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至1999年8月在湖北荊州市荊州博物館考古部工作，任考古部主任。

1995年9月至1996年7月獲美國“美中學術(shù)交流委員會”資助，在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人類學系任客座教授。
2001年7月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2002年擔任考古所山西第二工作隊隊長——陶寺城址發(fā)掘領(lǐng)隊。

現(xiàn)任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夏商周研究室黨支部書記。

夏商周考古，中國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考古研究，考古學理論，精神文化考古理論。

2002至今，主持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陶寺專項”。
2008至2011年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重點課題“2002至2007年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聚落考古資料研究”。
2010至2012年，主持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黃河、長江及西遼河流域精神文化的發(fā)展研究（2010BAK67B06）”課題。
2011年至今，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chuàng)新工程“陶寺遺址發(fā)掘與研究”課題。
獲得獎勵1997年獲“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榮譽稱號。
1997年獲“荊州市職業(yè)道德先進個人”榮譽稱號。
2001年獲“2000年度中流文教基金獎助金”。
2012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創(chuàng)先爭優(yōu)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稱號。

2015年6月21日 ，中國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國新辦舉辦山西陶寺遺址考古成果新聞發(fā)布會，發(fā)布會上宣布，“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堯舜古國文明不再是傳說，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證據(jù)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發(fā)布會上，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全面介紹了陶寺遺址37年來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與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jù)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nèi)涵、規(guī)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國”。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何駑指出，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歷史懸案：堯舜禹時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個傳說時代，是不是信史？這在中國人的心中是揮之不去的。說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證據(jù)？

何駑列出了幾大證據(jù)。

首先，陶寺遺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證。陶寺遺址出土的一把朱書扁壺上有“文堯”二字，是陶寺城址為堯都平陽的文字自證。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資料可與文獻中關(guān)于堯都和帝堯的史跡系統(tǒng)對應。

還有《竹書紀年》傳說堯母慶都感于赤龍而生堯，堯曾夢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龍盤，畫面中赤龍攀天而上，恰似相關(guān)傳說的生動寫照。

“初步形成的相對完整的考古與歷史文獻對應的證據(jù)鏈，不由得使我們相信，陶寺都城遺址就是堯都�！焙务w說。

王巍指出，盡管還不到“一錘定音”的時候，但沒有哪一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

《也談“民族志考古學”的定義與方法》，《中國文物報》1989年9月18日，第三版。
《略談原始宗教中的轉(zhuǎn)生媒介》，《中國文物報》1989年12月17日，第三版。
《湖北江陵梅槐橋遺址發(fā)掘簡報》，《考古》1990年9期。
《考古學文化因素分析法與文化因素傳播模式論》，《考古與文物》1990年6期。
《關(guān)于甕棺葬俗的原始邏輯思維發(fā)微》，《史前研究》1990-1991年合刊。
《梅槐橋類型卜甲、卜骨的分析》，《考古與文物》1991年5期。
《考古學文化定義的哲學與邏輯思考》，《東南文化》1991年1期。
《略論商時期“板楯蠻”考古學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2期。
《考古遺物共存空間關(guān)系概念的初步研究》，《東南文化》1992年6期。
《上古吸飲與溫酒習俗》，《江漢考古》1994年3期。
《湖北江陵江北農(nóng)場出土商周青銅器》，《文物》1994年9期。
《荊南寺夏商時期遺存分析》，《考古學研究》（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屈家?guī)X、石家河文化中心居址的地理環(huán)境分析》，《荊楚文史》1996年1期。
《繳線軸與繒矢》，《考古與文物》1996年1期。
《鳥銜魚圖案的轉(zhuǎn)生巫術(shù)含義探討》，《江漢考古》1997年3期，頁75-82。
《江陵拍馬山紅土地臺基的時代與功能》，《考古與文物》1997年6期，頁38-47。
《巴文化の起源を探る》，（日本）《中日文化研究》12集（1998年），頁147-159。
《“兒”族為鹿族考》，《湖北省考古學會論文集》（三）1998年，頁68-74。
《u201998荊江特大洪災的考古學啟示》，《中國文物報》1998年8月26日，第三版。
《洪災之夏話共工》，《中國文物報》1998年9月23日，第三版。
《邁向21世紀的中國考古學》，《華夏考古》1999年1期，頁95-107。
《湖北荊南寺遺址陶器中子活化分析技術(shù)與文化因素綜合分析》，《考古》1999年10期，頁83-95。與陳鐵梅、George Rapp、荊志淳合作，何駑是第一作者。
《可持續(xù)發(fā)展定乾坤——石家河酋邦衰落與中原崛起的根本原因之對比分析》，《中原文物》1999年4期，頁35-40。
《中國文明起源考古研究思考點滴》，《古代文明通訊》總第三期，1999年12月，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頁17～20。與Gary W. Pahl 合作，何駑是第一作者。
《廊道理論對三峽史前聚落認識的啟發(fā)》，《中國文物報》2000年5月3日，第三版。
《本底與斑塊的考古學研究》，《中國文物報》2000年6月21日，第三版。
《景觀同考古學文化的關(guān)系》，《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19日，第三版。
《從異質(zhì)性文化斑塊角度看早期夏文化問題》，《中國文物報》2000年8月30日第三版。
《文化與文化類型之辨證》，《中國文物報》2000年9月20日，第三版。
《試論考古學文化因素類別層級系統(tǒng)與“主導因素”類別》，《古代文明通訊》總第六期，2000年9月，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頁21～26。
《青銅時代與青銅文明概念管錐》，《考古與文物》2001年3期，頁51-52。
《陶寺城址南墻夯土層中人骨說明的問題》，《中國文物報》2002年3月8日，第7版。
《文獻考古方法論芻議》，《華夏考古》2002年1期，頁106~111。
《史前古城功能辨析》，《中國文物報》2002年7月19日，第7版。
《史前古城與中心聚落的關(guān)系》，《中國文物報》2002年8月9日，第7版。
《世界四大文明起源模式的比較偶得》，《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4期，頁58~60。
《史前古城與城市的關(guān)系》，《中國文物報》2002年9月20日，第7版。
《史前古城與社會發(fā)展階段的關(guān)系》，《中國文物報》2002年11月1日，第7版。
《精神世界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3年7月1日第3版。
《陶寺遺址扁壺朱書“文字”新探》，《中國文物報》2003年11月28日，第7版。
《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的階段與特點簡論》，《江漢考古》2004年1期，頁52～58。
《陶寺文化遺址——走出堯舜禹“傳說時代”的探索》，《中國文化遺產(chǎn)》創(chuàng)刊號，2004年3月，頁59～63。
《陶寺：中國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國文物報》2004年9月3日，第7版。
《陶寺中期小城內(nèi)大型建筑IIFJT1發(fā)掘心路歷程雜談》，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23期，2004年12月。
《商王朝恐怖主義策略起源與興衰背景——同中美洲阿茲特克帝國恐怖主義策略比較分析》，《江漢考古》2005年1期，頁55～59。與Gary W. Pahl合作。何駑是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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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陶寺觀象臺IIFJT1相關(guān)尺寸管窺陶寺文化長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10期，2005年8月，頁22～33。
何駑：《中國文明起源考古學研究理論與方法的若干問題》，《古代文明研究》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文物出版社，2005年。頁202～210。
《陶寺城址宮殿區(qū)發(fā)現(xiàn)的陶板功能試析——陶寺文化的陶瓦》，《中原地區(qū)文明化進程學術(shù)討論會文集》，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265～276。
《試論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關(guān)問題》，《三代考古》（二），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98～145。
《夏王朝“五服”內(nèi)政外交運作制度模式發(fā)微》，《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493～497。
《國內(nèi)外關(guān)于古代人類認知領(lǐng)域考古理論建設概況》，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32期，2007年3月，頁12~17。
《山西襄汾縣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IIFJT1基址2004～2005年發(fā)掘簡報》，《考古》2007年4期，頁3～25。
《發(fā)掘4100年前的歷法》，《中國國家天文》2007年4期，頁140～145。
《陶寺中期觀象臺實地模擬觀測資料初步分析》，《古代文明》（六），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83~115。
《中國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新思考》，《從考古到史學研究之路——尹達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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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級大墓IIM22出土漆桿“圭尺”功能試探》，《自然科學史研究》2009年3期，261~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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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考古的理論與實踐——從陶寺遺址和二里頭遺址都城考古分析看中國早期城市化進程》，《三代考古》（三），科學出版社，2009年。3~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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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原始宗教信仰蠡測及其特點試析——陶寺出土的藝術(shù)品與原始宗教》，《殷墟與商文化——殷墟科學發(fā)掘80周年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2011年11月。295~327頁。
《陶寺圭尺“中”與“中國”概念由來新探》，《三代考古》（四），科學出版社，2011年12月。85~119頁。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銅器群及其相關(guān)問題初探》，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51期，2011年12月。23~38頁。
《江蘇儀征東漢墓出土銅圭表再分析》，《南京博物院集刊》12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12月。146~149頁。
《精神文化考古理論框架》，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54期，2012年9月。18~34頁。

治學之路與心得:
我自幼喜愛歷史、文學、地理，高中二年級參加高考前，立志學習考古專業(yè)。有幸考入北京大學，學了7年的考古。出于對考古的狂熱與摯愛，碩士畢業(yè)到湖北荊州地區(qū)博物館工作，對我學術(shù)的成長極為重要。期間去了美國學習考古學理論10個月，思維大開。工作11年后，回北大回爐。兩年博士畢業(yè)到考古所工作，一直做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fā)掘與研究工作。
我是一位在中國考古界內(nèi)頗具爭議的考古學家，主要因為我的創(chuàng)新。但是我的恩師李伯謙先生和考古所的領(lǐng)導始終給我以理解與支持。
我主要創(chuàng)新點如下：
初建了江漢平原夏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譜系。
提出長江中游地區(qū)史前城址防洪功能說。
從生態(tài)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角度闡述長江中游文明起源進程的興衰。
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內(nèi)部功能區(qū)劃，使陶寺遺址都邑性質(zhì)與國家社會性質(zhì)初步顯現(xiàn)。
提出都邑聚落9項考古指標。
發(fā)現(xiàn)迄今考古發(fā)掘的世界最早的陶寺觀象臺。
提出陶寺朱書“文堯”解釋，為“堯都平陽”的考古證明提供重要證據(jù)。
分析得出25厘米為1陶寺尺長度基元。
破解陶寺圭尺功能，確定最初“中國”為“地中之都、中土之國”的概念。
提出了“精神文化考古理論框架”。
關(guān)于創(chuàng)新，我的心得有四點，一是結(jié)合使人廣博，二是有前提的科學假設或想象使人創(chuàng)新，三是寬容與包容有助于學術(shù)進步，四是勇于自我否定有助于個人進步。
結(jié)合是新石器與夏商周考古相結(jié)合，地方工作與中央工作經(jīng)歷相結(jié)合，南方與北方考古研究積淀相結(jié)合，田野實踐與考古學理論相結(jié)合，中西考古學理論相結(jié)合，考古學與多學科相結(jié)合，考古與文獻相結(jié)合。
有前提的科學假設是科學探索和創(chuàng)新的原動力與敲門磚。我信奉“沒有想象比想錯了更可怕” 的信條，因為想象有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沒有想象絕無可能有科學探索的進步。我崇尚“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謹慎發(fā)表”座右銘。我認為“材料牽著鼻子走”與“理論指導實踐”是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已，不存在誰對誰錯，采取哪種適宜的方法只取決于研究什么問題。
我秉承對我觀點的反對、批評、圍觀包容態(tài)度，積極汲取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正確看待學術(shù)爭鳴，理解對我的誤解。這一切總能化作推動我前進的積極動力。我不與人論戰(zhàn)，僅以表達我的觀點為目的。我相信時間能夠證明觀點的對錯，學界自有學術(shù)公論。
勇于根據(jù)最新的考古資料否定自己錯誤的觀點，拋開所謂的“面子問題”，實事求是，才能使自己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