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芷江﹙1890—1947﹚，名湘，字芷江，別號老叟，祖籍江蘇省溧水縣人，1890年5月20日生于今濱�？h濱海港鎮(zhèn)楊莊村。

青少年時他聰明好學，能詩能文，楊芷江在地方讀了幾年私塾后，于1904年考入淮安府中學堂，1908年考入兩江師范及江南高等學堂讀書，1911年進入安徽立法政學堂法律科學習，1914年畢業(yè)后，任塞北關監(jiān)督，1920年任河南督理靳云鶚的秘書長，1921年，被吳佩孚委任為直魯豫巡閱使駐北京辦事處處長，1926年起，先后任綏遠托克托縣（今屬內蒙古自治區(qū)）禁煙局局長、青島鹽務運傳公署副使、安徽省區(qū)長訓練所秘書。

1930年辭去官職，1933年回歸故里，1941年2月任阜寧縣第一屆參議會副參議長，1942年2月任阜東縣（即今濱�？h）參議會副參議長，當年10月當選為鹽阜區(qū)參議會行政委員會委員。

1947年下半年，鹽阜區(qū)在“左”的思想影響下，開始“新方針運動”，不分開明士紳與惡霸地主都加以斗爭，楊芷江亦被列為“斗爭對象”，陳毅聽到這一消息，立即寫信派人前往制止，不料信未送到，楊芷江已在斗爭會上不幸去世（1947年8月13日），事后，陳毅感到十分惋惜，為我黨失去一位忠誠的摯友而痛心。

1948年，在土改復查時，阜東縣委為楊芷江平反，恢復名譽。

楊芷江一生剛直不阿，不畏權貴，為人正義，為窮苦百姓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深受百姓的擁護和尊重。并擅長詩文，是陳毅元帥的詩文密友。

抗日戰(zhàn)爭期間，為我黨我軍做了許多好事。曾先后親自為“宋公紀功碑”、“新四軍鹽阜區(qū)抗日陣亡紀念塔”撰寫碑文，著有《吁天錄》、《晚成詩軒文集》6冊等作品，是鹽阜區(qū)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

楊湘詩文甚有功底，他曾寫詩和陳毅著名的《梅嶺三章》 ，其中有“留取一腔新熱血，與君共溉自由花”之句，可見氣概不老。

1942年10月陳毅發(fā)起湖海藝文社，楊芷江起草《湖海藝文社緣起》，號召知識分子“發(fā)為文章，形諸歌詠，以抒胸中憤慨之氣，以寫敵人殘酷之情”，以利于抗敵和建國。

陳毅1942寫詩《答楊芷江先生》云：“光明黑暗搏神州，抗戰(zhàn)年來禾黍秋。胡馬窺江賊投敵，權奸誤國我深憂。吳王老去枚乘在，越國重興范蠡謀。耆舊淮南多惠助，飄搖風雨濟同舟�！痹娭幸晕鳚h吳王劉濞借指吳佩孚，枚乘是西漢辭賦家，曾上書勸諫吳王罷兵，詩人用這個典故是因為楊芷江曾經(jīng)擔任吳佩孚的幕僚。

抗日戰(zhàn)爭期間，原阜東縣（即今濱�？h）參議會副參議長楊芷江，雖在國民政府中擔任多種職務達16年，然而卻一塵不染，為人清正廉潔，剛直不阿，1930年因不滿官場腐敗昏暗，毅然辭官回歸故里，為家鄉(xiāng)百姓做了許多有益之事。1940年10月鹽阜區(qū)解放后，他積極參加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參議會工作，先后擔任了阜寧、阜東兩縣參議會副參議長，為抗日斗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是鹽阜區(qū)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

1914年，24歲的楊芷江從安徽公立法政學堂法律科畢業(yè)，這時候的他，才華橫溢，雄心壯志，對前途充滿了希望和信心，總想為國家和民族作點貢獻。

經(jīng)堂兄楊潤（曾擔任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議員，中華民國內政部次長、財政部印刷局局長）的推薦，擔任了塞北關監(jiān)督，在任6年間，由于工作勤奮，清正廉潔，贏得了當?shù)匕傩盏囊恢潞迷u。1920年，河南督理靳云鶚聽說后，立即將楊調了過去，擔任了靳的秘書長。在洛陽期間，由于楊芷江詩文水平較高，很有才氣，一時名聲大震，與吳佩孚的秘書長楊運史和洛陽名人楊瑟君等人齊名，當時被人們稱為“洛下三楊”。

1921年，經(jīng)楊運史推薦，楊芷江又得到吳佩孚的賞識，被吳委任為直魯豫巡閱使駐北京辦事處處長、專事各方聯(lián)絡。此時年僅30多歲的楊芷江，已成為政界嶄露頭角的知名人物。

可是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官場的腐敗，軍閥之間連年不斷的戰(zhàn)爭，黎民百姓苦不堪言，使楊芷江對國家的前途又充滿了渺茫。楊芷江生性耿直，好抱打不平，更不愿與那些貪官污吏同流合污，因而經(jīng)常遭到同僚們的排擠和打擊。

1926年，由于楊芷江為某件事處理不公頂撞了上司幾句，竟被排擠打擊到人煙稀少、貧困落后的離呼和浩特市不遠的綏遠托克托縣（今屬內蒙古自治區(qū)）擔任了禁煙局的局長。后經(jīng)楊潤、楊運史等人周旋，楊芷江才轉至青島擔任了鹽務運轉公署副使。然而在青島任職期間，由于楊芷江看不慣當政者那種不顧百姓的死活、胡作非為，整日里醉生夢死、花天酒地，大肆侵吞掠取錢物的官僚作風，因而經(jīng)常和他們發(fā)生矛盾，甚至爭吵，因而他再次受到同僚的排擠和打擊，1929年下半年，楊芷江竟被排擠到安徽省擔任了一個有名無實的掛銜區(qū)長訓練所秘書。

民國年間，官場上的昏暗腐朽，使楊芷江一心為國為民建功立業(yè)、大展鴻圖的理想徹底地破滅，在受到接二連三的排擠和打擊下，他心灰意冷萌生退意，決心退出這個昏暗的政治漩渦和腐敗的官場。

1930年6月，在任區(qū)長訓練所秘書不到一年的時間后，楊芷江經(jīng)過深思熟慮、權衡再三，向區(qū)長訓練所所長提出辭職不干的辭呈，此舉在當時引起較大轟動，有不少人都勸他收回辭呈，留在這里慢慢混，可楊芷江退意已決，不管任何人勸說都無濟于事。

辭職后，楊在南京居住了一年多，于1933年春回到了故鄉(xiāng)。國民黨江蘇省政府的一位要員、楊芷江的朋友聽說楊辭官回鄉(xiāng)，特地派人前往勸其出山，許諾在江蘇民政廳給其謀以一官半職，被楊芷江當場一口拒絕，并對來人說：“像這樣的官我是不想再做了！”

1933年，楊芷江回歸家鄉(xiāng)后，一改官氣。整日里走東莊、到西莊，四處查看，還不時地和窮苦百姓交談莊稼的種植和收獲，對貧困百姓經(jīng)常資以錢財，請醫(yī)抓藥。每天黎明，他就早早起床，背起糞兜四處拾糞，只要糞兜滿了，不管是誰家的糞坑，他是見坑就倒，從不間斷，他對周圍百姓總是和睦相處，從不厲言疾色，方園數(shù)十里，誰家有困難，他知道后總是想方設法幫助解決，他家經(jīng)濟較為殷實，但他從不以富壓貧，欺壓窮苦百姓，贏得了地方百姓的敬佩和愛戴。

1939年農歷7月16日，縣境沿海地區(qū)發(fā)生強臺風并致生海嘯，海嘯過后，浮尸遍野，有3000多人死于非命，上萬畝農田莊稼被淹沒，40多個村莊被海水沖毀，到處是一片慘不忍睹的景象。

災情發(fā)生后，楊芷江深感痛心，一方面迅即動員家人及眾家族揭下鋪蓋席，安葬死者，一面邀請當?shù)孛�紳張景繁、王翰先、張慧卿、汪繼光等人去國民黨江蘇省政府所在地興化縣乞賑，楊芷江親手起草《阜寧縣沿海潮災募捐啟》（當時縣境隸屬阜寧縣），四處張貼，以求同情惠施資助沿海地區(qū)受災者，啟文委婉凄惻，催人淚下，殷實富戶及往來商賈無不被啟文所感，紛紛解囊救災恤難，不長時間，他募得大米百斛運回，濟得災民燃眉之急。

同時，楊芷江還到處奔走游說，呼吁國民黨江蘇省政府抓緊“堤堰復修，蓄淡刷鹵”，在興化足足活動了2個月的時間，在輿論的壓力下，省政府才決定修筑海堤，下?lián)?0萬元的經(jīng)費，可幾經(jīng)克扣，加之經(jīng)辦人員從中漁利，修筑海堤經(jīng)費最后僅余11萬元，結果僅修了一道低于高潮位的海堤。第二年海嘯又起，所修海堤全部崩潰，沿海人民再次遭受劫難，楊芷江悲憤填膺，痛罵：“這種腐敗無能的政府早遲要完蛋”，痛恨之余，憤慨寫了一首“捍患未周無遠慮，堤防重決有深悲。桑田坐看成滄海，廬舍行間痛離別。”“人將春熟還艱食，我為年荒發(fā)浩歌。劫運紛乘靡底止，問天不語奈天何？”的詩文，詩中充分表達了楊芷江對國民政府的強烈不滿和對廣大貧苦百姓的關心，后楊芷江將一生中所有憤慨感謂呼吁的文稿搜集起來，輯成《吁天錄》。

1940年10月，縣境解放，成立阜寧縣抗日民主政府，宋乃德（新四軍三師供給部部長）任縣長。

1941年1月，宋乃德聽人介紹楊芷江的情況后，親自到楊莊慕名拜訪了楊芷江，二人見面，一見如故，把酒暢談，當宋縣長詢問如何取信于民以利軍民團結時，楊芷江慷慨陳辭，提出三條建議：一、發(fā)還民槍，以安民心；二、興筑海堤，以定民居；三、創(chuàng)辦鹽場，以抒民困，宋縣長對楊芷江的三點建議笑頷采納，不長時間，全部兌現(xiàn)。

1941年5月15日，阜寧縣抗日民主政府組織2萬多民工修筑海堤，縣長宋乃德親自任工程總指揮，八灘區(qū)長陳振東任現(xiàn)場指揮，已50余歲的楊芷江也閑不住，積極投入到筑堤的后勤工作中去。整個工程以發(fā)行公債方式，籌款60余萬元，實行以工代賑，歷時84天，到7月31日，全長90華里、高7公尺的捍海長堤筑成，當年當海嘯再次來臨時，海堤巍然不動，沿海地區(qū)的人民無不歡欣鼓舞。此次海堤修筑成功使楊芷江等人深刻地認識到共產(chǎn)黨才是勞苦大眾的救星，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就是不一樣，只有共產(chǎn)黨才是真心為人民的。并深悔自己投錯了廟門，走錯了路，在國民政府中白白混了十幾年。為銘記宋乃德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績，楊芷江等人及當?shù)厝罕姺Q此堤為宋公堤，楊芷江親自撰寫宋公紀功碑碑文，碑文情真意摯，感人肺腑，并由江蘇省著名書法家何冰生書丹，顧汝磊篆額，汪周刻石，將宋公紀功碑豎在海堤上，讓后人永遠牢記共產(chǎn)黨人的豐功偉績。

1941年2月，阜寧縣第一屆參議會召開，楊芷江眾望所推被選為副參議長，對于副參議長這個職務，楊芷江二話沒說，欣然接受，家人對此不理解，問他國民政府許他高官厚祿為什么不做，現(xiàn)在卻要當共產(chǎn)黨這個沒有油水的參議會的官，他卻笑笑說：共產(chǎn)黨是真心為民造福，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這個官我不能推辭，我一定要出山來幫助他們。

1942年2月，阜東縣（今濱�？h）參議會宣告成立，他被當選為阜東縣參議會副參議長，當年的10月，他又被當選為鹽阜區(qū)參議會行政委會委員。自此，他更加積極地為我黨和抗日政府工作，積極動員好多地主獻出鹵地，興辦鹽場，使無數(shù)失業(yè)農民及閑散勞力得以就業(yè)，并經(jīng)常冒險到敵占區(qū)購回布匹、紙張、藥品等生活必需品及槍支彈藥，支持新四軍主力部隊和地方百姓，為抗日斗爭做了大量的工作。

皖南事變后，劉少奇、陳毅奉命在鹽城重建新四軍軍部，軍部建立后，邀請鹽阜區(qū)知名的開明士紳到鹽城開會，共商大事，楊芷江是被邀士紳之一。從此，他結識了劉少奇、陳毅、黃克誠等領導人。

楊芷江擅長詩文，而陳毅又是軍中儒將，相識不久兩人即成詩文密友，時常以詩相酬答。一次，陳毅同志步楊芷江詩韻和詩一首，在《鹽阜報》上發(fā)表，引起了鹽阜區(qū)士紳界、文化界極大反響。楊芷江尤為激動，當即濡墨揮毫，步陳老總的《梅嶺三章》韻作詩三首，詩中流露出對陳毅的無限敬佩，洋溢著對共產(chǎn)黨和民主政權的熱愛，表達了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念。

通過和我黨我軍領導人的多次交往，楊芷江對共產(chǎn)黨人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清楚地看到共產(chǎn)黨的一舉一動都是為著勞苦大眾，共產(chǎn)黨是得人心，將來的天下也一定是共產(chǎn)黨的。

1941年至1943年，日偽軍對我鹽阜區(qū)發(fā)動了多次大“掃蕩”，楊芷江曾三次冒著生命危險，幫助新四軍埋藏了一批重要的軍用物資和新四軍三師師部的6麻袋抗幣、兩大木箱銀元及金條，掩護了好多不便隨軍行動在楊家“打埋伏”的鹽阜區(qū)黨政軍干部和投奔敵后抗日根據(jù)地的高級知識分子。先后住過他家的有：文學家車載父女、音樂家賀綠汀、畫家魯莽、愛國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黃克誠師長的夫人唐棣華、鹽阜區(qū)行政公署副主任賀希明夫人李德觀等人。

特別是1943年2月26日，在日偽軍對我鹽阜區(qū)發(fā)動的第三次大“掃蕩”中，新四軍三師首長將不便隨部隊活動的正在生病的鄒韜奮及賀緣汀等人轉移到楊芷江家中打埋伏，偽軍頭目徐繼泰（任偽淮海省第四支隊司令、和平軍第四軍軍長，是楊芷江的表侄），聽說楊芷江家藏了我黨不少人士，立即帶領偽軍到楊家企圖搜查我黨人士，楊臨危不懼，挺身而出，與偽軍頭目徐繼泰巧妙周旋，并大義凜然怒斥徐繼泰說：“繼泰，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螞蚱，還能蹦幾天，為鬼子辦事，好比站在麻花凍上（薄冰）。說下水就下水，你應該清醒一些！”說得徐面紅耳赤，進退兩難，頭上直冒冷汗，攝于楊的威望和氣勢，徐無可奈何，最后只好帶領偽軍空手而走。

楊芷江這種不畏強敵，挺身而出保護我黨人士的正義壯舉，至今仍成為鹽阜地區(qū)的歷史佳話。當時，不少人都為楊芷江這種舉動擔心害怕，怕他慘遭敵手，被戴上通共罪名，可他卻無所畏懼，理直氣壯地說：“做人就要有民族骨氣，我絕不會為日本人賣命的”。

1947年下半年，鹽阜區(qū)在“左”的思想影響下，開始新方針運動，不分開明士紳與惡霸地主都加以斗爭，楊芷江亦被列為“斗爭”對象。

陳毅聽到這一消息，立即寫信派人前往制止，不料信未送到，楊芷江已在斗爭會上不幸去世；事后，陳毅感到十分惋惜，為我黨失去一位忠誠的摯友而痛心。

1948年，在土改復查時，阜東縣委為楊芷江平反，恢復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