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1882年—1967年），紹興陶堰邵家溇人，他從《后漢書》中“游子天所棄，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一詞為筆名，自稱為“勤勞之人”，從此就有了“邵力子”之名。

1902年鄉(xiāng)試中舉。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學求學，后轉入復旦公學，結識于右任，成莫逆之交。

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

1907年春回國，與于右任等一起創(chuàng)辦《神州日報》，宣傳反清思想。

1909年5月，他在上海創(chuàng)辦《民呼日報》，宣傳革命思想，三個月就被反動當局查封。10月，又創(chuàng)辦《民吁日報》，繼續(xù)革命宣傳，僅42天又遭查封。11月后，到陜西高等學堂任教，因宣傳新思想被當局驅逐出境。

1910年夏末，重回上海，與于右任等人一起創(chuàng)辦《民立報》，倡導國民獨立精神，積極宣傳北伐，成為當時同盟會的重要指揮所和革命黨人進行光復活動的聯(lián)絡機關。1913年，《民立報》停刊后，到復旦公學任國文教員，后任私立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科主任。1914年，參加革命文學團體——南社。7月，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6年1月，與葉楚倫在上海創(chuàng)辦《民國日報》，任經(jīng)理兼編本埠新聞，報道“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1919年，《民國日報》辟《覺悟》副刊，積極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運動。10月，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0年5月，邵力子與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fā)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轉為中共黨員并參加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邵以國民黨員特別身份跨黨參加）。

1922年10月與于右任等籌辦國共兩黨共同創(chuàng)辦之上海大學，1923年，歷任副校長、代理校長。

1924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一屆中央候補執(zhí)行委員。2月，任國民黨上海執(zhí)行部工農(nóng)部秘書，領導長江一帶各省黨務，宣傳新三民主義，積極貫徹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三大政策。

1925年夏，因參加領導五卅運動，被上海護軍使下令通緝，離上海去廣州。5月起，歷任黃埔軍校秘書處長、秘書長、政治部主任，公開共產(chǎn)黨員身份，參加組織生活。

1926年1月，任國民黨二屆中央監(jiān)委。7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為國共兩黨合作的北伐戰(zhàn)爭做了大量的政治、組織工作。8月，接受陳獨秀、瞿秋白建議，脫離中共組織關系。11月，以國民黨友好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chǎn)國際第七次執(zhí)委會擴大會議。會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任國民黨常駐中山大學代表、校理事會成員。

1927年5月回國。

1928年2月起，邵力子歷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國公學校長兼復旦實驗中學主任、陸海空總司令部秘書長、國民黨三屆中央監(jiān)委、甘肅省政府主席、陜西省政府主席等職。任職期間，主張停止內(nèi)戰(zhàn)，堅持國共合作，呼吁團結抗日，并為此奔波出力。

1935年11月，任國民黨五屆中央監(jiān)委。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一度遭拘禁，后參與中共談判，極力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937年2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期間與蔣介石、張沖組成國民黨代表團，同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在廬山會談，奠定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基礎。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任國際反侵略同盟中國分會副主席，國民外交學會會長，中蘇文化協(xié)會副主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zhàn)協(xié)會理事，軍事委員會戰(zhàn)地黨政委員會委員。支持中共在南京創(chuàng)辦《新華日報》，批準出版《魯迅全集》，準予《毛澤東自傳》在《文摘》上發(fā)表。

1940年5月，出任駐蘇大使。1942年10月回國后任國民黨參政會、憲法促進委員會秘書長。

1945年，作為國民黨代表參加重慶談判，與王世杰、張群、張治中作為國民黨代表與共產(chǎn)黨代表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會談，對促進簽訂《雙十協(xié)定》起了積極作用。

1946年1月代表國民黨參加中國政治協(xié)商會議，11月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次年，任國民政府委員、社會經(jīng)濟研究會委員、國民大會籌委會委員。

1949年2月以私人資格隨李宗仁組織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赴北平，在石家莊會見毛澤東、周恩來。4月參加以張治中為首之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在北平與周恩來為首之中國共產(chǎn)黨代表團談判，通過《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細則草案。后因國民黨拒絕在協(xié)定上簽字，和談失敗，邵遂與張治中等宣布脫離國民黨政府，留在北平。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任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委員會常務委員，出席了開國大典。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并先后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和平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委員。同時在全國文聯(lián)、華僑事務委員會、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中蘇友好協(xié)會、世界和平理事會任各種重要職務，如中蘇友好協(xié)會副會長、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等。他積極參加新中國建設，力主節(jié)制生育、控制人口，更致力于第三次國共合作，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為促進祖國和平統(tǒng)一貢獻了畢生精力，被譽為“和平老人”。

1967年12月25日卒于北京。

1931年，九一八事變，蔣介石采取不抵抗主義。舉國上下，群情激憤，抗日怒潮涌及長城內(nèi)外，大江南北。邵力子主張停止內(nèi)戰(zhàn)，喚起民眾，準備抗戰(zhàn)。

1933年春天，邵力子在任國民黨陜西省政府主席。其時愛國將領楊虎城任陜西綏靖公署主任。他與楊將軍實行軍政分治，主要注意發(fā)展農(nóng)林水利事業(yè)，開荒造林，興修水利；并著力發(fā)展交通文化事業(yè)，力求造福民眾，同楊虎城相處很好。后來張學良將軍率東北軍進駐陜西，他贊同張、楊兩將軍的抗日主張，對蔣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憂慮；對張、楊兩將軍同蔣介石的矛盾盡力緩和，以期和衷共濟，并且，他還要求部屬注意與中國共產(chǎn)黨方面的工作人員和睦相處，以團結合作、共同對敵為首要任務。

西安事變爆發(fā)，邵力子同其他在西安的國民黨軍政要員亦同蔣介石一起被拘禁。事變第二天，蔣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談話，邵力子乘機勸導蔣介石說：“事已如此，委員長應以國家人民為重，他們（指張學良、楊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慮�！币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張學良被軟禁在奉化溪口時，邵力子和張同住在溪口，名義上為幫助張學良讀書，實際上要邵力子對西安事變補過，是一種變相處分。隨后，他就被正式免去陜西省政府主席職務。

七七盧溝橋事變發(fā)生的第二天，中國共產(chǎn)黨通電號召全民團結抗日，接著又發(fā)表《中國共產(chǎn)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國共兩黨合作的三項基本政治綱領，主張國共合作，一對外。邵力子作為國民黨代表參與國共兩黨廬山會談，協(xié)商合作抗日。他認為國難日益深重，國家危在旦夕，必須大力贊助國共第二次合作，以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維護中華民族的獨立。

1938年，邵力子在其《望國民向前邁進》一文中，著重指出中國勝利之路，是“徹底抗戰(zhàn)，終不屈服”，表明了堅持抗戰(zhàn)到底的決心和主張。同年初，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在漢口舉行成立大會，他當選為理事會主席。在會上發(fā)表演說時，他針對國民黨內(nèi)的賣國投降活動，著力闡明，要將“和平運動”的譯名改為“反侵略運動”，向全世界嚴正表明我國抗戰(zhàn)到底的決心和信心，以免少數(shù)別有用心之人的曲解。在邵力子的主持下，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為揭露日軍暴行，進行反侵略宣傳，爭取國際上對我抗日戰(zhàn)爭的援助等，做了大量的工作。邵力子一向主張中蘇友好�？谷諔�(zhàn)爭時，他更力主和蘇聯(lián)結成聯(lián)盟。1940年初，他抱著增強中蘇邦交、促進國共合作、以利抗日戰(zhàn)爭的目的，出使蘇聯(lián)。在駐蘇大使任期內(nèi)，經(jīng)過他的努力，蘇聯(lián)援華的軍械物資源源運行國內(nèi)。皖南事變及蘇德戰(zhàn)發(fā)爆發(fā)后，邵力子堅持認為“中蘇邦交應不斷增進”。并通過做報告、寫文章等各種方式、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介紹蘇聯(lián)情況，對推動中蘇文化交流，加深中國人民對蘇聯(lián)的了解，加強人民外交起了積極作用。

邵力子在擔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期間，他力主對國共爭端應用政治方法解決，以期兩黨繼續(xù)合作，一致對外，團結抗日。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和平。1945年8月至9月間，毛澤東、周恩來等到重慶開和平談判。邵力子作為國民黨代表之一，參與了和談。他認為毛澤東到重慶來，“是最有誠意的表現(xiàn)”。他雖為國民黨方面的代表之一，但致力于《雙十協(xié)定》的簽訂，因而獲得“和平老人”的美稱。

1946年初，在政治協(xié)商會議陪都各界協(xié)進會第五次會議上，他發(fā)表演說，大力贊揚孫中山先生的聯(lián)共政策，高度評價中國共產(chǎn)黨在北伐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中的重大作用，希望國共兩黨在和諧中解決問題。顯然，他是謀求國共兩黨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繼續(xù)團結合作，攜手并進，建設祖國�？墒鞘Y介石的種種做法，使他大失所望。因此，在南京單方面如開偽國大時，他拒絕擔任大會秘書長的職務，拒絕參加偽國大的選舉。

1949年初的國和共談，邵力子一本初衷，和章士釗、張治中等起了很大的的促進作用。1948年末，蔣介石眼見大勢已去，于1949年元旦發(fā)出求和聲明，1月21日宣告下野。次日，代總統(tǒng)李宗仁就任，即決定邵力子、張治中等5人為代表，并以邵力子為首席代表，準備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正式談判之前，在邵力子的協(xié)助下，李宗仁組織“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以章士釗等3人為代表團成員前往北平，并要邵力子以私人資格一同前往，同中共先就有關和平問題交換意見。2月14日，邵力子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抵平。在2月20日中共舉行的招待會上，邵力子發(fā)表演說：“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寧選北平式的和平，不選天津式的和平�！苯�(jīng)過初步商談，取得中共諒解，為正式談判開辟了道路。3月中旬，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組成，原定以邵力子為首席代表，他一再堅辭，遂改派張治中為首席代表，飛往北平舉行談判。和談中，南京方面代表大部分不愿接受“懲治戰(zhàn)犯”這條，惟邵力子例外。談判結果雖達成了《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但國民黨方面不肯簽字，談判遂告失敗。邵力子毅然決定留北平。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會議開幕式上，他莊嚴地表示：誓以至誠為實現(xiàn)人民政協(xié)共同綱領和政協(xié)一切決議而努力。熱愛中國共產(chǎn)黨，與中國共產(chǎn)黨忠誠合作。一方面在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下，積極參加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一方面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隨時提出各種建議和意見，做中國共產(chǎn)黨的諍友。早在1954年，他就及時地提出“計劃生育”的主張，即為突出一例。

1956年，邵力子任民革中央社會聯(lián)系工作委員會主任，聯(lián)系晚清、北洋和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的中上層人士，經(jīng)過學習，啟發(fā)自覺，并參加各種社會實踐，為社會服務，很多人思想認識有了提高，愛國觀念有了增強，精神面貌發(fā)生不同程度的變化。

邵力子對臺灣回歸、祖國統(tǒng)一，始終特別關懷，一貫盡心盡力。不顧耄耋高年，衰弱之軀，經(jīng)常撰寫文章，發(fā)表談話，通過電臺廣播、國內(nèi)外報刊以及其他各種方式，對臺灣當局與在臺及海外的老朋友、老同志、老部下，進行爭取工作和宣傳工作，向他介紹祖國建設的偉大成就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策。為早日完成祖國和平統(tǒng)一大業(y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邵力子的一生，為謀求祖國的獨立、統(tǒng)一、繁榮、富強而奮斗不止，堅持到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為促進國共兩黨的團結合作而奔走折沖，不遺余力，幾十年如一日；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yè)而同中國共產(chǎn)黨親密合作，肝膽相照。大家之所以稱他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戰(zhàn)士，堅持國共合作的“和平老人”；公認他是國民黨中民主和進步人士表率，實在不是偶然的。

邵力子熱愛祖國，也熱愛家鄉(xiāng)，經(jīng)常對親友們說：“每個人應愛祖國，愛家鄉(xiāng)。我們的祖國和家鄉(xiāng)也實在太可愛�！辈粩嗝銊罴亦l(xiāng)人士要為祖國、為家鄉(xiāng)增光，1933年3月上旬，他回故鄉(xiāng)紹興時，曾作過題為《從紹興到世界》的演說。大意是：故鄉(xiāng)是祖國的一部分，熱愛祖國必然會熱愛自己的家鄉(xiāng)；如果你連故鄉(xiāng)都不熱愛，你還能談到熱愛祖國嗎！他言行一致，既一貫熱愛偉大的祖國，又始終關懷故鄉(xiāng)的進步。

邵力子早年離鄉(xiāng)，長期居外地，但一直十分熱愛家鄉(xiāng)。對有關家鄉(xiāng)的文化教育、農(nóng)田水利和其他公益事業(yè)，都非常關心，鼎力贊助。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擔任紹興七邑同鄉(xiāng)會的副議長，積極籌辦“紹興旅滬公學”，任副校董。他生活上儉樸，但對故鄉(xiāng)的教育事業(yè)總是慷慨解囊。30年代初，遠在蘭州任甘肅省主席時，聽到紹興尚無一所完全中學，當即出銀幣1000元，派人與朱仲華、金湯侯等地方士紳商談，于民國二十一年6月創(chuàng)辦“私立紹興中學”，并親書“臥薪嘗膽”四字作為校訓，以培訓愛鄉(xiāng)報國之才。次年春回鄉(xiāng)探親，目睹鄉(xiāng)村中迷信盛行，教育落后，又出資興修紹興陶家堰邵家溇的明強小學、白塔頭的運川小學。三十三年冬，奉母靈柩回鄉(xiāng)安葬富盛金家?guī)X，當了解該村無一農(nóng)家子弟入學時，則決定利用墳莊房屋，出資辦起“棠陰小學”，還購置渡船，接送鄰村農(nóng)民孩子入學。1932年，他大力支持學生朱仲華等在紹興創(chuàng)辦完全制中學（后改名為稽山中學），擔任設立人會主席。他把興辦教育事業(yè)看作是百年樹人的大計，所以始終熱情關懷，積極贊助。

邵力子對家鄉(xiāng)的文化事業(yè)很關心，非常重視地方志的編纂工作，把做好這些工作視為熱愛家鄉(xiāng)的具體行動。1934年，同盟會員王子余先生倡議撰紹興縣志，邵力子竭力贊同，在縣資料初稿編成后，主動出資匯款，協(xié)助付印。

他還提倡圍湖、圍海開墾，大力支持維修三江閘，并且私人出資疏浚陶家堰的賀家池，為家鄉(xiāng)的農(nóng)田水利事業(yè)作出了貢獻。

拳拳之心，感人肺腑，深受家鄉(xiāng)人民懷念�！吨袊�近現(xiàn)代人名大辭典》等有錄。

1933年3月，蔣介石為了削弱楊虎城將軍的實力，以“軍政分治”為名，免去了楊虎城的陜西省主席職務，專任陜西綏靖公署主任，主管軍事。然后，調(diào)甘肅省主席邵力子任陜西省主席。

1933年春，邵力子攜夫人傅學文自甘來陜?nèi)温�。對于古都西安，他并不陌生，早�?907年他與于右任在上海創(chuàng)辦《神州日報》時，就經(jīng)常聽到于右任介紹西安的文物古跡和風土人情，1910年，經(jīng)于右任介紹，29歲的他應聘到陜西高等學堂任教，就住在菊花園的學校里（現(xiàn)西安高級中學），不久，因向學生宣傳新思想、新文化而被地方當局驅逐出境。二十多年后，他以一省之長的身份重返西安，不禁感慨萬分。

陜西的形勢十分復雜，有楊虎城指揮的西北軍，不久，又來了張學良指揮的東北軍，軍統(tǒng)和中統(tǒng)也在西安有很大的勢力。作為一個文人省主席，他嚴守軍政分治的方針，十分尊重張楊兩位將軍，但絕不過問軍事，只是認真履行省主席職責，著手健全各地機構，整頓吏治，將主要精力放在陜西的經(jīng)濟建設上。

他聘請水利專家李儀祉先生，完成了由楊虎城發(fā)起的涇惠渠、洛惠渠等水利工程，龍門閘、風陵渡的工程也逐一完成。為了發(fā)展農(nóng)業(yè)，他督促各縣，共鑿井十萬眼，開荒造林，還創(chuàng)辦了武功農(nóng)林學校。還資助夫人傅學文創(chuàng)辦了助產(chǎn)士學校，推動科學接生。很快贏得了三秦民眾的愛戴。

當時上海有個以表演艷舞著稱的梅花少女歌舞團想來西北淘金，以為落后的西北對這種時髦的演出肯定會大感興趣的。便致函邵力子，請他大力關照，并答應到陜后，首先為省政府官員專演一場，務必賞光�？墒巧哿ψ釉缫扬L聞這個歌舞團的名聲，認為這種袒胸露腿的演出會污染西安的純樸民風，便叫秘書回函說：西北社會清苦，如來演出，恐將入不敷出，希慎重考慮。這個歌舞團只好作罷。當時許多報紙登出花邊新聞：“邵力子婉拒粉腿入陜�！�

1935年，邵力子的女兒邵偉志想從上海來西安看望父親，邵力子復信告訴女兒，一路上勿向人說出自己身份，沿途要留心旅客民眾的談話，尤其是對陜西政府的意見。如果別人一旦知道你的身份，一定是滿口贊揚，誰還敢大膽真言。

邵力子是清末舉人，尤善書法，平時前來求字的人不少，他從不拒絕。當時西安東大街新開一經(jīng)營淮揚菜的大華飯店請他題寫店名，他也欣然題寫了“大華飯店”四個正楷，并一筆一畫地署上自己的名字。這個題字的牌匾至今仍還懸掛在店面。

1936年12月12日晚，西安全城突然槍聲四起，邵力子從夢中驚醒，披衣到院中察看情況，卻被一隊士兵押走了。此時原住在解放路（原名中正路）西京招待所內(nèi)的國民黨大員也被囚禁了。關押時，邵力子才知道張楊發(fā)動了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抓了。第二天，邵力子就被楊虎城釋放了，他前去看望蔣介石，蔣問他事先是否知道此事，他老實回答不知道，還乘機勸導蔣介石：“委座，事已如此，還是應以國家人民為重，他們的要求（指張、楊將軍）似乎也可以考慮�！笔Y介石聽后一言不發(fā)。

西安事變解決后，張學良被軟禁在浙江奉化溪口，蔣介石要邵力子與張學良同住，幫助張學良讀書。實際上是對邵力子的一種變相處分。從此，邵力子離開了他主政四年多的西安。不久，蔣介石發(fā)布命令，免去了邵力子陜西省主席一職。

邵力子先生一生經(jīng)歷十分復雜，他1921年加入共產(chǎn)黨，屬于共產(chǎn)黨早期黨員。但是，在國共合作還沒有破裂的1926年，邵就轉入了國民黨，而且轉之前還征求過瞿秋白的意見。所以，他不能算是叛徒。

解放以后，邵力子一直住在東四五條，為人低調(diào)，深居簡出。不過，由于他在國共談判中作了不少貢獻，被毛公稱作“和平老人”，他生前的地位還是蠻高的。

東四居委會曾經(jīng)多次請住在這一片的知名人士講述自己的故事，比如住在四條的名士楚圖南先生，嫁到中國的荷蘭皇室之女米拉小姐，都參加過街道的座談會。而邵力子先生因為自己背景復雜，很少肯親自出面，實在逼得急了，也就是請家人出面抵擋一下。

居委會如何能把邵先生逼急呢？一點兒也不奇怪，居委會也是一層組織啊。

唯一一次邵先生參加座談會，卻是語出驚人，回憶起了西安事變，說他差一點促成了西安事變的提前爆發(fā)。

在蔣張矛盾激化之后，張學良和楊虎城謀劃，將對蔣介石進行兵諫，但因為尚有部分準備工作，日期并未決定。然而，12月8日，當時擔任陜西省省主席的邵力子，卻和楊虎城作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談話。一個是方面大員，一個是駐軍首腦，邵楊二人關系不錯，見了面談幾句話本來不算什么。楊虎城也順便試探邵力子對于當時局勢的看法。但是邵力子的回答讓楊虎城膽戰(zhàn)心驚。

邵力子對楊虎城說u2013我擔心可能發(fā)生類似日本二二六事變的事情。

二二六事變，是日本少壯派軍人發(fā)動的一次未遂政變，與西安事變的情況頗為相似。

這句話出來，楊虎城大吃一驚u2013難道有什么東西暴露了？他和張學良的謀劃十分周密，連共產(chǎn)黨方面也不知道（共方是1936年12月13日接到劉鼎的電報才了解此事），應該不會有這種問題，然而，這個邵力子怎么會如此回答呢？

此事事關重大，楊虎城雖然刀客出身，膽大心細，也不禁嚇得把手中的紙煙落在了地上。邵力子當時看到楊虎城色變，但并未深思。直到西安事變發(fā)生后，才對這一幕回憶起來，明白自己差點兒造成了大麻煩。

邵力子屬于國民黨中央派到陜西摻沙子的人物。楊虎城被他一嚇，疑神疑鬼，第二天因為一個誤會，認為東北軍瞞著他已經(jīng)動手，竟派警衛(wèi)營將中央大員們看戲的勵行社劇院團團包圍，連張學良也圍在里面。幸好誤會迅速解除，楊的補救手段不錯，趕緊自己也趕去看戲。勵行社中的國民黨大員們看完戲一看，周圍都是實槍核彈的西北軍官兵，還紛紛夸贊十七路軍布置的警戒真是漂亮--廢話，準備抓你的陣勢，能不漂亮嗎？

這樣，西安事變最終還是按照張學良的安排，在1936年12月12日發(fā)生了。

那么，邵力子說這個話是什么原因呢？

原來邵力子擔心的是東北軍下層發(fā)動兵變。蔣介石此前曾到王曲東北軍的軍官訓練班進行訓話，蔣介石訓話一向外行，有聽完委員長講話后崇拜頓消的說法，這次也是一樣。尤其是蔣特別提到攘外必先安內(nèi)話題，所以東北軍少壯派官兵當場就用集體在地上蹭腳的方式表示不滿，以至于合影最后都沒有作。第二天，東北軍中有人揚言武裝反抗。

而張學良對東北軍的統(tǒng)馭，也的確有時候不那么可靠。1935年11月，張赴南京開會，臨走一再交待軍事上不要做任何行動。結果他一走，軍長董英斌就調(diào)整前線部署，結果107師牛元峰所部被紅軍徐海峰部全殲，106師也遭到重創(chuàng)。急得張學良連夜飛回西安，因為中途大霧，一直降到200米高度飛行尋找地標，差點兒迷航喪命。

所以邵力子的意思是和楊虎城交換一下意見，如果東北軍少壯派挾持或者綁架張學良，需要早作準備。

不料卻是無心插柳，差點兒把楊虎城嚇壞。

邵力子先生講，西安事變后，由于他和蔣百里都是支持張揚主張的，蔣介石一度懷疑他與張楊為同謀。還在被押期間，蔣就在接見邵的時候反復詢問u2013“他們做得這事，你事先知道不知道？”

邵老實回答不知道。事后才知道蔣也同樣問過楊虎城，楊答知道，從此陷入深淵。說來也是頗有些后怕的。

邵力子，提倡計劃生育第一人

許多人都知道，在我國制定計劃生育國策時，紹興籍人口學家馬寅初功不可沒，正是他堅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終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但他卻不是最早的提出者。第一個提出計劃生育的人是另一位紹興鄉(xiāng)賢、“和平老人”邵力子。早在20世紀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國要控制人口的觀點。

在1921年邵力子任《民國日報》主編的時候，他就積極提倡節(jié)制生育，在自己主編的副刊上全文發(fā)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國婚姻律》，把節(jié)制生育與婦女解放問題結合在一起宣傳。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編的《婦女評論》上發(fā)表了題為《生育節(jié)制釋疑》一文，提出要加強節(jié)育技術的研究，“盡可用科學的功夫去發(fā)明”。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鄉(xiāng)浙江探親。見鄉(xiāng)村滿地奔跑的幼孩之眾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員說：“我們常說中國地大物博，實際上，中國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國是地少人多�，F(xiàn)在中國是四億人口，已經(jīng)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產(chǎn)又跟不上的話，國家要在短期內(nèi)擺脫貧困就不太可能。國家難以富強起來，人民就難以較快地富裕起來�！边@對當時“多子多�！薄叭硕嗪棉k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沖擊。

在1953年冬天召開的政務院會議上，他提出了計劃生育的觀點，這是第一次在政治決策場合提出計劃生育觀點。他說：“避孕要求不要限制，醫(yī)生對生育已多的婦女應同意施行避孕手術。”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主題發(fā)言，他又一次在重大政治會議上就計劃生育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意見。他說，人多是好事，但在經(jīng)濟還沒有發(fā)展起來的困難很多的環(huán)境里，人口應該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無窮；要大力傳播有關避孕的醫(yī)學理論，指導并供給有關避孕的藥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了《關于傳播避孕常識問題》的長文。

邵力子所以能率先提出并多次呼吁計劃生育，這與他切身感受到的多生育給婦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懼有很大的關系。邵力子的母親30歲時嫁給了他的父親，當年生了一個孩子，兩年后又生了一個。由于經(jīng)歷了生產(chǎn)過程的痛苦，她決定不再生孩子，但當年又沒有可行的避孕方法，因此從她32歲那年起就與丈夫分居，一直分居了10多年，直到絕經(jīng)為止，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本人與前妻結婚后，隔兩年就生一個孩子，在妻子懷上第六胎時，她的痛苦無以名狀，苦苦要求邵力子想辦法讓她打胎。然而邵力子找遍了當時的各大醫(yī)院，就是沒有一個醫(yī)生敢做這樣的手術。后來，她就自己狂奔，想以此掉胎，結果胎是掉了，她也因為大出血而死了，這個悲劇讓邵力子刻骨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