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嘉祥（1864-1926），英文名字：Tsao Ka Hsiang ，字希麟。廣東順德人。中國近代警察制度的創(chuàng)始人。

1870年代，容閎促成清政府決定派遣學生留學美國，曹嘉祥考選入內(nèi)，于1874年作為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學。先就讀于哈德福特的WestMiddle Public School，1877年進入Hartford Public HighSchool，后來考入圣克勞大學學習理化。1881年，幼童留美事業(yè)夭折，曹嘉祥隨眾歸國，入天津水師學堂，畢業(yè)后供職于北洋海軍，歷任“鎮(zhèn)遠”鐵甲艦槍炮大副、煙臺水師提督署提調(diào)、北洋海軍兵備處一等參事官，曾參加中日甲午海戰(zhàn)并受傷。

1902年8月15日，袁世凱代表清朝政府在天津從外國列強手中收回天津統(tǒng)治權(quán)，當日，天津巡警總局即告成立。曹嘉祥出任天津巡警總局首任總辦，但他在任上僅呆了八個半月，就因貪腐問題下了臺。

而后，曹嘉祥一直是袁世凱智囊中的重要分子。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出任大總統(tǒng)，于1913年12月任命曹嘉祥出任總統(tǒng)府高等侍從武官，領海軍少將銜。1915年5月，升任海軍部次長，成為中國新式海軍發(fā)展的決策者之一。1921年辭職在上海閑居，1926年病逝。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入中國，先后占據(jù)天津和北京，而后簽訂喪權(quán)辱國的《辛丑條約》，規(guī)定“天津二十華里之內(nèi)，天津全縣以至寧河縣境、塘沽、北海沿岸均屬管轄，不準中國軍隊駐扎”。

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徐世昌等人想出了以西式警察接收天津的法子。1902年8月15日，接收時，袁世凱命令地方官員率領這3000名警察長驅(qū)直入駐守天津，一方面維持社會治安，一方面實行軍事戒備。史載當時八國聯(lián)軍也啞口無言，因為袁世凱派來的不是軍隊，而是維持治安的中國警察，這和《條約》的條款毫無沖突之處。而在這關鍵時刻的具體負責人、執(zhí)行者便是曾就讀美國高校的第三批留美幼童出身的曹嘉祥，由他出任天津巡警總局首任總辦（后天津巡警總局改為天津南段巡警總局）。 在他的勤勉努力指揮下，天津市社會治安一掃過去的混亂局面，成為全國各省之冠，“有六個月不見竊盜者，西人亦嘆服”。巡警總局的設立和運行，使得天津的治安狀況得到很大的改善，讓剛剛經(jīng)歷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的天津民眾，從動蕩紊亂之中逐漸平復過來，巡警確實起到了舊式保甲、團練無法起到的作用。天津巡警總局的成功讓袁世凱堅定了推廣巡警的信心，“新政”時期的“北洋警政”聞名全國。鑒于此，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諭旨，要求全國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凱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廣。

但另一方面，曹嘉祥任巡警總辦后，大權(quán)在握，利用各種手段搜刮民財，迅速暴富。在內(nèi)部，通過克扣兵餉等手段進行貪污；在外部，他利用手中的權(quán)力，訛索天津的富戶。由于曹嘉祥位高權(quán)重，被其訛索者冤無可申。而他的手下也上行下效，腐敗不堪，民間苦不堪言。于是轄區(qū)富戶和百姓，乃數(shù)其劣跡，向言官舉報，要求言官對其彈劾。 曹嘉祥與唐紹儀同為留美幼童，曹嘉祥是通過唐紹儀的關系而坐上天津巡警總辦位置的。在曹嘉祥遭彈劾后，唐紹儀在袁世凱面前極力為曹掩飾，但因社會影響太過惡劣，且貪腐事實俱在，于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3月，曹嘉祥終因貪污腐敗而被撤職。 這位天津第一任“警察局長”在任上僅呆了八個半月，就因貪腐問題被百姓轟下了臺，成為中國第一位因貪腐被撤職下臺的“警察局長”。

中國幼童的中學同學，后來在耶魯大學任教的菲爾浦斯（WILLIAMLYONPHELPS）教授，在其《自傳》中，專門設置有一個章節(jié)——《中國同學》，關于曹嘉祥的節(jié)選內(nèi)容如下：

我在高中最親密的朋友是CHO（這位“CHO”是曹嘉祥），他嚴肅而莊重，在那個時候已經(jīng)是一個有教養(yǎng)懂世務的人。在課堂上聽他解讀愷撒是一種博雅的教育。幾乎每個周末，CHO和我都要到西哈特福德去打獵，主要是打金翼啄木鳥和草地鷺，CHO有一把超過12英鎊重的獵槍，他可以終日毫無怨言地抗著他的這把寶貝槍，并且具有百步穿楊的好槍法。最后，當這些孩子令人遺憾地被召回時，CHO把他的這把獵槍贈給我，作為我們永久友誼的見證。在中國，聽說他參加了海軍，可后來沒有了下落。我們之間有過幾年的書信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