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恭（1007—1084），字安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進(jìn)士。歷慶成軍、袁州判官，以著作佐郎知陜州芮城、緱氏等縣。官至朝議大夫。神宗元豐七年卒，年七十八。事見《范忠宣公集》卷一四《王公墓志銘》。

王尚恭（1149—1168），字安之，簡池人。生于宋高宗紹興十九年，卒于孝宗乾道四年，年二十歲。工詩，人以比之謝希孟。未嫁而死。尚恭有詩集一卷，《書錄解題》任公鼐為之作序。

《王尚恭墓志》于1936年在洛陽北陳莊出土，刻于宋元豐七年（1084）十月。志石呈正方形，長、寬均為77、厚15厘米。志文為隸書，分上下兩列，每列41行，滿行20字。《王尚恭墓志》全稱為《宋故朝議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銘》，其志文由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純?nèi)首�文，著名史學(xué)家司馬光書丹，李稹鐫刻�！锻跎泄�墓志》是一方宋代名志，具有較高的史料和書法藝術(shù)價值。

王尚恭，《宋史》無傳�！锻跎泄�墓志》志文在《范純?nèi)饰募�》中有記載。另外，在《宋史翼》和《宋元學(xué)案補遺》兩本書中，有關(guān)王尚恭的事跡皆來源于志文�？梢�，《王尚恭墓志》是了解、研究王尚恭最翔實、最珍貴的第一手實物資料，可補史料記載之缺。

墓志中對王尚恭祖籍的記載與史料的記載完全相符。墓志云：“公之先蓋京兆萬年人，后家于果州，至皇考尚書公始家河南”。王尚恭之父王汲，墓志中稱“尚書公”。王汲《宋史》亦無傳。據(jù)君洙《尹河南集》所載王汲墓碣銘所云：“汲字師黯，祖籍京兆萬年，曾家果州，后遷河南”。志、史可相互印證。

墓志記載：“元豐七年八月九日，朝議大夫致仕王公，以疾終于西都嘉善里之第，享年七十有八……十月九日奉公之喪歸葬于河南府河清縣上店里……”。“公諱尚恭、字安之……少力學(xué)與弟尚偕游庠序，喜親賢士大夫……景元年兄弟同登進(jìn)士科”。后尚恭被任命為慶成軍判官，歷知芮城、陽武、猴氏諸縣，官至朝議大夫。尚恭“天性悌，襟抱開廓，居官有風(fēng)力，遇事必務(wù)當(dāng)理，不為茍且，善與人交……”

王尚恭在任職期間，為了表達(dá)自己改除弊政、富國強兵的政治主張，曾通過范仲淹向朝廷上書：“宜選將帥而委以不疑，責(zé)大功赦小過，以激其忠義。節(jié)寺觀土木之費，損大臣郊祀亡賞，以寬國用。精擇守令而簡防禁，任官先才行而后常流，委長吏，徹冗員，以省事。減巡檢，增弓手，以禁盜……”。這些切實可靠的建議得到了范仲淹的贊賞。在防御西夏對宋的進(jìn)攻時，尚恭多次出謀獻(xiàn)策，在殲敵制勝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王尚恭在任武陽知縣時，包拯為府尹，包拯“愛公才明”。一次，經(jīng)尚恭處理的訴訟案再訴與包拯時，包拯說道：“既經(jīng)王宰決矣，何用復(fù)訴耶？”可見王尚恭處理案事的能力和才干是十分出色的，他秉公執(zhí)法，不循私情也是值得人們信任的。

墓志后一部分記載：“……公已老矣……與鄉(xiāng)里高人賢士以文酒相娛，故韓國富公，今潞國之公，留守丞相韓公、北都留守王公皆愛遇之。潞公集舊德之高年者為耆英會，圖其像而賦詩者凡十二人，公居第四。命公書其詩于石，筆力精健，過于壯年。平生有詩千首，文士多愛重之……”。此段記載說明，王尚恭回鄉(xiāng)后被列入賢人高士之列，為洛陽“耆英會”的成員。“耆英會”即文彥博留守西都洛陽時，集年老的士大夫集會作樂，當(dāng)時稱作“洛陽耆英會”。在《夢溪筆談·卷九》中均記載有耆英會的來歷、耆英會成員及成員排列順序。耆英會的成員共13人，排列順序以年齡的大小為主要依據(jù)，最長者77，王尚恭時年76年，位居第四。這一點志、史記載相符。而不同的是志文記載耆英會成員為12人，為何史書與志文記載相差一人呢？據(jù)汪介仁《中州雜俎》云：“司馬光雖參與耆英會，年六十四，不及七十，按白居易九老故事，作為列席�！绷碇疚臑樗抉R光書丹，可能有謙讓之意，故未列入。所以志文記載為“十二人”。

以上志文記述了王尚恭為人豁達(dá)、襟懷坦白，足智多謀，為官清廉。年邁回鄉(xiāng)后身居耆英會第四要位，卒后又有朝廷重臣為其撰文立碑，可見王尚恭與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文彥博等人的政治觀點和愛好趣味相同。王尚恭雖史書對其沒有記載，但從志文中不難看出王尚恭在當(dāng)時并非默默無聞之人，而是一位聲名顯赫、極有影響的著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