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曾今可 (1901一1971) 名國珍,筆名君荷、金凱荷,泰和縣人。
曾今可早年就讀江西省立第四中學(xué)。1919年夏,任贛南學(xué)生聯(lián)合會總干事,因參加“五四”運動而被開除學(xué)籍。后留學(xué)日本入早稻田大學(xué)政治經(jīng)濟系。歸國后參加北伐,在京、滬、杭、鄂等地,或充記者,或任軍中文書。
1928年,往上海從事文學(xué)活動,參加力社。1931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新時代書局,主編《新時代》月刊。1931年至1933年,出版短篇小說集《愛的逃避》《訣絕之書》《法公園之夜》,長篇小說《死》、散文集《小鳥集》、詩集《愛的三部曲》《兩顆星》。作品文字“輕靈雋永”,但格調(diào)平庸。1933年在《新時代》月刊提倡“解放詞”,四卷一期刊出“詞的解放運動專號”,宣揚莫談國事觀點,在文壇引起較大反響,魯迅撰文進行批評。
1935年,任職浙江省審計處?箲(zhàn)期間,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上校科長、江西《政治日報》社長、湘鄂贛邊區(qū)挺進軍總部少將參議兼《開平日報》社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1940年,任成都中央軍校上校政治教官。
戰(zhàn)后以上!渡陥蟆诽嘏蓡T身份往臺北,兼臺灣行政干部訓(xùn)練團講師、正氣學(xué)社及正氣出版社總干事,主編《正氣月刊》《正氣畫報》《正氣叢書》。1947年主編《建國月刊》并創(chuàng)辦《詩壇》。1948年夏,任臺灣省通志館主任秘書、《臺灣詩選》主編、臺灣文獻委員會主任秘書、委員等職。1957年,與于右任創(chuàng)設(shè)中國文藝界聯(lián)誼會,任秘書長、副會長。1964年當選國際桂冠詩人兼國際桂冠詩人協(xié)會中國代表。
與魯迅的論戰(zhàn)
曾今可與魯迅論戰(zhàn)是文壇上有趣的一幕,曾今可出版的《新時代月刊》于1931年8月2日《申報》19版上刊登了一則《新時代月刊號創(chuàng)刊出版》的廣告:
“新特代月刊”為曾今可主編、創(chuàng)刊號今日出版、錢君陶作書面、有華林·毛一波·盧劍波·袁牧之·李則綱·曾今可·崔萬秋·虞岫云·等人之作品、計十余萬字、三百余頁、 30年代,“詩的解放”運動取得重大成果,發(fā)起人胡適等也已功成名就,所以曾今可就搞了一個“曲的解放”運動,一開始還有聲有色,得到不少人響應(yīng),但是里面一些所謂的新詞格調(diào)低下。
1933年2月21日,熱河事變,魯迅寫文時想起了“詞的解放”的所謂“國家事管他娘”,筆鋒一轉(zhuǎn),大加諷刺。1933年03月12日《申報》18版《曲的解放》:
“詞的解放”已經(jīng)有過專號,詞里可以罵娘,還可以“打打麻將”。曲為什么不能解放?也來混賬混賬。不過,“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臺戲搬到前臺——未免有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至于平仄不調(diào),聲律乖謬,還在其次。
1933年03月16日《申報》20版登了曹聚仁的一篇《詞的解放》大加諷刺,打的曾今可灰頭土面。
此事過后,曾今可并沒有立時反擊,但大概懷恨在心,為日后的報復(fù)埋下了伏筆。
此事過后,曾今可一時無法反擊,待到“腰斬張資平”事件后,他組織了“文藝座談會”的沙龍,與張資平合流。7月1日“文藝座談會”的刊物《文藝座談》赫然登出一篇《內(nèi)山書店小坐記》的文章,說:“內(nèi)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nèi)山完造開的,他表面上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么話,馬上就報告給日本領(lǐng)事館。這也已經(jīng)成了公開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內(nèi)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這種惡毒的攻擊使魯迅大為惱火,“我當永世記得他們的卑劣險毒”,“一個也不寬恕”。
正當曾今可志得意滿之時,不知怎么與他的好友崔萬秋鬧翻了,崔萬秋揭了他的老底,在《大晚報》、《申報》上登了相同的啟事。
這一來,曾今可十分狼狽,1933年7月4日他在《申報》9版針鋒相對的發(fā)表了一篇《曾今可啟事》。
1933年7月5日《申報》17版登了署名“谷春帆”的一篇《談“文人無行”》的文章,指名道姓批判曾今可、張資平。[2]
崔萬秋揭起老底,谷春帆嬉笑怒罵,魯迅諷刺挖苦,曾今可招架不住,在《時事新報》上發(fā)表一則啟事,宣布退出文壇,結(jié)束了這場爭論。
短短數(shù)日,《申報》、《時事新報》、《社會日報》、《大晚報》等諸多報紙都卷入了這一場文人論戰(zhàn)當中,而其中,用的最多的文體,是“啟事”。諸多名人用啟事互相攻擊、謾罵,一時蔚為可觀,對此,魯迅不無幽默地說:“好像這時的文壇是入了u2018啟事時代u2019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