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 - 個人簡介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舉進士。曾任定王府倉曹，奉命與李嶠、徐彥伯、徐堅、張說等編纂《三教珠英》。長安二年（702年）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歷任著作郎、左史、鳳閣舍人、秘書少監(jiān)、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兼修國史。長安三年，與李嶠、朱敬則、徐彥伯、徐堅、吳兢等撰修唐史，成《唐書》80卷。曾探究本族歷史，撰《劉氏家史》及《劉氏譜考》。神龍二年（706）與徐堅、吳兢等修成《則天實隸》。玄宗初，與譜學(xué)家柳沖等改修《氏族志》，撰成《姓族系錄》200卷。又與吳兢重修《則天實錄》30卷，撰成《中宗實錄》、《睿宗實錄》各20卷。其后又與吳兢續(xù)修《高宗實錄》，并自撰《睿宗實錄》。后被貶為安都督府別駕，死于任所。劉知幾一生專攻史學(xué)，通覽前代各史，明其利弊得失；又屢任修史之職，深感宰相大臣監(jiān)修，多所干預(yù)，不能秉筆直書，遂于景龍二年（708年）辭去史職，開始私撰《史通》，詳論史書之體例及內(nèi)容，闡述自己對史學(xué)的見解。書成于景龍四年，是中國第一部史學(xué)評論專著，對后世影響很大。

劉知幾 - 人生軌跡

好學(xué)少年，博覽史籍

其父親劉藏器在唐高宗時任侍御史。善于詞章，文史很有造詣。有三個兒子，知幾排行第三（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剛十歲出頭的劉知幾學(xué)《尚書》，由于深奧難懂，學(xué)習(xí)不專心，常常被父親責打。一天，知幾看見父親給哥哥們講《左傳》，就放下手里的《尚書》，偷偷跑去聽，聽了幾次，對《左傳》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蹲髠鳌分杏泻芏嗌鷦拥臍v史故事，像曹劌論戰(zhàn)、衛(wèi)懿公好鶴、唇亡齒寒等等，人物寫得活靈活現(xiàn)，還講明事件發(fā)生的時間、地點，比起類似文件匯編的《尚書》，顯然好懂易學(xué)。他興奮之余又想到自己功課，不禁嘆息說：“書如是，兒何怠！”這話傳到劉藏器耳朵里，就同意小兒子也學(xué)《左傳》。知幾學(xué)完《左傳》，這時剛十二歲。此后，他又學(xué)習(xí)《左傳》的注疏文字，并讀了《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史學(xué)名著，仍感到不滿足。他的志向并不在于僅僅了解一些歷史事實，而更喜好探究古今沿革狀況和歷史發(fā)展的大勢。他讀史的范圍逐步擴大，到十七歲時，已廣泛涉獵漢代以來的各種體裁的史書，包括唐朝皇帝實錄。這些書多數(shù)是借閱的，有的部帙殘缺。通過勤奮苦讀，劉知幾不但獲得了大量歷史知識，而且也對各種史書的思想觀點、敘事體例、文字特點，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

讀這些史書時，劉知幾不盲目崇拜前代史家，敢于大膽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他認為：《漢書》既然是寫西漢一代之史，就不應(yīng)有《古今人表》（班固《漢書》中的《古今人表》所收錄人物起自遠古的太昊伏羲氏，止于秦末陳勝、吳廣等，未收錄西漢人物）；謝承的《后漢書》應(yīng)該為西漢末起義軍所立的更始皇帝（劉玄）立“本紀”。當時聽到劉知幾這番議論的人，都責備他不該這般議論前輩大學(xué)者。后來他讀到了張衡、范曄的文集，發(fā)現(xiàn)他們對《漢書》、《后漢書》的批評，竟與自己的批評一樣，自己許多看法有與前人不謀而合之處。這極大增強了劉知幾在鉆研學(xué)問上的自信心。從此，劉知幾更加活躍地獨立思考，在鉆研史書過程中，一有創(chuàng)見就隨手寫成札記。日子久了，學(xué)問就越來越淵博，為后來撰寫《史通》打下了基礎(chǔ)。

以文知名，步入仕途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劉知幾考中進士，被任命為獲嘉縣（今屬河南）主簿，這時剛二十歲。有了官職之后，他面臨兩條發(fā)展道路：一是以聲名繼續(xù)詞章之學(xué)，以利于仕途發(fā)展，求名利雙收；二是重新鉆研歷代史書，但此不為時人所重，影響個人的聲望和升遷。他選擇了后者，把精力投向史學(xué)。有一段時間，他去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從官方和私家廣泛借閱史書，盡情披閱。

劉知幾雖然對史學(xué)異常執(zhí)著，但對政治也并非漠不關(guān)心。他在任獲嘉主簿期間，曾多次上書皇帝，表達革新政治的意見。當時正值武則天當政。武則天一方面嚴厲打擊長期把持政權(quán)的貴族集團，一方面不拘常規(guī)大量提拔下層地主階級成員。文章寫得好的人可以做官，普通人可以自薦當官，通過科舉考試可以做官。這樣一些有才干者可以得到破格提拔，但也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劉知幾上書請求淘汰不稱職的官員。證圣元年（695年），劉知幾再次上書，他指出：“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庇终f：“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可以看出，劉知幾的政治眼光是較敏銳的。他所指出的問題，觸及到當時政治中突出的一些弊病。

武則天見到劉知幾的幾次上書，雖然很贊賞他的直率敢言，但卻未采用。當時朝廷一方面大量任官，造成官爵泛濫；另一方面任用酷吏，致使法網(wǎng)嚴密。很多官員每天上朝前，與家人別離就像生死訣別一樣。每任命一個官員，仆役們竊竊私語：“又來了一個鬼�！辈坏绞�天一月，可能就被滿門抄斬。劉知幾深感置身官場禍福無常，于是作了一篇《思慎賦》放在案頭，警戒自己時時保持小心謹慎。這時劉知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既想奮發(fā)有為地干一番事業(yè)，又擔心成為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爭斗的犧牲品。劉知幾很不善于在官場上周旋逢迎。他性情耿直，不得上司歡心，任獲嘉縣主簿一連十九年不能升遷。

三為史臣，再入東觀

武則天圣歷二年（699年），劉知幾被調(diào)任定王府倉曹，并參加編寫大型類書《三教珠英》。原來北齊時祖珽等編有《修文殿御覽》360 卷，唐初高士廉等編有《文思博要》1200 卷。武則天認為這兩部類書還不夠完備，于是命張昌宗、李嶠、徐彥伯等二十余人編修《三教珠英》，在《文思博要》的類目之外，新增佛教、道教、親屬、姓名、方域等部。被挑選來的編修者多是天下飽學(xué)之士，這是劉知幾第一次同全國著名學(xué)者們共事。無疑，在兩年多的修書過程中，他大大開闊了眼界，他的學(xué)識也被別的學(xué)者所了解。

在《三教珠英》修成的第二年（702），四十二歲的劉知幾終于正式成為國家的一名史官，他被任命為著作佐郎兼修國史，不久又升任左史，撰寫起居注。他在晚年曾回顧說：嘗欲自班、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厘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愚俗，采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

可見，劉知幾在進入史館之前，以孔子自勉，對史學(xué)有一番宏偉抱負。劉知幾從四十二歲起，到六十一歲逝世，絕大多數(shù)時間都任史職或兼任史職，中間有幾次短時間未擔任史職，所以他晚年自稱“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東觀，是東漢時官藏圖書之處，并在此組織集體修史，因而后來成為史館的代稱。

劉知幾當史官后很快就發(fā)現(xiàn)，在史館修史很難發(fā)揮自己的創(chuàng)見，往往要遵循一些陳腐的修史格式，或者違心地去歪曲歷史真相。他在入史館的第二年奉詔和李嶠、朱敬則、徐彥伯、吳兢等編寫《唐書》，即修撰本朝紀傳體國史。領(lǐng)銜修史的武三思，是武則天的侄子，不學(xué)無術(shù)，只會爭權(quán)奪勢。由他來領(lǐng)導(dǎo)修史，怎么能寫出真實可信的歷史呢？更何況是寫和當時政局、人物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史事。史館監(jiān)修常以迂腐的見解干擾史官的寫作。如劉知幾被分配寫《李義琰傳》，根據(jù)李義琰家在魏州（今河北大名）昌樂已經(jīng)居住三代的事實，寫道：“義琰，魏州昌樂人�！边@本無可非議，但監(jiān)修一見則大笑，認為李義琰的祖先原是從隴西（今甘肅隴西）遷過來的，應(yīng)改為隴西人。知幾無可奈何，只好改寫。但后來在《史通》中說明了這件事，并指出：寫人物的家鄉(xiāng)籍貫應(yīng)依據(jù)父祖以來的實際居住地，而不應(yīng)依照先祖的發(fā)源地。他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因為追溯過遠就失去了記籍貫的意義。

劉知幾在史館參加集體編修的史書，除《唐書》成書80 卷外，還有《高宗實錄》20 卷、《中宗實錄》20 卷、《則天皇后實錄》30 卷、《睿宗實錄》20 卷。所謂實錄，按年、月、日順序記載皇帝在位時的事件。最早有南朝周興嗣編修的《梁皇帝實錄》，記載梁武帝蕭衍之事。以后也出現(xiàn)幾種皇帝實錄，但直到唐貞觀年間編《高祖實錄》、《太宗實錄》后，史官編寫在位皇帝或前朝皇帝的實錄成為定例。實錄的編寫主要根據(jù)起居注，再參考其他朝廷檔案文件。實錄記載史事較詳細具體，是編寫紀傳體正史的基礎(chǔ)。由于封建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不同派別的斗爭，使史官在編寫實錄時受到很大干擾。因為對每個人物的評價和對每件大事的記載，都可能成為官場傾軋的材料。監(jiān)修實錄的大臣和史官有時憑個人的好惡，對某些人物和史事作歪曲性描寫，實錄不實是常見現(xiàn)象。劉知幾在編寫實錄時，感到處處受牽制。

唐初官修史書、宰相監(jiān)修制度的確立，表明皇帝對修史的控制大大加強，史官要受到皇帝和監(jiān)修大臣的嚴格監(jiān)督。史館監(jiān)修往往把如何記載史事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一些才德不高但善于逢迎的人擔任了史官。劉知幾是有獨立見解的人，自然對史官所受的束縛更加敏感。

劉知幾在史館無法充分發(fā)揮才能，漸漸產(chǎn)生了脫離史館的念頭。唐中宗神龍二年（706年），中宗李顯率百官護送武則天靈柩由洛陽回長安，劉知幾請求留在洛陽，在那里閉門治學(xué)。過了三年，有人報告朝廷，說劉知幾身為史官，不為國事盡力，取樂于園林，私自著述。于是他又被石回京城。這時史館的情況更復(fù)雜了，竟同時有五個宰相監(jiān)修國史。長官多，意見又不一致。如記載某件史事，監(jiān)修楊再思說必須如實書寫。另一監(jiān)修宗楚客說應(yīng)該隱諱真情。這使劉知幾無所適從，難以下筆。這時，又有一個監(jiān)修蕭至忠?guī)状呜焸渌�編寫史書沒有成績。劉知幾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憤然寫出辭職信交給蕭至忠。信中，劉知幾尖銳批評了史館現(xiàn)存的五大弊�。�

其一，人多觀望。史官多而不精，又都妄自尊大，每記一件事、一句話，都互相觀望，遲遲不寫，所以等到頭發(fā)變白也寫不出史書。

其二，資料不足。前代是把天下各種史料匯送史官，可是如今史官只能自己采集史料，而且得不到各部門支持，困難重重。

其三，權(quán)貴干涉。史館人多嘴雜，保密很難。一個史官要是記載某人惡事，著述未完，內(nèi)容已傳遍朝野上下。因此史官畏懼權(quán)貴的干涉報復(fù)。

其四，監(jiān)修牽制。史官修史要處處秉承監(jiān)修意見，而監(jiān)修多，意見分歧，好比十羊九牧，史官無所適從。

其五，職責不明。監(jiān)修不定具體章程，史官各自分工不明，使得寫作無所遵循，遇事互相推諉，坐等時光流逝。

由于劉知幾久居史職，對史館里的弊病洞若觀火，因而所言皆擊中要害。蕭至忠見信后大為慚愧，實在無言以對，但又舍不得劉知幾這個人才，于是不批準他辭職。而其他監(jiān)修則對劉知幾的批評大為惱怒，這樣一來，劉知幾受到的排擠更加嚴重，處境愈發(fā)艱難。

劉知幾 - 編修《史通》

劉知幾在史館里郁郁不得志，滿腹才華無所寄托，他又擔心后世沒有人能夠理解自己，“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妒吠ā烦醮纬蓵�是在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年），后又作修改。他寫此書時，就有人嘲笑他愚。書成后，由于臧否了許多古今人物和史書，因而又引來各種指責。唯獨集賢院學(xué)士徐堅深知此書的價值，說：“居史職者，宜置此書于座右�！�

劉知幾的著作很多，如《劉氏家史》15 卷，《劉氏譜考》3 卷，《劉子玄集》30 卷，但最重要的而又流傳至今的，只有《史通》。

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年），劉知幾的大兒子劉貺因罪流放。劉知幾感到不平，上書辯解，惹得唐玄宗發(fā)怒，將他貶職為安州（今湖北安陸）都督府別駕。六十一歲的老人，經(jīng)不住長途跋涉，加之心情悲憤，很快就病逝了。

劉知幾的一生雖抑郁不得志，但《史通》卻為他樹立起一座永遠的豐碑。《史通》的基本宗旨是對過去的史學(xué)作出批判性的、建設(shè)性的全面總結(jié)。

劉知幾依照流派和體例，將眾多史書概括為“六家”和“二體”。所謂六家，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所謂二體，即紀傳體和編年體。由于當時二體中，紀傳體占優(yōu)勢，其編纂技術(shù)也更為復(fù)雜，所以《史通》對紀傳體的分析較多。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五篇，專門探討紀傳體各個組成部分，《論贊》、《序例》、《序傳》則兼論紀傳體與編年體共有的部分。劉知幾評析史書體例的通常方法是，先追溯該體例之淵源，然后述其流變，再歸納一個簡潔的定義，接著便用此定義去檢討相關(guān)史書的違例之處。

例如，關(guān)于世家，《史通》中的《世家》篇首先指出：“案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xù)？”以此衡量，《史記》就有毛病，因為陳勝起義稱王僅六個月就兵敗身死，子孫未嗣，封地亦無，“無世可傳，無家可宅”。因而《史記》列陳勝于世家，是“名實無準”。另外，世家之作應(yīng)區(qū)別諸侯和大夫，“家國本別”，但《史記》竟將一些大夫記入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劉知幾還認為，世家應(yīng)記“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者，而漢代的諸侯王和古代諸侯有很大不同，“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jīng)數(shù)世”，應(yīng)入列傳。而《史記》將漢代諸侯與先秦諸侯并列世家，“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

劉知幾對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等，均用類似方法評論。其優(yōu)點是嚴整了史書體例，循名責實，促進了歷史編纂技術(shù)的提高。但缺點是有時過于拘泥體例，不免有一些迂腐之見。如指責《史記》將項羽列入本紀，陳勝列入世家，既表現(xiàn)出比司馬遷濃厚的封建正統(tǒng)觀念，又未通史書變例之義。

劉知幾對于史書編寫方法的探討是相當細致的。如關(guān)于史書結(jié)構(gòu)編排，《載言》篇談到如何處置辭章、誥令、章表的問題�！稊嘞蕖菲�談到收載史事的起訖時間問題�！毒幋巍菲�談到紀、傳區(qū)分和紀元采用等問題�！镀吩濉菲�談到對史書所記人物的品評分類問題。

關(guān)于史書內(nèi)容取舍，《書事》篇談到取舍的標準，即在荀悅所說的“立典有五志”外，增加敘沿革、明罪惡、怪異三科�！度宋铩菲�談到史書應(yīng)記“惡可以懲世”，“善可以示后”之人，舍去“才非拔萃”、“行不逸群”之人。

劉知幾甚至還費了不少筆墨探討史書行文的技巧、風(fēng)格等問題�！兑蛄�(xí)》、《模擬》二篇指出，不能盲目照搬前代史家的記事方式和言辭，不要“貌同而心異”的模擬，而要“貌異而心同”的模擬。他又進一步展開論述了史書“敘事”的三個要點，即“尚簡”、“用晦”、“戒妄飾”。此外，《采撰》篇具體論述了史料的選擇和使用方法。

判斷一個史家在史學(xué)史上的地位，還要看他的史學(xué)觀及史學(xué)思想。劉知幾提出的史家“三長”論和“一家獨斷”說，無論在當時還是后世，都有不小的影響。

所謂史家“三長”，即“才”、“學(xué)”、“識”�！妒吠ā返摹逗瞬拧贰ⅰ惰b識》、《雜述》等篇，對“三長”分別有論述，但較詳細的說明還是他和禮部尚書鄭惟忠的一段對話，見于《舊唐書·劉子玄傳》。

禮部尚書鄭惟忠問：“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劉知幾回答道：“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xué)也，識也。夫有學(xué)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xué)，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梗柟斧斤，終不能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如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庇纱丝磥恚�史識，指正確的觀點、見解和秉筆直書的精神；史才，指編纂史書、敘述史事的能力；史學(xué)，指掌握豐富的史料，學(xué)問淵博。這“三長”，是對優(yōu)秀史家的標準的恰當而貼切的說明，不僅當時人覺得精辟，而且得到后世史家的公認和發(fā)揮。

劉知幾長期任職于史館，強烈感受到官修制度對史家自主性的壓制，因而提出了“一家獨斷”的主張，他在批評史館的種種弊病后，說：“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保ā侗媛殹罚┻@是當時史學(xué)領(lǐng)域里官方控制與反控制矛盾的反映，表明劉知幾不愿向史館中的惡勢力低頭的堅定信念。史館之積弊在修史中的最壞影響，莫過于“曲筆”。劉知幾對撰史中故意歪曲史實的“曲筆”現(xiàn)象給予了憤怒的批判，鮮明地提出了“直筆”論。他認為，直筆，象征一個史家的氣節(jié)，是史家最可貴的道德表現(xiàn)，“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他稱頌歷史上敢于奮筆直書的史家為“壯夫”、“烈士”，“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御；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余烈，人到于今稱之。”（《直書》）

曲筆和直書，一虛一實，一惡一善，是非既如此分明，為何世間還是多曲筆而少直書？劉知幾指出，曲筆的總根子在統(tǒng)治者身上，“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筆獲罪”（《曲筆》）。說真話要招來災(zāi)禍，說假話卻可安然無事。當然，劉知幾不可能超越階級的、時代的局限，不可能將主直反曲的觀點貫徹到底，他說：“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保ā肚�筆》）

此外，“疑古”、“惑經(jīng)”論表現(xiàn)出劉知幾史學(xué)思想上的一些進步因素。他指出：《尚書》、《春秋》雖經(jīng)孔子編定，為史書之楷模，但也不可盲目輕信。孔子修《春秋》，存在很多毛病，如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真?zhèn)尾环郑�是非不清，省略大事，保留小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劉知幾之所以“疑古”、“惑經(jīng)”，是由于他認為孔子修史態(tài)度、方法和《尚書》、《春秋》等儒家經(jīng)典存在謬誤，非加以糾正不可。這些錯誤既造成古史的混亂不實，又因書法體例不一而給后世史學(xué)帶來不良影響。由于世人多認為儒家經(jīng)典很完美，“善無不備”，會愈加以訛傳訛，所以他要大膽批評，糾正錯誤。

劉知幾 - 歷史影響

隋唐時代，史學(xué)批評進入繁榮階段。劉知幾集前代史學(xué)批評之大成，撰成近九萬字的《史通》，《史通》奠定了中國古代的歷史編纂學(xué)、史學(xué)史研究、史學(xué)批評學(xué)的基礎(chǔ)�！妒吠ā返恼Q生，標志著我國古代史學(xué)批評形成一個頗具規(guī)模的、較全面的理論系統(tǒng)，表明史家已能夠?qū)κ穼W(xué)研究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進行整體的審視。《史通》對于史學(xué)發(fā)展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后代史家無不從《史通》中受到教益，汲取營養(yǎng)。封建史家雖然多指責劉知幾“侮圣”，“離經(jīng)”，為“名教罪人”，“工訶古人，拙于用己”，“高自標榜，前無賢哲”，但是對于《史通》的成就也給予肯定。宋人黃庭堅把《史通》與《文心雕龍》視為史學(xué)、文學(xué)領(lǐng)域之雙璧，“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于后學(xué)焉。”

劉知幾的許多合理意見為后人所采納和發(fā)揮，促進了史學(xué)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如劉知幾認為，在紀傳體史書中可以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這一意見為宋代史家鄭樵所采納，鄭樵的《通志·二十略》中就有《氏族略》、《都邑略》、《草木昆蟲略》。清代考史名家錢大昕在《十駕齋養(yǎng)新錄》中舉出了《史通》啟發(fā)后人的幾個例子：“劉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歐、宋新唐，往往采其緒論。如受禪之詔策不書，代言之制誥不錄；五行災(zāi)變，不言占驗；諸臣籍貫，不取舊望；有韻之贊全刪，儷語之論都改；宰相世系，與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貢，與志土物不異。叢亭（指劉知幾）之說，一時雖未施行，后代奉為科律，誰謂著書無益哉�！眲⒅獛讓η宕�史學(xué)批評家章學(xué)誠的影響就更明顯了，章著《文史通義》對《史通》的許多觀點都有明確的繼承和發(fā)展。

劉知幾 - 詩歌一首

《儀坤廟樂章》

妙算申帷幄，神謀出廟廷。
兩階文物備，七德武功成。
校獵長楊苑，屯軍細柳營。
將軍獻凱入，歌舞溢重城。

劉知幾 - 參考資料

1.[白壽彝]中國通史

2.http://www.hudong.com/wiki/%E5%88%98%E7%9F%A5%E5%87%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