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胡仁奎,字梅亭,1901年出生于山西省定襄縣蔣村一個小商業(yè)資本兼小地主的家里。1919年中學畢業(yè)后,胡仁奎在本縣第二高小任教。其間,他聯(lián)絡十幾個同學成立了“共勉學社”,從上海購買新書,彼此傳閱。假期,在北京上大學的同鄉(xiāng)給他帶來《共產(chǎn)黨宣言》等書,他開始接觸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1925年夏,胡仁奎考入北大,又研讀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1926年秋,胡仁奎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1927年暑假,胡仁奎回鄉(xiāng)探親,因閻奉軍閥混戰(zhàn),交通阻斷,他未能按時返校。1928年夏,當他返回北平時,領(lǐng)導他的同志已不知去向。
他與黨失掉了組織關(guān)系,可一天也沒有停止革命。他參加了黨組織的“教聯(lián)”、“左聯(lián)”等活動;1931年夏,殷鑒、薄一波等同志被捕,他給獄里的同志送飯送錢;“九·一八”事變后,他加入了北大學生南下示威團;1932年北大畢業(yè)后,他先后在西安高中、運城二師、臨汾六中、青島文德女中、北平五三中學任教。每次任教均由“教聯(lián)”、“左聯(lián)”的同志介紹,每次退職又都是因參加革命活動引起學校忌諱而離開。
1936年,安子文出獄后擔任了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長。其住處對很多黨內(nèi)同志保密,而胡仁奎卻可以隨意出入。當胡仁奎提出希望解決組織問題時,安子文說:“你現(xiàn)在的工作面很廣,對黨幫助很大,如果恢復了組織關(guān)系,反而會把工作面縮小,你自己也會慎行少交,丟掉許多工作,你還是站在黨外做工作對黨更有好處�！�
“七七事變”后,胡仁奎從北平回到太原,參加了公開的抗日救國活動。1937年8月20日左右,胡熙庵轉(zhuǎn)來黨的通知,要他寫個自傳,說是中共中央北方局考慮恢復他的組織關(guān)系。過了幾天,彭真同志同胡仁奎談了話,正式恢復了他的組織關(guān)系。在自傳中,胡仁奎用兩句詩表述了自己當時的心情:“十年幽靈未遠離,今朝得機魂復歸。”
“七七事變”后,胡仁奎從北平回到太原,參加了公開的抗日救國活動。1937年8月20日左右,胡熙庵轉(zhuǎn)來黨的通知,要他寫個自傳,說是中共中央北方局考慮恢復他的組織關(guān)系。過了幾天,彭真同志同胡仁奎談了話,正式恢復了他的組織關(guān)系。在自傳中,胡仁奎用兩句詩表述了自己當時的心情:“十年幽靈未遠離,今朝得機魂復歸�！�
革命經(jīng)歷
1937年9月,胡仁奎隨薄一波帶領(lǐng)的決死一縱隊到達五臺地區(qū),配合八路軍開展敵后游擊戰(zhàn)爭。在薄一波同志的推動下,10月9日,山西省政府委任胡仁奎為 盂縣縣長。10月下旬,省府又委任他為第一政治區(qū)(晉東北)第一行政區(qū)行政指導員,負責指導盂縣、平定、壽陽、榆次、昔陽5縣的抗日工作。這時,國民黨大批部隊潰退南逃,八路軍則活躍于晉東北和冀西廣大抗日前線。11月中旬,胡仁奎給第一政治區(qū)主任 宋劭文寫信,建議宋劭文與軍區(qū)司令員 聶榮臻同志商議,把正太鐵路北、京漢鐵路西、 同蒲鐵路東的晉冀兩省各縣組織起來,成立一個統(tǒng)一的抗日政府。過了幾天,胡仁奎調(diào)回政治公署。宋劭文 告訴他,黨中央已指示成立 晉察冀邊區(qū)政府,并已組成邊區(qū)政府籌委會。宋劭文還說,他曾給閻錫山發(fā)去 電報,說成立邊區(qū)政府對堅持抗戰(zhàn)有利,要求批準。閻回電說:“河北省境內(nèi)不管哪里的縣長離職了,宋劭文均可逕自委派縣長。”但對成立邊區(qū)政府一事卻 只字不提。胡仁奎對宋劭文說:“不是邊區(qū)政府委員中將有三個 犧盟會員嗎?你可以及早告知閻錫山,并說此外還有劉 奠基、胡仁奎,都是山西人,9個委員中靠在他這一邊的可以有5人,而宋劭文是主任,能夠掌握得住。這樣,他就會熱心起來的�！庇谑�,宋劭文又給閻錫山打了電報。不久就得到了閻錫山的同意。
1938年1月15日,晉察冀邊區(qū)軍政民代表大會選舉成立了晉察冀邊區(qū)行政委員會,宋劭文為主任委員,胡仁奎為副主任委員,分管民政處,兼銀行監(jiān)督。當時,這個地區(qū)的絕大多數(shù)群眾曾是紙幣頻頻貶值的受害者,對貨幣的作用非常敏感。胡仁奎生怕小不忍而亂大謀,經(jīng)過精心研究,他提出了三條建議:一是堅持邊幣發(fā)行量少于準備金;二是發(fā)行邊幣實行無限兌現(xiàn),來多少兌多少;三是教育所有公立企業(yè)在交易中歡迎 收用邊幣。經(jīng)過半年多努力,邊幣贏得了信譽,成為一種通用鈔票,群眾稱之為抗日票。當時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要抗日就用抗日票(邊幣),要逃跑就用逃跑票( 法幣)。”
深入敵后
1938年9月21日,閻錫山打來電報說:“茲奉蔣委員長 鄂齊辦四電, 晉察冀邊區(qū)行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應當加入本黨。”胡仁奎想:天下真有怪事,還有下命令強人入黨的!他請示黨組織后參加了 國民黨,掛上了國民黨黨員的牌子。當時,閻錫山還發(fā)來一個電報,要邊區(qū)行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宋劭文去向他匯報工作。分局決定讓胡仁奎代替宋劭文去匯報。胡仁奎繞道晉西北,于1939年2月(陰歷十二月二十三日)到達陜西省宜川縣 秋林鎮(zhèn)。同行的還有晉察冀邊區(qū)行政委員會委員、國民黨員劉奠基;他是到后方參加國民黨 山西,省黨部會議的。
當時,閻錫山正準備召開軍政民 高級干部會議(即“秋林會議”),他對胡仁奎說,你不要匯報了,等著參加會議吧!會議期間,閻錫山駐重慶的首席代表 趙丕廉聽了晉察冀邊區(qū)敵后軍民抗戰(zhàn)的許多動人事跡,返重慶后向蔣介石作了匯報。蔣介石命趙丕廉給閻錫山去電,要胡仁奎、劉奠基赴重慶一趟。胡仁奎當即與 薄一波同志分析:晉察冀幾十個縣都在八路軍手里,蔣介石于1938年11月委任 鹿鐘麟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妄圖向邊區(qū)政府奪權(quán)。在這個時候,蔣介石邀請他們?nèi)ブ貞c,肯定有陰謀,去了對黨不利。他們也分析了閻錫山的心理,認為閻錫山一方面反共本質(zhì)不變,而且正陰謀向新軍奪權(quán);另一方面又怕蔣介石擴充地盤,心里也不樂意胡仁奎、劉奠基與蔣介石直接發(fā)生關(guān)系。
于是,胡仁奎對閻錫山說:“我是來向閻司令長官 述職的,沒有接受去重慶的任務;長官講過,委員長要取消邊區(qū),是長官硬著頭皮頂住的;如果委員長要我們回前方取消邊區(qū),我將如何見長官和邊區(qū)人民呢?”閻錨山說:“那你是不想去吧,可是如何向委員長交待呢?”胡仁奎說:“我們立刻上路回邊區(qū),你就說我們已經(jīng)走了。”閻錫山聽了很高興,說:“好,好,如何回復委員長,我想辦法吧!不去,就是不去。”
第二天早晨,胡仁奎等正要動身回邊區(qū)時,突然接到閻錫山的緊急電話,叫他和劉冥基立即去見他。一進門,閻錫山就把蔣介石親自打來的電報交給胡仁奎、劉奠基。電報說:“關(guān)于冀省政權(quán)問題,可否請劉定庵(即劉奠基)、胡仁奎兩兄來渝一走�！遍愬a山說:“這是委員長 手啟電報,稱兄道弟,他已經(jīng)不是委員長了,你們不能不去了,請你們安排行裝,不日動身,我派化之同你們一塊去�！焙士俅翁岢鲎蛱斓碾y題,閻錫山說:“如果委員長提出取消邊區(qū),你把它推到我身上,讓他和我商量�！遍愬a山發(fā)覺“商量”二字用得欠妥,又改口說:“不是,不是,是請委員長征求我的意見�！�
胡仁奎與薄一波商量后,都感到不能不去了。在向八路軍駐二戰(zhàn)區(qū)辦事處主任 王世英匯報請示后,他決定去重慶。
5月下旬,胡仁奎、劉奠基、梁化之等人抵達重慶。第三天,蔣介石請他們吃飯時說:“你們前方辦了很多訓練班,辦得很好,我這里也辦了一個,請你們?nèi)タ纯�。”梁化之心領(lǐng)神會,說:“我們這次來,就
是要到中央訓練團受訓的。”于是,他們進了中央訓練團。
一天,他們3人到曾家?guī)r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拜訪。當時,周恩來回延安,辦事處由董必武、葉劍英負責。他們剛坐下沒說幾句話就響起了 防空警報,便一齊向 防空洞走去。葉劍英走在后邊,胡仁奎也有意跟著在后面走;葉劍英拍了拍胡仁奎的肩膀,低聲說:“我們已接到中央的電報,中央已告知誰是同志,誰不是同志�！焙士犃朔浅８吲d,身在虎穴,與黨取得了聯(lián)系,深感溫暖。
有一次蔣介石接見,要他們提出個改進河北省黨政的方案來。難題果然出現(xiàn)在面前。劉奠基先起草了個方案,建議把冀中幾十個縣屬河北省政府管轄。胡仁奎看了說:“你怎么把冀中區(qū)給了河北省政府?這是你我能解決的問題嗎?你這么辦,回去怎么向晉察冀三省父老交代?”他提議找梁化之商量。胡仁奎對梁化之說:“你看怎么辦?這個問題應在 抗日勝利后解決,應征求閻司令長官的意見�！绷夯硎就狻＞瓦@樣,他利用蔣閻之間的矛盾,保衛(wèi)了晉察冀邊區(qū)的統(tǒng)一,制止了分割。
一個難題剛過,又一個更大的難題出現(xiàn)了。一天晚上,劉奠基從外邊回來,對胡仁奎說,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要劉奠基擔任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委員兼晉東北黨務指導員;要胡仁奎擔任河北省黨部委員兼冀西黨務指導員,并說還要派幾個特務和兩部電臺,分別跟他們一起到邊區(qū)。這可把胡仁奎難壞了。他推脫說:“我是個新黨員,是個教書匠,怎么能做黨部委員?”劉奠基說:“我說你也搞不了,可是朱先生一定要你干呢?”這天夜里,胡仁奎輾轉(zhuǎn)反側(cè),反復琢磨,怎么向黨請示呢?他想到了在 西南聯(lián)大任教授的 張友漁是共產(chǎn)黨員,過去在北平白區(qū)工作時他們就是老朋友。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找到張友漁,請他趕快到“里邊”(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請示。兩三天后,張友漁告他說,見到葉劍英同志了,劍英同志說,現(xiàn)在國民黨暗地已派特務到邊區(qū),與其暗派不如明帶。這個職務你一定要承擔下來,給你什么官,就接受什么官,讓你帶電臺,你就帶。于是,當劉奠基再和他談這個問題時,他說:“我干不了,不過朱先生一定要我干,我有什么辦法呢?”就這樣,胡仁奎又掛上了“國民黨特務”的牌子。
8月中旬,他們離開重慶回晉察冀邊區(qū)時,蔣介石派人送行,還送給每人2000元。
開展斗爭
當胡仁奎離開重慶時,東北救亡協(xié)會的車向忱對他說,你到成都有什么困難,可找中蘇文化協(xié)會酣會長車耀先。還給他寫了封介紹信。胡仁奎到成都后,住在民生飯店。車耀先在青年會專門組織了報告會。會上,胡仁奎介紹了在敵后如何與敵人進行經(jīng)濟斗爭,如何開展銀行工作。晚上,車耀先又邀請他們在“努力 餐館”聚餐,邊吃邊談,氣氛十分融洽。在這里,胡仁奎遇到一位天真熱情的女青年,就是以后跟他結(jié)為伴侶的 李倫同志。李倫, 湖南省郴州縣 曲江村人。李倫在 湖南衡陽女子 師范上學時,因參加 抗日活動被學校開除,后經(jīng)一位老師介紹,她認識了 新四軍湘南通訊處負責人 王濤(湘南特委書記)。1938年3月,王濤介紹她赴 延安,路經(jīng)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時,辦事處讓她與毛慎之以姐弟相稱一起赴延。到延安后, 毛澤東高興地對李倫說:“好,好,你就做我的侄女吧!”把她和毛慎之一塊介紹到 陜北公學學習。不久,報上宣傳“保衛(wèi) 大武漢”,學校有人組織南方來的同學回南方打游擊,李倫也要求到南方去,請毛澤東給當時在長沙的徐特立寫封介紹信。毛澤東見她回南方的主意已定,就給她寫了封介紹信。
當她和徐特立的兒子、兒媳一塊回到長沙時,徐特立非常生氣地問他兒子:“誰叫你們回來的?”對李倫說:“你回郴州找王濤吧!”李倫回到郴州,王濤也不高興,只是說:“你每天來通訊處吧!”在湘南特委開設的牖智書店,李倫看到一本《新疆紀行》,她想:先到新疆,學點俄語,到蘇聯(lián)留學,再回來革命,那有多好!湘南特委的一位同志說:“要不你再去延安吧!聽說延安要辦女大,吳玉章是校長,每人還有一塊床板呢!”李倫說:“我先去新疆,去不了新疆再到延安。”她給毛澤東寫了封信,請毛澤東給她寫封到新疆的介紹信。不久,毛澤東回信說:u2018u2018李倫同學,接到你的信了,你要到新疆,要來延安,是去新,還是來延,由你自己決定。不過,總要吃得苦,耐得勞,方能有成就�！边@是批評她,也是關(guān)心她。
1939年7月7日,李倫來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辦事處的同志告訴她,盛世才反共很厲害,陳潭秋、毛澤民等同志受到排擠,新疆是不能去了。又說,南京金陵大學已搬到成都,要不你還是到成都念書吧!在那里還可以搞些救亡工作。就這樣,辦事處安排她來到成都。她一到成都,看到電線桿上貼著中蘇文化協(xié)會可以住宿,她想:沾“蘇”字的地方可能是進步的,于是住到了中蘇文化協(xié)會宿舍。
當時,李倫正在考慮是上學還是再去延安。那天聽了胡仁奎在青年會上的講話,又參加了晚上的聚餐會,對在前線抗日的同志十分敬重,把胡仁奎當作 抗日英雄。有一次,她聽胡仁奎對別人說他愛人去世了,留下4個孩子,最小的5歲,最大的14歲,無人照料。李倫想:人家在前方抗日,孩子沒有人照顧,也是很作難的。在 最后一次拜訪胡仁奎時,她給他看了毛澤東給她的信,提出能不能帶她一塊到晉察冀邊區(qū),參加前方抗戰(zhàn)?胡仁奎也想,如果有這樣一位政治上能和自己走一條路的女子結(jié)為伴侶,也是件好事。但由于時間倉促,未能深談,沒有同行。
過了幾天,胡仁奎從綿陽寄給李倫一封信,信是這樣寫的:
“倫,無以為稱,請示我最好的稱呼。三日的過從引為 知交,人生亦稱慶矣!唯因國是,焉敢惜別,只是他日相會則不知又在何時?只有夢中告我西安可會,也許你已乘機北飛先我到秦,若然,真今天之巧事矣!”
通過書信來往,他們約訂在西安或秋林見面。1939年10月,他們在秋林相會了。
12月中旬,他們準備動身返回晉察冀邊區(qū),在收拾東西時,李倫發(fā)現(xiàn)胡仁奎有國民黨中央訓練團的 結(jié)業(yè)證書及 孔祥熙、陳誠等國民黨要人的講話、蔣介石請他吃飯的請柬,等等,她驚奇地說:“喲!這是怎么搞的,盡是國民黨的東西?”胡仁奎說:“你還不知道我是國民黨員?”她說:“你怎么是國民黨啊!”急得哭了,說:“這怎么對得起 毛主席!”胡仁奎也很為難,說:“我告訴你,我一向什么黨派也沒有參加,是個教書匠,因為抗戰(zhàn)我才參加國民黨的�！庇终f:“你不是和延安的領(lǐng)導有來往嗎?這次路過延安,你可以把情況給延安講,你要求進步,我絕不拖你的后腿�！崩顐惡芸鄲�,心想到延安后給毛主席匯報,看毛主席怎么講吧。
路經(jīng)洛陽時,他們同國民黨從西安派來的特務會合了。胡仁奎告訴李倫:“他們都是國民黨特務,還帶了電臺�！崩顐惛鷼饬�。進 紅區(qū)時,胡仁奎有意走在前頭,把名片交給放峭的,目的是請他們趕快報告延安。下午1點多到達延安,可能黨中央不知道他們來,沒有人接,于是繼續(xù)走。又走二三十里
住宿后,李倫與胡仁奎吵起來。李倫說:“為什么不在延安住?我要騎馬返回延安,向毛主席匯報。”胡仁奎怕被別人聽見,暴露身份,就耐,心地解釋道:“現(xiàn)在三更半夜,怎么能行?明天還要趕路,怎么能返回來?”李倫也無可奈何。又走了幾天,他們來到綏德縣,在 三五九旅司令部住下,李倫把這些事全部告訴了 王震同志,請他轉(zhuǎn)告毛主席。
1940年3月,他們回到了邊區(qū);胡仁奎向分局請示在重慶接受的回民黨任務怎么辦。分局指出兩條策略原則:一是打給重慶的電報,既不能泄露機密,又要有點東西;二是胡仁奎的言行,一般要比劉奠基右一點。分局還振來兩位伺志協(xié)助。胡仁奎讓年紀較大的宋 啟明擔任組織干事,負責與 北岳區(qū)黨委直接聯(lián)系;讓年紀較輕的小陳擔任機要秘書,負責與兩個特務交往,掌握報務。老宋工作很順手,小陳也很快取得特務們的信任,逐漸讓他翻譯來往電報了。1941年秋,朱家驊來電報,要胡仁奎到重慶述職。經(jīng)請示聶榮臻同志,他復電朱家驊借故推脫。1942年8月,朱家驊又來電報,仍要他去重慶述職。分局經(jīng)研究決定,讓胡仁奎再赴重慶。9月22日,胡仁奎出發(fā)了。他繞道 晉綏邊區(qū),到延安時已是11月下旬。
在延安,他們拜訪了毛澤東,從下午2點一直談到晚上10點。毛澤東問:晉察冀邊區(qū)能否堅持下去?胡仁奎說,完全能堅持下去。并向毛澤東匯報了邊區(qū)的軍事、政治、經(jīng)濟、民氣等情況。李倫向毛澤東匯報了怎樣認識胡仁奎和胡是國民黨員等等。毛澤東聽了,沒有說什么。葉劍英、彭真、賀龍、林伯渠等領(lǐng)導同志都會見并宴請了胡仁奎。最后,葉劍英代表第十八集團軍總部,派汽車把他們送到了秋林。
在秋林逗留期間,胡熙庵對李倫說:“李倫,梅亭這次去重慶,使命很重,你要很好配合。梅亭是1926年的老黨員了�！崩顐惵犃擞指吲d,又埋怨。她問胡仁奎:“熙庵說你是1926年的黨員,你怎么不 告訴我?”胡仁奎說:“我是1926年的黨員,但后來失掉組織關(guān)系了。”對于恢復組織關(guān)系的事,他只字未提。
1943年3月,胡仁奎來到了重慶。朱家驊對他說,總裁(蔣介石)很器重你,我已簽呈總裁,請他“召見”。不幾日,蔣介石侍從室通知:“總裁召見,談話5分鐘�！焙士鴰状我娺^蔣介石,蔣介石總是很少說話,縱然講一兩句,也裝作很從容不迫的樣子。這次卻不一樣。當胡仁奎略敘邊區(qū)抗戰(zhàn)概況,剛開始匯報邊區(qū)國民黨黨務時,蔣介石便厲聲問:“共產(chǎn)黨在那里究竟干什么?”胡仁奎說:“共產(chǎn)黨抗戰(zhàn)是真誠的,聶榮臻為人忠厚,治軍有方,從未吃過敵人的虧,邊區(qū)抗戰(zhàn)秩序已經(jīng)建立了�！�5分鐘已到,便告辭而出。
這次,胡仁奎從朱家驊那里領(lǐng)到一筆國民黨在晉察冀邊區(qū)的活動經(jīng)費,并請國民黨匯到前方。他們找銀行、找郵局,都匯不到晉察冀邊區(qū)。于是,胡仁奎對朱家驊說:“看來我還得到八路軍辦事處走走,請他們匯到前方。不然,這么多錢,我怎么帶呢?”朱家驊只好同意。有一天,國民黨中統(tǒng)局副局長郭紫峻說,我收到董必武與延安的往來電報,說你有多少錢要寄到延安。胡仁奎說:“你這不是新聞,而是舊聞,我早跟朱先生講過了�！�
回到延安
1943年10月10日,他們離開重慶�；氐窖影矔r,已是1944年4月初了。作為中共中央的客人,他們住在延安交際處。黨中央為了提高胡仁奎的身份,還開了歡迎會,并宴請了胡仁奎,《 解放日報》還發(fā)了消息。
一天下午2點,毛澤東把胡仁奎接到他那里,談到 深夜10點多。毛澤東問胡仁奎:“李倫怎樣?”胡仁奎說:“很好�！泵珴蓶|說:“1938年她來延安時,我見過,我看她是一個天真活潑的青年,你就 開門見山地告訴她,你是干什么的。為什么叫一個青年那么痛苦呢!”
胡仁奎從毛澤東那里出來,路過中央黨校時,他把毛澤東的話告訴了 彭真。彭真為了慎重起見,說:“還是不告為好�！焙士莻�組織觀念很強的同志,仍沒有把自己的真實身份告訴李倫。
有一次,他們用的保姆從吃飯的窯洞里哭著回來,說國民黨那個人調(diào)戲她。李倫聽了很生氣,對胡仁奎說:“我對你沒有其它意見,就有一點:為什么和國民黨人住在一起?要么脫離國民黨,咱們一塊到晉察冀邊區(qū);要么就登報脫離 夫妻關(guān)系�！焙士鼮殡y地說:“要不你到黨校找找 安子文吧!”第二天,李倫去找安子文。安子文說:“李倫,梅亭是個好人,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需要他這樣。你好好進步吧!以后我介紹你入黨�！币院�,胡仁奎對李倫說:“那時候你也太天真了。你要是國民黨特務的老婆,老安能跟你說這些話嗎?”
1945年2月底,國民黨 中央組織部部長 陳立夫打來電報,調(diào)胡仁奎到重慶工作。胡仁奎想:一下重慶,是事情逼在那里,不得不去,任務是保衛(wèi)邊區(qū);二下重慶,是朱家驊一再電約,要應付一下;這次要長期在重慶,就更難辦了。他把電報交給彭真同志,表示不愿再去。
3月20日左右,由周恩來主持,他們在楊家?guī)X聶榮臻同志的住處開會,參加會的有彭真、聶榮臻、劉瀾濤同志。胡仁奎說:“前兩次去重慶是臨時的,還比較好應付,這次去是長期工作,我是個教書的,干不了這個工作。”彭真說,你還是去吧!周恩來也是從有利于抗戰(zhàn)大局出發(fā),讓胡仁奎去,并要他廣交朋友,做好工作。胡仁奎說:“既然黨需要我去,那我就去吧!不過,我留下個遺囑:我如果犧牲了,請登報或豎塊碑,說u2018胡仁奎是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u2019,別的我也沒有什么要求�！�
那時,李倫快要生第三個孩子了,胡仁奎有些不放心。但是,為了黨的工作,他只準備了兩天就動身了。
重慶紀事
1945年4月3日,胡仁奎抵達重慶,住四川飯店,后由中統(tǒng)局副局長郭紫峻安排,住在中統(tǒng)局開設的“大道出版社”,地址在曾家?guī)r周公館的斜對面。胡仁奎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廣交朋友,“拜見”了 陳立夫、 朱家驊、郭紫峻、張道藩、潘公展、龐鏡塘等 國民黨要人。“金錢萬能”是 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特色。那時在重慶流傳著這樣的一句話:“這事u2018總裁u2019 辦不到,非請u2018總理u2019來辦不可�！币馑际� 蔣介石辦不到的事,錢能辦到。因為國民黨的票子上印有孫中山總理的肖像,所以,人們把 法幣稱“總理”。胡仁奎這次到重慶,經(jīng)過請客 送禮,又領(lǐng)取了不少1944年以來國民黨冀西黨務的經(jīng)費。但是,國民黨 中央組織部不讓他把錢寄到 延安和邊區(qū)。于是,他就用這部分錢,廣交朋友,借“總理”(鈔票)之神威,開展活動。
在重慶,胡仁奎的一言一行都是很費思量的。無論新知舊交,懷好意的和抱惡意的人,都想打聽延安的情況。他總是采取擺事實、做對比的方式,進行宣傳。有一次,他請人吃飯,有人 問延安是否民主?他不正面回答,而是說:“1942年我路過延安,有一天 賀龍約我吃飯,毛先生也來電話約我吃飯。賀龍給毛先生 打電話說,是我先約的,應該先從我約,于是我就先赴賀龍的約會了。這在咱們重慶恐怕是不能這樣的。”
經(jīng)過幾個月的努力,跟他接觸的人都感到他是一位教書出身、有錢不吝、慷慨好施的忠厚人士,這為他后來開展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8月30日,胡仁奎對陳立夫說:“毛先生來了,我要去看他,你有什么囑咐嗎?”陳立夫說:“是的,你應該去�！辈⒄f:“毛也許會來看我�！�9月4日,胡仁奎到 桂園( 張治中公館, 毛澤東在重慶的住處)見到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向他們作了如實匯報。毛澤東說,咱既跟他和,就是要和它這個黨和,國民黨是右派掌權(quán),解決問題不能光找左派,還要找右派,我要會他們?nèi)?你可作橋梁,跟他們約一下。經(jīng)過胡仁奎相約,9月18日晚,他陪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到教育部訪了朱家驊,9月20日,又到國府路高廬(陳立夫公館)訪了陳立夫,10月1日晚則赴朱家驊之宴,10月13日晚赴了陳立夫之宴。
1946年春節(jié), 李倫和延安交際處處長 金城給毛澤東拜年時,毛澤東對李倫說:“你也到重慶去吧!”過了半個月, 安子文也說:“你去重慶,可找王若飛同志�！�3月8日,李倫到重慶。3月29日,胡仁奎帶她去曾家?guī)r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見了王若飛。王若飛對李倫說:“你就跟胡仁奎同志在一起,他領(lǐng)導你的工作�！被丶液�,胡仁奎 對她說:“為了我的問題,你多年心里很痛苦,今天我告訴你,我是外白內(nèi)紅,實際上是共產(chǎn)黨員,是1926年入黨的,我這些年做的事,都是黨批準的�！崩顐惢腥淮笪�,心里非常高興。從此,她就和胡仁奎一起為黨做秘密工作了。
地下工作
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胡仁奎和李倫也于7月12日抵達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給胡仁奎安排了國民黨中央黨部設計委員。這是個高薪水而沒有實權(quán)的虛職。有一天,國民黨中統(tǒng)局局長葉秀峰對胡仁奎說:“國共談判,正面是張治中、邵力子,你可以從 側(cè)面常到 梅園新村走走�！焙士南�,這正好便于我與黨組織取得聯(lián)系。8月1日,胡仁奎和李倫向周恩來、董必武、王炳南匯報了葉秀峰的話。周恩來氣憤地說:“那你就來!”這樣,每半個月左右,他們就去梅園新村一次。
可是,每次從梅園新村回來,總得向葉秀峰寫個報告。這是件很傷腦子的事。由于在梅園新村周圍有許多國民黨特務在監(jiān)視,你 什么時候去梅園新村,中統(tǒng)局都知道。胡仁奎采取的原則是,能看得見的外表行動如實地寫,對于政治問題,在不暴露黨的機密的前提下,根據(jù)外表行動 字斟句酌地精心編造,使中統(tǒng)局的人看了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又 找不到什么漏洞。比如,1946年10月11日國民黨侵占 張家口后,國民黨官員興高采烈,他們以為梅園新村的人們一定垂頭喪氣了。當時,舊政協(xié)瀕于破裂,各 民主黨派面臨作最后抉擇的時刻。葉秀峰要胡仁奎到梅園新村摸摸氣候。16日,胡仁奎到梅園新村,周恩來正在會見 張君勵和 左舜生,于是,他先和王炳南敘談。待張、左走后,周恩來為他分析了各民主黨派的動向,講了黨的方針。他回來寫報告時,如實地寫了張君勵、左舜生正在周室,以及自己先會王后會周的過程;說周恩來先生的態(tài)度瀟灑自若、一如既往,講了人民熱愛和平,國共兩黨應該團結(jié)合作,鞏固和平,否則,有負于民望。再如,11月28日,辦事處為朱德祝u2019奶大壽,他們前去祝賀,參加了30日晚辦事處全體同志的聚餐會。飯后,大家坐在一起,董必武說:“今天是第3天了,頭一天是中外記者,第二天是民主人士,今天是我們自己人。”這個報告如何寫?如果寫自己人聚餐,等于告·密,不寫又不行。他反復琢磨后寫道:“董必武說,頭一天是中外記者,第二天是民主人士,今天是我們老解放區(qū)的老戰(zhàn)友。”把同志聚餐換成老戰(zhàn)友聚餐,搪塞了過去。
就這樣,從1946年9月到·1947年2月,胡仁奎共寫了12次報告。有一天,郭紫峻對胡仁奎說;你寫的報告,葉秀峰局長都看過了,評論是:“你說有內(nèi)容吧,實在沒有什么;你說什么也沒有吧,好像也有一點東西,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焙士鼘顐愓f:“他們要收買我的靈魂,靈魂我們有,但既不批發(fā),也不零售,怎么能讓他們食之有味呢?只要棄之可惜,不礙我徐圖良策也就可以了�！�
1946年11月,國民黨撕毀決議,周恩來、鄧穎超返回延安。胡仁奎曾向董必武請示,要求回延安。董必武說:“黨中央叫我們留在這里,我們就留在這里戰(zhàn)斗�！�1947年2月27日,胡仁奎最后一次到梅園新村,向梅益同志 談敘良久。3月3日,葉秀峰派秘書來通知說:“葉先生說,你不要再到梅園新村了。”3月7日,蔣介石把董必武等中共代表強制送回延安后,葉秀峰派秘書來威脅說:“葉先生說,這是你立功的時候了,應該把南京的地下共產(chǎn)黨組織完完全全地寫出來。”胡仁奎嚴辭正色地說:“除了周恩來、董必武和中共辦事處幾個人外,南京的共產(chǎn)黨我一個也不認識�！�
胡仁奎再一次與黨失掉聯(lián)系。他對李倫說:“現(xiàn)在是收盤買賣,有朋友來,熱情招待;我們自己少出去。出去時,你我總要留一人在家。等候中央派人來接頭。”
回歸老區(qū)
同黨失去聯(lián)系,猶如失掉靈魂。五六個月過去了,仍不見中央派人來。胡仁奎對李倫說:“在南京找不到黨的關(guān)系,我是北方人,在北平熟人多……我們設法回北平吧!”1947年9月間,正是國民黨 行憲國大代表競選之時,胡仁奎對郭紫峻說:“請你和葉先生幫忙,我回山西運動個國大代表,開國大時,為CC團投二票,你看如何?”郭紫峻和葉秀峰研究后告他:“你準備走吧!”于是,他們經(jīng)上海乘船到天津,于11月8月回到北平。郭紫峻安排他住在中統(tǒng)局機關(guān)北池芋56號后院。由于他們的孩子多,日子一長,特務們感到不方便,又讓他們搬到 東總布胡同11號。回北平的目的是要與黨中央取得聯(lián)系,原本沒有回 太原的打算。但為了遮人耳目,初到北平,他們也 張羅著買 飛機票,佯作返太原之狀。梁化之得知胡仁奎要返太原,揚言已查明胡梅亭是共產(chǎn)黨黨員,來太原一下飛機就要逮捕他。在北平,他們也身韜特務重圍,冒險出城是走不脫的,只好設法在北平與黨中央聯(lián)系。
12月23日,胡仁奎的老鄉(xiāng)、在中央通訊社工作的韓俊德來家,胡仁奎請他向黨組織匯報,派一位“交通”引他回晉察冀邊區(qū)。但地方黨組織沒有這樣做,因為他們不知道胡仁奎究竟是什么人。直到1948年5月,韓俊德來告他,地方黨組織請示了黨中央,中央指示,“還是請你在外邊,不要回去�！庇谑�,他只好硬著頭皮住下來,等候中央派人來聯(lián)系。在北平解放前夕,他還作了些促進傅作義將軍和平起義的工作。12月底,崔月犁來家說:“中央知道你來北平了,北平馬上就要解放了。劉仁同志說,你不要回去,現(xiàn)在捕人很厲害,要注意一點�！�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后的第二天,胡仁奎就設法找到了彭真同志。從此,他勝利地從“地下”回到“地上”。他先后任對外貿(mào)易管理局副局長、中央貿(mào)易部辦公廳主任、 海關(guān)總署副署長,1962年任 北京林學院院長,1966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