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玄是一個作品數(shù)量并不多但個性極為鮮明的作家。在早期的《玄白》、《西地》等中篇里，他曾試圖彰顯一種富有深度的文化精神，探究人物內心深處無法剝離的文化質色，以及它們對于人類生存方式的強力規(guī)約。但是，隨著時光的流失，尤其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解構主義的泛濫，吳玄開始越來越懷疑任何“意義”建構的價值，并進而向虛無和無聊的生存境況發(fā)出誠摯的邀請，創(chuàng)作了《像我一樣沒用》、《虛構時代》、《同居》、《誰的身體》、《都沒意思》、《陌生人》等一系列回避“意義”追尋的作品。在這些小說里，吳玄以巨大的敘事熱情，不斷地展示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本質——取消人物的理性思考，取消生存意義的探尋，以無邊的逃離和游走實踐 著伯林所強調的“消極自由”，以人物自身的內部分裂突顯自我的陌生與存在的虛無。

在中國當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幾乎從未讀到像吳玄這樣徹底的、不留余地的展現(xiàn)后現(xiàn)代主義精神特質的小說，也很少發(fā)現(xiàn)像吳玄那樣對空虛和無聊的精神征兆有著極為獨特的審美體驗的作品。從早期的王朔到后來的衛(wèi)慧、棉棉，都曾被一些學者貫以后現(xiàn)代主義的審美特征，但是，從本質上說，他們的創(chuàng)作并沒有完全脫離意義的追尋，只不過是借助一種邊緣化的價值系統(tǒng)來反抗主流的價值譜系而已。而吳玄則深入到了虛無的內部，不斷地展示了現(xiàn)代人在生存上的分裂和無聊，凸現(xiàn)了現(xiàn)代社會越來越流行的各種精神病理學的特征，從而使他的創(chuàng)作成為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精神標本。

2018年10月25日，浙江省作家協(xié)會第九次代表大會第九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舉行，吳玄當選為浙江省作協(xié)委員。

吳玄如今成了文壇上有些名氣的小說家，看到他那副依舊自由自在、口無遮攔的嘴臉，常常會和朋友們談起我和他的相識。因為相識在上世紀90年代末，所以我們的友誼就被堂而皇之地冠以“世紀之交”，因為跨了世紀，所以我們的友誼就顯得特別久遠而親切。

作為接待人員的吳玄，當時任電視臺專題節(jié)目編導。于公，他該追逐名人攝像采訪；于私，他該趁機與名流溝通聯(lián)絡。但吳玄自始至終一臉不屑，領導講話，他非但不沏茶倒水，反而冷一句熱一句地指點人家的語誤�！懊�家”當場揮豪，本該他筆墨侍候，他反而溜到門外隔窗觀山景。一位書畫人士主動到門外說要送他一幅字畫，他滿臉堆著極不自然的假笑說，不必，不必，我不懂這么高雅的 藝術，給我是糟踐東西。弄得人家好不尷尬。一天下來，我氣憤地指責這位永遠和我一起溜邊站、坐后排、一點不謙虛的家伙：你太猖狂了!玩世不恭!他圓腦袋一抬，哈哈大笑，瞪著圓眼睛笑不可遏地說，那你是“猖”，我是“狂”，我“玩世”，你也“不恭”嘛!與眾不同的是，無論他怎么笑眼睛仍然睜得滾圓，并不因為笑變彎或變小。

吳玄突然放棄了在溫州的職業(yè)，到北大讀書來了，在北大的二年多時間里，吳玄租住在北大附近的一間地下室里，除了上課，他幾乎不出那間地下室，什么時候打電話他都在。惟一叫朋友們郁悶的是，白天他接電話極慢，因為他睡反了，夜里讀書、寫文章，白天蒙頭大睡，電話鈴響好幾遍才能聽到他半夢半醒、語無倫次的聲音。也就是這一年多的時間，很多大型文學期刊相繼刊發(fā)了他的中短篇小說，他的作品不僅引起文學評論家的關注，名刊名編們也樂于向他約稿，因為讀者也喜歡他的小說。

魯院“活寶”

北大的學業(yè)剛剛結束，吳玄就被浙江省作家協(xié)會選送到魯迅文學院首屆高級研討班讀書。當時我憑著對他的了解，很擔心他和那些來自全國、各省推舉的優(yōu)秀中青年作家關系不融洽。吳玄骨子里的清高我太清楚不過，又有個天不怕地不怕的“自由化”性格，闡述起文學理論常常弄得別人張口結舌，談到一些研究、評論性文章，他的閱讀量和理論準備顯然高出那些并不認真讀書又頻頻與會發(fā)表演說的所謂評論家。雖然并不擅長文學評論，但由于職業(yè)的原因接觸作家和作品較廣泛，一周三五次的研討活動也參加得多，但不能不信服吳玄對作品的認知和評價。也正因為此，他到魯院我是有所擔心的。

事實上，吳玄在魯院的四個多月里成了“活寶”，各路“賢能”都和他成了朋友，盡管他的嬉笑怒罵風格沒變，但由于他的“心底無邪”，人們樂呵呵地接受了他。結業(yè)時“小壞蛋”這一愛稱也就成了吳玄響亮的綽號。

吳玄是可以做朋友的文友，也是值得長久交往的好朋友。和他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必擔心他和第三個人轉述�？鞓返氖赂嬖V他，他笑得比你還開心，痛苦的事告訴他，被他調侃一頓也會轉悲而喜，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小氣和無聊。有一次一個朋友深更半夜喝多了酒打電話給他，他從北大花100多元打車跑到城里救助，盡管他的酒量無法與任何一個人較量，但他覺得這個時候叫他就是需要他。自己喝了個半醉，又把全醉如泥的朋友送回家。

小壞蛋、老好人

在吳玄身上集中著“小壞蛋”和“老好人”兩種品格�！皦摹本筒挥谜f了，永遠當面說些“不著調兒”的話�！袄虾萌恕迸c“小壞蛋”的品格并不矛盾，原因是他從不在背后指責朋友。當然，還要看他是不是當你是朋友吳玄的言行是表象，他的修養(yǎng)和大氣掩飾著他內心的憂郁。他可以把自己關在房子里一天天發(fā)呆。他發(fā)呆的時候，可能是想寫作，也可能是什么都不想，僅僅就是發(fā)呆。用他的話說，寫作與談戀愛很像。見到女朋友沒有激情，甚至根本沒有見面的愿望還談什么戀愛。寫作也一樣，沒興趣寫了，寫一句就想走開，無法進入寫作狀態(tài)，硬寫有什么意思。

從反意義到反理性　　

除了《玄白》、《西地》等早期作品之外，如果從故事的表層上看，吳玄的創(chuàng)作一直在張揚某種玩世不恭的生存哲學，追求一種“另類化”的生存方式。作家似乎想在反世俗的邏輯層面上，傳達無聊時代的各種精神鏡像，即，通過自戀和頹廢的方式，讓人物游戲一切，顛覆一切。但是，細讀之后，我們又會深切地感受到，吳玄的這種另類化寫作，其實是深深地植根于后現(xiàn)代主義的精神內部，尤其是對人類社會長期建構起來的所有“意義體系”表現(xiàn)出極端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不僅僅是懷疑和嘲解，反抗和否定，還有無邊的消解和顛覆，折射了創(chuàng)作主體對一切“意義系統(tǒng)”以及意義生成的理性價值的懷疑，也體現(xiàn)了作家對審美現(xiàn)代性的不自覺的尊崇。

之所以這樣認為，主要就在于吳玄的很多小說始終讓人物處于一種非建構性的“不信任”的精神狀態(tài)。這些人物明確地表現(xiàn)出對各種社會角色和倫理關系的反抗，但這種反抗又不是基于自身的理性價值系統(tǒng)。也就是說，他們只是為了反抗而反抗，為了消解而不信任，而不是因為自我的價值觀與現(xiàn)實倫理在理性層面上產(chǎn)生了沖突。這正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精神實質——不是為了建構而解構，僅僅為了解構而解構。這種精神特質，在吳玄的很多小說中獲得了大面積的體現(xiàn)，使他筆下的人物始終處于不信任的“漂移”狀態(tài)。

其一，對社會價值譜系的不信任。在吳玄看來，人類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存在不僅是恐懼的，而且是沒有必要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永遠不可能抵達真正的心靈之境。因此，他筆下的人物總是自覺地生活在一種極為仄逼、單調的空間里，不想也不愿與現(xiàn)實建立任何聯(lián)系�！赌吧�人》的何開來從一開始還只是對宏大理想的逃離，拒絕對某些共識性的人生志向投入熱情，所以大學畢業(yè)之后，他主動放棄了在大都市里打拚人生的角色，返回家鄉(xiāng)小鎮(zhèn)謀了一份秘書的差事。但是，他很快又對秘書、記者等角色沒有了興趣，成為一個游走于社會角落里的閑人。他從來都不想與社會達成富有積極意義的互動狀態(tài)，而只是一味地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間，用喝酒、冥想或下棋打發(fā)時光�！墩l的身體》里的傅生、《同居》里的何開來、《虛構時代》里的章豪和《像我一樣沒用》里的丁小可，也都是生活在一種極度封閉的空間里，除了共住一室的人員（或妻子），他們與外在世界幾乎保持著隔絕的狀態(tài)。在《誰的身體》里，傅生唯一的生活樂趣就是沉迷于虛幻的網(wǎng)絡世界，而一旦女網(wǎng)友提出要見面，他便感到異常緊張；《同居》里的何開來租住在地下室里，“那屋子因為大半部分在地下，住在下面有點像老鼠之類的穴居動物”，除了同居的女室友柳岸，我們看不到他對外面世界的興趣；《虛構的時代》里的章豪雖是程序管理員，但是他更愿意是一個網(wǎng)蟲，因為網(wǎng)蟲可以摒棄他與世界的真實聯(lián)系；《像我一樣沒用》丁小可，盡管不得不擔負著為人夫為人父的角色，但他始終處于一種消極的回避狀態(tài)，直到最后主動的尋求死亡解脫。表面上看，這些人物對色彩斑斕而又豐富駁雜的現(xiàn)實秩序毫無興趣，盡管他們身體健康心智健全，但他們非常不屑去承擔作為社會角色的人。實質上，這正體現(xiàn)了他們對整個社會倫理體系的不信任，對個體的人被社會化之后的生存意志的反抗。

其二，對人生理想的不信任。對一切社會倫理的不信任，必然會導致人的自我存在的絕望感，因為由傳統(tǒng)文化所注塑起來的一切價值體系崩落之后，作為個體的人，幾乎不可能找到存在的歸宿。這也決定了吳玄筆下的那些人物不可能重新回到某種共識性的理想層面上來，他們只能處在某種“陌生化”的另類狀態(tài)，無所事事，且又無所適從。在《陌生人》的前言里，吳玄就認為：“陌生人，也是冷漠絕望的，開始可能就是多余人，然后是局外人，這個社會確實是不能容忍的，這個世界確實是荒謬的，不過，如果僅僅到此為止，還不算陌生人，陌生人是對自我感到陌生的那種人�！薄赌吧�人》里的何開來和文如其，包括他的一系列中篇小說里的主要人物，都是一個個沒有理想沒有目標沒有奮斗意愿的青年。他們像多余人或局外人，不是被社會拋棄，也不是滿懷救世的絕望和徒勞，而是自覺地逃避理想的追問，終日游蕩在社會的邊緣。他們當然也有一些所謂的“人生愛好”，像上網(wǎng)，下棋，聽課，喝酒……等等，但都不是人物真正的內心愛好，因為它們從來就沒有與人物的靈魂形成共振關系，而只是他們打發(fā)光陰的一種方式。

其三，對家庭倫理的不信任。盡管吳玄已極力撇開了人物在家庭倫理中的糾葛，但是在有限的幾部涉及家庭的小說里，他在處理主人公與家庭關系時，同樣也是顯得冷漠、游離甚至厭煩。在《陌生人》里，何開來幾乎從來不考慮自己的所作所為對父母的感受，而是一以貫之地奉行我行我素的原則。父親不斷地教育他引導他，希望他能回到正常的生存軌道上來，母親希望他好好地娶妻生子，做一個體面的人，但這一切都事與愿違。何開來與自己的兩個妹妹亦是若即若離，甚至鼓動他們放縱自我�！断裎乙粯記]用》里的丁小可與妻子胡未雨、女兒丁丁，《虛構的時代》里的章豪與諾言，無論是情感還是責任，都變得十分模糊。讀這些作品，我們很難看到主人公對血緣親情的本能性維護，也很難體會到他們內心里的某些情感沖動，相反，他們總是試圖沖破家庭的束縛，顛覆一切正常的家庭倫理。

其四，對愛情的不信任。在《虛構的時代》里，主人公章豪曾給自己取了一個有趣的網(wǎng)名：“失戀的柏拉圖”，似乎隱含了人物對愛情的某種沖動。在經(jīng)歷了漫長的網(wǎng)聊之后，當“冬天里最冷的雪”終于向他發(fā)出了愛情信號時，第一次收到網(wǎng)上情書的章豪顯得很激動，“但激動的反應已不像十八歲的少年，跑到無人的大自然里，手舞足蹈，以幫助消化愛情。章豪現(xiàn)在激動的反應是坐在電腦面前，放大瞳孔，好像要從屏幕里面看見冬天里最冷的雪，而且也只激動一會兒，便恢復正常了�！边@種細節(jié)敘述頗有隱喻的意味，凸現(xiàn)了人物對愛情的一種分裂性傾向：一方面，他向往愛情，但他向往的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愛情，不需要承擔具體的責任和義務；另一方面，他又畏懼于身體的彼此在場，厭惡愛情本身所包含的各種倫理化成分，尤其是恐懼相互廝守、白頭偕老之類的價值承諾。事實上，這是吳玄筆下的人物對愛情的共同態(tài)度，《誰的身體》里的傅生與“一條浮在空中的魚”、《陌生人》里的何開來與李少白、《同居》里的何開來和柳岸……等等，都是如此。他們所追求的愛情，只是純粹的烏托邦式的幻景，從肉體到心靈，其實都不需要真實地來到現(xiàn)場。這種愛情如其說是一種理想，還不如說是一種空虛時代的精神幻像，其目的并不是為了慰藉靈魂，而只是人物為了打發(fā)無聊的光陰。

其五，對性的不信任。在吳玄的小說里，性是一個非常巧妙的道具，它在不斷的打開主人公內在精神空間的同時，又常常將他們推向難以擺脫的尷尬之境，并迫使他們進行各種無望而又荒誕的掙扎。像《同居》的何開來與柳岸，這對孤男寡女同居一室且又無所事事，生活的自然滑行，讓年輕的他們幾乎無法擺脫性的陷阱。表面上看，何開來一次次地回避與柳岸做愛，是因為他不想成為盧少君或柳岸前男友的替代品，而實質上，他是無法排遣內心的任何一絲一毫的陰影，尤其是當柳岸說她是研究生時，他便馬上“泄了氣”。最后，他與柳岸的做愛，被荒唐而又不無絕望地賦予了“還債”的使命。像《誰的身體》的傅生，《虛構的時代》里的章豪，《像我一樣沒用》里的丁小可，《發(fā)廊》里的李培林，也都是如此。他們對一切合理或合法的性，總是保持著回避的姿態(tài)，實在無法回避，只好敷衍了事，而相反，對那些完全陌生的妓女，他們卻又不自覺地流露出作為男人的本能欲望。其實，這也折射了創(chuàng)作主體對性所負載的倫理化關系的不信任。

其六，對自我的不信任。不錯，認識自我從來就是一個哲學難題，吳玄也無意于去探究這種生命悖論。但是，他非常關注人物在一種強大的排斥性和否定性的生存思維中，不斷走向分裂和陌生的狀態(tài)。在《同居》里，為了擺脫柳岸的情感糾纏，何開來莫名其妙地與洗頭妹發(fā)生了性關系，于是，“發(fā)廊里出來，何開來還是相當困惑，他又問自己說，我為什么那樣做？好像那樣做的并非自己，而是另外一個人，一個他不熟悉的完全陌生的人�！边@種自我的陌生感，其實已表明了人物的自我分裂，即，一種非理性的沖動與理性認知之間的錯位。這種情形，在《陌生人》里的何開來身上得到了全面的體現(xiàn)。何開來不斷地折騰、逃離，最后終于“卸下了所有的社會角色，兒子、兄弟、朋友、情人、丈夫、職員，幾乎都不是了，他只剩下一個孤獨的裸體的自我。這個自我，喪失了參照，很可能淪為一面空虛的鏡子，自我的陌生感于是就來了�！苯Y果，何開來發(fā)現(xiàn)，自我比這個荒謬的世界更荒謬，更難以理喻。李少白到北京看望他時，他就承認，“我也不知道該怎樣理解自己，我對自己也很陌生”；他主動選擇杜圓圓結婚，為逃避家庭倫理而裝模作樣地寫《中國人史綱》，最后又選擇離婚和逃跑。這一切，都顯示了他在虛無之中已使自己漸漸地走向了分裂和陌生。

逃避策略與消極自由的文學實踐

對于個體的人來說，世界是無意義的，生命是無意義的，愛和恨也是無意義的，就像《陌生人》里何開來所說的那樣，“我們活著，說到底無非也就是一個屁，放了就完了”。正因如此，在吳玄的小說中，大多數(shù)主人公雖然都是一種準知識分子，但他們永遠處在這樣一種生存狀態(tài)之中：逃避，或者叫逃跑。他們極度畏懼作為社會角色的人，而只想保持一種絕對孤獨的個體，一旦他們受到理性的價值觀或意義的襲擊時，甚至只是隱隱地感覺到這種襲擊的可能性時，他們便立即選擇“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倘若實在是無路可逃，他們就求死，比如《像我一樣沒用》里的丁小可，眼睜睜地看到自己即將因無罪釋放而回到原來的生存狀態(tài)時，“他站在公安局門口，覺著自己是被死亡拋棄了，僅有的一點尊嚴也沒了，他一邊悲聲慟哭，一邊破口大罵：你們這些王八蛋，為什么就不相信我殺了曾連厚！”這種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敘述，在傳達了人物內心真實感受的同時，也展現(xiàn)了他們陷入自我分裂之后無法協(xié)調的困頓狀態(tài)。

這種狀態(tài)，在傅生、何開來、章豪等人物身上都表現(xiàn)得非常突出。異性的網(wǎng)友來了，他們要么逃跑，要么拱手相讓；同居一室的異性在情感關系上發(fā)生了變化，愛情和性步步逼近，他們也選擇了逃避；婚姻遇到了障礙，或者感受到了壓抑，他們仍然選擇逃避……他們之所以不斷地選擇逃避或逃跑，不僅僅是因為害怕或畏懼，其實，這里面還體現(xiàn)了吳玄對消極自由的不自覺的遵從，即，那種“免于強制和干涉”的狀態(tài)，表明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強制，在行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的自由理念。

這是賽亞·伯林所提出來的自由理念。伯林曾將自由分為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所謂“積極自由”是指“自己依賴自己，自己決定自己”，強調作為主體的人所作的一切決定和選擇，都源于自身的主觀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由于它強調的是個體的主動性和自主性，自然就將重點放在人的理性行為能力上，由此突顯了實現(xiàn)理想和目標意義的主觀意志。毫無疑問，這種“積極自由”推動了個體能力的提高，刺激了人的個體欲望，但是，隨著大量個體的能力提高和對社會資源支配力的加強，社會進入到一種劇烈的競爭機制之中，并導致人自身的自由度卻越來越小，甚至失去了自我。而這，也正是為什么二十世紀的自由發(fā)展落入困境的原因之所在。

而“消極自由”則是指“不受他人的干預和限制”，即，只要個人的行為不妨礙他人的自由且為法律所許可，個人在做自己想做之事時就不應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預�！跋麡O自由”著眼于免受外在的制約和干涉，將重點置于人在社會活動的自在空間上，強調的是社會為人的發(fā)展提供潛在機會，允許社會存在自發(fā)活動的舞臺，公共力量不能對人的發(fā)展作強制性安排。所以，伯林認為，“消極自由本身具有其終極的目的性，它雖然不是人類所永遠都必需的，但是任何人都有不得以公平、正義和平等的名義來剝奪它。在消極自由與正義、平等、公平之間有時存在著矛盾，但它們并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失去了的消極自由絕不會因為社會更加正義而得到補償。”

吳玄筆下的那些準知識分子們之所以不斷地逃避或逃跑，主要就是為了擺脫外在角色的制約和干涉，維護個體自在的活動空間，拒絕社會公共力量包括一切世俗倫理的潛在規(guī)約。他們不想擁有任何具有明確的理性意志的主體意識，但也不想被任何意志所左右，體現(xiàn)出非常明確的消極自由觀。因為，消極自由主要是社會為個體提供活動空間，防止公共力量對個人意愿的支配和取代。至于個體對于自由條件的利用程度，這是個人自身選擇的事情，國家和社會不能包辦。在伯林看來，只有堅持了這一點，才是堅持了自由的本意。而何開來們，恰恰就是在這一點上與消極自由達到了緊密的精神同盟：他們不愿意去干涉任何人的自由，但又努力尋求法制允許范圍內的個人自由，雖然這種自由的獲得，無非就是在下棋，上網(wǎng)聊天，玩游戲，聽課，或者坐在馬桶上數(shù)小時地“冥想”，終日地趴在電腦面前寫“史書”或“小說”，對于他們本身并沒有任何意義，但是他們卻樂此不疲，因為這種狀態(tài)成功地摒棄了任何外力的干擾，使他們以卓而不群的方式贏得了個體的自由空間。

應該說，這種消極自由的生存理念，對于中國的現(xiàn)代性進程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至少，它隱含了個體生命對群體意志的強烈排斥，也對爾虞我詐的欲望化、利益化的現(xiàn)實進行了有效的反抗。事實上，何開來們也正是借助這種反日常價值譜系的自由理念，展示了特立獨行的自我形象，以至于不斷贏得異性的親睞——盡管這種親睞對于他們來說不啻于一場災難，使他們再度陷入“貓戲老鼠”的怪圈之中，但是，他們卻不惜一切代價地捍衛(wèi)著這份真實。“我們之所以必須維持最低限度的消極自由，是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不至于貶低和否定我們的本性�！辈�林的這句話，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傳達了吳玄對現(xiàn)代人生存本質的一種理解和表達。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消極自由的背后所折射出來的思想根基，從本質上說，仍然體現(xiàn)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無意義或反理性的精神實質，也是吳玄筆下的人物不斷地進行退縮、回避、逃跑的核心緣由。因為，那些需要逃離的場景，都是意義世界里的存在方式，都是人類理性推崇的邏輯規(guī)則，也是這些人物無法信任的存在。

自我的內部分裂　　

逃離是為了自我，而自我又處在虛無之中。這群游蕩在無意義的世界里的人，當他們對社會、家庭和愛情甚至性愛都顯得漠不關心、毫無興趣之時，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徹底的空虛之境。面對這種絕對虛無的生存境域，加繆曾以西西弗斯不停地搬石頭，來賦予人類以反抗的意義。在加繆看來，“藝術作品本身就是一種荒謬的現(xiàn)象，而最關鍵的僅僅是它所作的描述。它并不是要為精神痛苦提供一種出路。相反，它本身就是在人的全部思想中使人的痛苦發(fā)生反響的信號之一。但是，它第一次使精神脫離自身，并且把精神置于他人面前，并不是為著使精神因之消逝，而是為著明確地指出這條所有人都已涉足但卻沒有出路的道路�！雹捱@番話其實道出了加繆對創(chuàng)作的看法，而這種看法又隱含了他的敘事追求，即，人的反抗在終極上是徒勞的，但反抗的過程卻是有意義的。

而吳玄筆下的人物盡管也充滿了這種荒誕感，但他們從不以積極的、高度自治的方式反抗這種荒誕，而是不自覺地帶著盲目的、非理性的方式反抗它們。這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荒誕行為并無清醒的認知，對自我也缺乏必要的理性體察。非常值得深究的是，何開來、丁小可、傅生等等人物，不僅僅對一切人的社會屬性都不信任，他們對自己也不太信任。也就是說，他們逃避和退縮，并不是通過對消極自由的維護，來尋求自己心中的一個完整的自我，而只是人物極其感性化、本能性的反制約沖動。只要覺得不舒服、不合意，任何時候任何環(huán)境下，他們都會選擇逃跑。至于逃跑以后怎么辦，或者說，為什么逃跑，他們從來都不清楚，壓根兒也不想弄清楚。

這表明了他們對自己的生活從來就沒有經(jīng)過理性的預設，也不打算給自己的生命以任何理性的解釋。所以，何開來、丁小可、傅生之類的人物，最怕別人問的一句話就是：你為什么要這樣做？可不可以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為什么讓妻子在床上空等，自己卻寧愿手淫，為什么女網(wǎng)友千里迢迢來看他，他卻積極地拱手相讓（《誰的身體》）？為什么同居在一起的女孩愿意獻身，他卻寧愿拿著女孩的錢去嫖娼為什么夫亡子散，妹妹還要繼續(xù)開發(fā)廊（《發(fā)廊》）？……這些匪夷所思的命運際遇，都無法用正常的理性邏輯來解釋，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想理性地生活，也不想讓理性進入自己的生活。

這種對理性的強烈排斥，導致了吳玄筆下的人物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自我分裂，不想掌握也無法掌握自己。這種分裂頗有意味：一方面，他們很自戀，對孤獨很迷戀，甚至在廁所里也不忘冥想，突出精神上的卓而不群，很有些另類思想者的姿態(tài)；另一方面，他們又輕生，率性，自嘲，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從不負擔責任和義務。在《陌生人》的序言里，吳玄就認為，自我比世界更荒謬，每個人都是那喀索斯，都在尋找自我，“我”就成為了所有關注和闡釋的目標，這樣，“我”就越發(fā)的不確定，并且開始模糊、漂移、游離、分裂、崩潰，最后，我成為“我”的陌生人。⑦應該說，吳玄的這種解釋有一定的道理。過度地彰顯自我，迷戀自我，最后必然會導致自我的迷失，或成為陌生人。但是，我不完全認同吳玄筆下的人物都是一些高度自戀的人物，即使他們有時候很自戀，但這種自戀常常與自虐并存于一體。如果是過度自戀的人物，通常是不會自虐、自嘲的，他會極度維護自己的尊嚴，絕不會輕易放棄生命。但是，從丁小可、何開來、傅生包括李培林的身上，我們看到，他們在很多時候都樂于自我作賤，比如，嫖娼、手淫、求死，對活著充滿了厭倦。

這種自我的分裂，顯示了這些人物從來就不想積極地整合自我，而只愿順從自己的生存感受，永遠地漂蕩在社會的角角落落。他們是無聊時代的產(chǎn)物，不計較物質生活，不計較自我形象，不計較責任義務，完全憑著自己的興致特立獨行，推翻一切，顛覆一切，但是，絕不進行任何建構。他們不停地為個體生存的自由而戰(zhàn)，但是，在贏得自由之后，他們依然看不清自己。

《陌生人》

2008年第二期，黃色的封面。喜歡收獲的純色，總是反復著各種色彩，或許春天是適合黃色的，明媚而晃眼的季節(jié)。

剛剛看完吳玄的《陌生人》。心里堵著沒有缺口，很想找人說說話。但整個世界都睡了，而我依然醒著。好在剛剛盤的玉，還在身邊陪著，只是看著我默然不語。

不懂作者想要表達什么，從開始到結束。麻木的生活態(tài)度，空洞的生活目標，顯得此刻我寫的東西也是空洞。很怕這樣的虛無，就像信仰，到了最后“空”涵蓋一切。作者的布局很簡單 ，但表達的思想，讓人琢磨不定。開來的虛無，雨來的虛妄，燕來的平靜。從一個極致到另一個極致，外加一個旁白。簡直一個小型話劇表演。不過就是時間的累積在其中穿插久些。生活在陽光下和夜色中賦予的色彩都不同，而作者只是鮮明的告訴了我們陽光下的絢爛和夜色中的迷醉。當一切的一切都沒有遮掩的存在，我們觸目疼痛。疼著那些逝去的歲月，痛著那些將來的日子。笑，除了讓自己在早上清醒，夜晚沉睡之外，還能做些什么。一直不喜歡無為的呻吟，一直討厭病態(tài)的自憐。所以今夜的文字應該不屬于這類。再怎么長久再怎么短暫，這輩子就是屬于你，這個單生命存在的個體。那就一分鐘一分鐘的好好過下去，好好愛、好好疼、好好擔負責任、好好做個人。我們都是陌生人，一個個往來在世間，而我們又彼此牽扯著糾纏著，在愛恨別離間渡過快樂的不快樂的每一天。這樣挺好，鮮活的生命就該如此，撲騰在水中，喧鬧而紛擾。

這本小說，是一種呈現(xiàn)，呈現(xiàn)這個時代已經(jīng)默默出現(xiàn)甚或悄悄蔓延的一種虛無感、虛脫感和空洞感。這是一種乏力、空洞、呆滯的精神氣質，是我們時代中空洞化的傾向的一種結果或表達。自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之后，這不僅僅意味著基督理念的核心被完全抽空，不僅僅意味著彼岸世界的徹底崩潰，而且意味著，上帝曾經(jīng)的“王座”也一并銷毀。于是，人們被放逐到一個沒有方向的空間中，滯留在沒有節(jié)奏的時間上。隨波逐流、莫名其妙漂浮在這個世界上。

2008年10月15日，由浙江省作家協(xié)會和杭州市文聯(lián)主辦、浙江文學院和《收獲》等雜志承辦的“吳玄作品研討會”在杭州舉行。吳秉杰、孟繁華、賀紹俊、謝有順、洪治綱等三十余位評論家參加了研討。

吳玄為當下文壇的實力派作家，溫州人，現(xiàn)為《西湖》雜志社副主編。吳玄的新作《陌生人》在2008年第2期的《收獲》上發(fā)表后，在文壇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尤其是在北京大學 和復旦大學，成了一個研究的熱點。北大和復旦相繼發(fā)表了《陌生人》的評論專輯，北大副教授、評論家邵燕君說：“《陌生人》塑造了一個中國文學中的陌生形象�！�

在這次研討會上，有關《陌生人》更是好評如潮。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陳建功發(fā)來書面評論，他說，我贊同北大的說法，《陌生人》塑造了中國文學中的一個陌生形象。在《陌生人》中，吳玄對身體、自我、存在這些本體性問題的思考和質疑，具有很強的沖擊力，甚至是令人畏懼的。在思想傳統(tǒng)方面，吳玄繼續(xù)著人類關于自我的思考，并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和思考資料；在文學傳統(tǒng)方面，吳玄繼承了俄國的“多余人”和法國的“局外人”的譜系，塑造了屬于中國的一個新的文學形象——陌生人�！赌吧�人》標志著中國的先鋒文學，已經(jīng)走出了模仿的稚嫩，開始收獲創(chuàng)造的成果了。評論家孟繁華說，因為有了《陌生人》，使吳玄既站在了這個時代文學的最前沿，同時使他有可能也站在了文學的最深處。這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讀到的最具震撼力的小說。評論家洪治綱說，吳玄是國內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表現(xiàn)了后現(xiàn)代精髓的作家。評論家施戰(zhàn)軍說，《陌生人》是新生代作家的一個集成，可謂新生代作家終于修成了正果。

《陌生人》被譽為后先鋒文學的扛鼎之作，先鋒文學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熱鬧一時，進入九十年代后隨即沉寂�！赌吧�人》的問世并引發(fā)關注，是否表明先鋒文學的復興，抑或是先鋒文學遲到的收獲。

吳玄是溫州人，溫州是富庶之鄉(xiāng)，吳玄卻是一窮人。他甘愿做一個窮人，我猜想，并不是為了文學，而只是因為窮本身。在這世界的極少部分人群里，窮是個太迷人的字眼，具有某種抽象的意義，可以上升為一種精神。吳玄也是這樣的人。這些年來，他大概是和窮戀愛上了，主動委身追求它，他得手了，很為自己驕傲，私下里常會竊笑兩聲。

這是一種瘋狂的狀態(tài)，自然也是一種下滑的狀態(tài)。下滑能帶來快感，下滑是輕的，又是痛的，又是虛無的，又是莫名其妙的；較之下滑的快感，飛翔的快感簡直算不了什么。我看過一則新聞，一個美國富翁錦衣玉食過了一輩子，待到年老的某一天，突然捐贈了所有的財產(chǎn)，穿著破衣爛衫沿街行乞去了。他遭人唾棄，一年年地老了，有一天清晨，他被發(fā)現(xiàn)躺在街頭的垃圾箱旁，他已經(jīng)死了。

這是人性里的一條幽深小徑，這小徑里有詩意。這世上總有一部分人，他們固執(zhí)，沉迷，他們把生命當作一件作品來經(jīng)營，——這作品里有狂想。吳玄也有過類似的狂想，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老了，也窮困潦倒了，就坐在街頭曬太陽，然后頭一歪，哐當一聲就死了。以吳玄目前的狀態(tài)看，他很有可能實現(xiàn)這一狂想。我們且看這些年他是怎樣努力的，他懷抱一種狂熱的獻身精神，一步步地往這條道上走。他先是從市委辦的秘書，一縱成為電視臺的一個小記者，再一縱跑到北京，成為一個京漂。這滑落是如此之大，他沒有歸屬感，妻女都在遠方，好像他還說過，他亦沒有故鄉(xiāng)——這世上少有什么地方、什么人和他是有關系的，這是他的理想。

用一句時髦話說，他這是自我放逐。他采取主動的、幾乎是任性的方式，讓自己迅速地往下掉，現(xiàn)在他不能再掉了，因為他已經(jīng)掉到底了，他成功了。對一個成功者來說，吳玄以為，他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等死。

吳玄有一句口頭禪叫“好玩”，我們可以這樣猜測，在他往下掉的過程中，他一定覺得這也是好玩的。在精神上，吳玄繼承了加繆那一路的西方傳統(tǒng)，《局外人》是他最喜歡的小說，他們對這世界的終極解釋是荒謬和虛無。他們待一切都無動于衷，無愛，亦無恨，生命有如一場游戲，這游戲中的每個人都是行尸走肉。

然而吳玄又是中國人，他身上的某根神經(jīng)和淵源流長的“東方”是一脈相承的，這是他精神上的一個重要分支。倘若我說，吳玄身上有古典情懷，肯定會有人笑出聲來。誰會相信他是“古典”的？多年來，此人熱衷扮演一個浪蕩子的角色，他慣于信口開河，胡說八道，然而以我對他的了解，他實在是個君子，一個正派人。他之所以要去扮演一個浪蕩子——他扮得很像——我的猜測是，他對身體里的另一個自己很不耐煩，有嫌鄙之心。他突然一分為二了，從身體里跳出來，指著那個人破口大罵，朝他吐唾沫。

兩個自己不能統(tǒng)一，常指桑罵槐，這是吳玄的矛盾，我以為，這也是現(xiàn)代中國人的矛盾。一方面，我們受著傳統(tǒng)的教育，胸懷某種田園的夢想，另一方面，這時代有很多東西正在毀壞，待我們抓進手里，新的已經(jīng)變成舊的了。什么都不是我們的，一切都在失去，所以現(xiàn)代中國人的虛無感是有根可尋的，并不像某些人所言，是學西方趕時髦得來的。

吳玄還有一個口頭禪是“無聊”。他在北大有過一次演講，中心內容說的是他和無聊的關系，他就是無聊，無聊就是他。他把無聊當做一種精神追求，所以我們說，這是個有信仰的人，他正以身作則，要將無聊貫穿生命的始終。他生活的常態(tài)就是一個人呆坐著，腦子里空洞無物，他也不玄想，這其間做了些什么，他亦不記得……他肯定做過些什么，誰知道呢？或許他偶爾靈光一閃，腦子里布滿了密如蛛網(wǎng)的難堪的小心思——然而這些全不重要了。無聊不是無為，無為是一種姿態(tài)，無聊什么也不是。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突然變小了，小如蟻蟲……意義就這樣消失了。

寫作圈里曾流行過一本小冊子，圖森的《浴室—先生—照相機》，我想借此來說說吳玄的寫作。有一次我跟吳玄說，《浴室》里的那個人有點像你�！对∈摇樊斎粚懙氖菆D森自己——暫且這么說吧——可是在中國，我所認識的作家當中，沒有哪個人比吳玄更接近圖森的精神狀態(tài)。這是一篇關于“無聊”的小說，看得出吳玄有點喜歡，我則是迷得不行，1998年就模仿它寫過一篇《校長、汗毛和螞蟻》，現(xiàn)在簡直不敢看。

因為我偶爾也無聊的，所以《浴室》里的意思我全懂，于我有著“切膚之感”。然而女作家往往是這樣，一件事物于她們，只是事物本身，上升不到形而上的意義，所以我在這里對吳玄寄予期待，希望他能寫出另外一部“浴室”，充滿他自己的生命體驗，很“中國化”的佳作。

吳玄是一個值得期待的作家；他這兩年聲譽鵲起，在評論界頗受好評，然而這還不夠，遠遠不夠。以我對他的了解，他的野心沒這么小，他有能力走得更遠。我們對他的期待不是讓他成為一個名作家，“名作家”是什么，不說也罷。他是有點“藝高人膽大”的，放眼文壇，少有幾個他瞧得上的，當然他也瞧不起自己。

他慣于自嘲，他對寫作嚴厲近于苛刻，他的小說少而精，《西地》和《發(fā)廊》是其中的名篇，我忍不住就會向別人推薦。然而我以為吳玄的才能并不止于此，他還會寫出比這更好的小說來。吳玄的障礙是來自他自己，他注定是個苦吟作家，這兩年，他寫得越來越少，他在干什么呢？他忙于游戲，他似乎從寫作中逃逸了。

這才是一個作家的真實狀態(tài)，他游離，困惑，焦慮，以至于不堪承受。寫作不是寫字，寫作就是生命，同時也像生命一樣令人恐懼。不知為什么，我只對這一類作家充滿迷信，我以為，他們或許就是文學的希望所在。他們長久地沉默著，“不在沉默中暴發(fā)，就在沉默中死亡”，吳玄的問題就在于，這兩種情形他都有可能。

吳玄看到這句話，或許會笑起來，不以為然地說，死就死吧，我無所謂。“無所謂”也是吳玄的口頭禪，他大概很珍愛這個詞，常把它掛在嘴邊。他確乎對什么都無所謂，在這個無所謂的背后，是吳玄的“游戲精神”，游戲在吳玄的字典里，應該是個重要詞匯，他視游戲為人生哲學，曾專門撰文解析，在此不再贅述。我想說的是，游戲和無聊，是吳玄這一生的關鍵詞，成為解釋此人的重要注腳，理解了吳玄是怎樣無聊的，就明白他為什么會那么熱衷于游戲，這兩者是一種同宗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