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燮，家貧，性介，讀書過目不忘。年二十余，負其所業(yè)北謁孫星衍。時孫星衍正上書朝廷請求為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后裔。俞乃作《左丘明子孫性氏論》、《左山考》、《申雜難篇》，孫多采其文，故其議論學術，由此而名著。道光元年（公元一八二一年）舉人。越年會試不第。十二年，館新城陳用光家，為校顧氏方輿紀要。曾設館于陳用光所，又曾入張井、林則徐等人幕府，協(xié)助或參與編著《大清會典》、《黟縣志》、《欽定春秋左傳讀本》等，又協(xié)助陳用光�？薄蹲x史方輿紀要》。后應邀主講南京“惜陰書院”。治經(jīng)以漢儒為主，曾謂秦漢去古不遠，可信者多。生平除治經(jīng)外，于史學、諸子、天文、輿地、醫(yī)方、星相，以及釋道之閱，無不探究。認為西方歷法極精，這三代秦漢之人是不能預解的。以某時法衡某時象，是非已明，故不能委過于三代秦漢之人。又善言地輿、說方域。論事甚有見識，不拘于世俗偏見，在其《節(jié)好說》中，認為《禮》所“一與之齊，終身不變”，若如此，則男人亦不當再娶！在其《貞女說》中-謂：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在末安，未同被而同穴，謂之無害，則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為酒食以召鄉(xiāng)黨僚友？世上又何必有男女之分？這些都是圣賢未思之過。其足跡半天下，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立一題，備巨冊數(shù)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jù)周全，斷以已意，一文遂立。性孝友，有“經(jīng)師人表”之稱。生平足跡半天下，得書即讀。十九年，江蘇學政祁寯藻聘主惜陰書舍，未逾年卒。

一、安貧若素，高介絕俗

　　俞正燮雖出生于書香之家，但自幼家境貧寒，其父俞獻“工駢體隸事，尤熟掌故”（206頁），曾先后主講河南聞政書院，任江蘇句容訓導，以及安徽廬江教諭等職, 薪俸并不豐厚, 膝下孩子卻有很多, 又不幸于嘉慶六年(1801)十一月離世，時年僅五十三。俞正燮身為長子, 自二十七歲起就擔負起撫養(yǎng)母親妻小和五個弟弟的重擔。從此，他為了一家人的生計活路而四處奔波忙碌，過著艱苦、漂泊不定的生活，直到六十六歲在南京逝世。

　　其實，當俞正燮父親病重之時, 家中就已很拮據(jù), 有他寫于嘉慶六年六月的《睡起》詩為證：“雨傳秋信到，貧又故鄉(xiāng)違。乞米書頻負，于人事本非。少年盡跳蕩，何事苦長饑”（34頁）。其父死后，除書卷之外并無遺產(chǎn)，因此“依然在貧窮中掙扎”（154頁），甚至有時“日食不給，不能看書”（313頁）。二十九歲的俞正燮曾這樣自述：

　　紛紛債務如塵積，今年明年朝復夕。心煩口吃無一言，出門泥途深幾尺。 艱難此事仗友生，貧交無計又空行。勞勞都為錢刀貴，幾時買地事躬耕？（7頁）

　　這首詩描述了他當時處于舉債度日的艱難境地，雖得友人支助，生活還是極為窘迫，以至于有回歸故里、農(nóng)耕養(yǎng)家的想法。 而《黟縣三志》也有“先生家貧性介，縞纻之入，僅敷買書，索債者躊躑戶外”的記載。不過，俞正燮“比較順境的幾年，大概只有林則徐氏聘他纂修《兩湖通志》的時候，和主講江寧惜陰書院的一年。修兩湖志時（俞）氏年已六十三，在江寧時已在垂暮之年，也享不到幾年清福了”（154頁）。

　　俞正燮自稱“身無一藝名，棲棲亦所惡”（30頁），但還是迫于生活壓力，只得背著行李書袋，走遍大半個中國，以替人編書校書，以及授徒講學所得酬勞養(yǎng)家糊口，勉強度日，可見他的學問是在極其艱難環(huán)境下做出來的。不過，盡管他一生才高運蹇，科舉之途又多坎坷，以至于居無定所，筆耕為生，但他對這種清貧生活并不怨天尤人，極其坦然面對，而這在他的諸多詩篇中也可見及，如“無奈窮愁同閉戶，未妨高興又涂鴉” （33頁），“津梁可問新知瘁，稱貸無門要諱貧”（5頁），“幽寂生哀怨，貧賤悟艱難。詩篇聊寄托，一一后代看”（4頁）。此外，俞正燮還特別樂善好施，時常有濟貧助困之舉。有史料記載，他“家不中資，名公卿所贈修膊費，盡濟友戚族鄰之急。嘗值歲除, 索逋者紛至，時錢塘王蔭森任黟縣知縣, 有惠政，深于經(jīng)學，適就該舉人（指俞正燮）考訂疑義，窺知其事，密令隨丁率索逋者赴縣領給，仍就燈火前講說不輟，士林傳為美談”（203頁），由此可見一斑。

　　俞正燮一生“閉戶著書，寡交游”（219頁），勤于著述，碩果累累，不過因他是一介寒儒，諸多文稿卻無力自行結集出版，只是到他五十九歲時，由其房師王藻商諸及門孔繼勛、邱景湘、吳林光，醵金付雕而成，“厘其校正者十五卷為正集，余為外集，以俟續(xù)梓。題為<癸巳類稿>，明是編之輯成于癸巳也”（229頁）。而另一部《癸巳存稿》十五卷，則是“及《類稿》既竣，賣其書稍有余貨，乃覓鈔胥，為寫未刻之稿”（230頁），且在俞正燮逝后七年由其友人張穆等捐資刻印成書。這兩部書，真可謂是俞正燮一生心力交瘁之作。

　　雖然俞正燮終其一生窮困潦倒，為謀生計而不得不以傭書為業(yè)，但為人卻清高耿直，不隨流俗，可謂“處有脂膏身弗潤，交非聲氣品常清”（214頁）。他的好友許瀚對他就曾發(fā)出“有晉人風度，而不以書名，亦奇事也”（114頁）的感嘆！而他的學生程綬石也說他“性高介古道照人，故常落落寡合”（218頁）。并記有這樣一件逸聞，“果勇侯楊芳善風角壬占, 與俞理初先生雅契。道光癸巳會試前, 寄楹聯(lián)贈之云:u2018晴天懸雨笠, 閑壁掛煙瓠。u2019似予其不售” （217—218頁）, 后果然被言中。戴熙《習苦齋筆記》有一則云：

　　理初先生, 黟縣人, 予識于京師, 年六十矣，口所談者皆游戲語，遇于道則行無所適，東南西北無可無不可。至人家，談數(shù)語，輒睡于客座。問古今事，詭言不知，或晚間酒后，則原原本本，無一字遺，予所識博雅者無出其右。（216頁）

　　這一段話刻畫出一位特立獨行、詼諧可愛的花甲老人形象。周作人對此表贊同說：

　　《存稿》十四中有酷儒、愚儒、談玄、夸誕、曠達、悖儒等莠書六篇，對于古人種種荒謬處 加以指摘，很有意思。其論《酷儒莠書》末云：“此東坡《志林》所謂杜默之豪，正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內(nèi)，醉飽后所發(fā)者也。”又《愚儒蕪書》末云：“著書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于紙上也�！弊x此數(shù)語，覺得《習苦齋筆記》所云：“口所談者皆游戲語”大抵非假，蓋此處恢詭筆法可以為證。（4頁）

　　而這也如俞正燮的學生黃德華《感舊詩》所云:“和雍郭泰是前身, 豈肯隨人豈絕人。自有時為青白眼, 不夷不惠性情真。”（215頁）俞正燮的這種孤高挺直的秉性，其實在他的一些詩作中也有反映。如《偶作》云：

　　飽食矜氣骨, 豪士偏人寰。豈賴夷齊節(jié),黽勉慎小閑。猖狂既得罪，自下又赧顏。戚戚何能長，所叢是謗訕。桃李人所植，松柏人所攀。重深良不厭，棄置義能安。從來百丈木，不長禾黍間。（28頁）

　　又如《劉乂》云：“作壽偏持諛墓金，劉生事業(yè)亦逡巡。丈夫各有難馴性，那便朱門撒野人�！� （30頁）此詩既贊揚了劉乂不畏權貴的“撒野”，又譏諷了韓愈不辨是非的“諛墓”，而這也體現(xiàn)了俞正燮正直而不屈的學者風骨。

　　綜觀俞正燮的生平行事，正如張穆評價那樣：“顧以家貧性介，知其學者寡，奔走道途四十年，縞纻余潤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也�！保�230頁）

二、篤好讀書，不樂仕進

　　俞正燮自幼至老，一生勤奮好學，同邑好友程恩澤說他“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發(fā)，素寢饋凡四五十年�！保�227頁）

　　俞正燮從小聰穎好學，“性強記，經(jīng)目不忘”，后“隨父之官”，刻苦自勵，“時方弱冠，侍養(yǎng)外惟以讀書為事。父獻學俸所入，盡給以買書”（199頁），以致他的藏書處“四養(yǎng)齋”，積軸多達7萬余卷。后來他遍游全國各地，“足跡半天下”（230頁），并把讀書與治學合為一體，程恩澤贊譽他“其善于始也能入，其眇于終也能出”（227頁），而夏寅官則對此進一步解釋說，“叢籍城擁，手繙繙不輟，輟輒大半成誦。地人名稱，事回穴數(shù)，載極見某庋某冊某卷某篇行，語即中，是謂能人；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纚纚千萬言，某可據(jù)，某可勘，某不可憑，某宜斠，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議往事亦 ，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精心卓識，分別部居，于諸儒所橋舌方皇者，引稱首首如肉貫串絲在 ”（201頁）。俞正燮的博學強記，齊學裘有這樣的評價，“《四庫全書》以及道藏內(nèi)典，皆在胸中。國初以來，名官家世科墨，原原本本，背誦如流。博古通今，世罕其匹�！保�217頁）張舜徽也稱許說：“(俞）正燮在嘉道間，雖不為專經(jīng)專史之學，而涉覽浩博，一時無兩�！保�242頁）

　　其實，俞正燮還是個好學不倦、以讀書為樂的青衿學子。他一生大半時間在外地講學、著述，“行路無休息”[6]（497頁），備嘗艱辛，“終年羈旅，出必載書；午夜丹鉛，手不釋卷”（212頁），如他在《文選自校本跋》中自述，“舟中讀《文選》，所記爛然于眉上、行間，四十日始畢”（499頁）。不過常年與書為伴，也給他帶去了很多快樂，如他在《旅興》中寫道：

　　局促真堪嘆，矜持事轉差。征鴻長是客，澤楚若為家。壯志消書卷，閑愁閱歲華。夢中猶笑語，不分在天涯。（31頁）

　　俞正燮一生“嗜書若渴”（220頁），活到老學到老，直到臨終前還在忙于寫作。程綬石回憶說，道光十九年（按：時年俞正燮六十五），俞正燮主講惜陰書院，“是時見先生目光炯然，形容甚癯。案上手稿叢列，皆勸息心頤和養(yǎng)。別后數(shù)月，聞疾終于金陵寓館�！保�227頁）

　　讀經(jīng)史, 應科考，登仕途，獵取功名，光宗耀祖，本是古代士人的共同理想和必經(jīng)之路。不過，俞正燮卻不完全是這樣，他不為流俗所囿，對功名利祿比較淡泊，“居家事母，不樂仕進” （217頁），但“為生計所迫更為科舉時代大環(huán)境所裹挾”[7]，他人到中年后還是不得不去奔競科場，一生參加過三次科舉考試。

　　第一次，道光元年（1821年），時年四十七的俞正燮由附監(jiān)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舉人。徐珂編《清稗類鈔·考試類》“俞理初鄉(xiāng)試紅卷”條有如下記載：

　　黟縣俞理初正燮博學久困，道光辛巳（按：道光元年）江南鄉(xiāng)試，監(jiān)臨蘇撫某徧諭十六同考官，謂某字號試卷必留意，蓋紅號試卷，外簾有名冊可稽，故監(jiān)臨知之也。是科正主考為湯文端公金釗，副主考為熊遇泰，同考某呈薦于熊，并述監(jiān)臨之言。熊大怒曰：u2018他人得賄，而我居其名，吾寧為是？中丞其如予何？u2019遂擯棄不閱。同考不敢再瀆，默然而退，以為卷既薦，吾無責焉矣。填榜日，監(jiān)臨主考各官畢集至公堂，中丞問兩主司，某字號卷曾中式否？湯曰：u2018吾未之見也。u2019熊莞爾而笑曰：u2018此徽州卷，其殆鹽商之子耶？u2019監(jiān)臨曰：u2018鄙人誠愚陋，抑何至是？此乃黟縣俞正燮，皖省積學之士，罕有倫比者也。u2019熊爽然，亟于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嘗閱其文字也。俞遂中式。

　　可見俞正燮參加鄉(xiāng)試，一開始副主考熊遇泰以“他人得賄，而我居其名，吾寧為是？中丞其如予何？”為由，答卷被“擯棄不閱”，后得知是“皖省積學之士”俞正燮的，就“亟于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嘗閱其文字也”。俞正燮此次考中舉人，失而復得，實在是僥幸，而那位被撤卷的考生，則是極其不幸而遭黜落了。

　　第二次，道光二年，赴京參加會試，榜上無名。這次恩科會試，“總裁:尚書英和、汪廷珍、侍郎湯金釗、李宗昉�！盵8]（卷十）《俞理初年譜》“道光二年壬午，四十八歲”云：“入都會試�！保�271頁）雖然俞正燮參加此次考試詳情已不得而知，為何落榜也沒有說法，但其中有一個細節(jié)，就是他曾去拜謁過主持上一年江南鄉(xiāng)試的主考官，也是這次會試主考官之一的湯金釗，了解到自己當年中舉的一些內(nèi)情。戴熙《習苦齋筆記》中有《俞正燮》一則云：

　　理初先生，黟縣人。予識于京師，年六十矣。……予所識博雅者無出其右。先生為壬辰孝廉，嘗告我曰：予初次入都會試，遏副主考，則曰：“爾與我朱卷刻本，我未見爾文也�！币烧�考取中，副未寓目。謁正主考（湯金釗），則又曰：“爾與我朱卷刻本，我未見爾文也。”駭問其故，曰：“爾卷監(jiān)臨屬副主考，宜細閱此卷，副疑且怒，置不閱。揭曉日，先拆爾卷，見黟縣人，問曰：u2018此徽商耶？u2019予曰：u2018若是黟縣俞某，則今之通人也。u2019副主考幡然曰：u2018然則中矣！u2019其實我兩人均未見爾文，故曰一讀耳�！�

　　不過，“查《年譜》，鄉(xiāng)試中式在道光元年辛已，筆記誤作壬辰，又題名亦錯寫為俞廷燮”（2頁）。

　　第三次，道光十三年，年已五十九歲俞正燮又一次參加會試。史載“三月丁丑。以大學士曹振鏞為會試正考官，協(xié)辦大學士云貴總督阮元、兵部尚書那清安、工部左侍郎恩銘為副考官”[9]（卷233）。

　　這次會試，阮元在考前就非常看好俞正燮，然而命運多舛的他再次名落孫山。關于這次春闈不第的原因，通常的說法是俞正燮的試卷為曹振鏞所汰。如張穆《癸巳存稿序》云：

　　越年春（依前文為道光十三年），儀征太傅主會試，命下，諸巨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轂矣！”闈文出，穆為效寫官之役，經(jīng)義、策問皆折衷群言，如讀唐人《正義》、馬氏《通考》，而汰其繁緝縟也。榜發(fā)，競報罷。已知其卷在通州王寂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之，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捆束置高閣，儀征初末之見也。（229頁）

　　又如姚永樸《舊聞隨筆》卷二云：

　　黟縣俞理初先生正燮應禮部試，總裁為曹文正、阮文達兩公。文達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場五策詳贍者，必以為理初也。及榜發(fā)不見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訝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謂佳士乎? 吾平生最惡此瑣瑣者, 已擯之矣! ”驗之，果然。（220頁）

　　周作人對此有感而發(fā)說：“清季相傳有做官六字口訣曰：多磕頭，少說話。據(jù)云即此曹振鏞所授也。有此見識，其為文正公也固宜，其擯斥俞理初亦正是當然耳。”（5頁）阮元此次會試力薦俞正燮未能如愿，究其原因，是由于他和曹振鏞在取士用人標準上大異其趣�！肚迨犯濉肪砣�六四《阮元傳》云：“嘉慶四年，偕大學士朱珪典會試，一時樸學高才搜羅殆盡。道光十三年，由云南入覲，特命典試，時稱異數(shù)。與大學士曹振鏞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復繼�！鼻迨佛^臣所言“與大學士曹振鏞共事意不合”，雖沒有明說因何事不合，但從上述俞正燮落第之事看，他們二人不合之事就已不言自明了。

　　不過，還有一種說法，俞正燮會試“未中”是汪廷珍所為。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理初舉于鄉(xiāng)，數(shù)困公車。某科阮文達典會試，都下士走相賀曰：“理初登第矣！”王菽原禮部為同考官，得一卷，驚喜曰：“此非理初不辦。”亟薦之。是日文達適有小疾，未閱卷。副總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講宋學，深疾漢學之迂誕，得禮部所薦卷，陽為激賞，候禮部退，亟鐍諸笥中，亦不言其故。及將發(fā)榜，文達料理試卷，詫曰：“何不見理初卷耶？”命各房搜遺卷。禮部進曰：“某日得一卷，必系理初手筆，已薦之汪公矣�！蔽倪_轉詰，文端堅稱不知。文達無如何，浩嘆而已。榜后，理初謁禮部，禮部持之痛哭, 折節(jié)與論友朋, 不敢以師禮自居。（219頁）

　　此說雖為野史筆乘所載，影響卻很大，廣為學者所稱引。然而，這種說法是無中生有的，純屬無稽之談。因為汪廷珍一生曾兩任會試總裁，除了前面提到道光二年之外，還有一次是在道光三年，“總裁：大學士曹振鏞、禮部尚書汪廷珍、吏侍郎王引之、戶侍郎穆彰阿（鶴舫）”[8]（卷十）。而這兩次會試，阮元都不在京城，更沒有參與其事。至于阮元為主考、王藻為房考的道光十三年的會試，汪廷珍既不可能是“副總裁”，更不會對俞正燮考卷“陽為激賞，候禮部退，亟鐍諸笥中，亦不言其故”，因為他早在道光七年（1827）就已經(jīng)去世了。

　　時任房考王藻在《癸巳類稿序》云：

　　黟縣俞正燮理初，敦甫夫子辛巳再典江南省試所得士也，與同門久而不相識。癸巳春闈，余忝于分校之役，得理初卷，異之，意其為皖省宿學無疑也。既又得徐卓葷生卷，二卷根抵相伯仲，同時并薦，葷生得雋而理初下策矣。比葷生來遏，詢以皖省知名士，則首舉理初。因撮闈文中一二語，趣葷生亟往詢之，果理初也。

　　由此，他發(fā)出“葷生之與理初，遇不遇各有命”（228頁）的感嘆。俞正燮此次的意外落第，不僅王藻百感交集，就是十年之后的阮元，與人談起此事，“猶扼腕太息，有余恨�！�…所惜者，國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保�230頁）。

　　對于俞正燮的“數(shù)困公車”的真正原因，除了前面提到曹振鏞所謂“吾平生最惡此瑣瑣者”，不喜歡考據(jù)文章之外，后人還有其它猜測之詞。如前文所述，一是很可能和俞正燮的性介不茍流俗的性格有關，如陳東輝指出，“俞正燮的會試落第與他這種不與俗諧、特立獨行的脾性不無關系。用現(xiàn)時流行的說法，可以稱之為不受世俗牢籠的知識精英”[10]；二是更有可能和俞正燮的答題內(nèi)容有關，如蕭箑父、許蘇民認為：“俞正燮的情理觀，多借發(fā)揮經(jīng)義、就事論事來表達�！豆锼阮惛濉分杏小豆�(jié)婦說》、《貞女說》、《妒非女子惡德論》等文，分別對傳統(tǒng)的u2018節(jié)烈觀u2019、u2018七出u2019的道德戒律以及納妾、強迫婦女裹足等罪惡的制度和習俗作了激烈的批判。僅由此看來，他的仕途不遇，并不是沒有原因的�！盵11]（747頁）

　　總之，俞正燮懷才不遇，人到中年后才去參加科考，絕非情愿，實屬無可奈何之事，因為“在那個年代，參加科舉考試是知識分子們共同奔走競逐之人生道途，只要有可能，都想去一試身手，冀希鯉躍龍門，俞正燮自然也不例外�！盵12]

三、傭書為業(yè)，著作等身

　　俞正燮一生勤于治學，萃力經(jīng)史，“讀書過目不忘，書無不覽，著作等身”（217頁）。他從十八歲開始著述后，至死不休，《俞理初先生年譜》云：“與句容王喬年同撰《陰律疑》，是為先生試行著述之始”（259頁）。不久，他開始離鄉(xiāng)出游，《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 俞正燮傳》記載：“年二十余，北走兗州謁孫星衍，時星衍為伏生建立博士，復訪左氏後裔，正燮因作《丘明子孫姓氏考》、《左山考》，星衍多據(jù)以折衷群議，由是名大起。”尤其是他“自留京以來，海內(nèi)文學儒林之士，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宏巨書不自名者甚多”（206頁），如他“曾為張芥航河帥修《行水金鑒》，數(shù)月而成�！保�217頁）。

　　由此可見，由于俞正燮家境貧寒，加之科場困頓，從未做過一任小官，為了養(yǎng)家糊口，他只能謀食四方，“乞米書頻負”，“南北饑驅，蹤跡無定”（87頁），直到離開人世，終身為達官貴人編書校書，過著負笈傭書的生活。前人就已指出：

　　俞正燮，心精力果，文章敏捷，海內(nèi)文學之士，群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巨書，如《欽定左傳讀本》、《行水金鑒》及前果勇侯楊芳《六壬書》，多該舉人校正，不肯署名。（204頁）

　　還有學者進一步指出，他“一生多在貧困中度日，年二十余即饑驅南北，旅店篝燈，蓬窗安硯，船唇馬足，勞苦著述，以易粟米，故生平著述，除《癸巳類稿》二百四十九篇，《癸巳存稿》五百五十六篇外，其余著作，全由他人收買或托其代作，頂名出版，世間且不知此種作品亦為俞氏所著述”（153頁）。

　　由于傭書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雖“手成官私巨書”，卻是“借刻他人姓氏”（218頁），因而俞正燮所編校之書有些已無從知曉�，F(xiàn)僅能考見的，據(jù)于石《俞正燮編纂與批校書目考》一文介紹，主要有：為大學士彭元瑞、編修劉鳳浩撰輯《五代史記補注》；為時任會典館總纂的戶部給事中葉繼雯編修《大清會典》；為湖南提督、果勇侯楊芳校正《六壬書》；為黟縣知縣吳甸華編纂《黟縣志》；為戶部侍郎程恩澤等校訂《欽定春秋左傳》；為南河總督張井編纂《續(xù)行水金鑒》；為禮部侍郎陳用光校訂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為時任兩湖總督的林則徐編纂《兩湖通志》, 并校訂林氏先人的書稿；為時任吏部侍郎的祁離藻校訂《影宋本說文系傳》、《三古六朝文目》；先后為時任山東督糧道的孫星衍編撰《古天文說》二十卷, 并輯校緯書。此外，還有《宋會要輯本》五卷，《校補海國記聞》二卷，編纂《說文》、《部緯》各一卷，以及批�！稌�集傳》、《文選》、《禮記集說》，等等，總共有近二十種之多。（244—254頁）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俞正燮著作除了《癸巳類稿》、《癸巳存稿》各十五卷，以及上述為他人傭書近二十多種之外，還有他的《四養(yǎng)齋詩稿》。詩稿由他的侄子懋麟于咸豐二年(1852)刊行，程鴻沼《四養(yǎng)齋詩稿題記》云：“右詩三卷，俞理初夫子遺稿也。令子懷方屬編目錄，令侄伯申校字付樣而屬識其后。夫子之詩，散佚多矣，此僅有存者�！边@篇題記所署時間為“咸豐二年三月朔”，則該書出版時間當在其后不久。

　　通考俞正燮的學術精神和治學特點，有三方面值得稱道：一是心系國家盛衰、社稷安危，籌遠通今，有著強烈的經(jīng)世旨趣；二是高度關注民生問題，尤其同情婦女；三是通經(jīng)史百家，尤以考據(jù)見長，既博且雜，精益求精，而這些其實都和他傭書有著密切關聯(lián)。正因此緣故，俞正燮才能方便出入大內(nèi)府，查閱到大量的邸報與檔案資料，且時常來往于官宦之家，耳聞目睹，更多了解到軍國大事、時政要聞，以至“尤熟國家掌故”（218頁）；也因他身為傭工，來自社會底層，了解民眾，才能對弱勢群體寄予無限同情，從而“認識人權”（382頁），提倡男女平等；還因編書校書之需，他熟諳典籍，“博綜九流”（236頁），從事文字訓詁、名物解釋、典制考索、史實糾謬，以及文獻辨證、資料匯纂，故而“長于局部考證”[13]。

　　那么，又應如何看待俞正燮的傭書生涯呢？于石說：“俞正燮是筆耕為養(yǎng)，傭書成材的學者，這在我國學術史上是不多見的�！敝T偉奇還進一步認為，“這種為人作嫁的傭書生涯, 突顯了像俞正燮這樣出身社會中下層的知識分子, 其學術能力、智力付出與現(xiàn)實學術地位的差異。然而, 俞正燮浩博的學識，正是發(fā)軔并成就于編校各種各樣的書籍之中，其代表作《癸巳類稿》、《癸巳存稿》，便是其傭書心血的結晶”[7]。可以這么說，正是俞正燮一生傭書為業(yè)，成就了他清代著名思想家、考據(jù)學一大宗師的學術地位。

　　總之，俞正燮個性鮮明，與眾不同，他雖一生窮頓，顛沛流離，且懷才不遇，數(shù)困公車，只得寄人籬下，傭書為生，命運多坎坷，卻能氣定神閑，泰然處之，實為難得不易；尤其是他博通古今，好學深思，勤勉著述，嘉惠學林，為后人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更是值得我們尊敬。俞正燮不愧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可以被稱之為人杰”[12]的布衣學者！

　　正燮學無不精，主于求是，著作有《癸巳類稿》、《癸已存稿》、《說文部緯校補》、《海國紀聞》均《清史列傳》及《四養(yǎng)齋詩》等書；而《類稿》一書，多發(fā)前人所未發(fā)，有功于學術尤多。

　　在鴉片戰(zhàn)爭的時候，中國有名的思想家死掉了，他的名字叫   俞正燮，他是替中國婦女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講話的�！�2005年李敖神州文化之旅《李敖清華大學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