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以和(1831—1900)。字達堂，號藹一，山西省介休市北辛武村人。冀氏家族經商由來已久，以和系第十八世主東，是使冀家商業(yè)資本發(fā)展到鼎盛時期，而又瀕臨徹底衰亡的一個關鍵人物。 冀氏家族原籍臨晉縣，其遠祖于宋代遷居本市鄔城店村，后又分局北辛武村。其商業(yè)活動，開始于明代正德年間第十世祖冀忠。由于順應了商品經濟發(fā)展的歷史潮流，因此，冀家商業(yè)由小規(guī)模到大規(guī)模，由本縣到外縣，外省，一直向前發(fā)展，久盛而不衰。經過幾世的長期經營。到清代康熙、乾隆時期的第十五世冀之瑜時已經聚了相當可觀的財富，主要經營綢緞、布匹、京貨、茶葉、錢莊、典當行等。其商號除在介休、平遙、祁縣、太原等本省一些地方開設外，又發(fā)展到北京、天津、上海、河南、山東、湖北、四川、云南等地，共有一百多個。到乾隆、嘉慶時期冀以和的父親第十七世冀國定時，僅家庭積累一項就達到300萬兩銀子，是晉省幾個大商業(yè)資本家中文力較雄厚的一家，其走南闖北，東販西銷，對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和繁榮無疑是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冀以和兄弟五人，他排行最小，他的父親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28年)去世時。家財由其母馬氏掌管到咸豐初年(公元1851年)才主持弟兄們分了家，但開設在平遙縣的乾盛亨布莊、介休張?zhí)m鎮(zhèn)的乾盛晉錢莊、祁縣城的天全茶莊以及這幾個商號分設在全國各地的分莊沒有分開，仍由弟兄們合伙經營。當時冀以和年僅20多歲，但卻最為精明能干，善于結交朋友，理財之術尤勝諸兄。因此，便成為冀氏合伙經營商業(yè)的主東，在其主持下不到幾年，果然使商業(yè)資本又有了新的發(fā)展。他看到當時已經盛行的山西票號盈利甚巨，覺得開辦票號營業(yè)有利可圖，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便將乾盛亨布莊改為票號，專營匯兌和存款放款業(yè)務，總號設在平遙縣城內，并在北京、天津、漢口、上海、西安、昆明等大城市及四川、河南、山東、湖南等省設立分莊。為了便于組織和指揮貿易、金融活動，他本人常住北京分莊坐鎮(zhèn)，并在北京設立公館，大結京城和各地豪商巨戶和清政府一些大官僚，以作為票號發(fā)展的支柱。因此，在很短時間內，錢莊票號的匯兌存款、放款業(yè)務便大大活躍起來，其他商業(yè)貿易也得到了相應的發(fā)展。為了提高他的聲譽，更好地開展商業(yè)金融活動，他也深知坐官為宦的重要。因此，雖然他這個秀才也沒有中過，但通過與大官僚們的交往，花了些銀兩，捐了個官銜，為軍功議敘府參將，軍功議敘知府一品，封殿榮祿大夫賞戴花翎候選道臺。這個官銜雖非實職，但憑著它更加強了他的活動能量，對獲取巨額利潤聚斂大量資財更為有利。因此，在同治末期，光緒前期，冀家商業(yè)資本便發(fā)展到鼎盛時期。特別是錢莊票號業(yè)務，幾乎“匯通天下”。

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步步深入，清政府逐漸走向腐敗沒落，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商業(yè)也面臨著種種危機。光緒八九年間(公元1882-1883年)，乾盛亨票號首先遭到一件公案的影響，幾致倒閉。這件公案是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攬云南報銷，伙同云南幾個官員侵用公款，將款匯至京城取用；而乾盛亨票號云南和北京分莊，正是這筆錢的過局，使其聲譽大損，再加上當時其他票號有的也發(fā)生類似案件，冀以和預感到前景發(fā)發(fā)可危，于光緒十一二年間(公元1885—1886年)，對票號進行收束。但因存放款涉及到好多官僚大戶，存款要取走，放款收不回，最后決定把外欠款欠在平遙總號賬上，欠外款20多萬兩銀子都在平遙總號提取。但總號沒有那么多銀兩支付，一時間形成擠兌，于是派人到北辛武村找東家冀以和，冀以和在沒有其他辦法的情況下，只得告來人派車到北辛武村家里拉銀子還債。第二天平遙總號派了5輛大車在北辛武村拉了一天元寶。這件事轟動了平遙城，人們都說乾盛亨冀東家開了銀庫了。波動后各地又繼續(xù)經營下去，但其營業(yè)卻不如前，同時，冀以和本人也進入老年，年輕時的銳氣已減，精力逐漸轉移在家鄉(xiāng)興建住宅等方面，商務金融活動多由各商號經理經辦，本人漸少過問。待家鄉(xiāng)住宅及園林落成后，住進了新居，盡情安樂。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三月，是冀以和的七十壽誕，他所經營的全國各地商號及遠近大小官僚前來為其祝壽，其樂無窮，但這已是冀家表面繁榮和回光返照走向沒落年月之時。壽事過后不久，興盡悲來，冀以和病臥床頭，病情逐日加重，六月初二去世。而冀氏各地的商號也于當年的八月開始，在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社會大亂中，有的商號被燒之一光，有的被搶劫一空，失落的不可言狀，最后在眾多存款戶的逼迫下，冀氏傾家蕩產，還清了債務，走向沒落。

冀以和年老歸里后，在地方建設方面有所建樹，曾在其家花園開辦私塾，名“登瀛文社”，招收秀才免費入學，深造培訓了一些人才；并把北辛武村里的7座廟宇進行了補修，落了個“樂善好施”的名聲。最突出的是補修真武廟時，在院中軸線上新建了一座琉璃牌坊，氣勢雄偉，色彩絢麗，工藝精巧，集介休當時名產琉璃燒造藝術于一身，至今猶存，為三晉稀有文物。

本文作者：羅鴻謙 張雨農，引自《晉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