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1929）男，漢族．上海人。1881年曾出使日本，繼又調(diào)赴俄德等國作隨同辦事，周歷東西兩洋，熟悉外部情形。1891年6月任二品銜直棣候補道、查探印緬商情及滇緬界務(wù)，并繪圖記載。嗣又任山西侯補道。平日講求洋務(wù)。1902年3月為山西大學(xué)堂首任督辦。 1906年11月任上海佛教協(xié)會會董，上海城廂內(nèi)外總工程師議董，上海城內(nèi)地方公益研究會副會長、會長，西北城地方自治協(xié)會干事長等職務(wù)。

　　姚文棟1902年3月至1902年5月出任山西大學(xué)堂首任督辦。期間，正值山西大學(xué)堂籌建不久。他為學(xué)�；�本建設(shè)，職工聘用，招生上課，做了不少的工作。

　　姚文棟長期從事外交工作與研究，著作有《東北邊防論》、《東槎雜著》、《云南勘界籌邊記》等書。

字志梁(一作子梁)，私謚“景憲先生”。上海人。1885年舉人。1881年應(yīng)清駐日公使黎庶昌之請，任“使日隨員”。1882年抵日本。1886年歸國。在日期間，致力研究日本，計劃著書22種 (后為30種，即初稱《東二十二種》，后稱《東槎三十種》)，實際先后完成《重九登高詩》(1882年)、《日本會計錄》(1883年)、《墨江修楔詩》 (1883年)、《日本志稿》 (1884年)、《琉球地理志》(1884年)、《日本地理兵要》(1884年)、《海外同文集》(1888年)、《歸省贈言》 (1889年)和《中東年表》  (時間不詳)  等9種 (一說6種)；此間另出《東槎雜著》(1884)  文集2卷  (后續(xù)著2卷)。在日期間，與日人星野恒、丸山贊、蒲生重章、罔仞千、川口嵩、小野湖山、森春濤、森槐南、永板石棣、片山潛等數(shù)十人相交往。1883年曾為小野湖山七秩大壽安排詩會。1887年至1889年隨洪鈞出使俄、德等國。1890年至1891年奉薛福成之命考察滇緬邊防。1902年督辦山西學(xué)務(wù)。1908年創(chuàng)立江蘇省省立第一圖書館。晚年回上海，致力發(fā)展地方教育和文化事業(yè)。后病逝。另著有《春明十二種》《歐槎人種》《南槎二十二種》。

大規(guī)模的日文圖書的漢譯是二十世紀(jì)初伴隨著留日學(xué)生運動的掀起而勃

興的。③但漢文日書的最早刊行則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jì)七十年代。1875年廣

東就出版過日人以漢文撰寫的《日本外史》，1878年有中村正直選、岡本監(jiān)

輔譯的《萬國史記》。第一位直接漢譯日文書的是姚文棟。

姚文棟（1852—1929），祖籍上海，號志梁，又號子樑，和謚景憲先生，

是同光年間上海學(xué)界“三個不進秀才”之一。十四歲起先后肄業(yè)敬業(yè)、龍門、

詁經(jīng)、求志等書院。二十歲在浙江任官，不久因父母去逝而歸里潛心治學(xué)，

博覽新書，詳稽時務(wù)，長于掌故，尤專輿地。光緒初年，伊犁、緬甸、南越、

臺琉多次發(fā)生交涉危機，姚文棟以所著《籌邊九論》引起朝廷注意，1881至

1887年，他擔(dān)任清政府駐日使臣黎庶昌、徐承祖的隨員。在日期間，他廣泛

地開展各種外交活動，當(dāng)時“專攻漢學(xué)”的日本學(xué)者片山潛《上姚君書�！发� 

稱他“暇則與我巨公名流文酒會合，筆陣縱橫于樽俎之間，是故我邦文學(xué)之

士，茍被閣下容接者，咸有登龍門之稱”， 他對姚文棟的學(xué)問是備極推崇。這

些與姚的信函往來題跋，后編為《海外同人集》，有光緒滇南刻本。

姚文棟曾有心對日本漢文學(xué)進行系統(tǒng)介紹。鑒于漢詩已有《東瀛詩選》，

他便想專輯漢文，計劃從《經(jīng)國集》、《本朝文粹》、《續(xù)本朝文粹》及管

原道真、都良香等人的作品中選其精粹，編纂成《日本文源》。并擬將江戶

時代朱子學(xué)派、古學(xué)派、古文辭派、折衷派的一些出色的散文，輯為《日本

文錄》。日本明治維新之后，漢文表現(xiàn)力日益增強，他更打算精選佳作，編

作《海外文傳》，為此，他曾作《東海征文啟》，希望日本各界人士協(xié)助收

集資料。② 

1887年他奉調(diào)歐洲，隨出使俄、德、奧、荷大臣洪鈞出使歐洲兩年，期

間譯著有《泰西政要》、《國別地理》、《海西文編》等有關(guān)歐洲地理、政

治的著作八種。1891年至1893年回國奉委調(diào)查印度、緬甸商務(wù)，查勘滇緬

界址和考察滇緬防務(wù)，在云南三年間撰成《云南勘界籌邊記》等二十二種。

1893年甲午戰(zhàn)后，他又奉兩江總督張之洞之命，至臺灣助唐景崧成立的“臺

灣民主共和國”以抗日。戊戌變法時，光緒皇帝選“懋勤殿十友”，他被名

列第五。1900年后，他專門從事教育文化事業(yè)，1902年督辦山西大學(xué)堂，1908

年創(chuàng)辦江蘇省第一圖書館。他極力反對外國傳教士干預(yù)中國內(nèi)政，認(rèn)為李提

摩太之流都是“居心叵測”的政客，其所譯《泰西新史攬要》也有“借此為

懷柔中華之計”，并諄告該書中譯合作者蔡爾康“勿墮迷魂之陣”。① 

姚文棟畢生著述甚多，據(jù)其自編《全集總目錄》，計有《春明十二種》

（1879至1880年間所著有關(guān)我國西北邊疆雜著）、《東槎三十種》（1881

③ 有關(guān)清末留日學(xué)生與譯書的關(guān)系可參閱拙文《晚清留日學(xué)生與日文西書的漢譯活動》，載《中國近代現(xiàn)

代出版史學(xué)術(shù)討論會文集》，中國書籍出版社1990 年，頁93～105。

① 呂萬和《片山潛與姚文棟》，《學(xué)林漫錄》第9 集，中華書局1984 年。

② 王曉平《近代中日文學(xué)交流史稿》，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年，頁423。

①

姚明輝《近代上海學(xué)術(shù)文化漫記》，《上海地方史資料》（四），上海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1986 年，頁53～ 

54。

至1836 年在駐日使館期間所著有關(guān)日本地理、文學(xué)及朝鮮、安南地理著譯）、

《歐槎八種》（1887 至1889 年在歐洲所著有關(guān)歐洲地理、政治等著作）、

《南槎二十二種》（1890 至1891 年有關(guān)印、緬及滇緬邊界著作）總計約二、

三百卷。此外還有《槎溪二十五種》（儒學(xué)雜著）、《外集三種》（有關(guān)山

西學(xué)務(wù)），多未刊行。遺著還有《七慶堂全書》。在所刊刻的七種著譯中，

當(dāng)時影響較大的要推其1882 年完成、1883 年刊刻的《琉球地理志》一書，

曾被譚汝謙等認(rèn)為是“中國人第一部漢譯的日文書”。② 

《琉球地理志》全名為《琉球小志并補遺附說略》，由《琉球地理小志》、

《琉球立國始末》、《琉球形勢大略》、《沖繩島總論》、《琉球新志自序》、

《沖繩志后序》以及《琉球小志補遺》幾部分組成。琉球群島位于日本西南

部，從東北向西南，包括大隅、吐噶喇、奄美、沖繩和先島五組群島，多低

矮山地，原是一個向中國朝貢的獨立國家，應(yīng)被看作是中國外海的“藩屬”。

1872 年前后，日本借朝鮮開放問題出兵，1875 年派遣了一支配備有炮艇的巡

邏隊，摧毀了朝鮮的防守要塞。當(dāng)時正窮于應(yīng)付馬嘉理事件的中國政府無力

保衛(wèi)朝鮮，沒有能履行其宗主國的義務(wù)。日本繼在攻打朝鮮之后，于1879 

年滅琉球國，設(shè)立沖繩縣。為了對其吞并的行為進行辯護，日本一些文士學(xué)

人寫了不少著作以論證自古以來琉球就是日本一部分，而主張琉球是中國領(lǐng)

土的中國學(xué)人，理所當(dāng)然地表示反對。姚文棟1881 年赴日之際，正值中日兩

國就這一問題的爭論達到白熱化的程度。姚文棟讀了這一時期日本官方編撰

的《琉球地理小志》；日人中根淑所寫的《琉球立國始末》、《琉球形勢大

略》、《沖繩島總論》；日人大槻文彥撰的《琉球新志自序》、重野安繹撰

的《沖繩志后序》，認(rèn)為其中有關(guān)琉球疆域、度數(shù)、形勢、沿革、山岳、河

渠、港灣、岬角、海峽、島嶼、暗礁的記錄，以及有關(guān)琉球地志的考證，都

不無參考價值。

姚文棟在《琉球說略》中講：“近時日本文士記載琉球事實者甚多，然

秘不示外人故未得見也�！庇谑撬�多方尋找，把“修史館新纂地書中摘譯琉

球一門，參以海軍省實測圖說，為《琉球小志》兩卷，今見學(xué)校中幼童肄業(yè)

之本，其說琉球地勢亦為簡明，復(fù)譯之。名曰《琉球說略》，以附于小志之

后，其原書為文部省刊行本，亦日本官書也”。在譯述過程中，他又對日本

學(xué)人的偽造或誤記、強同奪理的考證一一加以駁斥。如《沖繩島總論》中，

日本中根淑稱琉球百姓漂到臺灣，“為著人所劫掠，而其未曾問之清國。清

國帝未曾責(zé)之臺灣，視其民之難如痛癢不相關(guān)，當(dāng)是時獨我國發(fā)問罪之師，

冒蜑雨入蕃境為之加遺一矢，以祭冷魂，為之督促萬金以惠遺孤，我之德沖

繩人亦云至矣”。姚一針見血地指出：“日人滅琉球，假借臺役以為口實，

亦其風(fēng)氣誕妄之一端�！贝蟾盼膹┰凇读鹎蛐轮咀孕颉分兄赋隽鹎驊�(yīng)歸屬于

日本的十點證據(jù)，無外乎地勢、古史、人種、語言、性情、立制、保護、服

從先后等，姚文棟在指出那些古史證據(jù)“多附會，不足信，明眼人一見能辨

之”外，著重辯駁了把語言文字的模仿和文化制度的相似作為證據(jù)，指出“日

本舊時悉效唐制，今時悉效西制，然未嘗因此為吾與西洋之屬邦也，何獨文

致琉球乎？”

《琉球地理志》譯成后頗受學(xué)界重視，武進陳允頤認(rèn)為此書“于中南二

島疆域緯度，山川形勢，沿革之大，支渠曲港，岬峽嶼礁，問切之細，條剖

② 

[日]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xué)日本史》，譚汝謙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83 年，頁216。

縷述，秩然了然”。雖然原本出于日人之手，論說不免頗袒，但由于中國古

書中對琉球缺乏記載，此書的譯出，“固將以備《職方》之掌，而補《王會》

之圖，且以見琉球雖地狹勢逼，而尚氏世奉東藩，朝貢無廢，至于蕩析播遷

而不式”，曾使日的余瓗在給姚文棟此書所作的序中稱，閱畢慨然嘆曰：“琉

球之幅員廣狹，盡在此中矣�！闭J(rèn)為“中國素稱稽古右文之邦”，但“求如

此篇之條分縷析，以考其山川形狀，絕不可得”。指出“日本人文亞于中國，

然自維新后，發(fā)奮有為，凡地理海程，尤為加意，無論國內(nèi)國外，探討不遺

余力，非獨琉球諸島為然也”。在上海新教育方面頗有建樹的張煥綸為明治

政府實行侵略弱小民族的政策感到憤慨，他指出，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凡

同洲之國，類當(dāng)以同族視之。齊志壹力，共捍外難，猶懼不濟，況當(dāng)排鬩于

戶墻哉！琉球蕞爾島國耳，試取是編，按之疆域幾何耶？物產(chǎn)幾何耶？取其

地足廣國耶？得其財足富民耶？無益于日，有損于中，徒使他族蹈隙效尤，

坐收漁人之利”。他認(rèn)為，如果日人讀了姚文棟的譯本后，“幡然而悔圖”；

而“我華人讀之，益棖其興廢繼絕之思”，那么此書的目的就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