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50年畢業(yè)于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后并入蘇州大學）新聞系。
1950年至1953年任上海新聞圖書館研究組館員，同時在上海圣約翰大學新聞系講授新聞史專題。
1953年調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yè)任教，1954年被評為講師，1958年調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任教。
1972年至1978年再度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yè)任教。
1978年至今，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任教。
1979年被評為副教授，1983年被評為教授。
1984年11月14日入黨，1985年月11月14日轉正
1985年起任博導.
社會任職：
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三S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新聞學會常務理事、首都新聞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四屆新聞傳播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編委兼"中國新聞事業(yè)"部分主編、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
現(xiàn)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指導教師，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顧問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吉林大學、安徽大學、河北大學、河南大學、廣西大學、遼寧大學、蘭州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廣州大學、新疆財經學院等十六所大學新聞傳播院系的顧問、兼職教授、課程教授、首席教授，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名譽院長，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會長，吳玉章獎基金會委員兼吳玉章獎新聞學評審組召集人。現(xiàn)為中國報業(yè)協(xié)會集報分會顧問。
研究風格
方漢奇還在《略談關于新聞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問題》、《關于新聞史研究的幾點體會和建議》等文章中對新聞史學的研究問題作了論述。在這些文章中，他闡述了自己對新聞史研究工作和有關新聞史的一些學術問題的看法：
他認為新聞史屬于歷史科學中的文化史的范疇，是交叉于新聞學和歷史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新聞史的研究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原則，既要反對“左”的也要反對右的思想影響。
在反對“左”的思想影響方面，他主張新聞史在寫作上應該史論結合，不能以論代史；在體例上應該有自己的特點，不能雷同于一般的政治史、黨史和思想史；在研究范圍上，應該突破一些禁區(qū)，以我為主，兼及敵我；在對待新聞史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上，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亂貼政治標簽，不搞唯成分論，不以偏概全。
在反對右的思想影響方面，他認為新聞史的研究，除了總結新聞工作的歷史經驗之外，應該以繼承和發(fā)揚進步報刊和革命報刊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為主要目的，不能數(shù)典忘祖。
在新聞史研究工作應如何開展這一問題上，他還提出了加強重點報紙的個案研究，加強新聞史人物的研究，加強報刊業(yè)務史的研究，加強地方新聞史的研究，加強建國以來新聞史的研究，加強重大宣傳戰(zhàn)役的研究，以及加強新聞史料的搜集、甄別、整理、出版工作等建議。
主要貢獻
學術成果
（書名前和篇名前有*字符號的屬“重點”。）
專著教材
《報刊史話》（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近代報刊史》（上下冊）（198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報史與報人》（1991年新華出版社出版）
《中國新聞事業(yè)簡史》（主編兼撰稿人，1983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當代新聞事業(yè)史》（主編兼撰稿人，1992年 新華出版社出版）
《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共三卷）（主編兼撰稿人，1992至199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新聞史上的奇情壯采》（2000年華文出版社出版）
《中國新聞事業(yè)編年史》（共三卷）（主編兼撰搞人，20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國新聞傳播史》（主編兼撰稿人，200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大公報百年史》（主編兼撰稿人。2004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方漢奇文集》（2003年10月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
論文
（先后發(fā)表《從大不列顛圖書館藏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看中國古代的報紙》等學術論文138篇。以下為近十年來發(fā)表的論文篇目舉隅。）
《黃遠生被剌現(xiàn)埸踏勘記》（《中國記者》1992年第9期）
《中國新聞只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新聞研究資料》1992年第12期）
《十四大以來的中國新聞事業(yè)》（香港《明報》1993年11月12日）
*《中國近代傳播思想的衍變》（《新聞與傳播研究》1994年第一期）
*《七十年來的中國新聞教育》（《新聞論壇》（臺北）1994年第二期）
《華人華文與華文報刊》（《傳播研究》（臺北）1995年第四期 ）
《電子網(wǎng)絡電子信與發(fā)展中的電子報刊》（《河南大學學報》1996年第五期）
《中國新聞學和新聞教育的搖籃》（《中國記者》1998年第五期）
《海外華文新聞史――未曾窮盡的研究課題》（《國際新聞界》（1998年第4期）
《驊騮開道路 鷹隼出風塵》（《新聞學探討與爭鳴》1996年第6期）
*《中國五十年來的新聞史研究》（《中華新聞報》1999年7月15日）
《驚伏起蟄 揮斥風雷》（《橋》1999年第五期）
《一代報人成舍我》（《新聞學論集》1999年12月第18輯）
《互聯(lián)網(wǎng)與中國新事業(yè)的發(fā)展》（《新聞戰(zhàn)線》2000年第4期）
《大公報的歷史地位》（2000年6月21日香港《大公報》）
《二十世紀的中國新聞傳播事業(yè)》（《中華新聞報》2000年10月30日）
《東方雜志的特色及歷史地位》（《東方》2000年第11期）
《中國新聞傳播事業(yè)100年》（《國際新聞界》2000年12月第6期）
《五十年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香港《亞洲研究》2000年9月）
《怎樣評價胡政之》（2001年12月12日香港《大公報》）
*《章太炎與中國報業(yè)》（《新聞傳播論叢》2001年第6輯）
《***功與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2期）
《美國記者的愛恨中國情結》（《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1期）
《副刊百年史》（2002年4月13日《人民日報》）
《胡政之――在黑白世界中徘徊的報人》（香港《時代傳媒》2002年第6期）
《中國加入WTO后大陸報業(yè)所面臨的發(fā)展機遇與挑戰(zhàn)》（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2002年8月11日）
《為大公報辨誣――應該摘掉大公報"小罵大幫忙"這頂帽子》（《新聞大學》2002年9月"秋季號"）
《境外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新高峰》（2002年11月3日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
《不為物移 不為已憂――紀念惲逸群逝世25周年》（《新聞戰(zhàn)線》2003年第五期）
主要著作
專著有《報刊史話》、《中國近代報刊史》、《報史與報人》、《中國新聞事業(yè)簡史》、《中國當代新聞事業(yè)史》、《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新聞史上的奇情壯采》、《中國新聞事業(yè)編年史》等。
已發(fā)表的論文有《從不列顛圖書館藏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看中國古代的報紙》、《中國近代傳播思想的衍變》、《一代報人成舍我》、《章太炎與近代中國報業(yè)》、《中國新聞傳播事業(yè)100年》等130余篇。傳記被作為辭條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及《劍橋世界名人傳記辭典》、《（美國）世界名人錄》。
獲獎記錄
一般獎項
1980年被評為校先進工作者。 1984年被評為全國一級優(yōu)秀新聞工作者。 1987年被評為全國優(yōu)秀教師.同年被評為北京市優(yōu)秀教師。 1996年獲韜奮園丁獎一等獎。 1997年再次被評為北京市優(yōu)秀教師。
2017年9月28日，獲第六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1991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fā)的政府特殊津貼，
學術獎項
①獲獎專著：
《中國近代報刊史》一書1987年獲吳玉章獎新聞學一等獎。
《中國新聞事業(yè)簡史》一書1996年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科研成果一等獎。
《中國當代新聞事業(yè)史》一書1996年獲高校文科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1997年獲國家教委國家教學成果二等獎。
《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三卷本）一書2002年獲吳玉章獎新聞學一等獎，2003年獲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yōu)秀科研成果一等獎。其中的第一卷1994年曾獲北京市優(yōu)秀科研成果一等獎。
《中國新聞事業(yè)編年史》（三卷本）一書2002年獲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
②獲獎論文：
《新中國五十年來的新聞史研究》1999年獲全國記協(xié)"新中國新聞事業(yè)五十年百篇優(yōu)秀論文獎"。
《章太炎與中國近代報業(yè)》2003年獲校優(yōu)秀論文一等獎。
傳記被作為辭條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 ·新聞出版卷》。（見1990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該書第102頁。）及1993年出版的《劍橋世界名人傳記辭典》、及同年出版的《（美國）世界名人錄》。
成長故事
早在學生時代，方漢奇就向往做一名鄒韜奮、范長江式的著名記者。出于對新聞工作的愛好，他很早就開始集報。在集報過程中，他接觸到許多鮮為人知的中國新聞史料，中國新聞史研究領域的大片空白，使他情不自禁地涉足其間。大學畢業(yè)后進入上海新聞圖書館。為弄清上海藏報情況，他四處訪查，跑遍了當時上海的20多家公私立圖書館，編寫出版了《上海各圖書館藏報調查錄》一書，為人們查找利用報刊資料提供了方便。1953年方漢奇調入北大新聞專業(yè)任教，先后參與開設和講授了《中國新聞事業(yè)史》、《中外資產階級新聞思想研究》、《名記者研究》、《港臺及海外華人報紙研究》等課程。他的課堂教學，內容豐富，思路明晰，語言生動，深入淺出，受到學生普遍贊揚。他博聞強識，誨人不倦，在新聞界有“活字典”之譽。凡有詢問古今新聞事業(yè)之人和事者，他都不計時間、精力，有問必答，有求必應，來信必復，來訪必見，其學問道德，堪稱師表。
方漢奇治學勤奮，厚積薄發(fā)。他手摘筆錄幾十年不輟，至今，分門別類、寫滿蠅頭小字的新聞史卡片已累積十萬余張。居室中四壁皆書，是國內外收藏中國新聞史書刊最多、最全的個人。在勤奮治學的基礎上，先后撰寫和主編了《報刊史話》、《中國古代的報紙》、《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中國新聞事業(yè)簡史》、《邵飄萍選集》、《中國近代報刊史》、《報史與報人》、《中國當代新聞事業(yè)史》、《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中國近代新聞事業(yè)史事編年》、《中國新聞人物志》、《中國新聞事業(yè)編年》等教材和著作。其中，《中國近代報刊史》一書對中國近代新聞事業(yè)的產生和發(fā)展作了科學、系統(tǒng)的記述，涉及報刊500余種，報人1500余名，糾正前人著述失誤200余處，受到海峽兩岸新聞學界高度評價和國外新聞學界的注意，被認為是繼1927年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之后又一中國新聞史權威著作；《中國新聞事業(yè)簡史》是建國以來第一部公開出版的大學新聞事業(yè)通史教材，被各新聞院系廣泛使用，是迄今國內外流傳最廣、發(fā)行數(shù)量最大的中國新聞史專著；《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是中國迄今規(guī)模最為宏大的新聞史專著，代表了當前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中國當代新聞事業(yè)史》一書則填補了中國新聞史教材中當代部分的空白。
方漢奇在海內外刊物上共發(fā)表論文百余篇。其中《從不列顛圖書館藏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看世界現(xiàn)存的最古老的報紙》一文，首次論證了該進奏院狀是世界現(xiàn)存的最古老的報紙，為中國古代報紙產生于唐代提供了佐證；《邵飄萍是共產黨員》一文根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大量史料，明確了邵的共產黨員身份；其他如《新聞學是歷史的科學》、《中國報紙始于唐代考》、《中國近代傳播思想的衍變》、《大陸新聞教育》等文，發(fā)表后在學術界和新聞傳播界均產生較大反響。例如，他認為中國報紙起源于唐朝，而不是像有些有影響的新聞史專著所說起源于漢朝；他認為中國的民辦報紙起源于北宋，而不是南宋；他認為朝報、邸鈔、閣鈔、雜報、狀報、除目、京報等都是古人對封建官報即邸報的異稱，并不是獨立于邸報之外的一些報紙；他認為中國民間報房出版的京報，起始于明朝中晚期的萬歷年間而不是傳統(tǒng)說法的清初；他認為邵飄萍不宜歸入資產階級報人一類，而林白水雖然死于軍閥屠刀之下，卻不宜評價過高。這些觀點，都在新聞史學界引起重視，其中多數(shù)已為國內外中國新聞史研究工作者所接受。
設立基金
2017年12月24日，方漢奇將所獲獎金100萬元全部捐贈設立基金�！胺綕h奇基金”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