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學派』創(chuàng)始人王艮（王艮其人，江蘇東臺人，師承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哲學家王守仁），王艮長期在小生產者階層中講學，從者云集。泰州學派的信徒有上層官僚地主、知識分子、還有下層勞動人者。他們大都致力于封建道德的普及和宣傳工作，規(guī)勸人們安分守已，息事寧人，因此泰州學派一度受到朝廷的青睞，成為晚明的顯學。

『泰州學派』影響極大，精英輩出，主要傳人有王棟、徐樾、趙貞吉、顏鈞、何心隱、羅汝芳等。

王艮（gèn）（1483～1541）明代哲學家，泰州學派的創(chuàng)立者。 初名銀，王守仁替他改名為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今江蘇東臺安豐）人，人稱王泰州。起初投入王守仁門下只為求生，后經王守仁點化轉而治學，并創(chuàng)立傳承陽明心學的泰州學派。

好讀儒家經典，有疑難，逢人便問；對儒經的解釋，不拘泥傳注，常常自有發(fā)明。王守仁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聚徒眾多，王艮也拜王守仁為師。王艮家學有其子王襞承傳。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有徐樾、韓貞、顏鈞、趙貞吉、羅汝芳、何心隱等。

先世原居蘇州，后落戶于泰州安豐場，以燒鹽為生，始祖名王伯壽。王艮生于明憲宗成化十九年（1483），為“灶丁”（燒鹽的苦力）階級，世代為灶戶，“七歲受書鄉(xiāng)塾，貧不能竟學”，十一歲時家貧輟學，隨父兄淋鹽。十九歲時隨父王守庵經商至山東，在山東拜謁孔廟時，得到很大啟發(fā)，認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學而至也”。 于是日誦《孝經》、《論語》、《大學》，置書于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在十多年的自學中，一方面不恥下問，一方面“不泥傳注”，強調個人心得。因善經營，“自是家道日裕”，成為富戶。

王艮的一生對泰州學派作出很大貢獻。他的學生大多為下層群眾，計有農夫、樵夫、陶匠、鹽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義天才論，而強調后天學習的重要性。這是他自學成才的切身體會。由于他非經院出身，一生文詞著述很少，著重口傳心授，使“愚夫愚婦”明白易懂，這成了泰州學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后人輯為《王心齋先生遺集》。

泰州人王艮創(chuàng)立的學派，因地而名，稱“泰州學派”。地以人聞，“派”以地名，這是人杰地靈、人地底蘊深厚的體現。王艮，一生勤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的學識博大淵深、包涵很廣，在哲學、倫理、社會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豐富詳實的論述，構成了泰州學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茲將王艮與泰州學派的主要思想觀點，散述如下：

一．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學”，是王艮思想的閃光點和泰州學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進步命題，具有鮮明的人民性。“百姓日用”一詞，在古代儒家雖然提出過，但被“大儒們”說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兑住は缔o》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這就是說：道，只有天生的君子、圣人甚至“神”，才可以認識它、掌握它、運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絕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經典的傳統(tǒng)和說教，匠心獨具地認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婦”都“能知能行”。他具體地形容“僮仆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他還把“百姓”和“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說：“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圣人之條理處”，“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這樣，“百姓日用”就成了檢驗是“道”還是“異端”的標準。他還這樣說：“滿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堯舜與途人一，圣人與凡人一”，“圣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王艮的這些觀點，充分體現了小生產者、小市民階層的要求和愿望，維護了勞苦大眾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觀點，是具有反封建統(tǒng)治的進步意義的。

二．王艮的“格物說”，構成他講學傳道的思想基礎，具有鮮明的反抗封建壓迫的積極意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說，始見于《禮記·大學》。前人說“格物”就是“窮理”，也有人說“格物”就是“格心”。他們分別說，“通過格物的方法，達到窮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對于“格物”，卻與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獨特的見解。他創(chuàng)立了自己的“格物說”，因泰州地處淮南，故明末清初碩儒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洲，浙江余姚人，著《明儒學案》62卷，一生著作多達60余種）稱王艮的格物說為“淮南格物”。王艮對“格物”是怎么說的呢？他說：“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來未有定論”。他認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謂”�！瓣�矩”，意為度量。他說：“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瓣�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這就是說：“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這番話，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罢�已”就是“正身”。正身應人人平等，包括統(tǒng)治階級在內，概莫能外。這樣的觀點，與那些封建統(tǒng)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們卻可以為所欲為的觀點有天淵之別。王艮的這種尊重人、重視人的價值觀的思想觀點，正是平民哲學、布衣學者恰好的表現，是維護勞動人民利益的“絕唱”。

三．王艮的“明哲保身”說，是他與封建統(tǒng)治者消極、不合作的體現，起到了反抗封建統(tǒng)治政治壓迫的積極作用。王艮主張尊身、安身、保身、愛身。他說：要“以身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則道尊”。王艮的這些觀點，是他的“淮南格物”論的延伸，都是“以身為本”思想的體現。黃宗羲以為王艮的“安身”說，不免開了“臨難茍免”之嫌。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處、進、退、隱、見等策略，形似消極，實質是以退自保、以退求進的一種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種反映社會悲劇矛盾（既有變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尋求政治解脫或出路的吶喊和辯解。

四．王艮對于社會政治類型作出“三種景象”的區(qū)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他十分憧憬、向往“羲皇”、“三代”圣世，深惡痛絕“五伯”社會。鋒芒所指，不言自明，矛頭直指當時的專制社會。他在《王道論》里這樣描繪當時的社會：“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眾多，制用無節(jié)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為非，不可得也”。他明確地主張：重德輕刑，施行仁政；予民教養(yǎng)，讓民參政；均分土地，使民樂業(yè)。他說：“為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吧w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后用之”�！靶桃驉憾�用，惡因無教養(yǎng)而生，茍養(yǎng)之有道，教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為濟困扶貧，共同求富，王艮還在垂暮之年（逝世前兩年），親自起草《均分草蕩議》并帶頭踐議，將多余的草蕩無償劃分給貧民。這樣的具有反封建獨占的平均主義、小私有觀點和行動，在“田連阡陌”、“一人口插幾張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視為“異教旁門”、大逆不道，而廣大勞苦大眾則是衷心地擁護和愛戴他的。

五．王艮的“以孝悌為本”的“孝悌觀”，既繼承了中國相傳數千年優(yōu)良傳統(tǒng)，又突破了“五經傳注”的倫理傳統(tǒng)，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王艮自稱學的是“總經”（“五經”乃中國傳統(tǒng)的經典，“總經”卻人所未聞）。這就是說，他學的東西為人所未學，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見。他說：“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又說：“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悌其心，其理自識”。在這里，王艮把事親和從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認為大家對父母孝、對兄長悌，犯上作亂的人就沒有了，社會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張的“孝”和“悌”，不是絕對盲從，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有所選擇。他說：“父兄所為，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這就是說：對的，當然要尊敬從命；不對的，怎么辦呢？他說：“所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復思繹”。這些都說明王艮不僅能真心誠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絕不是“愚孝”、“盲從”，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糾正他們的一些錯誤的東西。因此說，王艮的“孝悌觀”和傳統(tǒng)的“孝”和“悌”是有原則區(qū)別的。

六．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學風以及“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學習和教學態(tài)度，也是值得后人學習的。

一．王守仁主張“心為天地萬物的主宰”，王艮卻突破了王學的思想框框，認為“身為天地萬物之本”。

“心”和“身”，雖為一字之異，卻反映了以精神性為主體還是以物質性為主體的差別。

二．王守仁主張“吾心”是“天理”，是衡量是非的標準。“心”，必須“止于至善”，就是正人之“心”，去除“物欲”，就是去惡從善。這還沒有擺脫“存天理、滅人欲”的窠臼。而王艮卻主張“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這兩種不同的正“心”觀，也就是“格物”觀，一種反映了統(tǒng)治者以“正人”為能事的本質；另一種，則是代表平民、布衣利益，主張人人平等，包括統(tǒng)治階級在內，必須首先端正自己的行為。王艮的思想顯然屬于后者。

三．王守仁主張“致良知”，“唯圣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婦不能致， 愚所由分也”。王艮卻主張：“愚夫、愚婦與之能行便是道”。上述二者，一位把圣人安置到神壇上，視百姓如群氓；一位卻把圣人從神壇的位置上拉了下來，放到同百姓等同的地位。王艮思想的階級屬性是何等的鮮明！

毋庸諱言，王艮雖自立門戶，創(chuàng)立泰州學派，但在從學王守仁之后，利用了王學的某些范疇，加以改造、發(fā)揮，相得益彰，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如王艮把他的格物說與王守仁的良知說結合起來，提出了“復初說”，說：“知不善之動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動而復之，乃所謂u2018致良知u2019，以復其初也”，就是一例。因而，可以說王艮之學，既和王學有一定聯(lián)系，又和王學有著本質的區(qū)別。

王艮《王心齋先生全集》、《王東崖遺集》、《韓樂吾集》。

李贄《初潭集》、《焚書》、《續(xù)焚書》、《藏書》等

何心隱《四書究正注解》、《聚和堂日新記》、《何心隱集》

泰州學派在當時的影響超過了王守仁后學的各個學派�！睹魇�-王艮傳》說： 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之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駕師說上之，持論益高遠，出入于二氏。 《王畿傳》也說：泰州王艮亦受業(yè)守仁，門徒之盛，與畿相埒。王艮作為一名布衣之士，在學術上能夠超過王門弟子中的官僚士大夫，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保持了平民的性格和特色，始終沒有割斷與下層群眾的聯(lián)系，就象王守仁所說， 圭角未融.另外，他能夠兼收并取，不拘師說，沒有正統(tǒng)儒學的嚴格道統(tǒng)觀念，更不堅持門戶之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 東西南北之人.亦儒亦釋亦道，使他能夠具有很開闊的思想眼界，從而創(chuàng)立了自己獨具風格的學派。如他認為，朱、陸之爭并無是非可分： 昔者，陸子以簡易為是而以朱子多識窮理為非，朱子以多識窮理為是而以陸子簡易為非。嗚呼，人生之間，孰知其是與非而從之乎？王艮的見識是很高明的。本來，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同一個問題，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然而在最高層次的思想上，無論哪家哪派都會殊途同歸，匯合到一個共同點上。

因此，簡單地劃分不同視野的對錯，這本身就是不對的。正因為王艮能夠不拘師說，不具成見，才能 往往駕師說上之 ，形成自己的學術思想的特點。

王艮創(chuàng)立的泰州學派不僅在當時影響很大，弟子遍天下，而且流傳的時間也很長， 綿綿數百年不絕。袁承業(yè)在《明儒王心齋先生師承弟子表》的《序言》中說： 心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魚鹽之中，以道統(tǒng)自任，一時天下之士，率翕然從之，風動宇內，綿綿數百年不絕。 該表著錄自王艮至其五傳弟子共計四百八十七人，其中以進士為官者十八人，以貢仕為官者二十三人；載入《明史》者二十余人；編入《明儒學案》者三十余人， 上自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幾無輩無之.按地區(qū)來分，江西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七人，湖北十一人，山東七人，四川三人，北直（河北）、河南、陜西、廣東各一人，江蘇本省百數十人。從以上的不完全的統(tǒng)計中，可以看出，一是泰州學派的傳授對象十分廣泛，但仍以下層群眾為主；二是泰州學派并非囿于一隅的地方性學派，而是以長江中下游，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和贛水流域等商品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為主。

泰州學派的影響之大，并不是由于它宣傳了王守仁的心學思想，而是因為它貫串了平民意識，提出了與正統(tǒng)儒學不同的 異端 思想，從而在下層群眾中獲得了眾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

泰州學派的平民性格使得它很少有官僚士大夫階層的猶豫和顧忌，而表現出鮮明的戰(zhàn)斗風格，李贄稱贊王艮是個有 氣骨 的人，是 真英雄，他的后學也都是 英雄.比如王艮的學生徐樾， 以布政使請兵督戰(zhàn)而死廣南， 徐樾的學生顏鈞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 ；顏鈞的學生羅汝芳雖得免于難 ，但終被張居正所排斥；而何心隱以布衣倡道 ，又遭到統(tǒng)治集團的殺害。何心隱之后，又有錢懷蘇，程學顏， 一代高似一代.李贄感慨道： 蓋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進于道.至于李贄本人，更是威武不能屈的堅強之士，他的 叛逆 精神和 異端 思想可稱得上是泰州學派的精華。

當然，在這里我們也必須提及黃宗羲對泰州學派的批評。黃宗羲是從正統(tǒng)儒學的立場，以王守仁的 良知 說為標準來進行批評的，因此相當尖銳。

他指責王艮違背了王守仁心學的宗旨，使得 末流蔓衍，浸為小人之無忌憚.在《泰州學案-序》中，他這樣批評道：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然龍溪之后，力量無過于龍溪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鈞、何心隱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公曰： 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為非其聰明，正其學術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在地，前不見有古人，后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jié)，故其害如是。黃宗羲的批評自有他的標準和道理，然而從所謂 掀翻在地 ，我們正可以看清泰州學派的叛逆性格。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泰州學派的風貌，我們還應了解幾位重要人物。

1．王棟與王襞。王棟（1503——1581），字隆吉，號一庵，泰州姜堰鎮(zhèn)人。王艮的族弟。曾師事王艮，得家學之傳。先后任縣訓導、教諭、州學正。開門授徒，主持過泰州安定書院。王襞（1515——1587），字宗順，號東崖。王艮的次子。九歲起，隨父至會稽，游學于王守仁門下。守仁命襞師事王畿等，先后留越中近二十年，結交多巨儒碩士。王守仁死后，王艮回到家鄉(xiāng)開門授徒，王襞成為其父的得力助手。王艮逝世后，他繼承父業(yè)開門授徒，并先后在各地（包括泰州崇儒祠）講學，“海內響應者，恍若心齋在焉”。襞還忠實地遵循父親的囑咐，不事舉子業(yè)，終身不仕。王棟、王襞是王艮的左右手，他們在繼承、發(fā)展王艮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王艮、王棟、王襞，人們稱為“淮南王氏三賢”或“淮南三王”。

2．徐樾（？——1551）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進士。先后任禮部侍郎、云南布政使。嘉靖七年、十年、十八年徐樾三次在王艮門下受業(yè)。王艮謂其內人曰：“彼五子（指王艮的五個兒子）乃爾所生，是兒（指徐）乃我所生”（蓋指傳道之得人）。王艮在考察徐樾前后達十一年以后，乃于逝世前授徐以“大成之學”（經過改造了的、平民能夠接受的孔孟之道）。王艮的次子王襞稱：徐為其父“高第弟子，于父之學，得之最深“。據說，徐受業(yè)王艮門下后，曾有過辭官的意愿。后來，徐任云南布政使時，中土司詐降計，戰(zhàn)死于沅江城下。

3．顏鈞（1504——1596），字子和，號山農。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人。從學徐樾三年，后又經徐介紹卒業(yè)于王艮門下。因而，顏亦得“泰州之真?zhèn)鳌�，顏本人也以“泰州正傳”自居。顏在家鄉(xiāng)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萃和會”，集自家、本族、同鄉(xiāng)老壯男女近七百人，“講耕讀孝悌之學”，“士農工商皆日出作業(yè)，晚皆聚宿會堂”。在泰州學成之后，立即到江西南昌，招徠一千多名參加科場考試的學子，向他們宣講“大成之道”。顏鈞的種種言行，當道者驚恐萬狀。南京左都御使耿定向誘騙顏至太平府講學將顏逮捕，“笞臀五十，不哀折，亦不轉側”，幾被打死。顏被關在南京獄中，因無法定罪，難以重處，只得誣以“盜賣官船”罪，坐牢三年。顏出獄時年六十六，到九十三高齡病故，歷時近三十年，堅持傳道講學，受盡人間顛沛流離之苦。此前，顏曾專程從江西至安豐場，為其師王艮守墓三年。當他聽到老師徐樾戰(zhàn)死的消息后，又孤身前往云南，輾轉數年，終于尋得徐的碎骸，歸而衤付 葬于安豐場徐師王艮的墓側。

4．羅汝芳（1515——1588），字維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在南昌聽顏鈞講學時拜顏為師，為顏的得意門生。羅中進士后，不參加殿試和入朝做官，周游四方多年。以后，羅任過知縣、刑部主事、知府、參政等，因在北京廣濟寺講學，觸怒張居正，被勒令解官歸里。羅對其師顏鈞非常崇敬，顏被捕入獄，羅朝夕侍奉，且“揭詞”鳴冤，變賣家產和募捐為顏“補贓”，終于營救顏出獄。

5．何心隱（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拜顏鈞為師�？ぴ囍械谝幻�。他本可以沿著這條坦道進入康莊的仕途；但他接受了泰州學派的思想，“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拜顏鈞為師，從此走上了“反封建斗士”的人生旅途，成為封建專制下的“叛逆”和“掀翻天地”的大無畏者。他學習其師顏鈞在家鄉(xiāng)辦“萃和會”的舉措，也在自己的家鄉(xiāng)辦起了“聚和堂”（聚，通“萃”；堂和會，義相近），進行理想社會的實驗。何在聚和堂里，獻出家財，“捐千金，購義田，儲公廩”，并且“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族內子弟宿于祠、聚于祠、食于祠，過集體生活，享受平等待遇�！皩W成之后，冠婚衣食，皆在祠內酌處”。鰥寡孤獨失所者，皆有所養(yǎng)。何心隱理想社會的實驗，不僅打亂了封建等級秩序，而長期下去必然危及統(tǒng)治者地位的穩(wěn)固。因此，縣官以妨礙公務、誣蔑朝廷命官罪將何逮捕入獄，判絞罪，后改為充軍。不久，被友人程學顏營救出獄。以后，程學顏入京供職，何亦隨程進京。在京師何結識了顏鈞的另一個弟子羅汝芳和耿定向等重要人物，并通過耿的關系與張居正（時任國子監(jiān)司業(yè)）會見于顯靈宮。何、居二人見面，觀點、情緒尖銳對立。事后何預感地說：張這個人“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在北京，何還策劃計殺奸相嚴嵩，不成，改名易姓（將梁汝元改為何心隱）南避，飄泊講學近二十年。這時，萬歷帝起用張居正為相，張為挽救明王朝的危亡，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他對人民也實行了嚴厲的統(tǒng)治，如毀天下書院，禁聚徒講學；下令“得盜即斬”；推行稅役合并為“一條鞭法”等。對于張的這些措施，何心隱大加反對，聲言要入都“持正義，逐江陵（張居正，江陵人）去位，一新時局”。張、何的沖突達到白熱化。何被統(tǒng)治者稱為“妖人”、“逆犯”、“盜犯”、“奸犯”，張示意四處緝拿何。萬歷七年（1579年），何62歲。他在祁門學生胡時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獄中。見巡撫，何“坐不肯跪”，“擇健卒笞之百余，干笑而已”。何寧死不屈，終被杖斃獄中，肆尸都市。在何被捕期間，泰州學派許多重要人物對其進行奔波營救：有的為他辯冤，有的變賣家產營救，有的愿舍身替死，特別是何的學生胡時和從祁門一路陪同押解到武昌，死后為之收殮尸骨，并遵遺言將何與其好友、以前的救命恩人程學顏合葬。

6．焦竑（1540——1620），字弱侯，號澹園，南京人。高中進士第一。師事王襞、羅汝芳，“尤篤信卓吾（李贄）之學”，是明代晚期的著名學者，以博學多才稱著于世。參加主持會試時，曾慧眼擢選大科學家徐光啟于“落榜生”中。享年八十。

7．李贄（1527——1602），號卓吾，又自稱溫陵居士……，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本姓林，因三世

李贄

百姓日用即道中國思想史卓文君桑弘羊武帝秦始皇千古一帝論語孟子續(xù)藏書李卓廠衛(wèi)李卓吾先生遺言

8．湯顯祖（1550——1616），字義仍，號海若，江西臨川人。進士。任過知縣。師事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羅汝芳。他的作品十分豐富，除創(chuàng)作西戈劇《牡丹亭》這一千古名篇外，還留下200多首詩和幾百篇文章。

9．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六休，湖北公安人。二十四歲中進士。先后任過知縣、教授、助教、禮部主事、吏部郎官等。他和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學家，世稱“公安三袁”或“公安派”。在公安三袁中，以袁宏道的成就最高。袁宏道是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焦 的學生，又自稱是李贄的弟子。公安三袁以反對嘉靖年間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的復古主義（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稱著于世。

10．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南直隸松江府上�？h人。萬歷年間徐光啟參加順天會試，羅汝芳的學生焦 任副主考。焦在落卷中得徐光啟卷，閱而奇之，拍案嘆曰：“此名世大儒無疑也”。毅然將名落孫山的徐光啟拔至第一名。七年后，徐又高中進士，選庶吉士（進士中之優(yōu)者）。歷任翰林院檢討、詹事兼河南監(jiān)察御使、禮部主侍郎（督領修歷事）、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等職。徐在我國首先提出學習“西學”、“會通中西”以求富國強兵的主張。他是開向西方學習風氣之先的第一人。他的著述和翻譯作品很多，主要有《農政全書》60卷，并與意大利人利瑪竇合譯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等。同徐光啟一起學習、研究西洋科學的還有李之藻、王徵、李天經等。徐光啟提出的向西方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的主張，較清代思想家、文學家魏沅（遵林則徐囑，編《海國圖志》）提出的“師夷之長以制夷”的思想，早兩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