品，撰寫了許多科學專題研究論文、捷克與世界專業(yè)雜志科普論文，以及編目工作等方面的眾多譯著。為了進行藏學研究，高馬士曾3次訪問印度，到過英國和蒙古，也曾去過西藏幾次。在藏學研究方面，他成就卓著，享有很高的聲譽，被稱為藏學大師。
1991年9月他參加了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舉辦的第一屆北京中國藏學研討會。會議邀請了中外藏學家80余人，共宣讀了60余篇論文，高馬士作了《1913-1914年的西藏能自行和另一個國家建立條約關系嗎？》的論文。
高馬士和達賴喇嘛有過私人交往，出版的《西藏靈書》（布拉格1991年出版）由達賴親自作序，但高馬士先生說“我絕對不同意西藏獨立的觀點”。
他多次從中國帶回許多藏文書籍，并在東方研究所建立了藏文圖書館，編成《布拉格東方研究所圖書館藏藏文手抄本和木刻本書目》（1969年出版）和《布拉格收藏的德格版藏文印本書》（1971年刊載于西德《亞洲研究叢刊》）。
他還主編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fā)展的文件》1至25冊，該書全文翻譯中國共產黨歷次代表大會和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文件以及各個歷史時期的憲法、民法、刑法、婚姻法、兵役法等。
學術研究
在藏學方面的研究
高馬士對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文學，都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對于中國邊疆民族以及居住在中國各地的少數(shù)民族，他更寄予特別的關心，這也是他進入中央民族學院學習藏文的動機。1957-1959年間，高馬士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學習藏文，旁及西藏的文化和歷史，包括對佛教的研究。
東晉僧人法顯撰寫的旅行見聞錄《佛國記》是他涉足其間的入門書。1972年，他出版了《佛國記》的捷克文譯文版。他并不是佛教徒，但是對于中國和印度的佛學卻了如指掌。近年來又完成了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的捷譯工作，使捷克文譯本得以問世。他認為《佛國記》的英文和法文譯本并不理想，譯者都缺乏歷史地理方面的知識，英法譯本當中常有矛盾和錯誤之處。
實際上，高馬士從很早的時候就開始熱衷于藏學研究，當他在查理大學求學時，讀了白居易的詩集，對白居易的詩歌非常喜歡，在1958年將白居易的詩歌選譯為《白居易詩集》捷克文譯本出版發(fā)行，1964年又出版了第2版，1994年又有第3版問世。他在白居易全書(從情況看，指的是包括詩、文在內共70余卷的《白氏長慶集》)發(fā)現(xiàn)了白居易替唐代皇帝擬寫的4次送往西藏的書信(高馬士先生曾將這4封信譯成英文再次印行出版，1988年在西藏拉薩也曾印出過這份譯文)。
在前后30多年的藏學研究過程中，高馬士還對在中西交通史上居于舉足輕重位置的人物給于了特殊的關注，先后去過十多個國家，如中國、印度、澳大利亞、美國、蘇聯(lián)、英國、尼泊爾、日本、德國、匈牙利、奧地利、意大利、荷蘭等國，收集了大量資料，1979年與人合作出版了《旅行家、航海家和發(fā)現(xiàn)家A、B、C》，書中介紹張騫、法顯、玄奘、鄭和、馬可?波羅等世界各國700多名旅行家、航海家、發(fā)現(xiàn)家的事跡和傳略。
在西藏文獻整理和編目方面所作的貢獻
高馬士多次從中國帶回許多藏文書籍，并在東方研究所建立了藏文圖書館，并用英文撰寫了《布拉格東方研究所圖書館藏藏文手抄本和木刻本書目》(Tibetan Manuscripts and Blockprints in the Library of theOriental Institute Prague)，1969年于布拉格出版。此書把保存在東方研究所圖書館的手抄本和木刻本藏文書一一編成目錄，共有65種，都是所謂藏外的文獻，即這些書不包括在《甘珠爾》和《丹珠爾》之內。他把這些藏文書分成六類加以題錄。這六類是(I)經典文獻與注本(Nos．1—7)；(II)關于晚期怛特羅和宗教儀軌的文獻 (Nos．8—33)；(Ⅲ)哲學或神學文獻(Nos．34—42)；(IV)神秘的戲劇劇本與關于神妖故事文獻(Nos．43—47)；(V)傳說(Nos．48—59)； (Ⅵ)其他專題性著作(Nos．60—65)。其中以第二類的藏文書為最多，共有27種，每類之下對所題錄的藏文書均有詳細的描寫，包括形制、版本、字體、書名、作者、內容和參考文獻等項，卷末附有六個附錄，即書名標題索引，作者和藏文書中提到的其他人名索引，木刻版本一覽表，出處一覽表，東方研究所圖書館新到圖書編號索引和編號目錄，東方研究所圖書館署名索引和編號目錄。此書對于讀者利用和了解這些藏文書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而且對于藏文書的編目工作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他還編著了英文版的《布拉格收藏的德格版藏文印本書目錄》(Prague Collection of Tibetan Prints from Derge)，全書二卷共 1196頁，記述詳贍，1971年于布拉格和德國同時出版。
編注修訂中國來信
《中國來信》是西方早期漢學的一部重要的文獻著作
《中國來信》是捷克耶穌會士嚴嘉樂1716年至1735年在中國傳教期間所寫的通訊集。嚴嘉樂是捷克最早的漢學家，他以畢生精力深入研究了漢語和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嚴嘉樂也是為捷克留下有關與中國關系文字資料的第一人，他曾寫了不少信到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巴黎、彼得堡、羅馬等地，這些信是用拉丁文寫的，介紹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內容涉及到中國的宗教、傳教士與康熙的關系、仇教事件及天文觀測等等，可說是當時中國社會實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捷克位于歐洲的心臟，沒有海岸線、入�？�，這里的傳統(tǒng)形成了人們對其它地區(qū)，無論是離它近的、遠的還是離它更遠的世界，都充滿了興趣。據(jù)說在14世紀初，就有了第一位訪問西藏的歐洲人，但沒有留下可供科學考證的資料。著名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的游記中描述了在忽必烈可汗統(tǒng)治下的中國，早在14世紀末就從原文拉丁文翻譯成了捷克文——那是最早的譯著之一。
高馬士先生與嚴嘉樂是同鄉(xiāng)，均生長在摩拉維亞。高馬士先生認為，在嚴嘉樂身上和作品中體現(xiàn)著深厚的宗教虔誠和救世熱情，他學識淵博，當之無愧地屬于中國文化史乃至整個歐洲文化史中的杰出人物，他所留下的大量信件值得我們在今天公諸于眾，以便探尋我們精神遺產的根源。高馬士先生決定，將1935年伏拉什吉爾（Josef Vrastil）編印出版的、很有價值的但是現(xiàn)在已經很難看到的嚴嘉樂著作《從中國寄回祖國的信件》重新修訂出版。
從嚴嘉樂的書信中可以了解到，嚴嘉樂潛心鉆研漢語，能閱讀并準確地理解《春秋》、《詩經》等古籍。他對中國的國情民風有濃厚的興趣，熱心地向歐洲人介紹。他對輿地學和天文學頗有研究，幾次實地測量并繪制過北京地圖。他花費了巨大精力考證《春秋》等古籍記載的36次日食，與當時歐洲天文學家測定的資料相比較，證明除極個別的誤差外，《春秋》所記載的這些日食資料都準確無誤。他的研究成果證實了中國有過燦爛的古代文化和先進科學技術，批駁了當時有些歐洲學者蔑視和否定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謬論，從而有力地捍衛(wèi)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真實性和科學性。嚴嘉樂不但是傳教士、漢學家，還是音樂家、數(shù)學家和天文學家，在書信中他對周圍世界的看法，反映他的博學多知。
在修訂過程中，高馬士先生增補了至今尚未公布過的、不為世人所知的他寫給當時歐洲幾位著名學者的信件。為了提高嚴嘉樂書信集這一具有時代特色資料的價值，使之也能為國際專業(yè)界人士服務，在書中同時收錄了拉丁文原文（其中一封是法文）。收錄原文時，保留了其原有的，常常是不同意的正字法形態(tài)，而段落的劃分，則是高馬士先生自己確定的。
高馬士先生在收錄這些信箋工作中，訪問了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布爾諾國立地區(qū)檔案館、布拉格國立中央檔案館、慕尼黑國家主要檔案館、巴黎法國圖書館手稿部、巴黎天文臺圖書館、格拉斯哥大學圖書館特殊收藏部、俄羅斯科學院圣彼得堡分院以及布拉格國家圖書館和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圖書館等。高馬士把這些信從各國圖書館、檔案館影印回布拉格，并譯成捷克文，進行了大量的考證、修訂、評述工作，并補充了詳盡的注釋。采取原文和譯文對照的形式編排，于1994年出版。
他的譯注和研究工作，不僅為捷克讀者提供了近300年前他們自己的這位同胞對中國的值得重視的看法，而且同時便利了中國學者的翻譯、出版此書。2002年9月《中國來信》中文版終于問世，對于了解中國文化在域外的傳播，對了解歐洲早期漢學史有重要意義，也證明了中捷之間源遠流長的友好關系。
學術評價
高馬士先生對漢藏歷史研究、漢藏關系史、人類學文化、西藏與中國文學、西藏佛教、藏學圖書編目、西藏文字史、藏族古典文學和典籍等領域進行了多年研究，撰寫了大量著作、研究論文、科普論文，以及眾多的譯著，成就卓著，享有很高的聲譽，成為捷克藏學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被稱為藏學大師。
研究領域
漢藏歷史研究、漢藏關系史、人類學文化、西藏與中國文學、西藏佛教、藏學圖書編目、西藏文字史、藏族古典文學和典籍。
主要學術成果
高馬士先生一生勤奮好學，筆耕不輟，論著頗豐，其著作絕大部分是關于藏漢關系史、西藏文學、中國文學的研究和譯著。主要有：
1、白居易詩選《黑龍?zhí)丁罚ú祭瘢?958。1964第二版。1994第三版，更名為《杏園中的棗樹》。每版均增譯一些詩篇）
2、《西藏與中華帝國》（Tibet and Imperial China，介紹從唐代至1912年西藏與中國的關系。英文。澳大利亞，1967）
3、《德格土司世譜》（A Genealogy of the Kings of Derge，由藏文譯為拉丁文，用英文加注說明。布拉格，1968）
4、《布拉格東方研究所圖書館藏藏文手抄本和木刻本書目》（Tibetan Manuscripts and Blockprin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Prague，英文，布拉格，1969）
5、《布拉格收藏的德格版藏文印本書目錄》（Prague Collection of Tibetan Prints from Derge，英文，兩卷1196頁，布拉格和西德，1971�？d于西德《亞洲研究叢刊》）
6、法顯《佛國記》（布拉格，1972。1995再版）
7、《薩迦格言》（布拉格，1984。1988年再版）
8、《中有聞教得度密法》（布拉格，1991。同年再版。1994年第三版，同時增譯了部分新材料）
9、《心經》（布拉格，1992）
10、《流亡中的自由——十四世達賴喇嘛傳》（從英文譯為捷文。布拉格，1992）
11、《朗薩姑娘》（著名西藏戲劇故事。布拉格，1993）12、《駐藏辦事大臣和幫辦大臣》（The Ambans and Assistant Ambans of Tibet,介紹清雍正五年[1727]至民國元年[1912]173個駐藏巴士大臣與幫辦大臣德傳略、任職時間及在什么書中可查到他們的有關材料等。英文。布拉格《東方檔案》1994年，第七期）
13、《嚴嘉樂從中國寄回的信》（由拉丁文譯為捷文并加注。布拉格，1994）
14、《西藏佛教世界》（達賴親自為這部書撰寫序言。布拉格，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