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臺孝經(jīng)》刻于唐天寶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親自作序、注解并親自以隸書書寫的（孝經(jīng)是孔子的學生曾參記述他也孔子的問答辭，主要內(nèi)容講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塊色如黑玉，光可鑒人，高590厘米的細石合成，碑上加方額，額上刻浮雕瑞獸、涌云；額上蓋石，蓋石邊緣刻優(yōu)美的卷云，頂上作山岳狀；碑下有三層石臺階，故稱“石臺孝經(jīng)”；三層石臺四面都刻有生動的線刻畫，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渾的獅形怪獸，兩種不相協(xié)調(diào)的動植物被刻畫得融洽無間，整個構(gòu)圖給人以威武、活潑的感覺，為盛唐的藝術(shù)精華�！堕_成石經(jīng)》，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國子監(jiān)鄭覃的建議，由艾居晦、陳珍等用楷書分寫，花費了大約七年時間到開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經(jīng)。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書》13卷，《詩經(jīng)》20卷，《周禮》11卷，《禮儀》17卷，《禮記》20卷，《春秋左氏傳》30卷，《春秋公羊傳》12卷，《爾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經(jīng)》、《論語》等十二種經(jīng)書和五經(jīng)文字及九經(jīng)字樣。計114石，文刻兩面，228面，字列八層，共六十五萬零二百五十二字�？坛珊罅⒂谔崎L安城的國子監(jiān)內(nèi)，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必讀之書，同時也是讀經(jīng)者抄錄校對的標準。此經(jīng)是我國古代七次刻經(jīng)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儼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質(zhì)書庫，這在我國印刷術(shù)發(fā)明以前，對文化的保存和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妒�臺孝經(jīng)》、《開成臺經(jīng)》等名碑，原來豎立在唐長安城務本坊(今西安市南門外)的國子監(jiān)內(nèi)，唐末韓建（大尉許國韓公）縮小長安城后，這些碑連同其它一些名碑都散落到了城外。唐昭宗以及后粱時期，陸續(xù)將這些石碑移到原唐代尚書省西隅。到宋哲宗元佑年間(公元1086-1093年)，又將全部碑石搬到學府之北，就是今天的碑林所在地。此外，明清兩代的《興學碑》、《修渠記》、《修棧道記》、《修城記》、《修廟記》等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博物館的各陳列室，以欞星門中門為主軸線，自南而北對稱排列。前半部為臨時性專題陳列室，自軸線正中上有“碑林”匾額的碑亭以北為碑林陳列室，西側(cè)為石刻藝術(shù)室。

進入西安碑林大門，可以看到一座四角形兩層飛檐的亭子，里面豎立著著名的《石臺孝經(jīng)》。這是由四塊石板組合成的長方形石碑，高5.1米，安置在三層石臺上�！缎⒔�(jīng)》是宣揚儒家思想的經(jīng)典著作，歷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視。唐天寶四年（公元745 年），唐玄宗李隆基親自加注，并用隸書行文。

第一陳列室

漫步在青石小道，碑林風雅的古香古色悠然而來，成千上萬的碑石讓人目不暇接，忍不住感嘆中國古代文化的精深。第一陳列室前是專為陳列修蓋的碑亭。是碑林最大的石碑，刻于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親自書寫的《石臺孝經(jīng)》。孝經(jīng)是孔子的學生曾參編纂，專門講孝道的。前面一部分是李隆基為孝經(jīng)作的序。玄宗為孝經(jīng)寫序的目的是表示自己要以“孝”治理天下。后面是孝經(jīng)原文。小字是玄宗為孝經(jīng)作的注釋。底座由3層石臺組成，上刻有生動的線刻畫，有蔓草、獅子花等，是唐中期比較有代表性的。上面是浮雕卷云瑞獸。此碑由4塊石頭組成，底下有石臺，因而稱“石臺孝經(jīng)”。陳列室里主要陳列，內(nèi)容包括《周易》6卷，《尚書》13卷，《詩經(jīng)》20卷，《周禮》11卷，《禮儀》17卷，《禮記》20卷，《春秋左氏傳》30卷，《春秋公羊傳》12卷，《爾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經(jīng)》、《論語》等12部經(jīng)書，共計650252字，用石114方，兩面刻文。清代補刻的17面3萬余字也陳列于此，合稱。12部經(jīng)書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必讀之書。因為當時印刷術(shù)不很發(fā)達，為了避免文人學士們在傳抄經(jīng)書時出現(xiàn)錯誤，并能永久保存，就把這12部經(jīng)書刻在石碑上，作為范本，立于長安城國子監(jiān)內(nèi)，供人們校對。我國自東漢開始，曾先后7次刻經(jīng)。是僅存的一套完整的石刻經(jīng)書。

第二陳列室

第二室陳列著許多具有史料價值的石碑�！洞笄鼐敖塘餍兄袊�碑》立于公元781年，后世才從地下發(fā)掘。此碑記敘了古代羅馬景教傳入中國的盛況，石碑側(cè)面用敘利亞文刻寫了70位景教人士的名字。石碑記載的史實中外史書全無記載，因此彌足珍貴。清代丹麥人荷爾漠來西安用重金偷買未遂，只好托人刻一假碑（現(xiàn)存?zhèn)惗兀�。它是研究中外關(guān)系的寶貴資料，其拓片早已輾轉(zhuǎn)國外�！吨心岷衔耐恿_尼經(jīng)幢》是一種柱狀石刻，有六角柱形、八角柱形和圓柱形，用中國和尼泊爾兩種文字刻成，反映中尼兩國佛教的交流�！恫豢蘸蜕斜�》反映了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史實�！睹鞯率苡洷�》記載了明末農(nóng)民起義軍李自成建立的農(nóng)民政權(quán)“大順國”，并反映了當時陜西災后“人食人”的慘狀�！恫苋�碑》雖是為漢代曹全樹碑立傳，卻無情地記載了他鎮(zhèn)壓黃巾起義的事實。

第三陳列室

第三室的石碑薈萃了歷代著名書法家的手跡。秦代李斯的篆書見于《嶧山碑》；漢代隸書見于《曹全碑》；東晉王羲之手書見于《大唐三藏圣教碑》，此碑文字是后人從他的遺墨中拼集而成，人稱“千金碑”�！短贫鄬毸�感應碑》留下了唐代顏真卿的楷書；《唐玄宗秘塔碑》留下了柳公權(quán)的楷書；《判千家字文》留下了唐代張旭的草書。另有宋代趙佶、黃庭堅，元代趙孟�，明代董其昌，清代粚嵺的蕶唯手迹。凑T飫錕梢鑰闖鮒泄�文字和蕶唯发諟夏轨迹。爱好蕶唯的冉z梢栽詮菽諮」河壩〉謀�贴�?/p>

在碑林中漫步，不僅可以欣賞優(yōu)美的書法藝術(shù)，還可以看到碑石上精美的圖案花紋。如清代的《關(guān)帝詩竹圖碑》、明代《魁星復斗圖碑》、宋代的《唐興慶宮圖》。

石刻藝術(shù)室

石刻藝術(shù)室和游廊收集了陜西各地的石刻石雕珍品，如東漢的石獸、畫象石，唐代的蹲獅、犀牛。馳名中外的《昭陵六駿》有四駿保留在這里。這里陳列的唐代供應石燈十分引人注目，燈分九層，無論造型還是燈案的圖案，都十分精美。日本奈良附近通往“春日神社”沿途的石燈就是仿此唐燈所造。此外，還有出土移此的東漢石刻墓門，唐代石槨。石槨陰刻的星相樂舞，仕女圖，槨外浮雕彩繪文武侍從和騎龍駕鳳仙人，都是歷史和藝術(shù)珍品。來到碑林，不要忘記這里還有一個高2，5 米、重6 噸的景云大鐘。每年除夕之夜，中央電視臺發(fā)出的鐘聲就是出自這個巨鐘。

其他

擁有浩瀚的藏品，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被世人譽為“東方文化寶庫”、“書法藝術(shù)的淵藪”、“世界最古的石刻書庫”——這就是為研究我國古代歷史、書法及繪畫藝術(shù)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的西安碑林博物館。

景區(qū)內(nèi)旅游線路索引：景云鐘大夏石馬碑亭石臺孝經(jīng)碑林第一陳列室 碑林第二陳列室 北魏墓志廊 碑林第三陳列室 碑林第四陳列室 碑林第五陳列室 碑林第六陳列室 碑林第七陳列室 石刻藝術(shù)陳列室

在西安碑林第五室西側(cè)陳列著一方高218厘米、寬84厘米的秦《嶧山刻石》。其書法是由中國秦代的丞相李斯用篆書書寫而成。由于年代久遠，加之戰(zhàn)亂，原石早已被北周武帝派人推倒，后又被野火焚毀。此石是宋太宗趙光義淳化四年（公元993年）鄭文寶根據(jù)原石拓本翻刻立石，碑陰有鄭文寶題記�！稁F山刻石》摹刻都甚多，而首推此石最佳。（見圖）

在秦的統(tǒng)一事業(yè)之中，一個重大的功績就是統(tǒng)一了文字。中國的漢字已有四千余年的歷史。從最早出現(xiàn)在陶器上的符號，刻劃在獸骨龜甲上的甲骨文，和鑄造在鐘、鼎上的金文，以及到周宣王時的太史籀文（大篆），只有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tǒng)一了六國后，李斯等人才用小篆統(tǒng)一了中國文字。李斯曾經(jīng)說過：上古創(chuàng)造大篆字體，廣為流傳，但由于時間久遠，人們多不能認識。所以刪掉繁雜筆劃，省略異體字形，改進成為小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字改革，對發(fā)展祖國文化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秦始皇在統(tǒng)一中國后的十余年間，為了加強對全國的控制，先后五次遠途巡視各地。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他出巡山東齊魯故地登陶縣的嶧山（今山東鄒縣東南）時，登高遠望，激情滿懷，對群臣說道：“朕既到此，不可不加留銘，遺傳后世�！崩钏巩敿闯晌淖�字，派人刻碑石于嶧山之上。這就是著名的秦《嶧山刻石》。

李斯的字在秦代是一流的。他還有一套書法理論，他在談到用筆的方法時說：寫字，用筆要急速回轉(zhuǎn)，折畫要快，象蒼鷹俯沖盤旋一樣。收筆好比游魚得水，運筆就象景山行云，筆畫的輕重、舒卷，應自然一體，大方美觀。從《嶧山石刻》我們可以看出，李斯的書法運筆堅勁暢達，線條圓潤，結(jié)構(gòu)勻稱，點畫粗細均勻，既具圖案之美，又有飛動之勢。書藝之高超掩滅先軌，散絕后賢，使一切寫小篆的人皆難入其境，成為后世臨摹學書之佳作

魏碑，是我國北朝流行的一種書體。北朝書法，以魏為最盛，書體方峻遒勁，樸拙奇肆，風格多樣。北朝（包括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朝）多以此書體刻石，故叫魏碑。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自東漢以后，到隋統(tǒng)一前的一段歷史時期，即從公元2世紀末到公元6世紀80年代，時近400年。這一時期總的特點是一個“亂”字，戰(zhàn)亂頻繁，政權(quán)更迭。同時，這一時期全國人大多數(shù)地區(qū)盛行佛教，受盡苦難的各族人民幻想在求神拜佛中求得解脫，佛教成了各族人民交流、融合思想文化的重要渠道。佛教的盛行也推動了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由于推行佛教，出自立碑造像的需要，大大推動了書法藝術(shù)和雕刻藝術(shù)的發(fā)展，在這一時期，魏書、楷書、草書都由初創(chuàng)階段趨于成熟。西安碑林和陜西關(guān)中耀縣藥王山中保存的大量石刻作品，本身固然是佛門遺物，但同時又是魏書中的精品，是石雕藝術(shù)的杰作。在漢代，通行的字體為隸書。而東晉以后，南方流行楷書，當時人們以南方文化為漢族文化的正宗，南方流行的楷書被稱為“今楷”，受到士人推崇。而在北朝，則直接承用漢隸書體，由于在實際雕刻操作中必須動用刀鑿，則形成了一種既不同于漢隸，也不同于今楷的獨特書法形式－－“魏書”。魏書字型的特點在于蘊含隸書筆意，字體古樸拙壯，起筆落筆平整有力，帶刀削斧鑿之勢。魏碑中許多屬于這種字體。

隸書也叫“隸字”、“左書”。是由篆書簡化演變而成的一種字體，把篆書圓轉(zhuǎn)的筆畫變成方折，在結(jié)構(gòu)上，改象形為筆畫化，目的是為了書寫方便、快速。始于秦代，普遍使用于漢魏。晉朝衛(wèi)恒的《四體書勢》說：“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指胥吏，即辦理文書的小吏）佐書，曰隸字�！本褪钦f，隸書本來只是小篆的一種簡率快速寫法，到了漢朝，經(jīng)過加工，發(fā)展成為一種具有藝術(shù)價值的字體。秦隸也叫“古隸”，同小篆相差不很遠：漢隸也叫“今隸”，其筆勢、結(jié)構(gòu)都與小篆不同。漢隸西漢與東漢也有較大的區(qū)別，西漢的隸體筆畫比秦隸簡省，但尚無波磔（捺筆挑勢）；至東漢時，始有波捺，后人又叫“八分”。隸書的結(jié)構(gòu)打破了六書的傳統(tǒng)，奠定了楷書的基礎(chǔ)，提高了書寫的效率，它的產(chǎn)生，標志著漢字發(fā)展史上的一個轉(zhuǎn)折點。西安碑林博物館陳列的東漢《曹全碑》，可謂是隸書的代表，漢碑中的精品。（見圖）

“曹全碑”全稱為《合陽令曹全碑》�？逃跂|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明萬歷初年在合陽縣（今陜西合陽）萃里村出土。此碑為豎方形，高273厘米，寬95厘米，共20行，每行45字。碑文記載了東漢末年曹全鎮(zhèn)壓黃巾起義的事件，也記載了張角領(lǐng)導農(nóng)民起義波及陜西的情況，也反映了當時農(nóng)民軍的聲勢和合陽縣民郭家起義等情況，為研究東漢末年農(nóng)民起義斗爭史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料。此碑石黑明如涂油脂，光可鑒人，書體是用隸書寫成。文字清晰，結(jié)構(gòu)舒展，字體秀美飛動，書法工整精細，秀麗而有骨力，風格秀逸多姿，充分展顯了漢隸的成熟與風格。此碑碑石精細，碑身完整，實為漢碑、漢隸之精品。也是目前我國漢代石碑中保存比較完整、字體比較清晰的少數(shù)作品之一。

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又作307－365），東晉書法家。字逸少，瑯琊臨沂（今屬山東）人。出身貴族。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nèi)史，人稱王右軍。因與王述不和辭官，定居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工書法，早年從衛(wèi)夫人（鑠）學，后改變初學，草書學張芝，正書學鐘繇，并博采眾長，精研體勢，推陳出新，一變漢魏以來質(zhì)樸的書風，創(chuàng)造了妍美流便的新體。王羲之的草書濃纖折衷，正書勢巧形密，行書遒娟勁健，千變?nèi)f化，純出自然。由于他在書法藝術(shù)上的卓越成就，其書跡為歷代珍寶，影響甚大，故有“書圣”之稱。法書刻本甚多，以《樂毅論》、《蘭亭序》、《十七貼》等為著，存世摹本墨跡廓填本有《快雪時晴》、《奉橘》、《喪亂》、《孔侍中》等貼。

唐代是中國書法藝術(shù)的繁榮時期，期間名輩出，流派分，真、草、隸、篆，百花爭妍。它上承魏晉六朝之余韻，下開五代宋元之先河，是中國書法數(shù)千年歷史長河中光彩奪目的篇章，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史上具有先鋒的一頁，它深刻地影響著后來中國乃至東亞、東南亞書法藝術(shù)的發(fā)展道路。

在唐朝時，朝廷頗為重視書法，翰林院設有侍書學士，將書法作為進身仕途的門徑之一。中央的“國學”分為六科，其一為書學科，是專門教習書法的機構(gòu)，這是效仿漢代以書取士、晉朝有書學博士這些設置的繼續(xù)。弘文館也教書法，專收五品以上的官員進行提高，由當時最為著名的書法大師歐陽詢、虞世南等人執(zhí)教。這足以見得朝廷對書法及書法教育的重視。

史籍所記載有名有姓的唐代書法家，其總數(shù)已逾千人，其中大多為京官或長期生活在京都地區(qū)的仕階層。從書法流變的大體脈絡來看，可將唐代書法分為初唐、中唐和晚唐三個時期。這三個時期的典型代表在西安碑林都有充分表現(xiàn)，現(xiàn)從以下四個方面作以介紹。

中唐時期，書法藝術(shù)向多樣化發(fā)展，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功力深厚的書法大師，也體現(xiàn)出了唐代書法的最高水平。其中以顏真卿、柳公權(quán)二人最具代表性。

顏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歷仕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官至太子太師，進爵魯郡開國公，也稱“顏魯公”。他出身于書法世家，從小就受到書法藝術(shù)的熏陶。其曾祖、祖父、父親都工篆隸，母親殷氏亦長于書法。顏真卿長期處于政治斗爭的旋渦之中，是“安史之亂”前期對抗叛軍的中堅人物之一。史載因遭宰相楊國忠排斥，他出任平原（今山東平原）太守。他洞察出安祿山要反，乃增修城池，集訓壯丁，屯糧積谷，為麻痹安祿山，整日大張旗鼓與賓客飲酒取樂。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反叛，河朔盡陷，獨平原堅守未被攻破。這時顏又聯(lián)絡四方起兵反抗，響應者十七郡，他被推為盟主，合兵30萬，迫使安祿山不敢急攻潼關(guān)。在同權(quán)臣楊國忠、元載、盧杞及叛軍安祿山、李希烈的抗爭中，剛直不阿，終于死在李希烈之手，成為忠臣義士的楷模和榜樣。他的書法初學晉王羲之和唐褚遂良、張旭等人，后突破了六朝直至盛唐時期的“二王”為宗多少帶有貴族化傾向的秀娟纖勁的書風。從而以圓轉(zhuǎn)厚重的筆法代替了方折勁巧的用筆方法，形成渾厚遒勁，豐潤奇?zhèn)ィ�大氣磅礴的藝術(shù)風格，創(chuàng)出“顏體”。顏體的間架平整端莊，四面開張，顯得豁達大度，氣勢不凡。顏書遺存較多，最為著名的有《多寶塔碑》、《麻姑仙壇記》、《顏勤禮碑》、《顏家廟碑》、《李元靖碑》、《顏氏三稿》、《爭座位帖》等。顏真卿在書法上的巨大成就和杰出貢獻，對中唐之后歷朝各代影響極大。比其稍晚的柳公權(quán)、釋懷素等人，都是初學顏書而成大名的。

柳公權(quán)：（778--865），字誠懸，京兆華原（今陜西耀縣）人，元和進士。他一生經(jīng)歷了唐朝十代帝王，歷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集賢院士等職，很得皇室的恩寵。在當時盛行樹碑立石的風氣之下，王公仕臣們以得到柳公權(quán)為先祖書寫的碑志為極大的榮耀。許多外國使節(jié)來到長安，常常專門帶了錢來購買他的墨跡，可見其書名已遠揚海外。柳公權(quán)書法初學王羲之，遍閱近代筆法，而得力歐陽詢、顏真卿。顏體書法以豐潤穩(wěn)健取勝，而柳公權(quán)在顏書開闊豐潤的基礎(chǔ)上加強了遒勁奇絕的一面，用筆挺拔，風骨崢嶸，神氣清健，盡脫陳俗，從而自成一家，世稱“顏筋柳骨”。傳世著名的碑版有《玄秘塔碑》、《神篆軍碑》、《李晟碑》等多種，甘肅敦煌石室中發(fā)現(xiàn)的初拓本《金剛金》，堪為稀世珍品。2013年又新出土的《回元觀鐘樓銘》一石（見圖），盡見柳書神采。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隋煬帝時官起居舍人，唐時歷任秘書監(jiān)、弘文館學士等。他不但書法冠絕一時，而且為人正直，性情剛烈，唐太宗稱贊他有“五絕”：“一曰博學，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謂名臣，而世南兼之。”虞世南的書法圓融遒逸，風神蕭散，自開面貌，秀麗中含筋骨。他偏工行草，而晚年正楷可與王羲之相先后。相傳他勤于學書，臥時常在被中劃腹練習，作字不擇紙筆，都能如字。傳書之作有《孔子廟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晗仁寺碑》、《論道帖》等。西安碑林現(xiàn)收藏有《孔子廟堂碑》及《淳化閣帖選》等。

歐陽詢：（557-641），字信本，潭州臨湘（今湖南長沙）人。隋時官太常博士，唐時封為太子率更令，也稱“歐陽率更”。因其子歐陽通亦通善書法，故其又稱“大歐”。歐陽詢楷書法度之嚴謹，筆力之險峻，世無所匹，被稱之為唐人楷書第一。他與虞世南俱以書法馳名初唐，并稱“歐虞”，后人以其書于平正中見險絕，最便初學，號為“歐體”。其《九成宮醴泉銘》可謂歐體楷書的登峰造極之作；《皇甫誕碑》、《溫彥博碑》、《化度寺舍利塔銘》等離開稱名于世。史書記詢初學王書，而險峻過之，其八體兼妙。西安碑林現(xiàn)藏有《皇甫誕碑》等作品。

褚遂良：（596--658或659），字登善，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時封河南郡公，世稱“褚河南”。史載此人博涉文史，尤工書法。唐太宗曾經(jīng)說：“虞世南死后，無人再與我論書法�！蔽赫鞅阃扑]褚遂良，說“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碧�宗時歷任起居郎、諫議大夫，累官至中書令。后因反對唐高宗立武則天為后，屢被貶職而死。其書處學歐陽詢等，繼學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融會漢隸。其特點是：正書豐艷，自成一家，行草婉暢多姿，變化多端。當時與歐、虞齊名，學者甚多。顏真卿亦受其影響。《唐人書評》稱褚書“字里金生，行間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眰魇辣�刻有《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伊闋佛龕記》、《孟法師碑》等。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陰（今山西萬榮西）人。舉進士，睿宗時官至中書侍郎、參加政事，為睿宗所寵信。后竇懷貞等謀害玄宗，他因預知此謀，賜死在獄中。其書法初工隸書，后于外祖魏征家見虞世南、褚遂良書跡，遂精心臨摹，深得褚遂良筆法，時稱“買褚得薛，不失其節(jié)�！睂W書法外，他還是著名畫家，他善畫人物、佛像、鳥獸、樹石，畫鶴尤為生動，時稱一絕。后人評說薛書“如風驚苑花，雪惹山柏”。在初唐，薛稷與虞、歐、褚等并稱一世，得名于“唐初四大書法家”。其碑刻有《升仙太子碑》、《信行禪師碑》等。

唐代草書

唐代的草書在繼承漢魏章草、晉代“二王”和漢代張芝等人的基礎(chǔ)上，出現(xiàn)了如張旭、懷素等一代書法大家，把書法線條的流動美和筆意變化的技藝推向草書發(fā)展的頂峰，至今罕有其匹。西安碑林收藏了他們諸多代表作品。

張旭以酒為嗜好，作書每每大醉，高呼狂叫，甚或以發(fā)濡墨，人稱“張顛”。他以王書為基底，又得法于張芝，發(fā)展了傳統(tǒng)的草書，與懷素一起，開創(chuàng)了草書的全新境界。當時人們對初諸家每有微詞，而獨對張旭無異議。唐文宗把李白的詩歌、裴[上日下文]的劍術(shù)和張旭的草書稱為“三絕”。張旭自稱其學書“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始得其神�！笨梢娝�草書的靈感源于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不是單純的在書桌上玩弄筆墨技巧。杜甫在詩中寫到：“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圣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筆如云煙�！�

另一位草書圣手懷素是釋家中人，他與張旭一樣嗜酒如命，竟一日九醉不醒。他自稱“飲酒以養(yǎng)性，草書以暢志�！逼渚浦凶鲿�，每出佳品。他和張旭有“顛張狂素”之說。懷素家貧，曾種芭蕉萬株，以葉習字，極為刻苦。他用木板寫字，竟然將板寫穿！習字用過的毛筆，堆積成冢，稱“退筆�！�。時人評論：“若驚蛇走虺，驟雨狂風。

1961年，西安碑林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西安碑林坐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學街（因清代的長安學、府學、咸寧學均設在這里而得此名）。西安碑林是我國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時間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藝術(shù)寶庫，它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點之一，也是歷代著名書法藝術(shù)珍品的薈萃之地，有著巨大的歷史和藝術(shù)價值。

從歷史價值來說，許多碑文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有的可藉以補充和訂正史書記載的遺誤，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寶貴資料。如從陜西周至縣出土，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通高353厘米，寬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國和敘利亞兩國文字記載了唐時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亞傳入我國的情況。此外，唐《中尼合文之陀羅尼經(jīng)幢》是我國唐代和尼泊爾人民友好交往的實證；《唐廣智三藏碑》記載了一個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國的經(jīng)歷和密宗傳入日本的師承關(guān)系。等等這些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珍貴資料。

《明德受紀碑》上刻有“大順”、“永昌”字樣。這是明未李自成領(lǐng)導的農(nóng)民起義的遺物，記載著當時陜西大旱，糧價昂貴，“小麥每斗二兩四錢，米每斗二兩六錢”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慘景象；清刻《張化龍碑》，頌揚了當時領(lǐng)導陜西扶風、歧山一帶農(nóng)民反抗官府的張化龍；清刻《荒負歌》等，也記錄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壓迫剝削的廣大農(nóng)民的苦難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廟碑》、《劉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從不同方面記錄了元末紅巾軍起義和清末廣大勞動人民反抗剝削壓迫和帝國主義外來侵略的事實。

碑林中還記載了諸多歷代愛國主義人物，如被譽萬世師表的孔子，統(tǒng)一中國文字的李斯，對蜀漢忠貞不渝的關(guān)羽，兩袖清風的鄭板橋，慷慨就義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虎門銷煙震驚中外的林則徐，歷代書法大師王羲之、顏真卿、于右任，以及勵精圖治的鄧廷楨，推行新法的康有為等。他們那憂國憂民，為事業(yè)堅韌不拔鍥而不舍的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

西安碑林不僅是東方石質(zhì)歷史文化的寶庫，更重要的是書法藝術(shù)的寶庫，享有“書法藝術(shù)故鄉(xiāng)”的美譽，令海外人士向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嶧山刻石，原碑為秦國丞相李斯所書。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隸書寫的，這是全國漢碑中保存比較完整，字體比較清晰的碑刻，為漢碑中的精品。“漢熹平石經(jīng)《周易》殘石”，它保存了我國最早的《周易》文句，相傳是當時著名學者、大書法家蔡邕以隸書書寫，方挺嚴整，為漢隸之典范。唐代是中國書法藝術(shù)的繁榮時期。在唐代書法藝苑中，名家輩出，時有杰作，真、草、隸、篆，百花爭妍，猶如璀璨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滅的光輝。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quán)的楷書各創(chuàng)一體，歐陽通、徐浩、史維則、懷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歐陽通書寫的《道因法師碑》，與其父歐陽詢的《皇甫誕碑》很相近，結(jié)構(gòu)嚴謹，書法險勁，是值得珍視的書法名碑；顏真卿的《顏勤禮碑》、《顏家廟碑》、《多寶塔感應碑》等，氣勢雄渾，蒼勁有力，是標準的“顏體”；柳公權(quán)的《玄秘塔碑》，筆力遒美瘦挺，勁如削竹，結(jié)構(gòu)峻整，神足韻勝，是“柳體”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懷仁和尚從晉王羲之遺留的墨跡中選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則更是膾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書家懷素的《千字文》，筆意奔放，流利灑脫，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觀圣作之碑》（瘦金體）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閣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書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還保存了大量具有藝術(shù)價值的精美圖案花紋。如唐刻《大智禪師碑》的兩側(cè)，以線刻和減地兩種手法并用的圖案作為裝飾，將蔓草、鳳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麗、活潑、美妙而有生氣；《石臺孝經(jīng)》碑頭上的浮雕卷云和獅子，碑座上線刻的精致蔓草、瑞獸等，也都表現(xiàn)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麗作風；唐刻《道因法師碑》座垢兩側(cè)，用流利的線條，刻出兩組人物，共有十多個卷發(fā)深目的異國裝束的人，牽馬攜犬，作準備出行狀，是不可多得的線刻佳作；北魏的《元暈墓志》四側(cè)，分別刻著有表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滿填流動的云彩，呈現(xiàn)出飄逸而和諧的奇特意境。它們像綠林一樣陪襯著繁花似錦的書法藝術(shù)，使碑林這座書法藝術(shù)寶庫，更加瑰麗異常。

碑林能較完整地保存，是與清代乾隆年間陜西巡撫畢沅的貢獻分不開的。宋代時，由于無人管理，珍貴的漢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磚甓，有的用于修橋，遭到人為的破壞。元代時，碑林的碑石曾兩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陜西發(fā)生8級大地震，碑林里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斷裂。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畢沅率同僚到碑林視察，只見房屋倒塌，碑石橫臥于荊榛瓦礫之間，環(huán)顧四周，滿目荒涼，這使他十分震驚和痛心。他與同僚合義，采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編目著錄，組織石刻陳列，建立管理機構(gòu)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護碑林。在他所著《關(guān)中金石記》中說：“前后堂廡，皆鼎新焉，旋于土中，搜得舊刻數(shù)十片，遂取《石經(jīng)》及宋元以前都，編排甲乙，周以欄盾。明代及近人所，則汰存其佳者，別建三楹以存置。其鎖鑰則有司掌之，設法保護，以冀垂永久。”畢沅對金石文字有濃厚興趣，整修碑林在于“庶考古者，得以觀覽也”。（《畢沅在保護關(guān)中古跡上的貢獻》，文物天地，1983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