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若增，歷任靜海縣中學語文教師，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天津作家協(xié)會專業(yè)作家，文學創(chuàng)作一級。先后在哈爾濱、沈陽、天津讀書。1980年春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翡翠煙嘴》；中篇小說集《獸孩》；長篇小說《離異》及雜文隨筆集《吳若增自選集》、《吳若增曰》等文章。

　　黑龍江尚志人。1968年畢業(yè)于南開大學政治經濟系。歷任靜�？h中學語文教師，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天津作家協(xié)會專業(yè)作家，文學創(chuàng)作一級。1980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    

吳若增是一位極具個性的作家。

       他以在思想上和文字上的特立獨行與獨思 獨語，聞名于當代中國文壇。在這本書中，吳若增繼續(xù)以他卓然不群的文字風格，對 人生百態(tài)、社會現狀、 傳統(tǒng)習俗， 給以犀利的評析。同時，書中也不乏他對于 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大勢的反思與指認，深沉而恢弘。有趣兒的是，在這本書中，吳若增還以抒情的甚至是傷婉的筆調，描述了他對于鄉(xiāng)村、動物、 大自然的獨特觀察，另有一種 田園牧歌式的深情。吳若增說過，他是一個生活 在夢中的人，他堅守自己的個性與理想，但也很知道自己的隔膜與孤獨，因此，在寫到他自己的生活與經歷時，語言又變得幽默調侃了起來，有一種他最愛吃的豬蹄子或 牛板筋的 嚼頭與勁道。

       麻 雀

　   作者：吳若增

　　麻雀實在是一種很奇怪的動物。它們不怎么美麗，卻也不怎么難看；不怎么乖巧，卻也不怎么討嫌；它們似乎永遠不可能繁殖得蝗蟲一般鋪天蓋地，卻也似乎永遠不可能被淘汰得銷聲匿跡……特別是——在跟咱們人類的關系問題上，它們似乎鐵定了永遠不會靠近，卻也似乎鐵定了永遠不會疏遠。

　　從上個世紀50年代“大躍進”生活過來的人們肯定都還記得，在咱們這里，它們曾被宣布為害蟲，受到過全國共誅之全民共討之。奇怪的卻是，在今天看起來，它們的數量雖不見增加，卻也沒見減少。而且尤其令人不解并令人感動的又是，它們似乎并沒有計較人類的惡意，并沒有因此而疏遠人類。對此，我曾經以為這是因了它們的生性寬容，或索性就是沒記性，寫這文章時才想到：它們之所以如此，其實倒可能是因了它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咱們會把它們宣布為敵人！

　　“你們活你們的，我們活我們的，我們又不曾去搶你們飯碗里面的糧食，憑什么你們要把我們當成敵人呀？”它們一定是這樣地想。

　　便是當年咱們爬上房頂，吶喊放炮，敲盆狂叫，累得它們一個個從天上掉下來，它們奄奄一息之時也一定不會想到謀殺，而只會想到：“這人……怎么都瘋了？”

　　是的，人要是瘋了，就易于把面前的一切都看成敵人，且斗爭起來不擇手段。

　　我在鄉(xiāng)下時，曾經干過上房揭瓦掏麻雀的事——罪過。罪過。但我當時的動機，卻不過只是想要試一試能否把它們馴化。我就發(fā)現，成年的麻雀是不可能被馴化的，它們情愿死也不會投降，更不會叛變——真的，我就不曾發(fā)現過一個“雀奸”。想起它們被我關在籠子里時的眼神兒——憤怒的抗爭的時刻準備拼死一搏的刀子一樣的眼神兒，我至今都心有余悸。而且，想起我親眼看到過它們寧愿餓死，也不肯吃上一粒我撒在籠子里面的糧食時，我對它們的敬意都至今不減。

　　“這是怎樣的一種剛烈的動物呀？”常常地，我這樣想。

　　“不自由，毋寧死”——這誓言，在麻雀們的身上，我看到了最最完美的體現。

　　是的，麻雀們就是這樣的一種酷愛自由的家伙。別看它們跟你生活在一起，你卻是永遠也不可能剝奪它們的自由的——不。不對。不能把它們理解為是跟咱們生活在一起。因為表面上看起來仿佛如此，而實際上卻是跟咱們不遠不近、若即若離。至于本質上到底是怎樣的呢？本質上是它們根本就沒有進入咱們的生活——或者說，它們根本就沒有打算進入咱們的生活。

　　這倒令我忽地有了一點明白：距離這東西，常常是沒有多少意義的。這就比方說咱們人，有些人離得很近，但關系卻其實很遠。

　　遠就遠吧。只要它們不傷害咱們，它們就有生存的權利。這不是個寬容不寬容的問題，這是個觀念的問題。在這問題上，咱們人不是已經進化到了這樣的一個觀念了么：所謂現代人權的核心，就是只要你不傷害他人，你就有你按照你的方式存在的權利，不管你的生存方式與別人的生存方式有著怎樣的不同。而且，也只有抱了這樣的觀念，社會才能真的多元，而人與人也才能真的和諧。君不見在咱們這樣文明的都市里，自從咱們承認了麻雀具有生存權之后，人與麻雀才漸漸地達成了和諧么？

　　與人相比，麻雀算是弱勢群體。對于弱勢群體，僅有同情是不夠的——我甚至要說，同情其實是個錯誤。這就好比人們對待農民工，想起來就同情一下，想不起來就慣性地歧視，這其實并不公平。倘若你能夠認識到人與人本來平等，你因此就能夠以平等之心去對待，那就無所謂誰去同情誰了——憑什么人家要你去同情呀？人家憑力氣吃飯，又沒來搶你的飯碗，你同情得著么？

　　關于麻雀，可說的正多，限于篇幅，就此打住。最后我要說我有個疑惑，疑惑于都市里的麻雀們夜里都在哪兒睡覺呢？它們總不至于像是某些人那樣白天在市里上班，晚上開車去郊外住別墅吧？幸運的是，就在最近的幾天，我終于有了發(fā)現。那是我的窗外豎著一支燈桿，燈桿的頂端安放著一只倒扣著的鍋形路燈。那路燈因在小區(qū)，便有幾分美麗，且寬闊，想不到竟被三只麻雀看中，作了它們的巢。每天，看見它們在那里進進出出，常要令我笑起來，心想麻雀這東西真的是一種聰明的動物呀。冬天住在那里，既安全，又溫暖——那燈不就是暖氣么？反過來說，在這個由人稱霸的生活空間里，能夠尋找到這樣既安全又溫暖的窩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呢。

　　只是，我又確定地發(fā)現：它們進進出出的時候，事先總要在那燈桿附近的樹枝上徘徊許久，或從窩里伸出半個腦袋觀察許久，等到確定了沒有危險，這才進出它們的家。

　　于是我始明白：咱們現在與麻雀所達到的和諧，還缺少一個信賴，還只是初級階段

　　●記者：您是小說家，但近年來雜文、隨筆創(chuàng)作成果斐然，甚至從數量上和質量上遠遠超過了很多專事雜文的作者。寫雜文，對您來說是偶然還是必然？

　　○吳若增：坦白地說，從我三十六歲那年決定干上寫作這事起，我就從來也沒有想過要當一個小說家——或只是要當一個小說家。我常常想，一個男人干不了別的什么，只會寫幾篇小說，實在是件很可悲哀的事，因為便是最好的小說，也不過只是一場夢而已。而男人，本該是去干一點兒實事的。男人是思考型動物，不是故事型動物；是行動型動物，不是夢幻型動物。

　　但這還不是最可悲哀的事，最可悲哀的事還在于——小說寫作將使男人中性化，變得非男非女，不陰不陽，因為小說寫作所必須的“感覺”、“情緒”、“含蓄”、“委婉”、“曲折”、“細膩”等等，均與男人之性格無涉。君不見雜文家們多是男人卻極少女人么？小說那東西，還是讓女人去做好了。

　　別以為我只是在雜文界才敢說這話，我曾把我的這個觀點寫出文章來發(fā)表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作家報》上，題目就叫《小說使男人中性》。便是今天，逢到了某種偽男性小說家時，我還常常忍不住要玩笑地說：“要使一個男人去勢，不必拿刀去劁了他，就讓他寫小說去好了�！�

　　而我之所以開始時是做小說，那是因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小說是人們最關注的文體，同時我的寫作，又是為了忠實地說出我想說出的話，從而去影響別人，這樣，我就寫起了小說。對于我當時的許多小說，比方說《盲點》、《翡翠煙嘴》、《臉皮招領啟事》，當時的評論界認為可以叫做“寓言小說”，或索性叫做“怪味小說”，是有道理的。不過今天看來，把它們叫做“雜文小說”，似乎也無不可。

　　因此，我以為我應該算是一個雜文家。至少，我不喜歡人家說我是小說家。

　　至于雜文家，我以為他不是時評家，因為他的文字早已超出了政治與政策的層面，他要深刻得多。他當然也不是哲學家，因為他的文字也早超出了哲學的范疇，他要廣博得多。準確地說，他是一個思想家。他的雜文，應該是他的思想的文學表達。

　　當然，作為雜文家，他還需要有一點兒與生俱來的“脾氣”。

　　●記者：提起吳若增，圈內人會說這是位很有個性的作家，無論為人或為文。能否談談生活中的您？您的個性對您的創(chuàng)作和人生有著怎樣的影響？因為這些個性，您吃過苦頭么？

　　○吳若增：這個問題，需要認識我的人和不認識我的人來回答。有趣兒的是，認識我的人特別是對我有所了解的人在談論起我來的時候往往很簡練：“吳若增那小子，人不錯，正直，善良，直率，義氣，就是太性情，太自我，太個性，還有點兒暴躁。”至于有些人認為我是一個總也長不大的大男孩，我聽了也只好表示無奈。而不認識我的人特別是連見都沒見過我的人（在文壇的邊上有這樣一批人，他們不是用筆寫作，是用嘴寫作）卻常常將我“英雄化”或“妖魔化”，說起我來總是喋喋不休，仿佛是鉆進了我肚子里的一條蛔蟲。在我看來，這只是反映出了他們內心深處的一種曲折的反向的向往和追求。

　　而其實呢，我寫過的一段話，卻應該是我的一個相當準確的自我評價：“這世界上，活著四種人。一種人腦子復雜心簡單，一種人心復雜腦子簡單，一種人腦子復雜心也復雜，一種人腦子簡單心也簡單。我吳若增是哪一種人呢？我是腦子復雜心簡單�！�

　　這里，腦子管著思想和智慧，心管著機謀和手段。

　　的確，我是一個很喜歡思考卻又很性情的人。喜歡思考那方面就不說了，說起很性情，我覺得從人的本性來說，每一個人都應該是性情的，只是由于不堪種種傳統(tǒng)的社會的觀念的環(huán)境的壓抑，而扭曲了自己，污染了自己，異化了自己，這才變得“中規(guī)中矩”起來，乃至常常還要戴上假面。令我吳若增深感自豪的是，我就敢于挑戰(zhàn)那些壓抑，我就敢于把喜怒哀樂都掛在臉上，我就敢于活得是個人！

　　是的，吳若增既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妖魔”，就只不過是個人——一個活得接近正常，接近人本，從而得以保存了較多人性的人。

　　然而，要活得是個人，而不是什么東西，比方說某種概念或符號，實在是最難最難的事。至少要比當官、發(fā)財、出名難得多。趕上某種時候，甚至危險。

　　而我之所以如此，我想這與我的性格有關，與我的觀念有關，與我的人格有關，與我的胸懷有關……此外，似乎也與我從小就是個“半孤兒”，沒有接受過傳統(tǒng)“家教”，一直是由著自己的性子長起來的有關。

　　我的個性，使我能夠寫出作品——或者反過來說，正是因了我的個性，我才能寫出作品來，因為從本質上說——個性是藝術之神！當然也是文學之神！換句話說，沒有個性，就沒有文學，就沒有藝術，當然也就沒有你！

　　包括沒有你的雜文！因為你的雜文，就是你的個性的文字表現！

　　坦率地說，我的雜文就是我的個性與這個世界沖撞的產物。

　　然而可惜，也正是因了這個個性，使令我至今潮濕——不是我潮濕，是某種東西或某些東西的潮濕使令我潮濕。

　　這不奇怪，有時候堅持個性，那是要付出代價的！

　　好在我生性皮實，又所求不多，也就堅持了下來。同時，奇怪的并且有趣兒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居然慢慢地接受了我的個性，我得到的肯定慢慢地大過了非議。這使我感到了咱們中國和咱們中國人是在一天天地進步！或者說，咱們中國和咱們中國人的確是進步了！

　　●記者：現在的文學界普遍浮躁，責任感缺失，世俗化、功利化嚴重，您如何看待這些現象？您覺得文人應該如何堅守社會責任感？

　　○吳若增：你談到的這種現象，在文學界里邊的雜文界，恐怕是最輕微的了。這大概是因為倘若為了錢，雜文家們早就改行了。比方說我罷，寫小說一天可得一萬字，寫雜文一天能得一千字就很不錯了——這其中的原因，除開了其他，寫小說常常是一遍完稿，而寫雜文，每個字、每個詞、每句話，我甚至都要反復推敲，反復修改。結果呢？按照稿費計算，寫雜文的收入只是寫小說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有何功利可言？

　　至于小說界，現在有些年輕的作家或編輯，嘲笑稍稍老了一點點的作家們，以為江郎才盡。這也并不客觀。據我所知，這些作家們其實個個絕頂聰明，編幾個床上的故事也未必不能，而他們之所以消閑了起來，其實就是表示一種態(tài)度，一種堅守而已——當然，那種遠離時代，遠離生活的迂腐寫作，是應該另當別論的。

　　這樣看來，籠統(tǒng)地認為文人們放棄了社會責任感，其實是不準確的。

　　然而，怎么又會普遍地產生這樣的一種印象呢？我以為，這應該說是文學界的現象，卻不能說是文人們的現象。因為真的文人，是不會輕易地放棄他的操守的。面對經濟中心主義泛濫，當他無法表達時，他可能沉默。而文學界卻是不能沉默的，它總要存在。這個存在，就是要加以變化，去適應眼下的生活。在這方面，期刊界、出版界作為載體，對于作家們的寫作具有生殺予奪的約束力量。面對這種力量，作家們相當無奈。

　　請注意，在我們談論文學界的種種現象時，我們不應該忽略文學載體的力量。奇怪的是，人們似乎總要把它忽略。

　　至于報刊上的雜文園地，似乎已經成為了中國雜文家們得以馳騁的主要戰(zhàn)場。但是，寫起不疼不癢的文章來發(fā)表容易，要寫出自己真的見地來，發(fā)表起來可就難了。弄得讀者們總是指責雜文家們只會罵罵已經倒下的貪官，或寫一點兒隔靴搔癢的時評，或索性風花雪月，實在是心中有苦道不得。

　　坦率地說，真的雜文家的橫空出世，應該是他的雜文與其所處的雜文環(huán)境的結合。

　　比方說以我之見，從已經發(fā)表出來的文字看，我們當下的有些雜文家本來是有能力寫出更加精彩的傳世之作的，他們之所以未能達至寫作巔峰，恐怕與我們所處的雜文環(huán)境有關。

　　至于雜文環(huán)境是怎么回事？我說不好，不說了。況且，說也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