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歷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香港淪陷。陶希圣隨惠陽還鄉(xiāng)隊逃離香港，輾轉(zhuǎn)來到陪都重慶，被蔣介石任命為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少將組長。
1942年10月，陶希圣替代蔣介石撰寫《中國之命運》（原名《中國之前途》）。跟隨蔣介石到臺灣之后，他出任中央改造委員會設(shè)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第五組組長，后改任第四組組長，全面主管輿論宣傳工作。蔣的另一本書《蘇俄在中國》也是由他捉刀代筆的。前外交部亞州司司長高宗武卻沒有如此幸運，只好遠走美國投靠駐美大使胡適，終其一生流落異國他鄉(xiāng)。
1948年12月，在中國共產(chǎn)黨宣布的43名頭等戰(zhàn)犯中，陶希圣名列41號。1949年5月，陶希圣跟隨蔣介石乘坐“太康”艦航行到上海吳淞口復興島一帶，為了挽救女兒及其家人，他請求蔣介石稍停兵艦，再次給陶琴熏發(fā)出電報，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熏至吳淞口會合。然而，他所鐘愛的女兒還是選擇了分道揚鑣。陶希圣在5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蘇儒、琴熏決心不離滬。彼等前途悲慘而不自覺，可哀也�！钡诙欤衷谌沼浿袑懙溃骸盀榍傺皩帉幈瘋�。彼等之悲慘命運乃自取耳……”
若干年后，陶琴熏對長子沈?qū)幓貞浾f：“外公身居要職數(shù)十年，罕見為私謀便利。吳淞口這一次是大大的破例。而蔣先生竟然準許了外公的請求，十萬火急之中，停下兵艦，專門等候一個普通少婦的媽媽。無論怎樣愁腸寸斷，媽媽還是決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遠行了……”（沈?qū)帲骸段倚闹械膵寢尅罚?/p>
按照范泓的訪談與考證，作為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的高材生，陶琴薰之所以堅持與丈夫沈蘇儒留在大陸，與她的同窗摯友、陳布雷之女陳璉有很大關(guān)系。作為新聞記者的沈蘇儒，一邊是擔任國民黨要員的岳父陶希圣，一邊是被周恩來稱為“民主人士左派旗幟”的老堂兄沈鈞儒。在對于中共代表團的采訪中，他直接接觸過周恩來、范長江（沈鈞儒女婿）、梅益等人，感到這些人“可親可敬”，并非“青面獠牙”。
1949年之后的新社會給予沈蘇儒、陶琴熏夫婦的第一個教訓就是失業(yè)，是陶希圣托人送來的一根金條，幫助已經(jīng)懷上第二個兒子沈熙的陶琴熏勉強度過了難關(guān)。
陶琴熏懷女兒沈燕時已經(jīng)是1952年秋天。在此之前，沈蘇儒在大自己40多歲的老堂兄沈鈞儒的疏通下“走上革命工作崗位”，隨后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國》編輯部。陶琴薰也經(jīng)沈鈞儒的民盟好友馮亦代之妻鄭安娜介紹，進入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部編譯處工作。“為革命立過功”、先后擔任過湖北省交通廳長、水利廳長、副省長的嫡親伯父陶述曾，以及從美國學成歸來的陶述曾兒子、農(nóng)機專家、農(nóng)業(yè)部黨組成員陶鼎來，也為困境中的陶琴薰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幫助和精神上的安慰。盡管如此，身負“頭等戰(zhàn)犯之女”的政治包袱，陶琴熏再也沒有了18歲時臨危不懼的從容鎮(zhèn)定。
1954年，周恩來發(fā)表關(guān)于和平解放臺灣的文告，陶琴熏抓住機會上書周恩來，表示愿意做陶希圣的工作，為和平解放臺灣貢獻一份力量。周恩來辦公室派出化名海瀾的工作人員與陶琴薰“單線聯(lián)系”，陶琴薰寫給父母的家信，經(jīng)海瀾審查后由香港親友轉(zhuǎn)寄臺灣。母親萬冰如及弟弟們先后寄來回信和照片，父親卻從來沒有寫過一個字。
1957年“大鳴大放”時，沈蘇儒寫了《請把知識份子當作自己人看》的小字報�！安黄絼t鳴”的陶琴薰，也在總工會國際部貼出一張大字報：“我和祥林嫂一樣，領(lǐng)導上看見我不愉快，這也不許我摸，那也不許我動。我的父親是u2018戰(zhàn)犯u2019，因此領(lǐng)導上對我的懷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黨同志都深�！抑荒芨卸鞯亍o聲無息地在這兒干下去，什么要求都不必提�！�
“和祥林嫂一樣”的陶琴薰因此被扣上“右派”帽子。只是由于更高層的影響，才得以按最輕的處理，不降級、不減工資、不下放勞動，繼續(xù)在原單位工作。到了1962年，沈蘇儒被下放農(nóng)村，陶琴熏也被調(diào)出全國總工會國際部，到北京教師進修學院外語教研室任教研員。
1966年春天，陶琴熏患上急性類風濕關(guān)節(jié)炎。這年秋天，所在單位的“革委會”強令部分教職員工到潭柘寺農(nóng)村勞動改造，陶琴熏在懲罰性勞動中彎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田里干活，最后一頭栽倒在水田里。
1971年初春，沈蘇儒被莫明其妙地卷入一起“謀殺案”，陷入絕望的陶琴熏想到了自殺�！澳悄暝�，自殺也是大罪”，她不得不放棄自殺念頭，與女兒沈燕抱頭痛哭。
1975年初，陶琴薰收到五弟陶范生的美國來信，說是要給姐姐寄藥。陶琴薰只收到一次從美國寄來的特效藥品，之后的藥品全被查扣。
1978年3月12日，陶琴熏在小說《望眼欲穿》中回想起上海吳淞口的生離死別：“碧綠的海連著天，蔚藍的天連著海，看到鑲著金邊的白色、粉紅色和淡紫色的云光映在海波上起起伏伏，形成了瞬息間千變?nèi)f化的霞光異彩，多么遼闊絢麗的景色呵！媽媽又是驚訝，又是贊嘆，她高興極了�！搅吮本�，我們看不到江和海，也看不到輪船了……”
這一年的8月14日，陶琴薰在病痛中去世，終年57歲。對于這位名門之媛，范泓以詩化筆觸表達了自己的大同情懷：“她就像在風雨中走失的一只孤雁，誤入藕花深處，幾聲哀鳴，濺起幾多離愁……”
名門之媛陶琴熏
1948年底，陶琴薰曾隨母親已抵達香港，次年初卻又返回大陸。以陶希圣當時的聲望及地位，如果女兒、女婿愿意重新作出選擇，至少全家人大可不必天各一方，從此相見亦難。
對于國民黨的急劇潰敗、新政權(quán)即將誕生，在當時一般民眾心里激起過希望，尤其有著政治熱情和理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更是無須待言。后來成為臺灣知名歷史學家、陶琴薰四弟陶晉生院士說過這樣一件事：“1948年年底，南京政府已岌岌可危……叔叔（指陶希圣）在陳布雷自殺后接替了陳的位置，成了蔣介石的u2018侍從秘書u2019（正式職務是總統(tǒng)府顧問，仍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有一段時間，家中只叔叔和我兩人，有一次去中山陵散步，我們談論時局，他表示也是毫無信心。他說只有退守臺灣，我問臺灣守不住又怎么辦。他苦笑著說：u2018乘桴浮于海。u2019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影響也很深。我感到他也毫無退路，我如跟他去臺灣，勢必為國民黨殉葬，他是國民黨大員，義無反顧，我連國民黨員都不是，何必如此？因此我下決心不去臺灣�！�
剛剛結(jié)婚三年的陶琴薰，對自己的丈夫堅信不疑，是去是留完全取決于他的態(tài)度。她曾明確表示：沈留下，則留下；沈若走，跟著走；“生死禍福，在所不計”。
當時是新聞記者的沈蘇儒，總說是因為在香港找不到工作，只好回上海。事實上，陶希圣已替他安排好了做臺灣《新生報》采訪部主任。而暨南大學同窗好友金堯如夫妻當時在香港《文匯報》主事，只要他去，必可任用（長子沈?qū)幍热舾赡旰笤诿绹菀娊饒蛉缦壬鹇裨股蛱K儒當時不去找他）。
由此可見，沈蘇儒骨子里是不想離開上海，盡管其內(nèi)心也坦承“無法預知未來”，但有兩個基本判斷卻在支配著他的運思：一是從未參加過任何政黨或組織，在政治上是中立的；盡管有陶希圣這樣的國民黨要員是自己的岳父，但也有沈鈞儒這樣的左派民主人士是自己的堂兄；二是在思想上“崇尚自由主義”，雖然從小接受國民黨教育，但對“中國共產(chǎn)黨并無偏見”，甚至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種科學理論，應承認其存在并加以研究”。在對中共代表團的采訪中，沈蘇儒曾經(jīng)接觸過周恩來、范長江（沈鈞儒女婿）、梅益等人，他感到這些人“可親可敬”，并非“青面獠牙”。對沈的這一感性認知，參加過“五四”運動、教授出身的陶希圣自然心中有數(shù)，在國共兩黨多年的碰撞中，他與周恩來也有過多次交鋒與溝通。但作為父親，此時仍對女兒抱有一絲親情濡染的幻想，遂請求蔣公介石稍停兵艦，再次發(fā)出電報給陶琴薰，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薰至吳淞口會合，試圖再次說服他們改變決定。陶希圣最終失望了，在歷史與人生的十字路口，最疼愛的女兒與自己分道揚鑣。他在5月24日這一天日記中寫道：“蘇儒、琴薰決心不離滬。彼等前途悲慘而不自覺，可哀也。余夫婦均已心勸其出險，余并為設(shè)各種情形之下離滬之方法，彼等不聽，無可奈何。”第二天日記中又有“為琴薰及寧寧悲傷。彼等之悲慘命運乃自取耳……”
陶琴薰的這一決定似乎是因為自己的丈夫沈蘇儒，但透過更多的史料與細節(jié)不難發(fā)現(xiàn)，這位西南聯(lián)大、重慶中央大學外文系畢業(yè)的高材生在政治上已受到當時大環(huán)境的深刻影響。不久前，我與定居美國的陶琴薰三弟陶恒生先生（《“高陶事件”始末》作者）在南京一同看望翻譯家楊苡先生（楊憲益胞妹，以翻譯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名噪一時），從她的口中得知當年陶琴薰最要好的一位中大同學，就是1947年以共產(chǎn)黨嫌疑在北平遭至被捕的陳布雷之女陳璉。在陶恒生少年記憶中，見過陳璉其人，“圓圓的臉，穿著藍布長旗袍，態(tài)度文靜而沉著”。陶琴薰在西南聯(lián)大時就與陳璉相識，中大后又同寢室三年，由于父親與陳布雷為至交，兩人的關(guān)系又平添了一層親密。不過，與有心疏離政治的陶琴薰不同，陳璉“在西南聯(lián)大時已經(jīng)加入共產(chǎn)黨，而且是學生地下活動的活躍分子，轉(zhuǎn)入中大也是中共中央安排以吸收同志的”（陶恒生《一面之緣的陳布雷與陳璉》）。
陶琴薰也承認：“陳璉為人非常好，大家敬愛她，她痛恨國民黨、三青團，平時談話對我總有影響”。當陳璉夫婦遭至當局拘捕時，陶琴薰曾私下問：“難道這樣善良的人會是殺人放火的土匪？”多少可以反映當時陶琴薰在內(nèi)心對國民黨當局有所不滿。還有一個人對陶琴薰也有或多或少的影響，此人是陶琴薰堂哥陶鼎來。從某種角度看，陶琴薰與他的手足之情遠勝于其他兄弟。
1940年“高陶事件”發(fā)生，當各種謠言甚囂塵上，“有的說陶希圣已被日寇逮捕，剝了皮；有的說我母親帶著幾個弟弟全家跳海自殺了”——這時陶琴薰在昆明讀書，其震驚與不安可想而知。陶鼎來正在西南聯(lián)大讀機械系，聞訊后趕來陪伴在陶琴薰身邊。
陶琴薰回憶說：“他對我非常關(guān)心、體貼，曾陪我到報館和通信社去打聽消息，還經(jīng)常帶我去看電影。當時昆明幾乎天天有敵機轟炸。每次轟炸過后，我立即跑到工學院去看他，怕他被炸傷，有時他也跑來看我。
他說我們兩家只有我一個女孩子，伯父母一直把我當作自己的女兒，萬一我父親母親一家真是罹難了，以后我就跟著他們過……”陶鼎來長陶琴薰一歲，小的時候一度從廣州來上海在叔父陶希圣處念書，由于懂事、聰穎、愛看書，陶希圣一直視如己出。青年陶鼎來十分厭惡三青團之類黨派社團，一再囑咐堂妹陶琴薰要“潔身自好”。當然還有浦熙修與高集這兩個人，前者系陶琴薰初中時國文老師，陶琴薰感到她“人非常好，多年來我一直記得她”。浦熙修后來成為一代紅色新聞工作者，1949年后任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兼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她的妹妹浦安修嫁給了中共高級將領(lǐng)彭德懷。高集是《大公報》的一名記者，陶琴薰對他的印象也頗好。這兩人都被視為共產(chǎn)黨的同路人，陶琴薰始終不理解當局為何那么仇恨他們？再加上1946年“沈崇案”，陶琴薰是深寄同情的。
“沈崇案”有其隱微復雜的內(nèi)幕，之后出現(xiàn)的較大規(guī)模學生示威活動更是有著深刻的政治動因。“當時重慶談判已經(jīng)破裂，內(nèi)戰(zhàn)即將爆發(fā)，美軍駐華成為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對于抗戰(zhàn)以后的國民黨來說，此時已開始失去民心……”（謝泳《重說沈崇案》）陶希圣卻一再告誡女兒學生運動是有人在背后挑唆，陶琴薰半信半疑�！拔覍ι虺缡苋韬蛯W生的挨打是同情的，因我既是女人，又是學生。1948年底，我就是這樣對國民黨感到絕望……”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學生及青年知識分子受其民族主義、左傾思潮的影響非常強烈，著名作家邵燕祥就說過，當時“像我這樣的年輕學生，主要是從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惡這些道義標準決定去取。師友之間的互相影響也會起作用甚至決定的作用”（《世紀學人自述》第6卷）。
陶琴薰當然也不例外，她與夫君之所以拒絕隨父親去臺灣，盡管原因多多（如孩子、公婆贍養(yǎng)問題等），但受其現(xiàn)實氛圍的直接影響也是不爭的事實。陶希圣未必不知道這一點，委托學生沈巨塵又送來金條一根，同時附有一函，大意是：時勢如此，他本人亦無奈，但愿你們夫妻二人永遠互愛互助，共渡困難，并祈禱上帝保佑你們……就是這樣一封信，在1955年肅反審干運動中被他們夫婦倆上繳給了組織。
自父親吳淞口愴然離去，陶琴薰帶著一種陌生心情忐忑不安地步入了新的社會。這時她突然發(fā)現(xiàn)，不僅多年來受之于家庭蔭庇的優(yōu)勢不復存在，還成為政治上的一個沉重包袱。在1948年12月中共宣布的四十三名頭等戰(zhàn)犯名單中，陶希圣被列為四十一號，“國人皆曰可殺者”，陶琴薰對此不可能不心有余悸。好在夫妻二人冷靜地重新開始自我定位，“我們一直是奉公守法，靠自己本領(lǐng)吃飯的老百姓。因此不論是國民黨當權(quán)還是共產(chǎn)黨當權(quán)，我們都不反對，只要不打仗，能使我們安居樂業(yè)，我們都歡迎……”社會地位出現(xiàn)巨大落差，陶琴薰以低調(diào)的口吻說出這番話，實際上還有一種觀望的態(tài)度。自1946年1月，陶琴薰與沈蘇儒在上海結(jié)婚后，即經(jīng)馬寅初之女馬仰蘭介紹進中國善后救濟總署編譯處擔任翻譯。不久因小產(chǎn)失調(diào)乃辭職，此后一直沒有尋求新的工作。就陶琴薰個人而言，父親當年最大的一個心愿，就是將她培養(yǎng)成像謝冰心那樣的女教授、名作家，并多次囑咐女兒要“好好讀書，不要過問國家大事”；陶琴薰也認為“自己是搞文學的”，“文學是清高的東西，而政治是齷齪的東西”，“心地單純的人就不要去勾心斗角，搞什么政治”。然而，此時此刻，人生的節(jié)奏已被打亂，陶琴薰不可能再去實現(xiàn)少女時的夢想。不僅丈夫沈蘇儒失業(yè)，她前往保險公司、教育出版社、電臺應聘，筆試時全無問題，口試后均被刷下�！拔抑槐讳浫�，是因為我的家庭社會關(guān)系所致。我開始苦惱和自卑，感到前途黯淡”。
在一度找不到工作的郁悶時期，報紙上公布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名單，有兩個熟悉的名字赫然閃過，陶琴薰看了不禁心驚肉跳，其中一位是當年在西南聯(lián)大時熱烈追求者，此人就是政治系四年級學生陳志兢。陶琴薰與之相識皆因同窗好友許湘蘋和她的表哥，陳當時與許湘蘋表哥同班。
1942年夏天，陶琴薰轉(zhuǎn)學至重慶中央大學，陳志兢也在重慶《中央日報》社工作，老是跑來沙坪壩找陶琴薰。陳志兢是一個對政治有著極大興趣的年輕人，陶希圣非常反感，甚至討厭這個人。在給陶琴薰信中說他“不求長進，非為望之人”。兩年后，陶琴薰與之“一刀兩斷”。抗戰(zhàn)結(jié)束后，陳志兢在上海做過區(qū)長（第二十五區(qū)），被新政權(quán)列入反革命分子名單中，一度誤傳遭到鎮(zhèn)壓。
當陶琴薰耳聞這些訊息，第一個反應就是：“我本人的情況，如果再沾上和u2018反革命分子u2019的關(guān)系，那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這個細節(jié)真實地刻畫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陶琴薰內(nèi)心的那種恐懼，“雖然后來政府沒有把我怎么樣，而且家庭婦聯(lián)代表幾次來動員我參加里弄活動，我也參加了，但是我的家庭關(guān)系給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老怕別人懷疑我是反革命分子”。
這一年陶琴薰剛滿三十歲，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一家人住在陜西南路一間朝北的二樓上。次子沈熙甫生不久，因居住條件逼仄，小保姆每晚只能把床板鋪在浴缸上睡覺。
在陶琴薰三個孩子中，沈熙是個性最為突出的一個。襁褓中就大哭不止，學步后讓人四處尋找，稍大時又復以“反抗”，有一次竟出腳踢了陶琴薰，致使臉撞在箱子角邊，眼睛腫了數(shù)日。其實，沈熙的性格頗像陶琴薰。據(jù)楊苡回憶，在大學時代，陶琴薰性情開朗，笑聲不斷，但若遇不順心之事，其率性也發(fā)揮得淋漓盡致，最典型的一個動作就是雙手猛抓頭發(fā)，其狀讓人疼在心尖上。沈熙天性倔強，沈蘇儒則另有解釋：“孕婦的物質(zhì)和精神生活狀況對胎兒身心形成有影響，可能這有道理。薰懷寧時，生活狀況較好，懷燕時也較安定，只有在懷熙時我們正經(jīng)歷解放前后這一段承受重大精神和生活壓力的時期，他的脾氣也許正是對我們在這個時期使他來到人世表示抗議。”正是由于這種性格，遂使沈熙能在逆境中長成。
據(jù)陶恒生披露：三兄妹中，沈熙是最后一個從大陸來到美國求學的。1985年他在亞利桑那大學獲經(jīng)濟學碩士學位，幾年后又攻讀紐約州立大學經(jīng)濟與財務博士學位。在這之前，沈燕、沈?qū)幰严群蟮搅嗣绹�，學有專攻，知有所長。沈?qū)幰阅赣H為原型數(shù)十萬字的紀實體小說《嗩吶煙塵》經(jīng)由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正式出版，轟動一時。不過，這都是后話。
陶琴薰懷小女沈燕時已是1952年秋天。在這之前，沈蘇儒處境開始略有好轉(zhuǎn)。作為“舊新聞從業(yè)人員”進入華東新聞學院學習，表面上是對這類人進行思想改造，“實際上是對他們的個人經(jīng)歷、階級出身、政治黨派關(guān)系、社會關(guān)系等進行審查，然后決定如何使用、信任程度等”。盡管如此，一度失業(yè)的沈蘇儒仍感到一種“再生感”，不僅把學到的一點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回家向妻子傳授，甚至覺得“如今才懂得真理”
應當說，此種形式的“思想洗澡”初見成效，僅以沈蘇儒為例，若想被這個社會所接受、躋身于人民之列，就必須“向黨靠攏”�！�
任何人只有兩種立場可供選擇：革命（即擁共）或反革命（即反共），短時間的u2018不革命u2019也u2018不反革命u2019是可能的，但終究必須做出選擇”（《始言堂記事》）。在堂兄沈鈞儒的疏通下，沈蘇儒得以進入上�！队⑽男侣劇穲笊绻ぷ鳎白呱细锩ぷ鲘徫弧�，沈蘇儒用“興高采烈”來形容當時的心情。或許還有其它一些因素在起作用，這就是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為革命立過功”，在湖北省是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之一，先后任交通廳長、水利廳長、副省長等職；堂哥陶鼎來從美國歸來不久，亦即成為共產(chǎn)黨所重視的農(nóng)機專家，后加入中共，更為農(nóng)業(yè)部黨組成員。陶琴薰作為陶氏家族這一代唯一的女兒，且留在了大陸，其間的“微妙”只可意會而不能言傳。當?shù)谌齻�孩子沈燕出生時，沈蘇儒已被分發(fā)至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國》編輯部任編輯，他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工作，當父親滬上病故時，竟亦未能奔喪。這時也到了北京的陶琴薰經(jīng)沈鈞儒民盟好友馮亦代之妻鄭安那的介紹，始入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部編譯處工作，一干就是八年。在經(jīng)歷了1950年代初的困惑、焦慮、搖擺甚至痛苦之后，心高氣傲的陶琴薰已然失卻往日的開朗與快樂，變得謹小慎微，“平日連話也不敢隨便說的”。與其說這是對新社會的不適應，不如說是一種最明智的選擇，但這一切又導致內(nèi)心的“郁郁寡歡”與外表的“強打精神”激烈沖撞，其結(jié)果只能是更加痛楚。
1955年夏天肅反運動開始，這是陶琴薰參加工作后所經(jīng)歷的第一次政治運動。她內(nèi)心惴惴不安，“怕領(lǐng)導上把我當作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至國際部一個領(lǐng)導突然來到她所在小組，竟以為是針對自己而來。在一番動員大會之后，陶琴薰主動“把自己的歷史和社會關(guān)系作了交待，并且盡可能地提供了證明人和證件”。實際上是虛驚一場，“是對組里一個三青團骨干分子和一個教會圣母軍的成員進行了嚴格審查”，陶琴薰一如驚弓之鳥，較之1939年底隨母親從香港前往上海掩護父親脫離汪組織時表現(xiàn)出來的那種鎮(zhèn)靜，簡直判若兩人。
1937年盧溝橋事變不久，被時人稱為“低調(diào)俱樂部”成員之一的陶希圣，成了汪精衛(wèi)“和平運動”最早發(fā)起人和重要參與者。1938年12月，他跟隨汪精衛(wèi)出走河內(nèi)；次年11月又參與汪組織與日本和談代表為時兩個月之久的密談。陶希圣之妻萬冰如為幫助其夫脫離汪組織，帶著五個子女毅然從香港回到上海，巧妙地與汪精衛(wèi)、陳璧君二人周旋，甚至留下陶琴薰等三個孩子為人質(zhì)，終使書生陶希圣跳出了火坑。在整個驚心動魄的過程中，參與營救的萬墨林在《滬上往事》一書中有一段記述可見陶琴薰的機智與勇敢：“……立刻就跟陶大小姐通電話，叮嚀她如何按部就班，從容走出。陶小姐跟她的兩個弟弟密議一番，事畢，泰來和恒生兩公子聲聲說外面壓路機太吵，無法做功課，也睡不著覺。陶小姐被他們吵得u2018沒法u2019，便跟監(jiān)視人員講明了，把她兩個弟弟送到滬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們上學。監(jiān)視人員聽她說她把弟弟送去就回來，當夜由她看家，果然不疑有他……陶氏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個個都那么沉著鎮(zhèn)靜……”安全抵達香港九龍?zhí)良液�，陶琴薰即在香港《國民日報》發(fā)表《我家脫險前后》一文，“文章寫得親切動人，富有傳奇色彩。重慶、昆明的報紙立即轉(zhuǎn)載，在大后方引起一陣轟動”（陶鼎來序《「高陶事件」始末》）。這一年陶琴薰才十八歲，是香港廣州私立培道女子中學高二的學生。母親之所以將她與弟弟留在上海以應付汪精衛(wèi)夫婦，雖然出于無奈，又是對這個女兒寄予了一線希望。在日本人及汪集團的嚴密監(jiān)控下，此舉不無冒險，稍有差池，必釀大禍。若干年后，陶琴薰對沈?qū)幷劶按耸�，“為了掩護外公從日寇和汪精衛(wèi)手里逃出上海，我讓日本鬼子扣住做人質(zhì)，差點就給殺死了呢……”（沈?qū)帯秼寢尅罚?/p>
在西南聯(lián)大同學耿連瑞的記憶中，陶琴薰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姑娘”�！皞�子高高的，所以上課經(jīng)常坐在后排。……記得琴薰上課來經(jīng)常穿著一件藍灰呢大衣（春秋穿印花旗袍），手里提著一個書包。她頭發(fā)卷曲，略披雙肩，愛說愛笑，天真活潑，而又雍容大方，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出身書香門第有教養(yǎng)的姑娘。琴薰英語底子好，學習十分刻苦，經(jīng)常見她抱著書本詞典和同學們一起到圖書館、閱覽室，一坐就是半天”。這是男性同學眼中的陶琴薰，與楊苡的描述毫無二致，只是楊苡與陶琴薰同處一寢室，閨中無話不談，知其更深矣。自陶琴薰1953年進入全國總工會國際部編譯處，至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認真的工作態(tài)度及低調(diào)的政治姿態(tài)相對穩(wěn)定地渡過了這四年。不過，鑒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膽子變得越來越小，甚至不敢與大學時代的同學通信或交往，“不知他們在肅反中到底有沒有問題”。這種有意識地與當年同窗好友疏遠，對陶琴薰來說是必要的，也折射出在極端意識形態(tài)之下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真實處境。陶琴薰說：“開展政治運動是很可怕的，它使大家互相警惕，互相檢舉，六親不認，人心惶惶……雖然平日里的工作態(tài)度是認真積極的，但我心里總有一種消極情緒，覺得我有一個很不利的條件，所以處處比別人差一等�！睋�(jù)沈?qū)幓貞洠骸皨寢屧谌珖偣䥽H部做翻譯工作多年，兢兢業(yè)業(yè)，任勞任怨。部里同事輪流出國，一輪又一輪，卻永遠也沒有媽媽的份。媽媽有一次對我說：真希望有個機會出國，就可以打聽外公舅舅們的消息。她卻不懂，就是因為海外關(guān)系，她才永遠也不會被允許邁出國門一步”。其實，陶琴薰何嘗不懂！身負“頭等戰(zhàn)犯之女”的政治包袱，在階級斗爭大行其道、幾近瘋狂而喪失理性的時代，即便“俯首稱臣”，想當一個順民，仍要看人家的眼色�！按饲闊o計可消除”，陶琴薰一度甚至萌生了離開國際部的念頭�！安績�(nèi)有一種空氣使我很不好受，我和祥林嫂一樣，領(lǐng)導上看見我不愉快，這也不許我摸，那也不許我動。我的父親是u2018戰(zhàn)犯u2019，因此領(lǐng)導上對我的懷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黨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無聲無息地在這兒干下去，什么要求都不必提……領(lǐng)導對黨員說話親密，對非黨同志冷冰冰……領(lǐng)導是否把干部分成兩類，一為得力干部，比較吃香的事總是想到他們；一為落后分子，總認為他們水平低、效率差，應當?shù)姑埂边@些不合時宜的話，是1957年陶琴薰在那場引蛇出洞的 “鳴放”中說出來的，讓人頗感意外。陶琴薰之所以不知深淺地猛然發(fā)聲，從客觀上講，受到當時大環(huán)境使然（一段短暫的百花時期，費孝通在《人民日報》發(fā)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后，隨即嚴冬來臨，百花凋零。參見王若水《壓制思想的思想運動》一文）再加上骨子里的性格倔強，其內(nèi)心之郁結(jié)委實到了非爆發(fā)一次不可的程度，我們從“祥林嫂”(魯迅《祝�！分械南榱稚枇恕伴T檻”也洗雪不清罪過)、“我很不好受”這些怨艾的字眼中，就能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但誰也不可能想到“鳴放”竟是一場“陽謀”（參見李慎之《毛澤東是什么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也就是“安排香鉺釣金鰲”。中共領(lǐng)導人毛澤東并不諱言這一點：“去年下半年，階級斗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產(chǎn)階級、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nóng)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nóng)，就向我們進攻，這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nèi)〉弥鲃印Ｕ袢嗣袢請笠黄缯撜f的，u2018樹欲靜而風不止u2019。他要吹風嘛！他要吹幾級臺風。那末好，我們就搞u2018防護林帶u2019。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75—476頁）陶琴薰、沈蘇儒等人不可能知其內(nèi)情，天真地以為“誰要是真心擁護黨、靠攏黨，就對黨提意見，不提意見就是不信任黨、不愛護黨”，如果“我們這些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再不提意見就不識抬舉了”。沈蘇儒不僅寫下《請把知識分子當作自己人看》這樣的小字報，回到家還把黨支部竭力動員群為對黨提意見那些話和做法告訴了陶琴薰。且不論這張小字報內(nèi)容如何，單從標題看，則可知這些人在當時渴望得到組織上信任、愛護、乃至重用的一種迫切心情。然則，當一個社會對知識分子持有一種“很深的異己感”（許向陽語）時，這不過是夢中幻覺而已。陶琴薰聽了竟很興奮，“認為這才是黨中央的精神”，一改以往的謹小慎微，將八年來心中的“委屈”一吐為快，遂成國際部第一張大字報。應當說，不諳政治的陶琴薰天性單純，與更多“言詞激烈”的批評相比，這張大字報只局限于個人的某些感受，或是一種善意與怨尤復雜的夾纏與掩飾，并不存在“向黨進攻”之心，無非是希望當局能夠與所謂「舊知識分子」改善彼此之間的關(guān)系而已。這一次出人意料地發(fā)聲，其結(jié)局殊可料見�！耙晦D(zhuǎn)到反右，她自然成了目標。但她并沒有什么具體u2018罪行u2019，批判她的所謂u2018右派思想u2019（如比作“祥林嫂”等）其實都是她自己檢討的，國際部領(lǐng)導本不想把她打成右派，但上報到全總主席劉寧一那里，劉說她是國民黨反動派陶希圣的女兒，單憑這一條也夠了。于是，她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始言堂記事》）。
像陶琴薰這樣的人，在當時只要三緘其口，任其擺布與使用，大概就不會有什么問題。她最終未能沉住氣，被打成右派，進一步坐實了中國政治的冷酷與無情。沈蘇儒從內(nèi)心對陶琴薰感到一種負疚，“如果不把我單位那位支部書記的話告訴她，也許她就不會寫那張大字報”。好在陶琴薰的大字報相對溫和，加上某些部領(lǐng)導的憐憫與慈悲，或許還有其它不可言說的原因（如與周恩來辦公室的單線聯(lián)系，詳見下文），“按最輕的處理，即不降級、不減工資、不下放勞動，繼續(xù)在原單位工作”。之后，盡管受到諸多歧視，“許多會議不能參加，許多文件不能看，還得每天比別人早到，把辦公室打掃干凈、開水打好……”但這一切，陶琴薰都忍了下來。惟三個孩子漸大，到了“爭取戴上紅領(lǐng)巾的年齡”，及至后來申請加入共青團，屢屢受挫。老大沈?qū)幵诎嗌鲜亲顑?yōu)秀的學生，有一天忍不住跑到班主任跟前意欲“討個公道”，卻被告知不能入團的真正原因：對組織不忠誠，沒有主動交待自己的反動家庭背景。少年沈?qū)幰幌伦芋@呆了，“我不知道老師說的一切，爸爸和媽媽從來沒有對我們提過一句什么反動家庭背景的話，我完全昏了，回家大吵大鬧，要求媽媽說明白……”（沈?qū)帯秼寢尅罚┨涨俎故冀K耽心也是最不情愿面對的事情，現(xiàn)在終于出現(xiàn)了。在這之前，她曾去三個孩子的學校，找到黨支部，坦言個人的處境，并懇求校方配合，暫緩把“反動家庭背景”告訴孩子，至少可以讓他們“多保持幾年無憂無慮的童年和少年歲月”。然而，校方并不愿理解一個母親的苦心孤詣，“教育意識形態(tài)化”淪落到人性喪失的地步可見一斑。這時陶琴薰的伯父正好在北京開會，她將三個孩子帶到民族宮賓館，委請伯公對他們講述陶希圣其人其事，“在一間燈光柔和的賓館房間里，我終于知道了：我的外公名叫陶希圣，是國民黨的要員，蔣介石的筆桿子，四九年逃到臺灣去了。我也知道了：我的媽媽五七年被劃做右派分子……”（沈?qū)帯秼寢尅罚�。陶琴薰也對孩子們講述獨自前往學校的經(jīng)過，可天真無邪的他們怎能接受這突如其來的殘酷現(xiàn)實，沈?qū)幧钕萆嘲l(fā)中，神情絕望，“我知道做一個反動家庭的兒子，在學校將有多倒霉，老師同學會怎樣看我，好像我是一頭怪獸，我受不了，想一想都會渾身發(fā)抖”。就在此時，陶琴薰突然“身體癱軟，跪倒地毯，雙手蒙面，痛嚎不已”，沈熙、沈燕見狀撲過去，摟住母親，哭作一團；沈?qū)巺s不動，伯公則對著沈?qū)幋蠛穑骸皩帉�，你不要媽媽，我就把她帶走，帶回武漢。你不愛媽媽，我可很愛這個女兒……”。這一年沈?qū)幨臍q，少年慘綠，不知誰是惜花人，以他當時的感受，“好像被人升起半空，然后再丟進一個無底深淵。所以我心里充滿仇恨，恨我的媽媽”。陶琴薰的心卻在滴血，她何嘗不想保護自己的孩子，這是天然母性中寧死不惜的一種情感，此時卻無能為力了！1942年4月26日，陶希圣給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的陶琴薰寫過一封信，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人非家庭的動物，乃為社會的動物。而處社會之方法必須在社會生活中學習之。如能在社會中學得冷靜的眼光，養(yǎng)得熱烈的感情而練得堅強的意志，則其人即能始終在社會中立足……”如今忽忽二十年去矣，在精神上雖渴望養(yǎng)得“熱烈的情感”，在現(xiàn)實中亦可練得“堅強的意志”，事實上卻仍未在這個社會中真正立足，甚至家庭內(nèi)也枝節(jié)橫生。陶琴薰被打成右派后，心情更加抑郁不堪。以沈?qū)幍幕貞�，她與丈夫沈蘇儒之間的爭吵越來越多，以致幾次深夜里，兩人穿起大衣，說是要跑出去辦離婚……或許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并不能真實地反映他們夫妻之間相濡以沫、互依為命的全貌。但作為陶希圣的女兒，其失落則是不言而喻的。一次春游時，陶琴薰獨坐香山頂端鬼見愁上，“許久許久，一動不動”，孩子問她在看什么？陶琴薰說：春天來了，大雁從南方飛回來，真希望能找到一只大雁是屬于自己的……
1962年，沈蘇儒已被下放至安定農(nóng)村，這時陶琴薰也被調(diào)出全國總工會國際部，來到北京教師進修學院外語教研室任教研員（先在北京外國語補習學校呆過一陣）。幾乎與此同時，陶琴薰在西南聯(lián)大時的好友許湘蘋的丈夫因莫須有的“政治歷史問題”被調(diào)出對外貿(mào)易部；另一好友黃泳薺的丈夫亦因同樣問題被下放到山西南部一個煤礦工作；沈蘇儒好友陳德墀則被下放重工業(yè)部在鄭州的一個工廠，“這三家的變動使我們在北京減少了許多友情的溫暖”。盡管如此，在沈蘇儒看來，陶琴薰“對于這一調(diào)動倒是高興的，因為她在u2018全總u2019國際部這樣政治性強的單位工作，總是感到精神上有壓力，去教書就好得多，而且她也有興趣”。又一年，沈蘇儒堂兄沈鈞儒故去，這位被中共領(lǐng)導人周恩來稱之為“民主人士左派旗幟”的老人，數(shù)十年來對這位小于自己四十多歲的堂弟多有照拂，或許也是沈蘇儒最終未被打成右派的一個原因。他的小字報并未釀成大禍，只作了“深刻檢查”。而幾年后，在“四清” 運動中（最初的“清賬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發(fā)展到后來帶濃厚政治色彩的“清經(jīng)濟、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亦即為十年浩劫之前奏），沈蘇儒寫了入黨申請書。若從這件事來看，當年拒絕隨岳丈陶希圣前往臺灣，不愿“為國民黨殉葬”的心態(tài)是真實的。相比之下，陶琴薰內(nèi)心則遠沒有這樣簡單，盡管說過“生死禍福，在所不計”這樣的話，但彼一時此一時，在經(jīng)歷了幾度挫折之后，白云蒼狗，人生無常，已是“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情”，或如沈蘇儒所說：“革命的暴風雨沖掉了我們的夢境，我們像在一條失去了舵和槳的小船上漂流，終于被一個巨浪卷入了汪洋之中……”（《始言堂記事》）陶琴薰這時特別想念在水一方的親人們。有一天，她讓沈?qū)幣阒デ伴T的一家郵局（當時北京只此郵局接受國際郵件，沈?qū)幷Z），給父親寄去了一件景泰藍。她對沈?qū)幷f：再過一個月，是外公的生日，我買些景泰藍，給他做生日禮物……沈?qū)幦f沒想到，母親一直在想念“頭等戰(zhàn)犯”的父親，感到震驚，茫然地望著她�！啊夤郧昂椭芏鱽砗苁�，我曾上書周恩來，要求與外公取得聯(lián)系。周親自批準，所以可以跟外公通信。來往信件郵包都經(jīng)有關(guān)部門檢查，郵局備案，通過香港轉(zhuǎn)道臺北。這樣外公、外婆和舅舅們，至少能得到一點信息，知道我們一家人都還活著……”陶琴薰說這話時一腔哭音，沈?qū)幋竽憜枺耗愫軔弁夤珕�？陶琴薰點點頭：他很愛我，我也很愛他，很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想念他。這件事給沈?qū)幜粝裸懶目坦堑挠洃�，似乎一下子長大許多，“她多么孤獨，多么痛苦，可是她一直對我們微笑，一個苦字都沒說過。這樣想著，我再也無法繼續(xù)恨媽媽。不管她是不是國民黨反動派家庭出身，不管她是不是反黨的右派分子，她是我的媽媽，她愛我，我也愛她，我不可能恨她……”（沈?qū)帯秼寢尅罚?/p>
陶琴薰與父親秘密通信這件事，雖得到中共高層人物的默許，卻又是當時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一部分。此事緣于周恩來1954年發(fā)表關(guān)于和平解放臺灣的文告，其中號召國民黨軍政人員脫離蔣介石集團。這時陶琴薰從上海到北京方兩年，抓住這一契機上書周恩來，“表示愿意做陶希圣的工作，為和平解放臺灣貢獻一份力量”。陶琴薰此舉未免膽大或許天真，她的父親對共產(chǎn)極權(quán)早有深刻體認，尤其認為采用階級斗爭的方法，推行一種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不幸。與胡適等人的自由主義有所不同，陶希圣在本質(zhì)上是一個三民主義者，這從他為蔣介石捉刀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可觀察其思想全貌，此書在當年遭至中共國際同路人“大肆其誣蔑與攻擊”（陶希圣《潮流與點滴》）。其間中共不止一次對他統(tǒng)戰(zhàn)，周恩來親自找過他，可始終不為所動。由于政治上的南轅北轍，以及此時國民黨初步完成內(nèi)部之改造，進一步鞏固了在臺的統(tǒng)治地位，作為黨內(nèi)主管輿論工作的高層人物，陶希圣更不大可能接受彼岸的“統(tǒng)戰(zhàn)意圖”。但陶琴薰已顧不上這一切，之所以這樣，目的十分清楚，無非是想“使陶希圣這個沉重的政治包袱，在一定程度上轉(zhuǎn)化為u2018政治資產(chǎn)u2019，稍稍改善我們的政治處境”，同時，“這樣的通信也是我們在中共政權(quán)下同父母及弟弟們溝通消息、稍慰思念之苦的唯一辦法”。周恩來則可能更看重其中的統(tǒng)戰(zhàn)效力，在看了陶琴薰的信之后，“認為對陶的分析是正確的，希望把工作做好，不要有顧慮”；這個工作由他領(lǐng)導，采取“單線聯(lián)系”的方式。周恩來辦公室具體負責此事的人名叫海瀾（1962年后此工作轉(zhuǎn)交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負責，作者注）。
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也參與其事，由于陶述曾本人官至副省級，是中共所信賴的民主人士之一，使這件事更具政治色彩。陶琴薰在自述文字中始終未提及此事，倒是沈蘇儒后來在《始言堂記事》一書中披露：“我們寫了信，請他（系指海瀾，作者注）審閱，收到回信，抄一份留底，正本交給他。”“有事總由他到頒賞胡同宿舍來找我們，孩子們都認識他，就是不知道他是來做什么的。后來，我們熟了，有一次他半開玩笑地說，你們知道我們現(xiàn)在在做什么嗎？我們是在u2018通敵u2019呢”。這件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一直進行至七十年代陶琴薰病故，其間陶雖被打成右派，卻按最輕的處理，1959年底又摘掉右派帽子，“名義上算是回到了人民內(nèi)部”。我們完全可以猜測這件事于陶琴薰個人來說有或多或少的幫助……陶琴薰給父母兄弟寫信，一直經(jīng)由香港有關(guān)人士中轉(zhuǎn)，其中余啟恩（廣東臺山人，香港注冊會計師。
1941年珍珠港事變香港淪陷，翌年與妻子羅月好輾轉(zhuǎn)逃到重慶，陶希圣曾為他安排工作）曾在陶希圣主辦的“國際通訊社”（香港）擔任過會計，1949年后與陶希圣仍保持私人聯(lián)系。陶琴薰先后收到過母親萬冰如、弟弟們的回信及寄來的照片，“說明去信都已收到并獲善意響應，這樣就算工作有了成績”。但始終未見陶希圣本人的作覆，沈蘇儒認為：“國民黨在那些年代里在臺灣也實行嚴厲的政治控制和無情鎮(zhèn)壓的政策，所以叔叔和母親對于大陸通訊（即使是間接進行）也頗戒懼�！睉敵姓J，當時臺灣正處于一個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時期”，從1955年的“孫立人案”到1960年的“雷震案”，均為當局整肅和打壓其政治敵手，將“匪諜案”模式作為“執(zhí)政者排除異己、掌控權(quán)力的重要方式”（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在國民黨內(nèi)部位居要津的陶希圣十分清楚這一點，更知與女兒“秘密通信”的危險性，無疑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筆者曾與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陳華教授在南京大學一次會面中就陶希圣其事交換過意見。陳教授乃陶希圣四公子、歷史學家陶晉生院士之學生，手頭握有陶先生赴臺后日記片斷的復印件。他告訴我，這些日記因其臺灣政治利害關(guān)系等因素，大都記述簡約如流水賬一般，全然不見個人之心情，可見當時臺灣政治環(huán)境的同樣惡劣。
在大陸這一頭，陶琴薰則一發(fā)而不可停下，“為這工作花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她把所有有關(guān)此事的文字材料，保存完整。直到1966年8月27日因u2018文革u2019大動亂形勢的出現(xiàn)，她怕紅衛(wèi)兵來抄家時把這些材料抄走去公開，造成多方面的危害，因此把全部檔案包好，親自送到中南海北門傳達室，請他們轉(zhuǎn)給總理辦公室”（《始言堂記事》）。
到了1971年7月，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訪問大陸，恢復了中斷二十余年的交往。陶琴薰抓住這一時機，于1971年8月2日第二次上書周恩來，“提出恢復對陶希圣和弟弟們做工作”，卻石沉大海，不見回音。1973年5月，陶琴薰獲知中共統(tǒng)戰(zhàn)工作行將恢復，再次給高層寫信，終于獲準。次年到武漢經(jīng)與伯父陶述曾商量后，仍通過香港中轉(zhuǎn)并與表弟阮繼光（1949年隨陶希圣去臺）聯(lián)系上，開始恢復與在臺家人的通信，但依然只收到母親的回信和照片，陶希圣還是沒有響應。在海峽兩岸形格勢禁的非常年代，“家書抵萬金”，卻亦是心存疑慮，各自一表。
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陶琴薰五弟陶范生給在美的沈?qū)帉戇^一封信，言及當年與姐姐通信時的心態(tài)：“記得那時我和瑞華（陶范生之妻，作者注）不顧一切當時環(huán)境的壓力和姐姐（你媽媽）通信，是一件非常值得懷念的事情。當時我們通信的心情是：一，我們非常想念姐姐……二，想知道姐姐及姐夫的現(xiàn)況，及家里親戚朋友的現(xiàn)況；三，希望用間接的方式，告訴姐姐我們這邊的生活及現(xiàn)況；四，希望姐姐能從大陸出來和父母親及兄弟們團聚；五，希望能寄一些國外的特效藥，為姐姐診治風濕。其中第四項，由于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我們不敢明確的表達，也沒有達到目的……”此類“秘密通信”原本包含更多的統(tǒng)戰(zhàn)意圖，到后來其政治因素卻被意外地消解至最低程度，只見親情而不見政治。但無論如何，這件事畢竟緩解了陶琴薰一家在當時的險惡處境，用心可謂良苦。據(jù)沈蘇儒回憶：當時周恩來辦公室的海瀾經(jīng)常給他們家送來一些內(nèi)部票，“讓我們帶著孩子去參加u2018五一u2019國際勞動節(jié)游園會、u2018十一u2019國慶節(jié)焰火晚會，到人民大會堂去看《東方紅》、《長征組歌》的演出——在中共體制下，這些不是單純的娛樂活動，而是被視為一種u2018政治待遇u2019、一種顯示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標志”（《始言堂記事》）。
對于失去家庭庇護的陶琴薰來說，太需要這些“政治待遇”了，至少可以藉此來保護自己或家人。而在海峽另一頭，陶希圣內(nèi)心之痛苦絕不亞于陶琴薰，不能親自與女兒通信，其思念之情更加彌深。在沈?qū)帞⑹龅囊患轮�，可以讓我們捕捉到這位歷史人物凄愴復雜的心情：1986年，沈?qū)幦置酶懊酪阉哪�。沈熙、沈燕�?949年后出生，外公并沒有見過他們，尤為想念。兄妹三人因此決定前往臺北探望，由于所持大陸護照無法入臺，陶希圣知道后竟不顧年事已高直進總統(tǒng)府，向蔣經(jīng)國獲取一張?zhí)卦S令，“準許我們?nèi)置眠M入臺灣，祖孫團圓……“（沈?qū)帯断鹿颉罚?/p>
一切妥當之后，三兄妹卻猶疑起來，“1986年夏天，還沒有聽說過哪個大陸人，進入過臺灣。從小到大，無數(shù)磨難不斷警告我們，萬事不可為人先，出頭鳥一定要被打落。……而我們的老父親，則還留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不能不是我們深切的后顧之憂，中國歷有一人落罪，株連九族的傳統(tǒng)”，他們最終放棄赴臺計劃。這時陶希圣已屆望九之年，突然發(fā)下話，要親赴美國去看望這些孩子……1987年7月的一天，坐在輪椅上的陶希圣抵達舊金山機場。三兄妹在見到外公的一剎那，“不知不覺地跪了下去……”陶希圣的目光在一個人臉上停留片刻，然后又轉(zhuǎn)到下一張臉。沈?qū)幫蝗话l(fā)現(xiàn)，外公的目光正越過他們的肩頭，“向后面望去，彷佛在繼續(xù)尋找著什么”。他的心驟然緊縮，一下子明白了，“我知道外公在尋找誰，他在尋找我們的媽媽，他的女兒。媽媽已經(jīng)去世將近九年了，外公不會不曉得�？墒撬桓市模Ｍ秦闹皇莻髀�，不是真的，他渴望人間會有奇跡發(fā)生……”老人知道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女兒，閉上了雙眼……十個月后，即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臺北逝世。臨終前，他說：“九十歲……連感慨都沒有了�！�(1987年10月3日給陶恒生信)
陶琴薰是罹患類風濕晚期而早逝的。最初發(fā)現(xiàn)時是急性類風濕關(guān)節(jié)炎，在1966年春。一天早晨，她突然全身疼痛，不能動彈。經(jīng)過一陣及時診治，即猛用激素，病情被控。遵醫(yī)囑，停藥后需靜養(yǎng)，則可基本痊愈。但不久“文革”遂到，與許多不幸的中國人一樣，陶琴薰已不可能逃脫“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慘命運。
這一年秋天，所在單位“革委會”強令一些教職員工去潭柘寺農(nóng)村勞動改造，這一折騰使陶琴薰的病情出現(xiàn)反復，逐漸惡化。從陶琴薰生前一份“思想檢查”中可知，這一次是“革委會”給她報的名�！啊敃r我的手腳腫疼，不能勞動，就沒有自動報名，本想去醫(yī)院拿病假證明，但革委會已給我報上名了，這時我怕再交上病假證明，會使人覺得我有意逃避斗爭，就硬著頭皮下鄉(xiāng)去了……”在懲罰性的勞動中，陶琴薰彎不了腰，就跪在水田里干活，終于有一天栽倒在農(nóng)田里，“再也不能動彈了。敞篷大卡車送她回城，路上又遇上大暴雨”，從此遂成慢性，久治不愈，形同殘廢。那年月不論大小會議，人人都要手捧“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山呼萬歲，最可笑、最經(jīng)典的一個動作就是將“紅寶書”緊貼胸口，“呼口號時要很快地用右手把它高舉過頭，有規(guī)律地左右搖動”。這時陶琴薰已是不能高抬右手，又“必須強忍著疼痛跟著做”，否則就是對毛的不忠，當場便會挨斗……
早在1927年5月，陶希圣就與毛相識。當年北伐軍唐生智領(lǐng)軍北上，繼續(xù)討伐北洋軍閥殘部。武漢北伐軍政府令，將軍政學校師生與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師生，合并為中央獨立師，與葉挺率領(lǐng)的十一師會合，由武昌出發(fā)，西往迎戰(zhàn)夏斗寅先頭部隊萬耀煌部。陶希圣時為中央軍事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兼任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政工人員訓練委員會常務委員，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的主任就是毛澤東。陶希圣一生著述甚多，尤在史學方面的造詣及其貢獻，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從政后又親歷中國現(xiàn)代史若干重大歷史事件，但他也斷然不會料到在中國大地上竟有如此造神的荒唐一幕。因此，沈?qū)幨冀K堅持認為“不是疾病奪去了媽媽的生命，而是荒誕殘暴的中國大陸政治，摧殘并殺害了她”（沈?qū)帯段倚闹械膵寢尅罚?/p>
陶琴薰在其短暫的一生中，曾兩次想到過死，其中一次在1971年寒春，沈蘇儒莫明其妙地被誣卷入一起“謀殺案”。這時她已是行動不便，仍被勒令去參加沈蘇儒的批斗大會。據(jù)次子沈熙回憶：“劇場滿坐數(shù)千人，媽媽在最后一排，看著臺上不成人樣的爸爸，覺得整個天地都在沉陷，世界不復存在。大會一完，爸爸又立即被押走，甚至不知媽媽的在場。而媽媽手腳冰涼，站不起身。媽媽對我說：那天她覺得真完了，永遠也見不到爸爸�！煲讶�，媽媽怕與別人同坐一部公共汽車，怕聽人們的議論，就柱著拐一個人步行……兩三站后，她再也走不動了……她身體無力，腦中一片混沌。她想到了死……”（沈熙《媽媽和我》）
這是陶琴薰一生中最為絕望的時刻。萬念俱灰之時，她想到了三個無辜的孩子，「那年月，自殺也是大罪」，陶琴薰終于放棄自殺念頭，回到家，與女兒沈燕抱頭痛哭。在沈蘇儒出事的第二年，陶琴薰又接到提前退休的一紙通知，才五十一歲。這時陶琴薰的病情不斷惡化，“四肢關(guān)節(jié)的手指腫脹疼痛變形，有時右手疼得不能握筆。到處求醫(yī)，均不見效”。
1974年前往武漢伯父處治病時，收到過母親的回信，有“……我有八個孫子，四個孫女，你們的兒女，我一樣地愛他們”云云，母女繾綣離情，躍然紙上。1975年初，又收到五弟陶范生的美國來信，想給姐姐寄藥。不久，陶琴薰收到過一次寄來的藥，非常見效，但之后則遭大陸方面的檢查扣押。她給陶范生去信說：“這瓶藥輾轉(zhuǎn)萬里，卻到不了我手中，真是遺憾之極。”
若干年后，陶范生在一封信中回憶：“……可惜那是臺灣藥，經(jīng)過我的重新包裝，不敢把說明寄到大陸，只是將說明另抄了一份寄給大陸檢查機關(guān)。這批藥好像遲遲不能到達姐姐手中。后來我們又寄了幾批，結(jié)果都如石沈大海，不知下落……為什么當時的藥不能寄到姐姐的手中？是不是政治引起的悲劇？”（1988年6月19日致沈?qū)帲┨涨俎购髞砦覆看竺娣e壞死，系長期服用激素所致。在沈鈞儒孫女沈瑜醫(yī)生的幫助下，盡管手術(shù)較為成功，卻又不能不再服用激素，醫(yī)生們終究也未能找出一個兩全的辦法……陶琴薰在彌留之際，已虛弱不堪，“皮膚腫脹發(fā)亮，而且又薄又脆，輕輕一碰就會破裂。所以在每兩小時一次翻身就是極難的事。她必須定時翻身，否則著床一邊皮肉就爛了，每次翻身就會遍體鱗傷，讓人淚下……”（沈?qū)帯段倚闹械膵寢尅罚?/p>
1978年8月14日，即陶琴薰入院五個多月后，一個寧靜而又孤寂的黃昏，沈?qū)幹蛋嗍刈o在母親的病榻前，這時“媽媽突然要求翻身面向窗外，那是不該翻身的時候，可是她堅持要翻，甚至發(fā)脾氣叫起來……媽媽一聲不響，睜大眼睛，望著窗外的天空，許久許久。那神情、那目光、那雕像般的靜止，突然使我想起香山頂上的一幕……忽然，媽媽的眼皮慢慢垂落……”沈?qū)幋蠼嗅t(yī)生，陶琴薰有氣無力地喊著未盡之言：“大夫，我要……”
陶琴薰就這樣走了，五十七年的佳人薄命，不堪一擊，留給親人們的慘淡記憶竟是“臉上的皺紋”、“彎曲變形的手指”、“拄拐蹣跚的身影”，而這一切，則將一個時代的不幸寫盡，讓人欲哭無淚，夫復何言？或許還有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細節(jié)不應忽視：在陶琴薰最后的日子里，中共統(tǒng)戰(zhàn)部突然安排她出任北京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專員，但這又能說明什么呢？是對行將永逝的陶琴薰一種精神安撫，還是讓她在政治的黑洞中再一次受到愚弄，抑或以一紙?zhí)撁诒螖?shù)十年來冷酷之種種？答案可能是多個，只是此時陶琴薰已不再需要這些了，她就像在風雨中走失的一只孤雁，誤入藕花深處，幾聲哀鳴，濺起幾多離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