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前，已有寧陵人徐琦、訓導陳應龍（浙江寧波府人）撰寫有關寧陵初稿：“（秉元）購遺書野史，得邑人徐琦者紀改物以來百余事。后數(shù)十年，則石、楊二令命邑諸生修補之……懼非完帙，不可以傳。”（明隆慶《寧陵縣志·序》）以徐琦舊文補綴成的文稿已不完整，且現(xiàn)存的文字的體例有明顯缺失，熊秉元有“千金之子不知擔夫之藏”的評價。

從編修開始后，“既入館，諸君子讓筆，筆無所屬”的情形推測，是有礙于人事關系不好處理，才有最終無人承擔其事而“筆無所屬”的結果。至此，具體到呂坤能入選修志，并非是他學術出眾，也不是由鄉(xiāng)人推薦，而是熊秉元從鄉(xiāng)人評價中耳聞他有公正的名聲，“此君無媕阿態(tài)，輿論以之”（明隆慶《寧陵縣志·序》），才認為他堪當此任，于是將有讜士之稱的呂坤作為合適的人選提出。

呂坤修志“直是事實，據(jù)古今聞見，褒貶公之國人”（明隆慶《寧陵縣志·跋》），反映出他秉筆直書、求真黜偽的史學思想，以勇氣、學識編修出一部求真、求實的家鄉(xiāng)縣志。志成后，熊秉元“余讀之輾然生喜，又揣揣焉敬且畏，曰：u2018其嚴乎！u2019君子觀寧陵志而知其不盡于志矣”（熊秉元明隆慶《寧陵縣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