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原因
研究、分析南陽地區(qū)自然地理條件的原因
特定的地理自然環(huán)境，是人類自下而上并進而發(fā)展生產的先決條件，也是不同種族，不同地區(qū)的文化傳統(tǒng)、文化面貌產生和形成的基礎。正由于自然條件、物質生產和人民生活的千差萬別，才深刻的影響到傳統(tǒng)文化面貌的千姿百態(tài)，五彩紛呈，民間歌曲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類別，因受地理自然條件的影響，在體裁、歌種、風格等方面也呈現(xiàn)著明顯的地區(qū)差別。在西北黃土高原這一特殊環(huán)境下形成的民歌----腳夫歌，音調高亢、奔放、激憤、感慨，甚有凄苦之情。但在江南水鄉(xiāng)，可以聽到稻區(qū)普遍流傳的各類婉轉秀碩的秧田歌曲。南陽亦然。西部山區(qū)浙川縣的那種歌調激越、高亢而又樸實“淅川鑼鼓曲”與東南部桐柏縣月河的那種歌調悠揚節(jié)奏舒緩而自由的桐柏山歌、秧田歌形成鮮明的對照�？梢�，地理環(huán)境、自然條件因素，對民歌風格特征的影響是多么深刻。這正是要研究南陽地區(qū)民歌的流布及全貌，就必須首先研究、分析南陽地區(qū)的自然地理條件的主要原因。
南陽復雜多樣的地理結構與民歌的關系
構成地理環(huán)境的主要因素是山脈、河流、地形和氣候。山脈對于文化的形成與傳播常常起著阻礙和分割作用，在很多情況下，自然區(qū)域與音樂（民歌）區(qū)域相符合，還可以說這一自然障礙，影響著音樂文化（民歌）的界線。南陽西部的秦嶺，與北部的伏牛山脈以及東南部的桐柏山和淮河，在“中原氏族文化中心”與“江漢氏族文化中心”之間，劃分了一條天然界限。使我國南北在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上，顯示出明顯的差異。使陜南民歌，豫西北民歌，豫西南（南陽）民歌，鄂西北部民歌都有著自己獨特風格特征。河流，對我國文化影響最深的莫過于長江、黃河兩大水系，它自然的把我國文化分為南北兩大系統(tǒng)。南陽雖地處中原，但境內的丹江、白河、唐河三條水系入湖北在襄樊注入漢水，屬于長江水系�；春釉搭^在桐柏山下，東流經信陽入安徽。以上，因山脈走向使南北水系不同，氣候不同，植被不同。反映在人們的生產、生活、習俗、語言以及氣質、風格特征也不相同。但還應看到，水，作為一種背景，它對文化形成的影響卻不相同，往往不是天然界限，相反，在民族民間文化流傳過程中，它倒成為一種自然交流的渠道。漢水支流丹江號子的風格特點與漢水船工號有著許多共性，就是例證。
南陽的這種復雜多樣的地理結構，古來如是，它對南陽這一區(qū)域的古代文化、社會經濟、風俗、民情等都起著決定性影響，使它們產生了區(qū)域性差異。因南陽地處種稻區(qū)與種粟區(qū)南北之間的一個交插過渡地帶。所以，它有南北兩類特點共存的特征，在民歌的流布上南北兼有，這就是在特定的地理環(huán)境下，形成的不同生產方式，對南陽民歌的形成流布產生的直接影響。因此，研究南陽民歌流布的地理背景，就成為這方面首要課題。
民間歌曲，是古代原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產生歷史十分久遠，關于我國古文化發(fā)展的面貌，有學者提出：在新石器晚期，我國已形成了八個氏族文化中心，南陽地區(qū)正處在其中“中原氏族文化中心”與“江漢氏族文化中心”這兩大“中心”之間的南北結合交叉地帶�！把錾匚幕笔侵性献逦幕行�，代表性的文化遺存，距今已有六千余年，這一文化區(qū)，是我國最古老而且民歌保存最多的地區(qū)之一，《詩經》就是證明，南陽當時就是屬于《詩經》地域中的《周南》江漢氏族文化區(qū)也包括豫南豫西南（即今南陽地區(qū)）廣大地區(qū)，它的古代文化以“屈家?guī)X文化”為代表，也包括了后來發(fā)展為有較高水平的“楚文化區(qū)”，它不僅對南陽而且對我國后世文化都具有深遠影響。
南陽民歌之歷史背景與民歌的關系
近年來，通過考古，在南陽淅川一帶發(fā)現(xiàn)有許多新石器時期的遺址，其文化明顯的包含著“仰韶龍山”、“屈家?guī)X”文化層次的特征，再從湖北隨縣和淅川下寺一帶出土的編鐘、銅鼎、戈、矛等大量文物看來，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兩個毗鄰地區(qū)就有著共同的冶煉技術。文學上的“楚辭”，音樂上的“陽春白雪”、“下里巴人”，就是我國南部文化的光輝代表，楚歌就是這一帶最流傳的歌曲，所以有“楚人善讓”的習俗。及南北朝時，在長江中上游的荊、郢、樊、鄧（信南陽鄧州一帶）等地又是當時最滸的、最有名氣“西曲”傳播地帶。“西曲”的出現(xiàn)與淬，對南陽乃至中原民歌也有親密的血緣關系。
我國近現(xiàn)代漢族民歌的格局約在明、清之際即已形成。南陽地區(qū)民歌本身也是數(shù)千年來逐漸積累、流變、發(fā)展的結果。其色彩區(qū)劃體裁分布、風格特征，應是維系于南北間的過渡性特征。它深受楚 聲、楚俗古老的地域傳統(tǒng)影響，又與相鄰地區(qū)長期交流融合，使桐柏與大別山之間的民歌、淅川、西峽與陜南民歌之間、豫西與豫西南民歌之間有著一定的近親關系，這也說明了南陽地區(qū)的風格特征并非單一。而呈多樣性特點。特別東漢時期，這里又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大量出土的南陽漢畫象石中，繁多的、神采奕奕的音樂、百戲、舞樂圖，又充分的反映出南陽音樂文化，特別是舞樂、百戲的絢麗多姿。
文化價值
千百年來，南陽民歌伴隨著民間歌舞，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演變發(fā)展著。民歌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伴侶，婀娜多姿，繁榮昌盛。每逢佳日，于是“齊僮唱分列趙女；坐面歌兮起鄭舞”、“春日司牧，迎春于東郊，社民管弦前導，官民皆簪彩花，兒女鮮衣，競觀土牛，老農察形色以占牧，元宵沿戶張燈為樂”。不虧“歌舞之鄉(xiāng)”之美稱。以上均為南陽民歌的形成和發(fā)展奠定了深遠的基礎。
由于地形地貌的影響，本區(qū)的農業(yè)種植，同樣兼有南北特點，多以小麥、棉花、玉米為主，東南部桐柏多為稻區(qū)。本區(qū)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人們的心理、性格、氣質以及藝術品種等，因受地理地貌直接的強烈影響，各類民歌體裁首先得以發(fā)展的是山歌、田歌、勞動號子、其次是燈歌、小調等。
分類介紹
一、號子
南陽境內自西向東有丹江、白河、唐河、淮河四條水系，成為溝通南北水陸聯(lián)運的天然橋梁。船工們在不同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出各自成套的行船號子,如丹江號子、白河號子、唐河號子等。丹江號子很多，著名的有《上水拖船號子》、《下水搖櫓號子》、《灣船拖錨號子》、《起錨號子》、《扛船號子》、《撐篙號子》、《過街號子》等。唐河號子有《撐篙號子》、《搖櫓號子》、《抖逢號子》、《拉纖號子》等。這些號子或表達河面風平浪靜時船工們的愉悅心情,或表現(xiàn)江面起風暴或駛入險灘時,船工們同心協(xié)力與風浪展開搏斗的激昂情景。無論上水、下水,船拋錨、起錨、撐篙,到處都有船夫們的歌聲,處處都展現(xiàn)著他們的堅毅、勇敢、勤勞的品格。
二、山歌、田歌
南陽的山歌多分布在桐柏、西峽、淅川等山區(qū)。歌詞多是五句,每句七字,同是五聲徵調式。但桐柏山歌與西峽、淅川山歌風格迥然不同:前者高亢、挺拔,節(jié)奏自由;后者優(yōu)美婉轉,節(jié)奏舒展而規(guī)整。如:桐柏山歌《石榴開花葉兒稀》、《小小鯉魚紅口鰓》、《一輪紅日照山河》、《唱個劉備賣草鞋》等,都是音調高亢、節(jié)奏自由。桐柏山歌的加襯詞起腔和運用喉頭顫音的樂句落音,獨具特色,耐人尋味。而西峽、淅川山歌的“加垛”即群眾所說的“山歌帶滾”更是別具一格。除五句山歌外,還有四句歌詞的盤歌和對歌,是牧童在山坡上演唱的一種民歌體裁,如桐柏的《對歌》和西峽的《放牛娃山歌》。田歌是農民在從事車水、鋤地等農事活動中演唱的民歌體裁,如桐柏的《口羅嗬調》、《車水歌》,淅川的《打嘍吼》等,一人領唱,眾人接腔襯字,領唱部分抒情、優(yōu)美,接唱部分熱烈紅火,上下句式的樂段結構自由反復,頗有號子的特點。
三、 燈歌
南陽古代已有玩花燈的傳統(tǒng)習慣，燈歌流傳廣泛，遍及十三個縣市，尤以南陽縣（市）、鎮(zhèn)平、淅川為甚。這部分民歌實際是歌、舞、樂三者溶為一體的民間歌舞形式。主要有《九蓮燈》、《云彩舞》、《旱船》、《高蹺》、《小車》、《竹馬》等，演唱歌曲稱《旱船調》或叫《竹馬調》等。也是他們的基本曲調。此外還吸收眾多的民間小調作為燈歌，如：《十想》、《十足》、《雙疊翠》、《開門調》、《趕會》、《賣扁食》等。常當作旱船，竹馬的曲牌使用。 在燈歌流傳的城鎮(zhèn)，許多人都善于自編自唱，即興高歌，歌詞語會通俗樸實，風趣幽默。南陽的燈歌,以五聲宮、徵調式為多,節(jié)奏也大體相仿,但由于旋律的變化,同一曲調色彩迥異,淅川的《大小姐回娘家》和鎮(zhèn)平的《推小車》就是典型的例子。
四、小調
小調是在南陽地區(qū)數(shù)量最多的一個曲種,不僅形式多樣,而且題材廣泛。有反映舊社會勞動人民生活的,如《難民哭五更》、《窮人淚》;有表現(xiàn)農民與地主斗爭的,如《跟著領袖打天下》;有反映舊社會男女青年爭取婚姻自由和個性解放的,如《十想》、《十恨》、《鬧五更》、《要嫁妝》;有反映愛情生活的,如《送表哥》、《送郎》;有反映勞動人民生活情趣的,如《懶婆娘罵雞》、《王婆說媒》、《王大娘釘缸》、《打八條》等;有反映重大革命歷史事件的,如《推翻滿清》、《十月抗戰(zhàn)》、《東洋兵到我村》等。歌詞多用“四季”、“五更”、“十二個月”等數(shù)量詞作為線索而連結,把不同的事件、典故或歷史人物安排在一首民歌里,使整首歌曲渾然一體。
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南陽民歌有的消亡,有的發(fā)展變化。在時間和歷史的磨煉與考驗中,南陽民歌以其獨特的風韻,成為中華民族優(yōu)秀音樂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