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 - 簡介
戴厚英 ,安徽潁上人。(1938年——1996年),1956年,考進了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1960年畢業(yè)于上海華東師大中文系。歷任上海作家協(xié)會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組助理研究員,復旦大學中文系、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1981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
戴厚英 - 作品
著有長篇小說《人啊,人!》、《詩人之死》、《谷中的足音》、《往事難忘》,中短篇小說集《鎖鏈,是柔軟的》,散文集《戴厚英隨筆》等。
戴厚英 - 成名作的產(chǎn)生
許多人對戴厚英的了解是從她的兩本書《人啊,人!》和《詩人之死》開始的。1964年,有一天戴厚英在馬路上碰到一位熟人,熟人的身邊站著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漢子,那個漢子就是詩人聞捷,戴厚英和聞捷就這樣認識了。不久,戴厚英和聞捷相戀并訂婚了。后來,聞捷因為歷史問題接受“文革領導小組”的“第四把手”戴厚英的審查。正因為這樣的“跨階級”戀愛,聞捷不久就自殺了。聞捷的死對于戴厚英的打擊之大可想而知,《人啊,人!》和《詩人之死》因此成文。
戴厚英 - 小說曾受批判
“文化大革命”后,戴厚英以自己的生活為素材,寫出了《詩人之死》。上海文藝出版社決定出版。上海某些人聞訊,視為猛獸———因為聞捷之死與那些人有關。此書停了下來。不久,上海文藝出版社還是決定轉(zhuǎn)印,打了紙型。這時,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壓此書。終于此書無法在上海印,轉(zhuǎn)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關鍵時刻,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給予支持,使此書問世。上海新華書店原訂六萬冊。印成后,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書,一本也不讓進。后來,總算進了一點點。有人看了,說:“寫一個專案組長跟專案對象的戀愛?!”
《人啊,人!》出版之后,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聲勢浩大的“批判”,反而使這本書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國出了燙金精裝本,香港出了兩種版本,法國出了譯本,日本、聯(lián)邦德國也在翻譯出版……可是,她不僅得不到版稅,連樣書也沒拿到。
戴厚英還告訴我,外國出版社編輯來滬,要求會見作者。復旦大學黨委請示上海市委宣傳部,未予同意。德國波恩大學馬丁教授求見,也遭拒絕。里根總統(tǒng)訪問復旦大學時,復旦大學有關的接待文件上,專為戴厚英寫了一條:“如果外國記者問起戴厚英,就說不知道!
上海某人要把戴打成“三種人”。戴說,那人明明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屬“三種人”,為什么強往這上面套?據(jù)說,上海市委一位書記在一次會議上,曾提及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戴說,這顯然不符合事實。
戴說,對《人啊,人!》的“批判”,是她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擊。
打擊,反而磨煉了她。她說,一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靜。她無心于功名利祿,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在文學上有所建樹。迄今她還不是中國作協(xié)會員。但是,她說,她在讀者中的廣泛影響,已無愧于是一位中國作家。最近,中國作協(xié)要她寫申請。她說,她不寫。她不愿打著白旗進入中國作協(xié)。
戴厚英 - 遇害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涼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傳出,上海為之震驚。海內(nèi)外新聞傳媒關注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組成的“八二五特大兇殺案”偵察專案組。經(jīng)過對兩千人的調(diào)查訪問,最后終于偵破疑案……
她的死是悲慘的。兇手是她曾經(jīng)接濟過的一個年輕人,是戴老師的同鄉(xiāng),一位親戚的熟人,戴老師多次在錢物上幫助過他,那時,戴老師并不寬裕,寫作的稿費也不高。這個年輕人鬼魂附體了,在潛入戴老師家中偷竊時,被戴老師在家的侄女發(fā)覺,那人將她的侄女打得昏死過去。戴老師是買菜回來碰見他的。據(jù)說,戴老師連連怒斥他:你會后悔的!你會后悔的!這個人還是瘋狂地殺害了她。然后,還殺了蘇醒過來的她的侄女,F(xiàn)場是恐怖的。犯罪者交代,他殺了戴老師之后向戴老師鞠了三鞠躬說:對不起,戴老師。這是個兇殘而愚蠢的傢伙!一代才女,就這么死于非命。
戴厚英 - 回憶戴厚英
戴厚英性格剛強,而且對待一切事物都觀點明確,有時甚至難免走極端。不怕,因為她一旦醒悟后,就絕不文過飾非,而且會坦誠地糾正自己。例如在人道主義問題上,她極左過,而且出于真誠。但當她認識自己的失誤時,她有勇氣并且毫不猶豫地公開否定自己,從而在八十年代初寫出了影響深遠的《人啊,人!》。
說起戴厚英,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在自我認識上的坦率。她在批評旁人時不留情面,她對自己也更是這樣。
戴厚英是一個誠實的人。她對旁人認真,對自己也丁是丁,卯是卯,絕不馬虎。這說來容易,實踐起來卻很難。恰如其分地批評旁人不易,準確的自我批評難度更大。
論年齡,我和厚英是隔代人。我們之間可說是忘年交。1949-1979年間,神州大地接連發(fā)生幾次大折騰,把人心都搞亂了。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她才只有十一歲。厚英基本上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她積極向上,敢打敢沖,因而在動蕩的年月里,也做過日后反悔的事。問題不在于她那個時期說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而在于她的動機:她是出于真誠。后來她在認識上起了變化,那也是反思的結(jié)果。
前年八月她在家中慘遭殺害一事,在國內(nèi)外曾引起強烈反響。這樣卓越的作家,竟死于一個愚昧兇殘的歹徒之手,這真是難以想象的。
厚英住在上海,心卻總依戀著生她養(yǎng)她的安徽。她多次為家鄉(xiāng)賑災而解囊,且計劃退休后回鄉(xiāng)去振興教育,濟老扶貧。她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厚英為人光明磊落,性格直爽坦率,是非分明,作品富有強烈的使命感,1987年初,我和潔若曾在香港與她同看改編成話劇、用粵語演出的《人啊,人!》。我一面聽著男主角謳歌人道主義思想的大段獨白,一面對作者敢于探討人性,呼喚人性的膽量由衷地感到欽佩。
厚英是位深深地扎根于家鄉(xiāng)的鄉(xiāng)土作家。她具有豐富的人生經(jīng)歷,深厚的文學理論根底和旺盛的創(chuàng)作力。如假以天年,本可大有作為。不幸竟遭到這樣的慘死。這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巨大損失!
感謝安徽文藝出版社及時印出這八卷厚英的遺作。這里是淮河女兒戴厚英畢生的愛與恨,她的信念與期望。厚英的鮮明形象必將永遠留在千千萬萬讀者的心中。
戴厚英 - 兩本著作
許多人對戴厚英的了解是從她的兩本書《人啊,人!》和《詩人之死》開始的。1964年,有一天戴厚英在馬路上
碰到一位熟人,熟人的身邊站著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漢子,那個漢子就是詩人聞捷,戴厚英和聞捷就這樣認識了。不久,戴厚英和聞捷相戀并訂婚了。后來,聞捷因為歷史問題接受“文革領導小組”的“第四把手”戴厚英的審查。正因為這樣的“跨階級”戀愛,聞捷不久就自殺了。聞捷的死對于戴厚英的打擊之大可想而知,《人啊,人!》和《詩人之死》因此成文。
戴厚英 - 戴厚英的“任性齋”
上世紀80年代,因為探討人性、人道主義的長篇小說《人啊人》,而蜚聲文壇的已故女作家戴厚英在滬上復旦大學居所的書齋,有一個很新奇的名稱:任性齋。雖然它的布置風格非常傳統(tǒng),可以說與“時代潮流”頗不協(xié)調(diào)——既沒有什么豪華擺設,也不見值錢的古玩藝術(shù)品。房間內(nèi)放著滿滿的四個書櫥,一張寬大的寫字臺,一只老式的三人沙發(fā)。也許,只有那部當時尚不多見的臺式電腦,彰顯著主人公思想狀態(tài)的“ 先鋒”與“前衛(wèi)”。 為什么給書齋取這樣的名稱呢?戴厚英說:自己“原本是性情中人,生活在性情之中,顏色、式樣對我都是毫不重要的外殼,不值得注重的。”有一位愛好書法的青年朋友,專門為她的齋名書寫了匾額,白紙、黑字、木框,質(zhì)樸而大氣。戴厚英在閑暇時刻,仔細品味那雄渾厚拙的字形,確乎能感到不隨外界風雨飄搖、銹蝕之性情的魅力——豐富、深邃、堅韌,生機勃勃。進而聯(lián)想到,只要懷抱這樣的性情,世界上什么樣的苦酒、辣酒不敢開懷暢飲?什么樣的孤獨寂寞不能甘之如飴?但時間久了,她還是感覺,那三個字寫得有些過于莊重和沉重了。特別是那個“齋”字,右邊一豎直直地伸下來,墨跡似乎被厚厚的泥土掩埋了。如此站久了,豈不太累?戴厚英想,應該讓它輕松、休息下來。于是,到黃山旅游買回的五只陶猴派上了用場。戴厚英雖然屬相是虎,但她對猴子卻一直情有獨鐘,她認為,猴上下攀緣所依附的,無非樹木山巒,不貴不賤,卻披戴著常青的枝葉,吸取山巒的靈氣。它沒有雄踞山頭的威嚴,卻享受嬉笑揶揄的情趣。何況,“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小小美猴王,也敢于置豺狼虎豹的威脅于不顧,幻想自成一統(tǒng),自由自在。雖不免成為大人們的笑柄,但終究算得上一種迷人的藝術(shù)境界。想到就做,她叮叮當當一陣敲打,五只猴子便跳到墻上“任性齋”匾額的旁邊,有的打拳,有的踢腿,嬉笑打鬧,似乎已經(jīng)幫助那個“齋”字拔出了沉重的腿腳。平實的書房頓時變得靈動活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