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稅是清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兩淮鹽稅更是一度占到稅收的四分之一，清史中有“鹽道一官，尤關國課”“兩淮行鹽，國課攸關”的說法，因此，清朝歷代統(tǒng)治者對兩淮鹽官的選拔任命均十分重視。自康熙起，兩淮鹽官這個肥缺向來由內(nèi)務府的家奴如曹寅、李煦等擔任，且個個貪污，無廉政可言。據(jù)《清宮揚州御檔》中的檔案資料記載，康熙末年，在揚州有這樣一個鹽官，他以操守清廉而獲舉薦，因不與貪官同流合污而遭誣陷，后經(jīng)康熙帝幾番秘密調(diào)查，最終又獲昭雪。雍正三年（1725年），在其告老還鄉(xiāng)時更是留下一段佳話，此人就是張應詔。

獲舉薦

據(jù)史料記載，康熙親政以后，“銳意整飭吏治，屢詔群臣薦舉天下廉能官”，選官以“廉能”為先�？滴醵�十三年（1684年），有大臣舉薦官員時說“有才及謹慎者不乏人，而操守實難知”�？滴醯塾�批“清操如何可廢？”“時天子廣厲風節(jié)，群士慕效，吏治丕變。循吏被薦膺顯擢者，先后踵相接�！笨滴跸埠们骞傺�吏，上行而下效，各級官員便紛紛向皇帝舉薦操守廉潔的下屬，這便形成了一種清官與清官相互舉薦的局面。正是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之下，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兩淮運使空缺，尚書趙申喬推舉潮州知府張應詔能耐清貧，可為兩淮運使。對此，康熙帝認為：“清官不系貧富，張伯行家道甚饒，任所日用皆取諸其家，以為不清可乎？一心為國即好官，或操守雖清，不能辦事，亦何裨于國？”康熙雖然嘴上說，一心為國的就是好官，那些廉潔奉公但辦事不力、工作能力差的人，對朝廷又有什么用處呢？但還是毫不猶豫地把張應詔從潮州知府擢升到兩淮運使的重任上。由此看出，康熙對張應詔這個“操守雖清、不能辦事”的清官還是很滿意的。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二月，皇帝諭大學士等，對張應詔的工作表示認可：“內(nèi)外官員，無論滿、漢大小……爾等善為留心。昔年九卿保舉兩淮鹽運使張應詔操守好。如此等人，俱屬難得。”

作調(diào)查

皇帝利用自己的親信收集各地官員的情報，在現(xiàn)在看來已不是什么秘密。對于張應詔，康熙帝自然也會通過各種渠道了解他的任職情況。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二月二十四日，李煦在一份奏折中提到了張應詔�？滴蹼S即在朱批中追問張應詔的情況：“運使張應詔為人何如？有清名否？”李煦回復：“奴才查得張應詔每歲用商人經(jīng)費銀數(shù)千兩盤纏過日，就其目前而論，操守算好，但才具平常，自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到任以來，不曾做得一件正經(jīng)事，為人心性執(zhí)滯，未見明通……”從李煦的奏折上看，他對張應詔的評價比較消極，一方面為了逢迎皇帝，承認了張應詔的廉潔操守，另一方面抨擊其“不干正經(jīng)事”來宣泄對張應詔的不滿。這也難怪，從歷史上看，李煦無疑是個貪官，而張應詔卻是個清官，清官對于貪官而言本身就是異類，因此，李煦巴不得張應詔這樣的“另類”鹽官早日調(diào)離。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李煦的任期屆滿。他循例于四月二十六日向皇帝遞交了《奏報兩淮鹽務情形并鹽臣張應詔操守如舊事》的折子，他在奏折中提出：“竊兩淮煎鹽灶戶，其每日所煎之數(shù)必立法查明，然后不敢賣于私販而盡賣商人，若不查明煎數(shù)，則灶戶奸良不一，難得無售私之弊�！蓖瑫r指出“張應詔煎數(shù)未查，人事不免缺略”的工作失誤。當然，對于康熙帝熱衷的操守問題，他不忘最后說上一句，“再訪張應詔之操守依然如舊，合并奏明，伏乞圣鑒”。沒想到，康熙并未糾結(jié)于張應詔的失職，反而對他的操守如一表示出滿意，他在朱批中說：“從來操守亦是難得，往后再看再說�！痹掚m不多，但暗中考察的結(jié)果卻已明了。是年冬，張應詔繼任巡鹽御史。

在巡鹽御史的位置上，張應詔的政績雖在史料中無從考證，但他被貪官們孤立和邊緣化，甚至被驕橫的鹽商們欺凌的情況確實有據(jù)可查。

長期以清官自居，不與貪官為伍的張應詔十分迂腐，不明白“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的道理，到了康熙六十年（1721年），他積攢的那些操守名聲已經(jīng)被大肆詆毀殆盡，并傳到了康熙帝那里。

李煦在同年八月初八日的奏折中說：“奴才近見兩淮官鹽壅滯，私販直達江、廣口岸，以致商皆虧本，公私交困。皆由司鹺者恩威不立，疏通無術，是以怨聲沸騰。蓋張應詔本系迂腐書生，未曾歷練，臨事束手。聞眾商總有公務進見，或議論參差，應詔不能決斷，輒云太爺們，你饒了我罷。兩淮傳為笑談。其舉動如此。至其操守，亦聞不能如前……”李煦堅決不放過這次詆毀張應詔的好機會，不僅一口咬定張應詔無能，更捕風捉影地說他“操守不能如前”，直指康熙的痛處。以康熙的精明，不會不明白，鹽務制度的弊端在于鹽商與管理鹽政的官員互相勾結(jié)，官員從鹽商手中收取巨額稅課之余還要胡亂攤派、貪污索賄，鹽商則從官員手中獲取鹽業(yè)專營權成為一方富豪。這種制度上的弊端不是一兩個有才干的鹽官就能解決的，故才選了張應詔這樣的清官任巡鹽御史。如今張應詔的“操守不能如前”，豈不是重蹈李陳常（前任巡鹽御史，亦曾以操守清廉著名，后貪腐暴露而身敗名裂）的覆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張應詔終因不與貪腐的兩江總督常鼐同流合污而受其誣陷。好在繼任的巡鹽御史魏廷珍據(jù)實查案，為其平冤昭雪。

“無余財”

雍正三年（1725年），官至鴻臚寺少卿的張應詔告老還鄉(xiāng)，史稱其“一生廉潔，歸田后無余財”。辭官回鄉(xiāng)那天，張應詔帶著了十余擔行囊，于是又有小人謠傳，張應詔這個大貪官，裝了十幾擔金銀珠寶，滿載回鄉(xiāng)去了。雍正帝非常清楚張應詔的清廉，也很欽佩他的操守，絕不相信有這等事情，于是向張應詔詢問，愛卿帶了不少東西回老家吧？張應詔坦然應答：“確有物資十余擔。”出于對張應詔的信任，雍正也想要在朝廷上樹立為官廉潔的榜樣，傳旨讓張應詔把帶回家的行囊在朝堂之上當眾打開檢驗。結(jié)果行囊中所攜之物，無非“十余擔書籍，幾擔犁耙農(nóng)具，少許衣物”。雍正問張應詔，為什么帶這些東西回鄉(xiāng)？張應詔回答說：“故里貧瘠，農(nóng)具不足，故攜而助之�！贝苏Z一出，朝堂之上，眾臣無不嘆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