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教育家、實業(yè)家
劉士驥（1857—1909），廣東惠州市龍門縣客家人。原籍廣東嘉應州興寧縣。2002年8月4日《廣州日報》《清代炮樓現龍門》一文提及的龍門縣天堂山鎮(zhèn)“見龍圍屋”就是劉士驥的祖父劉學容所建，道光六年（1826）落成，劉士驥即出生于此。文中所謂“高五層貌似民居，在廣東客家民居現存炮樓中尚屬罕見”者，則是劉學容在咸豐七年（1857）在戰(zhàn)亂頻繁之時建起的家族避亂之所。
劉士驥光緒十九年（1893）參加恩科順天鄉(xiāng)試，中舉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北京參加了“公車上書”。其后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fā)廣西省補用，先后署理平樂、永淳知縣。光緒二十八年（1902）札委廣西大學堂主事，曾破格錄取馬君武（后任廣西大學校長）入學。
是年十月，劉士驥署理廣西永淳知縣。當時永淳縣盜賊遍野，民眾乏食，當地人無暇顧及文教，連昔日設立的兩所義學，也已在三年前廢棄，變成菜園。劉士驥立即召集士紳會議，慷慨陳詞�！盎街臼轮�，以教育實業(yè)為大端。當永淳出宰之年，正明詔興學之會。萑苻不靖，弦誦無聲。競思煮石以療饑，孰肯投戈而講藝。公乃闡天演之學，揭人亂之源，謂弭亂莫急于謀生，進化必富于常識。是文是實，先民誤并為一談；易知易從，大道實基于小子�！� 要富國強兵，必須從教育青少年開始。于是決議籌款興辦“紫瀾學堂”，在此之前先修復兩所義學，改為蒙養(yǎng)學堂（初級小學）。
劉士驥在永淳知縣任上僅僅得80余日，又不得不送往迎來，在縣衙門辦事的時間僅得一個月，許多計劃都未及實行，但開辦蒙養(yǎng)學堂這個首要目標卻實現了。他把兩間荒廢頹敗的義學修葺完善，籌備經費千余元，購置新書，選擇良師，光緒二十九年（1903）初同時開學。他十分欣慰，寫下了《廣西永淳蒙養(yǎng)學堂記》，指出：“通考泰西富強之故，其原因全在于興學……而于蒙養(yǎng)學堂，尤為孜孜。蒙學遍地皆設，男女七歲不入學，罪其父母，故其人材根柢蟠深，皆從學堂出�！庇种赋觯骸疤让绅B(yǎng)學堂不建，則大中小學堂雖立，譬猶無地而起樓臺，斷港而航江海，事必不濟�！彼麩崆榈睾艉埃骸笆[蔥哉！郁郁哉！少年之氣象！蓬蓬哉！勃勃哉！少年之前程！吾中國少年，如恒河沙數，西省少年，亦如恒河沙數。熱心教育之士，或聚于中國，或集于海外。其旁羅而造就之者，已不可數計�！� 他不僅看到了啟蒙教育與國運的密切關系，寄希望于少年一代，而且已關注到海外華僑的教育。
同年，由廣西巡撫丁振鐸推薦，劉士驥赴北京應經濟特科試，未獲錄用，返廣西，補授懷集知縣，同年以患病為理由辭官返廣東。新任兩廣總督岑春煊因劉士驥留心學務，聘他出任兩廣學務處查學委員，發(fā)展新式教育。
劉士驥在廣州創(chuàng)辦了清平、善慶、芳村、叢桂、觀成、珠光、東關等7所小學堂，規(guī)定凡旅省人士之子弟皆準入學就讀。廣州珠江河面有不少世居船艇的水上居民，當時被蔑稱為“蛋家”。他們備受歧視，甚至不許上岸，當然更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劉士驥沖破陋俗成見，毅然招收水上居民子弟上岸入學讀書，并制止了地方惡勢力的破壞活動。中山大學的前身——兩廣優(yōu)級師范學堂，也是由劉士驥一手籌辦。當時辦學的最大障礙是經費難籌，官府既無的款，在民生凋敝的情況下，也不宜直接取之于民。不過，兩廣總督岑春煊賦予學務處很大的權力，學務處章程云：“總督權力所及之處，即學務處權力所及之處�！庇衷疲骸胺驳胤脚d學，如有刁劣士紳阻撓把持者，或被舉發(fā)，或經學務處查實，可詳請總督分別懲處�！� 劉士驥與管理芳村黃大仙祠的善堂協(xié)商，“該善堂紳董遽慨然報效師范學堂一萬金，并捐鉅款新建學堂一所，擔任常年學費五千金。所有辦法，惟學務處憲之命是從�！� 長壽寺因案充公，劉士驥奉委拆其建筑材料移于貢院，建起兩廣優(yōu)級師范學堂�！皬蛯㈤L壽寺開作大市場，每年得金六七萬，以供師范學堂常年經費�！� 他視粵桂為一家，通過學務處指定該學堂桂籍學生名額須占三分之一，遠高于其他冠以“兩廣”字樣的學堂所占比例。
這時，領導臺灣抗日斗爭失敗后來到廣東的丘逢甲也正全力投身于新式教育。他籌辦的新式學�！皫X東同文學堂”，光緒二十五年（1901）在汕頭正式創(chuàng)辦。丘逢甲自任監(jiān)督（校長）。光緒二十九年（1903）秋，因該學堂鼓吹新思想，地方守舊勢力借端搗亂，假造人命案，企圖搞垮學堂并牽累丘逢甲。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丘逢甲辭去嶺東同文學堂監(jiān)督之任，前往廣州，與劉士驥相識，成為親密朋友。光緒三十年（1904）春，圍繞嶺東同文學堂之風潮愈演愈烈，“汕商嗾全潮學生退學，聯(lián)蓋百余店圖章，電稟各大衙署以脅嚇�！鼻鸱昙渍堘红优蓡T調查。劉士驥奉命于是年二月下旬到汕頭查辦。他經過半個月的斗爭，“將惡紳斥革，提省究辦；將滋事店號查封。卒乃帖然不敢固執(zhí)，惟委員公允之議是從�！憋L潮平息。
根據清廷的教育改革諭旨，改書院為學堂，即以書院款項為學堂經費。但把持書院公款的澄�？h士紳，“自春徂夏，簿據之不繳如故，款項之不清如故”，知縣杜某“發(fā)諭五六次飭辦學堂，而諸紳不覆如故”。劉士驥遂親至澄海，以“韓愈驅鱷”的強硬姿態(tài)，與各書院司事“約限三日速了此事”，否則“即以阻撓論，詳請褫革嚴懲�！� 終于完成了任務。
德慶州悅城龍母廟，收入豐厚。光緒二十九年（1903）知州趙某稟請?zhí)釓R款三成以助學費，改該廟準提閣為蒙養(yǎng)學堂，兩廣學務處批示同意。但控制廟產的下七都諸紳及水口圩諸商紳董不為改作而為重修。一神盦費及二三百銀元，一神像裝潢千余張金箔。蒙養(yǎng)學堂則另建在準提閣正座旁邊。上八都士紳指其侵款，爭執(zhí)愈烈。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初五日，遂有人放火燒毀準提閣，已成之學堂亦發(fā)現藏有火藥及引線。嫌疑最大的是何紹謙及幕后支持他的在籍刑部主事劉某等上八都士紳。是年五月，劉士驥奉命前往查辦，劉某稱病不見，劉士驥致書說：“仆于此案，已訪查明確，本可據情稟覆。惟于學堂有關系，于執(zhí)事有干涉，不能不委曲求全……仆即日附輪到州城，足下惠然肯來，此事立解，上八都體面亦可保全。若置之不理……則其禍有不堪設想者矣。” 劉士驥又發(fā)出《告德慶州悅城士紳文》，指出此案能否從輕發(fā)落，“要皆以君等能否實力興學為斷。倘不能實力興學，則藉以為名侵吞公款固當詳革嚴追，即糜費公項亦當押究嚴追；放火之人固當嚴拿究辦，其主使之人尤當革提嚴辦……君等從今捐棄前嫌，協(xié)力興學……仆亦當代為鑒原，懇免深究。否則冥頑不靈……不可教訓，三尺具在，執(zhí)以相繩，兩敗俱傷。” 劉士驥臨之以威、說之以理，又網開一面的策略終于奏效，學堂興辦起來，經費也得到保障。
離開德慶，劉士驥繼續(xù)西行，到了粵桂邊界的封川。當初，兩廣學務處為培養(yǎng)興辦學堂的人才，專門設立了練習所，并把兩省州縣分為兩類，一為必派練習員到練習所學習的州縣，二為不必派的貧瘠州縣。但學務處又申明：不必派者如果得人得款，亦聽如格申送。封川是窮縣，知縣在收到不必派的公文后，竟高興地在公文封面大書特書：封川好在不必派之列，省許多事。劉士驥到封川后，冒雨視察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由景奎書院改成的封川小學堂，發(fā)現門戶緊閉，蔓草叢生，左鄰的孔廟，更成了馬廄。原來久已停課，無人過問。他十分感慨，發(fā)表了《告封川士紳文》。文中指出：“方今萬國競爭，風潮撼亞東大陸，岌岌有淘汰淪亡之懼。欲求所以抵制之道，在吾國民有特立之性質，有自治之精神。故非斬除奴隸之劣性，不足以自存；非杜絕依賴之幸心，不足以自振。依賴父兄，則家業(yè)落；依賴政府，則國勢頹；依賴地方官，則民氣日萎而日靡。”他查閱封川小學堂檔案，發(fā)現有一項罰款仍存銀五十九兩以上，足夠派練習員二人之費而有余。其他罰款和歷年鋪租各款項尚未計入�！凹创艘欢耍阋娰F邑之不派練習員，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并可見貴邑之不辦學，亦不為也，非不能也。天下之禍變亟矣！物競天擇，優(yōu)勝劣敗，乃今日地球上天演之公例，無可逃者。故不立學堂，則其人必劣，劣則必敗�！� 他的耐心努力最終生效，封川的學堂重新開辦起來了。
早在嘉慶九年（1804），龍門縣重修文廟，知縣師保元提出一個籌集經費的方案。清代征收田賦，向來以火耗、羨余等名目上浮，龍門縣一向規(guī)定，每兩糧額上浮至按白銀一兩七錢五分征收。師保元則提議，暫行征收至按白銀一兩八錢五分正，多收一錢銀，約可得千余元，作為修文廟的部分經費，并聲明三年之后仍照舊章，征收一兩七錢五分。不料文廟修好后，多收的一錢銀卻沒有免去，落入歷任知縣的腰包。光緒二十九年（1903），劉士驥策劃創(chuàng)立龍門縣小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通過兩廣學務處委員吳佑曾查明，決定以此款撥充經費。但知縣張某一直未交出。某劣紳還遍張匿名傳單，造謠攻擊。劉士驥遂于是年秋回龍門縣，發(fā)布了《敬告龍門本籍士紳文》，痛斥劣紳，伸張正義，同時移文縣官張某，要求撥還該款；一面稟請兩廣學務處主持，必求返還，俾興學有資而后已。
光緒三十年（1904）冬，劉士驥為解決始興縣的辦學經費而到南�？h小塘。始興是粵北窮縣，學費難籌。是年四月，始興知縣劉某通稟：該縣木排向運往小塘，售與水埠各鋪。擬請將木商交易有補水每百一兩五錢之款扣充學費。經兩廣總督岑春煊批準，七月間，由南海知縣傅某出示，勒石遵守。但同茂、福昌等商號一味刁橫，仍欲強扣銀水，不繳學費。劉士驥來到后，發(fā)表《諭南海小塘埠商文》，提出：“今為小塘議設初等小學堂……就一兩五錢之數剖而為三：始興為闔邑高等小學，其費巨，應得二；小塘為一鄉(xiāng)初等小學，費稍廉，應得一�！� 這個方案為各方面所接受，問題終于得到解決。
光緒三十年（1904年）四月，丘逢甲在鎮(zhèn)平縣城（今蕉嶺縣）創(chuàng)辦初級師范傳習所；冬，又在鎮(zhèn)平縣東山、員山兩鄉(xiāng)辦家族學堂各一所，均以丘氏始祖之號命名，稱為“創(chuàng)兆學堂”。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月，劉士驥應丘逢甲之請，寫了《梅州邱氏創(chuàng)兆學堂記》。 其后，丘逢甲又派族中子弟赴福建的武平、上杭，本省的平遠、嘉應、興寧等地為同宗或異姓籌辦族學，閩粵之間不下十數。但不久之后，當地守舊勢力又大肆造謠攻擊，釀成事變。
此事之大略，《廣東舉人黃遵楷等揭告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等與革命黨人通聲氣稟》有提及。
“密控”稱：“如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廣西懷集知縣劉士驥，平日豺狼成性，虺蜴為心，又善能蠱惑當途，鉆營仕路，而皆為革命魁黨……前粵督岑為所蒙蔽，均舉為廣東學務公所議紳、廣東提學司省視學……乙已（1905年）春，于鎮(zhèn)平私立兩創(chuàng)兆學堂，去年（1906年）在閩省轄境之武平、上杭又設兩創(chuàng)兆。時有u2018創(chuàng)之有罪，兆實不詳[祥]u2019蜚語……尤可駭者，集數百銀元設兩等小學。遽雕刻u2018舉族文明u2019匾額簇擁于邑城內宗祠之上，欺世盜名，莫此為甚！乃稱文明未期月，已殘殺比鄰。息干戈僅數天，更憑陵城闕，殺人焚屋。與傅姓事甫寢，即持械入城，毀掠楊姓學堂，拒捕傷勇�？h通稟曰：u2018在城如此，在鄉(xiāng)可知；對官如此，對民可知。u2019拿獲五犯，詳革六名，律所難容，批從嚴辦。丘逢甲在省知主謀胞弟丘兆甲暨族眾兇徒等難逃法網，運動其心腹劉士驥查辦。劉到縣，袖出通稟，演說大堂，兩造未訊一語，開復已革衣領，釋放已獲兇犯，轉行革辦楊姓，檄斥縣官……去年（1906年）冬，劉士驥將有東洋之行（聞為《民報》館函招），以查辦丘案暫止……是丘、劉與孫（中山）又如一鼻孔出氣矣。”
“密控”充滿誣控之詞，但從中可以看出，劉士驥在“查辦”的過程中，再次堅定地支持了丘逢甲，打擊了頑固勢力。
對劉士驥發(fā)展教育的貢獻，《桂省官紳學商追悼劉征君祭文》作了如實的評價：“效忠梓里，駐跡穗垣。引蛋戶而讀書，禁鄭人之毀校。芳村叢桂，黌舍閎開；善慶清平，弦歌互答。南海盛衣冠之氣，炎陬成鄒魯之風。鸚鵡洲一腳踢翻，寺夷長壽。黃河水九里分潤，資假大仙。妙用協(xié)于經權，迷信破乎庸俗。廼復韓江兩渡，程水重經；化厥鸮音，犁其鼠社�！� 光緒三十一年（1905），岑春煊奏稱：劉在查學員任上，“遇有各屬所辦學堂，派往查視，均能事事踏實�！闭埑ⅹ剟�。
光緒三十二年（1906）夏，閩浙及兩廣總督會同奏派劉士驥往南洋視學。他遍歷南洋荷屬、英屬數十埠，聯(lián)絡當地華僑，已有學堂者，為之正宗旨，定教科，未有學堂者，為之籌經費，擬章程。抵達荷屬萬隆時，他感染了當地流行病，幾乎不治。有人勸他馬上回國就醫(yī)。劉士驥不從，強打精神，電請各埠學堂紳董，各舉代表，在萬隆開大會，研究維持學務之法。他得知泗水華僑欲建孔廟，力助其成；又為吉隆坡華僑籌建孔廟，開辦尊孔學堂。劉士驥復以管理華僑學務須得其人，請奏派廣西舉人汪鳳翔為爪哇島總視學員。汪任職三年，勤于學務，一如劉士驥在時。從此，華僑辦學者日多，使其子弟返國者亦日眾。
早在光緒十五年（1889），劉士驥就在北京結識了康有為，成為至交好友。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下詔維新�？涤袨槲传@重用，遂密謀以救護光緒為名，發(fā)動軍事政變，捕殺慈禧太后，一舉成大業(yè)。事泄，慈禧先發(fā)制人，囚光緒帝，捕殺康黨�？涤袨榧皶r逃脫，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在加拿大組織“保皇會”，自任總會長。忠厚的劉士驥不相信這位老朋友會“謀逆”，不顧危險，作《戊戌公案》一書，為康“辯冤”。上京應經濟特科時，他又大膽地上書請求開放“戊戌黨禁”，赦免戊戌案內各員之罪，撤消緝捕康、梁等人之令，解除黨禁，讓康、梁黨徒回國從事政治活動。因此，保皇會視劉士驥“為極同志之人”。 他在南洋視學期間，所到之處都受到�；蕰臍g迎。
劉士驥與�；蕰墓歉芍弧⒖涤袨榈拈T徒歐榘甲商定了吸引僑資回國興辦實業(yè)的計劃�；貒螅麘獜V西巡撫張鳴岐之招，入其幕中，負責地方自治局的工作。光緒三十年（1907年），劉士驥聯(lián)絡了歐榘甲、梁應騮、葉恩、劉義任等�；蕰歉傻綇V西，謁見張鳴岐，確定了創(chuàng)辦振華實業(yè)公司，開采貴縣天平山銀礦，并修鐵路、開銀行的計劃。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劉士驥以廣西補用道的身份，率歐、梁、葉、劉赴美洲向華僑招股。
當時，康有為也在華僑中招募股金辦起了一批企業(yè)，但由于任人惟親和揮霍無度而造成嚴重虧損。因此，他企圖插手振華公司，用振華的股金來填補自己的虧空。但是，歐、梁、葉、劉雖為�；蕰歉�，卻因不滿康有為的倒行逆施，與之裂痕頗深。于是，他就致信劉士驥，要他撇開歐、梁、葉、劉，而把振華公司的財權交給康的心腹門徒湯銘三、陳煥章共同掌管。劉士驥讀信之后，斷然拒絕，并在日記中寫道：“吾曩于斯人（康），為救國耳，非為其黨事也。此次密書，惟知有黨，未嘗有國，其情大可見矣。若從其言，振華立敗，可畏哉！吾十年迷信，至此為之破矣”！
以后，康有為還不斷向劉士驥提出同樣要求并發(fā)出公開威脅，劉置之不理。宣統(tǒng)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劉士驥成功地完成了招股計劃后回到廣州，但不幸在四月初九日（5月27日）即被康有為派遣的8名兇手殺害。
劉士驥犧牲后，丘逢甲作挽聯(lián)：“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公得名矣!圣人不死，大盜不止，孰能止之？”語極悲憤。 嶺南學堂監(jiān)督（校長）鐘榮光為《劉征君演說匯編》作序說：“十年以來，時局益棘，向日所謂能文之士，不特無分毫補益于社會，甚且為當道之鷹犬，學界之妖魔。及觀彼輩所為文，固居然宗孔師孟，為國為民也，乃名實相背若此……仆友劉鳴博先生，實行之士也。由儒入吏，政績卓著。其尤勤勤懇懇，熱心焦思，務達其平生之志者，則惟教育普及一事。自充兩廣學務處員以來，粵中各學堂賴其保存成立者，不可勝數。今尚勞勞于斯役�？紫慌�，墨突不黔，而先生不辭也……對于上官、同列、紳商、士庶，凡可進言者，無不竭誠規(guī)勸，以興學救國為唯一之方針。仆即以此與先生相契。先生誠學界之偉人哉！”此可為其一生定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