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士敦 - 簡介

莊士敦，1874年生于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原名雷金納德·弗萊明·約翰斯頓。1898年，作為一名東方見習生被派往香港。從此，莊士敦以學者兼官員的身份在華工作生活了三十四年。1919年2月，赴京，開始了“帝師”生涯。莊士敦是中國幾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師”頭銜的外國人。 莊士敦是一個漢學功力深厚、具有學者素養(yǎng)的人，他廣獵經(jīng)史子集，喜歡中國古典詩詞與飲茶之道。撰寫了大量有關中國問題的論著，如《佛教徒在中國》 、 《威海衛(wèi)獅龍共存》 、 《儒教與近代中國》等。但令其聲名大振的即是1934年出版的這本《紫禁城的黃昏》。莊士敦不僅對溥儀竭誠盡忠，也為古老的皇宮帶來了新的氣息，深受溥儀崇敬。但在大量中國文獻中，都不約而同將他寫成西方文化的代表，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鋒，甚至說莊士敦教英文是假，實際上是小朝廷與英國使館的聯(lián)絡人，是英國特務。而在英國人的眼中，莊士敦又是一個過于熱心擁抱異國文化的怪人，甚至是一個一心效忠外國主子的“英奸”。1938年，莊士敦去世，終身未娶。

莊士敦 - 人物生平

 末代皇帝宣統(tǒng)的英文老師莊士敦，字志道，取《論語》 “士志于道”之意。作為“帝師”，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 “中國通”，雖然長相上是藍眼睛、高鼻梁的洋人相，但他滿口十分流利的“京語”，平時一概穿大清朝服，行大清禮節(jié)，崇尚儒家思想。莊士敦在1894年畢業(yè)于愛丁堡大學。后進入牛津大學瑪格德琳學院學習，主修現(xiàn)代歷史、英國文學和法理學并獲學士學位。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被英政府派往香港，先后任輔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書。從此，莊士敦以學者兼官員的身份在華工作了34年。

 光緒二十七年（1901），莊士敦以 “林紹陽”的筆名在倫敦出版了《一個中國人關于基督教傳教活動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書，指責基督教會傳教士試圖改變中國社會的做法等，引起英國宗教界的猛烈抨擊，稱他為“古怪的佛教徒”。光緒三十年（1904），經(jīng)駱克哈特推薦，莊士敦被英國殖民部派往威海衛(wèi)，先后出任政府秘書、正華務司和南區(qū)行政長官等要職。他原先是信仰基督教的，到了中國后開始興趣于中國佛教。他為此閱讀了大量的佛家經(jīng)典，并遍訪中華名山寶剎，與眾高僧、法師探討研究佛教理論的玄奧和釋典的妙諦，從此不再到教堂作禮拜。他還特別愛好出外旅游，光緒二十八年7月，他先后穿越中國云南和越南，然后又到緬甸考察；三十二年（1906），他沿長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三十四年（1908），他到了五臺山、九華山、普陀山等地，主要任務是考察佛教圣地，為他研究佛教理論了解和搜集第一手基礎資料；民國二年（1913），他又一次走上了最終一站為普陀山的旅行，研究觀音文化。在此期間，他根據(jù)沿途的實地考察寫成了 《從北京到瓦城》 《佛教中國》等書，對佛教贊揚備至。莊士敦認為：“中國之安內(nèi)攘外，不在……所以又產(chǎn)生了一種說法，就是說只有中國的儒家思想與佛教思想相結合，方能彰顯中華民族文化之精髓，才是拯救世界未來的良方……”由于他兩次上普陀山禮佛，因而引起一些在中國的 “洋人”的猜疑，說他去普陀山是為日后出家當和尚做準備的，說法很多。趙毅衡在《我的老同事莊士敦》一文中提到：“……例如他早年在威海衛(wèi)去佛廟燒香，在華西方人就說他準備辭職到普陀山出家做和尚，甚至說他已經(jīng)受過戒。”（摘自《萬象》2001年9月），當然這些只是說說而已。

民國七年（1918），浙江鄞縣繞虎橋村人、1914年任國務卿的徐世昌（1855～1939年）因要出任民國大總統(tǒng)，而不能繼續(xù)為失去權力而仍保留帝號的溥儀 （1906～1967年）當老師。為適應溥儀有朝一日東山再起、重新執(zhí)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決定為溥儀挑選一位教授歐洲憲政知識和英語的老師。經(jīng)清末大臣、洋務派和淮軍首領李鴻章 （1823～1901年）的次子李經(jīng)邁（1876～1940年）推薦，徐世昌總統(tǒng)代向英國使館交涉，民國七年（1918）8月2日，莊士敦成為溥儀的 “帝師”，到民國八年（1919）2月，莊士敦處理好威海事宜赴京，正式開始了“帝師”生涯，這一年溥儀剛好14歲，而莊士敦已45歲，他被溥儀稱為“蘇格蘭老夫子”。莊士敦是中國幾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師”頭銜的外國人，英國政府在其離開威海前，授予他“高級英帝國勛爵士”勛章。溥儀賜他頭品頂戴，“御書房行走”等職。民國十九年（1930）10月1日，莊士敦代表英國政府參加了威海衛(wèi)歸還儀式后卸任回國。民國二十三年（1934）出版了《儒家與近代中國》。他還撰寫了《佛教中國》、《獅龍共存威海衛(wèi)》、《紫禁城的黃昏》等有關中國的著述。從1931年到1937年，他在東方學院任漢學教授，還曾當過當代中國文學大師錢鐘書的老師。

他無微不至地關心溥儀，向他介紹西方文明，使溥儀大開眼界，因此，他對溥儀的一生影響頗大。同時，他也是清室的保護人，他贊成復辟大清。溥儀曾賜他頭品頂戴，御書房行走等職。

溥儀被逐出宮時，他曾通過英國使館向民國政府施加壓力。溥儀去天津后，莊士敦到威海衛(wèi)當專員�；貒�后他接受了爵士爵位，任倫敦大學的漢學教授兼外交顧問。

九·一八事變后，他代表英國外交部來中國辦理歸還威海衛(wèi)等遺留問題時，順便又到天津去看過溥儀，對溥儀的前途深抱希望，并請溥儀給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寫了一百多字的序言。1935年溥儀在長春時他也曾去看望過，  莊士敦一生僅在亞洲時間就有二十多年，他到過中國內(nèi)地各省份，游遍了名山大川和名勝古跡。同時，他也通曉中國歷史，熟悉中國各地的民俗和風土人情，對中國的儒家、老莊等哲學思想也有研究。溥儀對莊士敦也非常友好和尊重。

莊士敦一生未婚，老年用其著作的版稅，在蘇格蘭買了一個小島，并升起了滿洲國的國旗，在其住所辦了一個陳列館，陳列著溥儀賞賜給他的朝服、頂戴及飾物等。1938年3月6日逝世。享年64歲。 

其著作還有《威海衛(wèi)獅龍共存》 《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yè)評議》 《佛教徒的中國》 《儒教和近代中國》 《中國戲劇》等。

莊士敦 - 人物評價

莊士敦(ReginaldFlemjngJohnston)，英國人，先后畢業(yè)于愛丁堡大學、牛津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他在中國生活三十多年，走遍中國二十多個省。是近代來華的外國人中最富于傳奇色彩的，而其傳奇經(jīng)歷中最神秘的部分，莫過于擔任溥儀英文教師的那5年。他的學生、溥儀的“伴讀”溥佳在1964年的文章里這樣回憶莊士敦：“他在牛津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專門研究東方古典文學和歷史……到中國以后又讀了不少佛家釋典，感到東方的佛教理論要比基督教的圣經(jīng)不知高深多少倍，從此對基督教非常鄙視，也不到教堂做禮拜了。他寫過一本書，名為《大地眾生成佛》 ；還和英國一個神甫經(jīng)常通信，用佛教理論來駁斥圣經(jīng)……莊士敦對中國封建官僚的派頭極為欣賞。他在家里或是拜訪王公舊臣時，總愿意人家稱他‘莊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著‘莊士敦’，下面還印上‘志道’。這是他的別號，非常喜歡人家稱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陳寶琛、朱益藩以及王公舊臣見面，也總愛學中國官場的樣子，拱手為禮。”莊士敦努力向溥儀傳授西方先進思想，甚至把《新青年》這樣的激進刊物帶到宮里給溥儀開闊眼界。這使溥儀越來越不滿于祖上的陳規(guī)陋習，并在紫禁城里面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很多年后，溥儀在回憶錄《我的前半生》里承認，莊士敦已經(jīng)成為他靈魂中的重要部分。

莊士敦努力傳播西方文化，而他自己卻被中國文化同化了。他穿著長袍馬褂，頭上是二品花翎頂戴，像前清遺老一樣邁方步。見人時拱手作揖。他還參與了溥儀復辟帝制的活動，并與當時中國的革命派針鋒相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他與辜鴻銘頗為相似，兩人都受過西方文化的洗禮，也都過猶不及地袒護中國的傳統(tǒng)，比如帝制。
1931年，莊士敦回到了闊別已久的英國，在倫敦大學任中文教授，兼任倫敦東方語言學校遠東語言文化部主任。錢鐘書先生留學英國時，就曾受過他的指導。

莊士敦忘不了自己在中國的三十多年。他以中國人的名義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做《一個中國人對于在華教會人士的意見》 ，得罪了英美教士，很不為當時輿論所容。憂傷的莊士敦更感孤獨，就用《紫禁城的黃昏》所得的稿費買了一個小島，在島上掛起了偽滿洲國的國旗，懷念他的“皇上”。每逢年節(jié)。他就穿起清朝的服裝，邀請親友到島上相聚。如此數(shù)年，從未放棄。1938年去世，終身未娶。

《紫禁城的黃昏》這本書，是莊士敦心血的結晶。作為晚清和民國的親歷者，他的敘述真實、生動、鮮活；作為帝制的擁護者、英國政府的官員，他對某些問題的看法有失偏頗。有時候甚至無視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感情。比如說。他對“滿蒙帝國”的推崇、對于日本人的偏袒、對于馮玉祥的敵視、對于偽滿洲國的認同，都體現(xiàn)了他的狹隘之處。

莊士敦 - 相關資料

莊士敦（R.F／JOHNSTON）是威海衛(wèi)最末一任長官，在威海衛(wèi)的時間長達16年，是威海衛(wèi)近代殖民史上繼首任文職行政長官駱克哈特之后又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莊士敦1874年畢業(yè)于愛丁堡大學。之后，考入牛津大學瑪格德琳學院，主修現(xiàn)代歷史、英國文學和法理學并獲學士學位。1898年他經(jīng)過激烈角逐考入英國殖民部。同年便被作為一名東方見習生派往香港。由于其優(yōu)秀的漢語水平，莊士敦在港英政府中不斷升遷，先后任輔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書。1904年經(jīng)駱克哈特力薦，莊士敦被殖民部派往威海衛(wèi)，先后任政府秘書、正華務司和南區(qū)行政長官等要職。

莊士敦天資聰穎，在校期間就一直是學業(yè)出眾的優(yōu)等生。1901年通過自學獲得牛津大學歷史碩士學位。同時莊士敦還具有相當深厚的東方學研究功底，對中國的政治、歷史和風土人情極為稔熟，對儒、道、墨、釋和天方地理、唐詩宋詞也有相當?shù)难芯�。也正是因為與駱克哈特有著這一共同的愛好，才使得二人成為終生好友。來華之后，莊士敦的足跡曾遍及內(nèi)地各省、名山大川、名勝古跡，在游歷的同時認真觀察、切身體會當?shù)氐娘L土習俗、社情民意，并寫出了大量關于中國的各種著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學術研究價值。

莊士敦特別崇尚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幾乎達到了癡迷的地步。來華后，莊士敦不僅為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字莊士敦，而且按照中國的傳統(tǒng)為自己加了一字“志道”。該字取《論語》 “士志于道”，即要做基本價值的維護者之意。莊士敦也的確努力在做到這一點，并做出許多被西方人視為驚世駭俗之舉。在莊士敦的著述中，絕少出現(xiàn)同時期西方人眼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對中國人歧視意味和陰暗色調(diào)，更多的則是為中國的傳統(tǒng)進行辯護。在莊士敦的眼里，“不僅在中國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竟然存在著如此眾多的真正值得欽慕和保存的東西。”莊士敦認為：“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處在各自社會發(fā)展的試驗階段，因此不管對哪個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強加給另一方是不明智的，同樣，快速地放棄自己獨有的理想則是危險的�！睘榇�，他不僅反對洋商們急欲把中國進行社會和經(jīng)濟改革的企圖，而且尖銳地抨擊西方教會在華的傳教行為。因為莊士敦認為中國具有以儒教為代表的最好宗教，西方傳教士在華的行動純屬多余。同時，莊士敦也激烈反對中國出現(xiàn)的各種激進思潮，反對任何激進式的革命。莊士敦認為中國人如果完全摧毀了自己數(shù)千年的傳統(tǒng)，就可能同時毀掉一切在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起良好作用的事物。在莊士敦看來，儒家思想絕不應受到攻擊，因為它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礎，是惟一可以把中國人聯(lián)為一體的紐帶。莊士敦描述道：“如果在漫長的改革過程中，中國逐漸輕視并放棄她幾千年來所賴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學、道德觀念和社會體制全盤西化，則她的確會變得富有、進步與強大，甚至會成為世界之霸，但她也會因此而丟掉更多優(yōu)秀而偉大的品質、她的幸福來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強的東西都將一去不復返，代之而起的將是成千上萬個村莊派出所！”

正因為有如此認識，莊士敦來到威海時，對威海的環(huán)境感到相當振奮，因為“20世紀初的威海衛(wèi)數(shù)十年來，甚至數(shù)世紀來，幾乎未發(fā)生任何變化”，在許多方面“堪稱中國的縮影”。很顯然，在莊士敦看來，威海衛(wèi)是實現(xiàn)政治、社會理念的理想之地，莊士敦要在這里為“儒家思想的生命作最后一搏�！痹诎讣�審理過程中，莊士敦認為記住法律條文對于法官而言并不重要，因為中國人向來不大以法律為準繩，風俗習慣和道德價值觀念才是莊士敦們的法律。倘若嚴格以法律條文來審案，不僅不利于查清案情，而且會導致不公正。事實上，莊士敦所建立的司法體制，與中國傳統(tǒng)的體制幾乎沒什么兩樣，不過是掛了英國的牌子而已。莊士敦親自擬定的總董制推行方案和行政區(qū)劃分方案，理順了當局與農(nóng)村基層的關系以及行政和司法之間的關系。莊士敦在工作中努力以中國傳統(tǒng)的“士”的標準來規(guī)范約束自己的言行，刻意樹立一個“父母官”的形象。莊士敦認為無論是掌握實情還是增進當局與界民的感情出發(fā)，地方官員都不應該僅滿足于呆在辦公室里閱文批示，而應當將主要精力放在到基層的實地調(diào)查中去。為此，莊士敦經(jīng)常獨來獨往地去租借地巡游，走村串戶，調(diào)查社情民意，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村里，莊士敦能用流利的威海方言與百姓交流，家長里短、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民間傳說、趣聞笑話、諺語兒歌無所不談。莊士敦非常反對其同僚輕視小民要求的言行，莊士敦認為從當局的利益來看這或許算不了什么，但對于百姓而言卻非常重要。在施政過程中，莊士敦更多地是用中國傳統(tǒng)說教的方式，用孔孟之道說化人們的道德意識，約束百姓的行為。即使易遭攻擊的征新稅這樣的重大政策實施，也多是先主動極力征求各界的意見。正是憑著深厚的西學素養(yǎng)和對儒家學說的深入探究，莊士敦很快就融入到威海社會當中，為各界人士所接受。甚至連夫妻不和、婆媳不睦、鄰里糾紛之類的瑣事都要請“莊大人”去說道說道。在1904年莊士敦上任的當年，境內(nèi)商紳就為其贈送卷軸，譽為“父母官”。1930年莊士敦從威海衛(wèi)行政長官任上卸職回國時，商紳們按中國“君子之交”傳說又為其奉上一只盛滿清水的潔白瓷碗，喻其為官清廉，品行高潔，與之交往，清澈見底。

在司法方面，剛開始訴狀是交給地方法官的職員。后來發(fā)現(xiàn)職員中有受賄索取現(xiàn)象時，便取消了這種作法。此后，不論是在地方法官住處還是在法庭，所有訴狀都由被告親自交給地方法官。為了鼓勵那些“不敢公開上訴或不敢控告本村某些頗有影響力的人或家族”的冤屈者向法庭合理上訴，莊士敦還在南區(qū)法庭附近路邊上設置了上了鎖的訴狀箱。盡管投訴的內(nèi)容中有些是為泄私憤而制造的莫須有的罪名，但莊士敦仍覺訴狀箱非常有用：“本箱內(nèi)存物由我親自檢查，幾乎每天都有各類訴狀投進去……從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大量信件具有重要價值，有些訴狀便于法庭在審理中甄別真假，……即便訴狀箱不能發(fā)揮任何別的作用，在明了當?shù)厝藗儌�性、特點方面也是很有用的�！�

1905年莊士敦根據(jù)農(nóng)村現(xiàn)狀提出一個總董計劃：即全區(qū)300多個村莊被劃分成26年小區(qū)，每個小區(qū)增設總董一名；同時還將26年小區(qū)分成南北兩個行政區(qū)，區(qū)長官公署設在溫泉湯；北區(qū)轄9個小區(qū)，外加劉公島，由政府秘書兼任地區(qū)行政長官�？偠�由華務司從小區(qū)內(nèi)的村董中選撥并由行政長官委任，后期則改由小區(qū)村董集體投標選舉產(chǎn)生。其職責主要是傳達政令、收繳捐稅、發(fā)放契約狀紙、維持各區(qū)治安并調(diào)解民事糾紛，同時就農(nóng)村管理向殖民政府提供政策上的建議和咨詢意見，從而輔助政府決策，執(zhí)行行政事務，起到上情下達、下情上報的作用。

基于對儒學的較深研究，駱克哈特和莊士敦等人深知孔子在中國士紳階層的份量的影響，因此在其首次山東之行中，均報著強烈的政治目的拜謁孔府，成為第76代衍圣公孔令貽在孔府接待的首批外國人。此舉在山東上層人士中博得極大的好感。有關威海衛(wèi)對外關系、招募華工、開采礦產(chǎn)等重大涉外事務均得到山東各級地方政府的積極配合，其影響甚至達到了左右地方官吏任免的地步。

莊士敦的言行得到許多中國人好感，但莊士敦卻被英國人尤其是殖民部視為保守主義者和儒家信徒，甚至被稱為是“一個愿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鼻f士敦對傳教的立場，至今還在遭受著西方宗教界的抨擊。在威海任職期間，莊士敦的特立獨行，時常遭同僚忌恨，除了駱克哈特，莊士敦幾乎沒有其它傾訴對象。1905年日俄戰(zhàn)爭結束后，莊士敦當即提議應將威海衛(wèi)歸還中國，否則就應該與清廷重簽租約，不然的話英國繼續(xù)呆在威海衛(wèi)是違反其國際義務的，最終必將損害到英國的利益。正如后來所見，莊士敦的建議未被采納，而且，英國政府隨后又做出了一個限制外商在威投資的公開聲明。莊士敦頓生去意，認為威海衛(wèi)已無用武之地，繼續(xù)呆下去必定要同威海衛(wèi)一道沉淪下去。而自己才剛過而立之年。為此，莊士敦數(shù)度謀求調(diào)離，甚至達到了“無時無刻不想離開威海衛(wèi)”的程度。但因得不到殖民部的允準，始終未能如愿。

莊士敦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盡管公務繁忙，莊士敦仍然擠出時間繼續(xù)他的漢學研究。莊士敦視封閉保守的威海為研究中國社會的最好素材，為防止威海衛(wèi)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在西方的影響和中國革命的推動下發(fā)生變革，也為了使英國人更多地了解這個被譏之為“大英帝國的灰姑娘”的地方，莊士敦決定通過寫作將威海的一切生活畫面記錄下來。為此，莊士敦在威海四處巡游、體察民俗風情，直接從百姓手中收集寫作素材，查閱威海史志資料，并于1910年出版了《華北的獅子和龍－－威海衛(wèi)》 （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威海衛(wèi)》 ）。

莊士敦做起事來總想有根有據(jù)。

來威海要求政治避難的人很多，其中有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被國民黨政府列入北洋余孽的蔡廷干。莊士敦都予以照顧。但沒有接受徐世昌和溥儀的避難請求。莊士敦在給殖民政府的信中說：“我認為那樣做會給英國政府很為難，尤其是這位前皇帝的眾多新朋和隨從中，不少人一直希望能夠利用他來實現(xiàn)政治上和金錢上的野心，這些野心和陰謀就有可能使威海衛(wèi)成為一個大的陰謀中心。”

關于威海衛(wèi)的教育情況，1929年11月莊士敦在給英國駐華公使的信中曾做過這樣的描述：“由于資金短缺，本政府迄今為止除了對政府學校（皇仁學校）進行了一定限度的扶持外，確實沒做什么要緊的工作。比如對教育課本進行指導，推行任何明確的教育體制，或改善、發(fā)展農(nóng)村中的大量私立學校等。我們沒有設置學校督查或教育局長，尤其是農(nóng)村學校仍在使用他們那套陳舊的教學方法、過時的課程安排，毫無效率可言。這一切的確是英國管理的失譽之處。因此，威海衛(wèi)的教育系統(tǒng)，或者說威海衛(wèi)缺少一整套教育體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使我們遭到更多的指責。如果中國教育當局要求我們解釋對威海衛(wèi)兒童進行現(xiàn)代化教育采取了哪些具體措施，則對于我們來說要想作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復是非常困難的�！�

長期擔任威海衛(wèi)要職的莊士敦本身就是一個著名的反傳教人士。莊士敦認為儒學是中國人的根，是中國人獨有的宗教，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中國可能沒有佛教、道教，但是不能沒有儒教。而任職時間最長的的行政長官駱克哈特的思想與莊士敦幾乎同出一轍，是莊士敦的堅定支持者。

在英國人看來，“從整體上講，這里人未受教育。但莊士敦們，尤其是農(nóng)民，對外國人非常友好和客氣，與南方人的粗魯喧鬧明顯不同。他們性子慢，不會冒犯人。一般來說，其道德水準完全和蘇格蘭大部分農(nóng)業(yè)地區(qū)的人一樣，尊重傳統(tǒng)、尊老愛幼�！瘪樋斯�特就對他們僅僅不到20個人的官員隊伍就能管住如此眾多的威海人感到很滿意。莊士敦在給殖民部的報告中寫道，“在管理過程中，這里的華人并不像某些對中國一無所知的人所描繪的那樣難以管理，……中國人像其他人一樣存在缺點，但也有其優(yōu)秀之處，那些批評者們往往視而不見。從管理的角度講，中國人是好統(tǒng)治的，因為他們信奉家族權力，他們的主要愿望就是管好自己的家庭，作為一條不成文的規(guī)矩，他要持重、有序、對父母子女和善，他們節(jié)儉、勤勞、和安分。當這些優(yōu)點占主導地位時，你會驚奇地發(fā)現(xiàn)中國人又比那些蔑視或批評他們的人都要優(yōu)秀�！睂τ谶@種現(xiàn)象莊士敦繼續(xù)分析道：“威海人情愿接受英國統(tǒng)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模糊地認為，我們是遵從中國政府的要求和良好心意才來到威海的，某種程度上是在執(zhí)行中國皇帝陛下的莊嚴愿望。他們?nèi)匀环Q我們?yōu)檠笕�，視中國為大國。即使在那些不愿看到我們離去的人中，也根本沒有半點對英國統(tǒng)治的忠誠感情。他們認為，自己的皇帝由于某些不為人知的理由，暫時委托某些英國官員管理威海衛(wèi)，而且無疑在適當?shù)臅r候，皇帝會取消這種安排。因此，如果英國人膽敢勸說他們，即便是皇上不愿意，也不能使外國人馬上離開，那必將會遭到他們的憤然駁斥�？傊�，威海人之所以默認英國統(tǒng)治，是因為他們的上司－－山東巡撫，已經(jīng)表示默認。但是如果中英之間出現(xiàn)外交糾紛，巡撫直接或間接下令，不再尊重威海地區(qū)的英國人，則幾天或幾周的時間就會在租借地居民中引發(fā)一種驚人的反抗外國勢力的情緒�！�

對于威海人民的生活，莊士敦寫道：“如果不發(fā)生官司或家庭糾紛，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寧靜幸福的。他們有一個良好的氣候環(huán)境。同時他們良好的體格和精神狀態(tài)也證明他們的日常生活還是不錯的，在收獲的季節(jié)里，大人和孩子都在田里忙碌著，在長長的冬夜里，他們圍坐炕上以便取暖，白天他們就出去撿柴火，或站在他們的界溝里看從愛德華港出來的奔跑的他們祖先土地上的英格蘭馬。每周三次他們用驢子馱著貨物到威海市場上去賣，婦女們則在家縫補閑聊。
當然，由于許多理想抱負得不到英國政府的支持，莊士敦始終沒有放棄離開威海衛(wèi)的努力。甚至想到了棄政從文。但好運似乎總是與莊士敦作對，莊士敦謀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香港大學漢學教授的職位都沒能成功。然而到了1918年，機遇終于來了。這年8月底，莊士敦象通常一樣離開威海到內(nèi)地旅行。10月底莊士敦來到了上海。

1918年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國大總統(tǒng)而不能繼續(xù)為失去權力而仍保留帝號的溥儀當老師。為適應溥儀有朝一日重新執(zhí)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決定為溥儀挑選一位教授歐洲憲政知識的老師。物色人選的任務交給了李經(jīng)邁。

李經(jīng)邁是李鴻章的次子，曾在清廷擔任不同要職，出使過奧地利，并隨載濤貝勒前往日本、歐美考察過軍事。辛亥革命后，李經(jīng)邁來威避難，其間與莊士敦交往甚密，對莊士敦的為人和才華贊賞有加。在他看來，由莊士敦出任帝師是最佳選擇。兩人在上海偶然相遇后，李經(jīng)邁立即約見莊士敦商談此事。給溥儀當老師這對于莊士敦來講，是想都不敢想的，莊士敦為之欣喜若狂，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李經(jīng)邁的邀請。經(jīng)徐世昌與英國公使館交涉后，1919年2月，莊士敦離威赴京，開始了其帝師生涯。正是這一轉變，使莊士敦邁上了人生的又一個臺階，進了常人難以接近、充滿神秘感的帝王生活，成為近代惟一一位在紫禁城中生活過、也是中國幾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具有帝師頭銜的外國人，并因此而名聞天下。英國政府至此似乎也發(fā)現(xiàn)了莊士敦的價值，在其離威前，授予“高級英帝國勛爵士”勛章（CBE）。

1927年，莊士敦重回威海衛(wèi)出任行政長官。但這一次，莊士敦盡管明知“此次上任并非是鋪滿玫瑰的坦途”，莊士敦卻發(fā)現(xiàn)自己居然“已經(jīng)愛上了這里的一切”，“有一種回家的感覺”。莊士敦甚至因此幻想延遲歸還威海衛(wèi)，并向殖民部提出許多方案。但威海衛(wèi)回歸已是大勢所趨，莊士敦的打算無異于癡人說夢。1930年10月1日，莊士敦代表英國政府參加威海衛(wèi)歸還儀式后卸任回國，給威海人留下了一句非常自負的話：“我堅信你們會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強的領導人，但絕不會遇到像我那樣對威海衛(wèi)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領導人�！�

1930年10月1日，上午11時45分，（英）威海衛(wèi)長官莊士敦乘船離威，結束了英國對威海32年的殖民統(tǒng)治。

英國人建立的殖民政府幾乎完全是一個漢化的政府。讓威海人在舊的生產(chǎn)方式上生活下去是英國的最好選擇，莊士敦相當成功地用中國人的統(tǒng)治手段去管理威海衛(wèi)，在他們的保護下，直到三十年代，威海人的思想行為與上個世紀并無兩樣。

莊士敦回國后，經(jīng)駱克哈特等人推薦擔任倫敦大學中文教授并兼任外交部顧問。盡管人在英國，但是中國仍是莊士敦最關心的，尤其是溥儀。對于溥儀痛苦而艱辛的經(jīng)歷，莊士敦始終滿懷同情。1934年莊士敦寫成了《紫禁城的黃昏》一書，記述了滿清盤踞紫禁城200多年后的黃昏時期－－從民國成立到1924年溥儀出宮這段時期的變故、沒落的真實情形，引起轟動。莊士敦在書中寫道：“謹以此書獻給溥儀皇帝陛下，最真誠地希望溥儀皇帝陛下及其在長城內(nèi)外的人民，經(jīng)過這個黃昏和長夜之后，正在迎來一個新的更為幸福的時代曙光�！�1935年，莊士敦最后一次來中國，并到長春造訪了溥儀，但對溥儀的留任邀請婉言相拒。

晚年的莊士敦在愛丁堡購買了一座愛倫島，給其島的居室分別起了松竹廳、威海衛(wèi)廳和皇帝廳等名字，整日把玩溥儀所賜之物，無心世事。1938年，莊士敦在對中國往事的無盡思念中走到了生命的終點，時年6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