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沈瓚之傳》載：“性疏直，在縣（按：指丹徒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指皇帝身邊的官員）。浸潤（指讒言漸積而發(fā)生作用）日至，遂系鎖尚方（主管皇室用物的官署）。嘆曰：u2018一見天子足矣！u2019上（指齊高帝）召問之曰：u2018復欲何陳？u2019答曰：u2018臣坐清，所以獲罪。u2019上曰：u2018清何以獲罪？u2019曰：u2018無以奉承要人。u2019上曰：u2018要人為誰？u2019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u2018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u2019瓚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后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u2018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u2019”

沈瓚之以清廉“獲罪”，在當時影響很大。同時人吳興主簿丘寂之聽到此事后，嘆曰：“清廉真不可為也!政(正)當處季、孟之間乎？”后一句“處季、孟之間”，以處于春秋魯國季孫氏、孟孫氏之間，比喻不可太清廉，又不可不清廉，應當隨波逐流。可見此事的消極影響。但沈瓚之本人雖因清廉“獲罪”，復職以后仍堅守“清名”，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