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應熙生于1919年。是“港產(chǎn)”學者。中學讀的是名牌的英皇書院，在香港高中會考中名列榜首；大學讀的是港人公認的最高學府香港大學，年年都考第一，獲獎學金。在香港大學中文系時，師從許地山、陳寅恪兩位著名學者，因成績優(yōu)異，時任文史學系主任的許地山對他十分賞識。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25歲的金應熙回到廣州嶺南大學任教，是嶺大最年輕的講師。

1953年以后，曾先后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系主任，暨南大學教授、系主任，廣東省社科院副院長，廣東省歷史學會副主席、省孫中山研究會第一任會長。1958年用大字報的方式批評老師陳寅恪的史學方法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認為是一種“反動”。

金應熙教授一生最主要的學術成就是在中國古代史領域。他研治中國古代史的思路和方法，受其兩位老師許地山和陳寅恪的影響甚大，在這種師承的直接影響下，就形成其重視對第一手資料的鉤稽貫穿和考辨分析，綜合歷史學、語言學、民族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研究成果，探求歷史的沿革變化、因果關系，并重視探討周邊民族史的治史特點。他對中國王位繼承法的研究，別開生面，而又視野開闊；他對長城歷史作用的研究，具有突出的開拓性意義；他對國外學術成果的評價，至今仍具啟迪作用。金應熙教授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世界史、香港史研究領域亦頗有建樹，是香港史研究領域公認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金應熙先生逝世15周年時，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應熙史學論文集》三卷(古代史卷；近現(xiàn)代史卷；世界史卷)，共83萬字，為學術界研究金應熙對中國史學發(fā)展的貢獻提供了很充分的成果。

金應熙在學術界以“博”著名，對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對他的博學則是眾口交譽。學術界評價他治學的特點是“學兼中外，博古通今”，“具有開闊的學術視野”。

著名史學家周一良先生把他列為陳寅恪三大弟子之一。

原中國史學會會長戴逸教授在為其主編的《香港今昔談》所寫的序言中說：“應熙是一位凝重寬厚的學者，彬彬有君子之風，他對待工作是那樣認真負責，一絲不茍；對待學問是那樣謹嚴勤奮，鍥而不舍，他多才多藝，中外古今，無不涉獵。他具有清晰的思辨，卓越的才干，真摯的情誼，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才華與美德�！�

象棋 象棋

金應熙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時候（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就是著名的象棋迷。有個關于他迷上象棋而失掉留學機會的趣事。金應熙不修邊幅，經(jīng)常和街邊“擺棋”的職業(yè)棋手下棋。有一次他下得迷迷懵懵，忘了回校的時間。他是寄宿的，回到學校，已是深夜，宿舍之門已關。他在校園隨便找個地方躺下，沒想到那正是某一洋教授的寓所的門前。第二天一早，洋教授出來，要不是發(fā)現(xiàn)得早，幾乎踢著他，教授大不高興。本來他在港大是年年考第一的，按規(guī)定應有得到校方保送留學英國的資格，由于該教授的反對，遂作罷論。

詩詞

一九五八年曾有人問金應熙懂得多少首唐詩，金回答：u2018大概兩萬多首u2019。問者無人懷疑回答的真實性。（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聯(lián)書店，一九九五年出版。）唐代詩人中，他又似乎特別喜歡李商隱的詩。

詩詞方面，金應熙是古人今人同樣對待。只要是好詩，他都愛。魯迅和郁達夫的詩，他幾乎都能夠背誦。還有他的老師陳寅恪的詩，他熟悉得不僅止于背誦。

梁羽生說：“每有學生（包括梁羽生自己在內(nèi)），來問金應熙某句詩詞的出處，他都可以把整首念出來，并解釋其中僻典。但金應熙能夠背誦那么多詩詞，卻從未見過他的詩詞作品�！�

金應熙治學領域涉及甚廣。學術生涯的前期所發(fā)表的論著，主要是中國古代史領域的研究成果，此后雖曾一度轉(zhuǎn)而研治近現(xiàn)代史，但至20世紀60年代以后，他仍又把古代史作為主要致力的一個領域。故綜觀金先生一生的學術道路，古代史的研究實居于最主要的地位。

金應熙研治古代史的思路和方法，受其兩位老師許地山和陳寅恪的影響甚大。許地山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學家，對新文學、宗教史和民俗學等方面均有精深的研究。他教導學生治史須求真實，要有鍥而不舍的精神，去考證那些“偏僻不甚為人所知的”史實，而得出獨到的見解。陳寅恪先生是海內(nèi)外著名的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專家，善于利用本國和域外多種文字史料，采用近代西方學者所重視的語源學、比較研究、民族一文化關系、因果關系等治學觀念和方法，通過鉤稽闡釋史料，從比較和聯(lián)系中探求一個歷史時期帶全局性的大事。陳先生于1940年秋至1941年底年曾在香港大學任教，金應熙親得其授課和指點。且曾對《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撰寫書評，發(fā)表于1946年《南風》雜志第1期上，稱“統(tǒng)觀全書，幾為創(chuàng)見所充滿”，特別強調(diào)其在研究方法上對學者的兩項良好啟示，一為“治史之要旨，不徒在事實之考證，事實間關系之理解，尤不可忽。事實猶如散錢，而理解則是貫穿散錢之繩線也”；一為重視應用新史料，研治唐史，須運用敦煌史料，方為“預流”。從其書評所作的概括，可見對陳氏史學方法體會至深。

金應熙天資過人，又刻苦勤奮，對文史典籍根底深厚，在這種師承關系的直接影響下，就形成其重視對第一手材料的鉤稽貫穿和考辨分析，綜合歷史學、語言學、民族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研究成果，探求歷史的沿革變化、因果關系，并且重視探討周邊民族史的治史特點。他于1947年發(fā)表的《中國王位繼承法之初步研究》(發(fā)表于嶺南大學《社會學報》1947年第2期)，即依據(jù)大量史實，論證“異族文化之入侵，于中國君位繼承制之發(fā)展有重大之影響”這一問題。其后又相繼撰成《孫權之遣使遼東》(1946年)、《吐蕃之興起》(1947年)，同樣具有探討周邊民族與中原歷史發(fā)展之相互關系的宏觀視角，以敏銳的眼光選擇了很有學術價值的新穎題目，作層層深入的論述，在史料上則多方發(fā)掘，闡幽發(fā)微，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

新中國成立后，金應熙自覺地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史學研究，使他的學術達到新的境界。這既表現(xiàn)在他致力于中國工人運動史領域而取得的成果，同時突出地表現(xiàn)在古代史領域。他力求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以社會經(jīng)濟、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互相聯(lián)系、推動和互相制約進行考察，探求中國歷史發(fā)展具有深層意義的規(guī)律性，并且提出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新的研究課題。金應熙對于把唯物史觀基本原理與中國的歷史實際結(jié)合起來、從事創(chuàng)造性的研究工作這一指導思想有明確的表述，他說：“中國封建社會經(jīng)歷了長期的變化和發(fā)展，史籍浩瀚，豐富多彩�！敝挥小耙詺v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歷史……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探索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尋求歷史的真諦”，才能“加深對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演進的認識，有利于從整體上把握歷史研究”。對一些重大歷史理論問題，他都作過探索和闡發(fā)。

對中國封建社會內(nèi)部分期的研究

他是對中國封建社會內(nèi)部分期這一理論問題較早進行闡述的學者之一，早在1959年，他便撰著了《略論中國封建社會內(nèi)部分期問題》的論文，發(fā)表于《理論與實踐》該年第4期，提出從春秋、戰(zhàn)國之際到鴉片戰(zhàn)爭前，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此后他又對此繼續(xù)進行思考，特別是在1975年至1978年他負責主編《簡明中國通史》期間，經(jīng)過與參加編寫工作的討論，再作了一些調(diào)整，形成了如下四段或兩期四段的看法：“我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可以劃分為四段：第一段，秦至西漢；第二段，東漢至唐；第三段，五代至明中葉；第四段，明中葉后至清鴉片戰(zhàn)爭以前。總的可以從生產(chǎn)關系、生產(chǎn)資料(土地)所有制和階級斗爭的變化來考慮上述四段的劃分�！彼亩畏址ù篌w上反映了封建社會上升、發(fā)展、走下坡路及沒落的歷史。

對長城歷史作用的研究 長城

金應熙對長城歷史作用的研究，是具有開拓意義的新課題�！蹲鳛檐娛路烙�線和文化會聚線的中國古代長城》一文，是他1985年作為中國史學家代表團成員參加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所提交的論文，其成果受到學界的關注。他指出：“實際上，各個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及其同北方游牧民族的關系是不盡相同的，因此它們對修筑長城的重視程度亦有差別。即使同一個王朝，前后也常有變化�！睗h、唐兩朝初建立時，都因國力尚未充實，分別受到匈奴或突厥的嚴重威脅，只得采取和親政策，同時致力于筑城掘塹以加強防御。而后來漢武帝、唐太宗在位時，國力強盛，以強兵破敵。明初，因蒙古貴族剛被趕到漠北，力量虛弱，明朝雖也增修居庸關、山海關等處重要關隘，但并沒有必要興筑長城全線。至15世紀后半葉以后100年中，蒙古族力量已有很大恢復，而明代社會經(jīng)濟開始走下坡路，內(nèi)政不修，兵無斗志，此時就唯有主要依靠全線修建長城來防衛(wèi)了。（中國文人往往缺乏真正的軍事素養(yǎng)，因此經(jīng)常得出一些違反軍事實際的結(jié)論）

通過分析，金應熙得出結(jié)論：視長城的會聚線作用和障礙物作用為一對絕對對立和互相排斥的觀念，這種看法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跋喾�，它們是可以結(jié)合在一起的。在漢、明兩代，長城作為遏阻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內(nèi)地)農(nóng)耕定居區(qū)的軍事防御線，曾在不同的程度上起了障礙物的作用。但是與此同時，由于經(jīng)濟生活上的要求，中原(內(nèi)地)人民和游牧民族人民又總在長城內(nèi)、外進行私下的、哪怕是中原王朝所嚴厲禁止的貿(mào)易，所以長城又帶有經(jīng)濟、文化會聚線的作用。兩種作用同時存在，哪一種占主導地位則要由具體的政治斗爭形勢來決定�！�

金應熙自覺地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將所掌握的豐富史料，放在各時期經(jīng)濟發(fā)展、政治措施、軍事戰(zhàn)略、民族關系、社會狀況等項的互相作用之中，進行辯證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才能獲得證明“古代長城的軍事防御作用應當與各時代的經(jīng)濟、政治狀態(tài)結(jié)合起來作具體評價”、“不僅是軍事防御線，同時又是文化會聚線”這些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新結(jié)論。1986年，金應熙還撰寫了《古代史上長城的軍事價值》一文，著重于軍事史進行研究，是對其長城研究課題作進一步的拓展。

外文專著《中國古代史綱》、《國外關于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論著《十九世紀前半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兩次起義》等；參與翻譯《澳大利亞簡史》、《東南亞史》等；主編《菲律賓史》等；參與撰寫、編寫一批著作，另外，還發(fā)表了《吐蕃的興起》、《陳寅恪先生評傳》、《從“四一二”到“九一八”的上海工人運動》、《試論印度古代的六師哲學》、《試論香港經(jīng)濟發(fā)展的歷史過程》等學術論述論文一批。

廣東省社科院原副院長，研究員。廣州市人（1919～1991）。

金應熙同志長期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在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xiàn)代史、職工運動史、東南亞史、思想史、香港史等領域的研究中，均有較高學術成就。主要著作有：外文專著《中國古代史綱》、《國外關于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論著《十九世紀前半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兩次起義》等；參與翻譯《澳大利亞簡史》、《東南亞史》等；主編《菲律賓史》等；參與撰寫、編寫一批著作，另外，還發(fā)表了《吐蕃的興起》、《陳寅恪先生評傳》、《從“四一二”到“九一八”的上海工人運動》、《試論印度古代的六師哲學》、《試論香港經(jīng)濟發(fā)展的歷史過程》等學術論述論文一批。

曾兼任學術職務有：中國史學會理事、廣東省歷史學會會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