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莫利茲·阿爾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弗朗茲·費多爾·馮·博克（德語：Moritz Albrecht Friedrich Franz Fedor von Bock[1]，1880年12月3日－1945年5月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德國陸軍元帥。博克曾在一戰(zhàn)中因表現優(yōu)異而獲得了功績勛章，并在戰(zhàn)后成為魏瑪防衛(wèi)軍限額的四千名軍官一員。在約二十年的戰(zhàn)間期間，博克的軍事地位逐漸高升，1937年時他成為了德軍中資歷僅次于威爾納·馮·弗里奇與格特·馮·倫德斯特的第三號人物[2]。二戰(zhàn)爆發(fā)后，博克先于1939年入侵波蘭的行動中指揮北方集團軍群；1940年，博克再于西線攻勢中指揮B集團軍群；1941年，博克再度擔任中央集團軍群司令，為入侵蘇聯(lián)的作戰(zhàn)——“巴巴羅薩行動”的主力。

在蘇德戰(zhàn)爭爆發(fā)初期，博克指揮中央集團軍群完成了數個重大的包圍與殲滅會戰(zhàn)，俘虜與擊潰超過百萬名蘇軍，但到了1941年9月，中央集團軍群在博克的反對下被抽調裝甲部隊至其他戰(zhàn)線，延遲了對蘇聯(lián)首都莫斯科的攻擊時間，使蘇軍得以組織、集結部隊和設置防線，當地的冬季亦到來，而德軍莫斯科前線部隊并未獲得冬季裝備，攻擊力度盡失。不久，蘇軍自遠東調來的生力軍發(fā)動反攻，德軍節(jié)節(jié)敗退，而主張盡快撤退的博克則被阿道夫·希特勒解職，征服莫斯科失敗的“臺風行動”也成為了前者最為有名的指揮事例。

1942年初，博克再度出任南方集團軍群總司令，后又為B集團軍群司令，指揮藍色行動，但到了7月13日，博克因部隊進展過慢，引起希特勒不滿而被免職，從此便再未獲啟用。在戰(zhàn)爭最后幾天的1945年5月3日，博克與其妻子和女兒于乘車前往漢堡的路上被英國的戰(zhàn)斗轟炸機掃射，乘客全數身受重傷，博克本人則在隔天于歐登堡的醫(yī)院中去世，他也因此成為了納粹德國唯一一位被盟軍擊斃的元帥。

博克出生于勃蘭登堡省的庫斯春，該地是一個古老的城堡，位于柏林東方的奧德河畔[3]。博克的家庭是一個普魯士新教貴族，有著可追溯到條頓武士時代的古老軍事傳統(tǒng)。博克的曾祖父曾在腓特烈大帝的軍隊中服役[4]，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博克（Friedrich Wilhelm Bock，1780年5月25日u20131838年2月1日）則是普魯士軍駐耶拿的少校，曾擔任駐馬德堡的軍隊副司令職務[5]，妻子為阿爾貝丁·馮·豪登查米（Albertine von Hautcharmoy，1800年6月16日u20131876年1月11日）[5]。父親卡爾·莫利茲·馮·博克（Karl Moritz von Bock，1828年1月15日u20131897年4月16日）是普法戰(zhàn)爭時的一位軍官，后被晉升為少將，并曾任托爾高的指揮官[5]�？�爾曾在圣昆丁戰(zhàn)役中指揮第44步兵團，后在身受重傷的情況下繼續(xù)指揮，使第44步兵團最終得以于法耶一地重挫法軍[6]。因卡爾對普軍的勝利有功，受集團軍司令奧古斯都·卡爾·馮·哥埃本（August Karl von Goeben）推薦獲頒功績勛章，但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決定以加封頭銜代替獎勵[5]，因此在1873年1月19日，卡爾被加封為貴族[6]。

博克的母親為奧爾加·海涅·福朗西斯卡·馮·法金漢（Olga Helene Fransziska Freifrau von Falkenhayn，1851年3月4日u20131919年12月14日），她是俄羅斯和德國出身的貴族，具有女爵頭銜[7]，同時也是未來德國參謀總長—埃里希·馮·法金漢的姊姊[5]�？�爾與歐爾卡于1873年10月19日結婚，育有兩個兒子—博克與他的兄長費多爾·法朗茲·卡爾（Fedor Franz Karl，1876年2月6日u20131943年12月3日）[8]，由于博克的家族與俄羅斯貴族關系密切，因此依照傳統(tǒng)地被賦予了俄羅斯名字—“費多爾”（德語：Fedor、俄語：Фёдор）[9]。日后博克之兄成了德軍第3集團軍的參謀將軍，并與博克一樣，獲得了功績勛章

在博克出生前10年，德意志帝國完成了統(tǒng)一，當時國內軍國主義相當興盛，故博克在8歲的時候就被送到柏林大光野（Groß-Lichterfelde）的普魯士軍官軍校（Preußische Hauptkadettenanstalt）就讀，與后來德軍將領君特·馮·克魯格與武裝黨衛(wèi)隊將軍保羅·豪塞爾為同班同學[10]，由于博克親切的性格，同學們都以“小博克”（Böckchen）稱呼他[5]。博克的課業(yè)成績相當突出，包括現代語言、數學和歷史都相當優(yōu)異，并能說流利的俄語、法語與英語[11]。由于家庭與學校的影響，忠于國家和以軍職奉獻一生的思想深深穩(wěn)固在博克心里，這在往后二戰(zhàn)其指揮風格中不時地顯現出來[11]。博克于1897年成為了駐坡茲坦帝國步兵警團候補軍官[12]，1898年3月15日起正式任官[13]，階級少尉[12]，于駐柏林斯潘道的第5徒步近衛(wèi)團中服役[13][14]。博克的軍事教育平順，于1903年10月1日時進入了軍事高級中學；1904年3月1日起成為了軍務的輔助指導官；同年7月12日起，博克成為了第5徒步近衛(wèi)團第1營的行政參謀官[13]。1905年，博克與年輕的普魯士貴族瑪莉·馮·萊欣貝可勒爾（Mally von Reichenbach）結婚，并在波茲坦駐軍處舉行傳統(tǒng)的軍事婚禮[15]，兩年后，他們有了一個女兒[16]，但1910年博克的妻子即因病而逝[17]。

1906年1月28日，博克晉升為團上行政參謀官[13]，后進入了柏林普魯士戰(zhàn)爭學院（Preußische Kriegsakademie）就讀[18]。博克也在這時期加入了“陸軍愛國聯(lián)盟”，與日后在二戰(zhàn)擔任要職的德國軍官—弗朗茲·哈爾德、瓦爾特·馮·布勞希奇和格特·馮·倫德斯特結識[17][14][4]。1908年9月10日，博克晉升中尉。1910年至1912年，博克并未繼續(xù)就讀戰(zhàn)爭學院，反被派往總參謀部進行參謀業(yè)務的培訓[14]。1912年3月22日，博克晉升上尉[14]。1913年10月1日起，博克轉調至近衛(wèi)軍總參謀部的軍需處（Ib）服務[13]。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時，隸屬于巴伐利亞皇儲魯普雷希特的第6集團軍，同年5月又調至第11集團軍參謀處[13]。但另有資料指出博克在此時期任職為近衛(wèi)軍參謀部的代理作戰(zhàn)處長（近衛(wèi)軍隸屬于第2集團軍），之后于1915年1月26日晉升為近衛(wèi)軍作戰(zhàn)處長[13]。

在各部服役期間，博克曾參與過那慕爾、圣昆丁、伊普爾等地的作戰(zhàn)制定[14]。然而由于博克對參謀工作感到厭煩，同時也想要前線指揮的資歷[19]，因此他謁見魯普雷希特，表示欲另調他職并獲準，博克因而成為了第4徒步近衛(wèi)步兵團下的一個營長，而此調任時間點各方資料不一，有的寫為1916年1月28日[13][20]，也有表示1917年者[17][9]。1916年12月30日，博克晉升少校[13]。

博克曾參與過索姆河戰(zhàn)役和康布雷戰(zhàn)役[17][19]，他的單位傷亡慘重，康布雷戰(zhàn)役令他損失70％的人員[21]，因此他的營還被戲稱作“自殺營”[9]。之后，博克轉調到南德的后備部隊——第200步兵師，擔任參謀[19]（有資料指出博克于1916年8月6日轉調到第200步兵師[13][20]，但當時康布雷戰(zhàn)役并未開始，與上述資料有所矛盾），博克在第200步兵師中幾乎受到全部參謀軍官的厭惡[19]。1917年4月11日至，博克轉任皇太子威廉指揮的“德國皇太子集團軍群”（Heeresgruppe Deutscher Kronprinz）參謀部擔任軍需處長，同年7月27日起則任集團軍群作戰(zhàn)處長[13]。在此期間，博克與威廉培養(yǎng)出了深切的友誼，后者曾在回憶錄《我的德國戰(zhàn)斗英雄之回憶》（Meine Erinnerung aus Deutschlands Heldenkampf）中如此描述博克：“憑著無窮無盡的精力，即使在最艱困和最嚴苛的情勢下，這位天賦異稟的軍官對我和我參謀長的支援從未動搖過。[22]”

1918年4月，博克因索姆河和康布雷的英勇表現而獲得了德國軍事獎勵中級別最高的勛章——功績勛章[19]。在德國停戰(zhàn)之前2天，博克曾晉見人在比利時斯帕的德皇威廉二世，他請求德皇返回柏林并下令基爾的叛軍，但并未成功[16]。在德國政府投降、國內暴動的時候，博克指揮軍隊協(xié)助鎮(zhèn)壓左翼份子的行動，雖然他對右翼勢力企圖恢復君主制國家的“卡普政變”感到同情，但也拒絕加入[22]，他也對在這段期間內誕生的魏瑪共和國強烈的蔑視。

一次大戰(zhàn)結束、魏瑪防衛(wèi)軍成立后，博克成為《凡爾賽條約》規(guī)定德軍10萬兵力的人員之一，在共和政府成立前四年，博克一直關注著東疆可能來自波蘭的攻擊[16]。1920年12月18日，博克晉升中校。1922年，魏瑪政府與新生的蘇聯(lián)簽訂了《拉帕洛合約》，兩國外交關系正常化，雙方也急需重整軍事力量，博克與庫爾特·馮·施萊謝爾、尤根·奧特（Eugen Ott）、庫爾特·馮·哈默斯坦-�？逄氐热吮粷h斯·馮·塞克特所挑選，成為“特殊R部門”的一員，負責規(guī)避《凡爾賽條約》的限武條例[23]，包括前往蘇聯(lián)境內組織與訓練往后為德國大肆擴軍的人事基礎，還有包括坦克與飛機等武器的開發(fā)和戰(zhàn)術運用，博克中校為其中的一名活躍份子[21]。

R部門的聯(lián)絡官為恩斯特·布欽魯克少校（Ernst Buchrucker），他領導了一支名叫“工作指揮部”（Arbeits-Kommandos）的部門，表面上是支援民間建設的官方機關，實際上是暗中培養(yǎng)數量超過《凡爾賽條約》規(guī)定的德軍兵員，這些人員被稱作“黑色國防軍”，它們亦依據其“秘密法庭”機關（Femegerichte）的命令，將為盟軍管制委員會工作的左翼線民謀殺，以保護德國的軍事機密、維持遵守條約的表象[24]。博克在這些謀殺行動中涉入頗深[25]，其中一次的謀殺案中，德國記者卡爾·馮·奧西茨基寫道：“舒爾茲中尉（Schulz，被指控為殺害線民的“黑色國防軍”成員）什么都沒做，但執(zhí)行了命令，無疑地，馮·博克上校、可能（涉入）的馮·施萊謝爾與塞克特將軍，應該要坐在被告席該人（指舒爾茲）旁邊。[26]”博克則在法庭上做過數次偽證，表示防衛(wèi)軍并未和“黑色國防軍”有所關聯(lián)，也沒有做過謀殺一類的事[26]。1923年9月27日，布欽魯克動員4,500名“黑色國防軍”成員聚集于柏林外，準備發(fā)起政變，推翻共和政府、建立專制國家（此事件被稱為“庫斯春政變”），博克對于布欽魯克未得到防衛(wèi)軍的允許就擅自行動一事十分憤怒，此事件中，博克曾表示希望沒有防衛(wèi)軍成員涉入該政變，說道：“如果馮·塞克特知道你在這里，他一定會調弄他的單片眼鏡，然后說：u2018去找他！u2019。[27]”雖然博克當機立斷，馬上下達復員令，但布欽魯克也提早于9月30日就發(fā)動了政變，最終行動徹底失敗[27]。

1924年初，博克成為了駐科沃布熱格的第4步兵團第2營營長[28]。在1925至1926年期間又成為國防部的參謀軍官[28]。在1928年后期，博克被任命為駐奧得河畔法蘭克福的第1騎兵師師長[28]。1930年再被任命為駐東普魯士的第1步兵師師長。1931至1935年期間，博克還擔任了德國在斯德丁的第二軍區(qū)司令。他的晉升相當順利，1925年5月20日，博克晉升為上校、1929年2月6日為少將（一說2月1日[29]）、1931年2月7日為中將[28]（一說2月1日[29]）。1935年，當希特勒上臺宣布征兵后不久，博克被任命為德累斯頓的第3集團軍群司令[21]，并在同年3月1日晉升步兵上將，就在這個時期，他結識了空軍的阿爾貝特·凱塞林將軍，未來博克將與后者在各大軍事行動中攜手合作。1936年10月20日，博克與威海爾敏·歌德萊貝·杰尼·馮·波登（Wilhelmine Gottliebe Jenny von Boddien）再婚[30]。

希特勒和其納粹政府上臺后施行擴軍政策，博克盡管私下對納粹黨員的諸多行徑抱著不茍同與懷疑的態(tài)度，但十分歡迎希特勒讓德國重新武裝的決定，對于國內外政治也基本上抱著漠不關心的態(tài)度，因此當希特勒強迫許多德軍將領退伍時（如布倫堡-弗理屈事件），博克仍留于現役[28]。博克以集團軍群司令的身份參與許多重建德國軍事力量的工作，包括對未來國防軍甚為重要的陸空協(xié)同作戰(zhàn)訓練。1938年3月15日，博克晉升大將。1938年3月，博克指揮了進軍奧地利的德軍第8集團軍，并對于路上裝甲部隊妥善率低所造成的行軍效率頗有怨言，還因此與第2裝甲師師長海因茲·古德里安發(fā)生沖突[31]。不久，博克再指揮部隊占領捷克斯洛伐克蘇臺德地區(qū)[32]。10月，格特·馮·倫德施泰特大將被強迫退役，博克因此成了德國陸軍中最資深的將領[31]。11月10日，博克調任至駐于柏林的第1集團軍群擔任總司令。

939年8月25日，博克被任命為北方集團軍群司令，該部隊預計擔任進攻波蘭時德軍的北翼兵力，并施行將維斯瓦河以北的波軍包圍殲滅的行動，兵力約63萬人[32]，下轄格奧爾格·馮·屈希勒的第3集團軍與克魯格的第4集團軍，與其對陣的主要是波軍的“莫德林”和“波莫查”集團軍。9月1日，北方集團軍群的第3集團軍自東普魯士南下，前往比得哥什切斷波蘭走廊與第4集團軍會師，直至9月4日，德軍即殲滅走廊一帶的波軍，并占領了格魯瓊茲與姆瓦瓦。9月14日，博克的部隊已推進到布利茲特-里托夫斯克與蘇軍會師[32]，還舉行了德蘇聯(lián)合閱兵。短短5個星期，波蘭軍在德蘇兩軍的進攻下被摧毀，博克因為指揮戰(zhàn)功而被授予騎士鐵十字勛章[33]。

1939年10月，博克被任命為發(fā)動西線攻勢的B集團軍群司令，在原先的“黃色案”進攻計劃中，博克的部隊要擔任主攻，從比利時擊退盟軍部隊到索姆河，并有37個師（其中有8個裝甲師），這個計劃極類似1914年失敗過的《施里芬計劃》，博克在他自己的備忘錄中將黃色案大肆批評[32]。后來，陸軍總司令部采用了由《曼斯坦計劃》衍生出的新型計劃，令博克改作助攻的角色，下轄瓦爾特·馮·賴歇瑙的第6集團軍以及屈希勒的第18集團軍，共28個師，其中有3裝甲師，任務是要進入比利時與荷蘭，吸引英法聯(lián)軍北上增援，進而讓主力的A集團軍群通過阿登森林將其包圍殲滅，對于此計劃，博克的反應有兩種說法，一為支持[34]，一為不悅其擔當次要的任務[35]。

5月10日攻勢發(fā)起后，德國空軍的空降獵兵迅速奪取了默茲河上的橋梁以及摧毀了艾本艾美爾要塞，陸軍則遭遇了法軍的第一流部隊，顯示出后者正落入陷阱。攻勢發(fā)起僅5天，荷蘭退出了戰(zhàn)爭，再過13天后，比利時也跟著投降，由博克向比利時國王商談該國投降事宜[36]。在攻擊敦克爾刻口袋的行動中，博克激烈地反對希特勒的停止命令，但仍無作用[37]。盟軍后，博克的部隊同A集團軍群重新布署，執(zhí)行“紅色案”，南下將剩余的法軍擊潰。

6月下旬，法國投降，博克也參加了投降儀式[38]。6月24日，博克將集團軍群司令部設于巴黎。7月19日，博克在希特勒所舉辦的勝利宴會中被晉升為陸軍元帥[36]。在1940年夏季大部分間里，博克輾轉于柏林的家和巴黎的司令部之間，除了短暫擔任法國軍事占領司令的工作外，還預備要作為進攻英國的頭一批部隊指揮[39]。博克曾向陸軍參謀長弗朗茲·哈爾德商討，表示要重建法國、安頓難民和釋放部份戰(zhàn)俘，令其歸于安定，也方便他的占領工作（另一方面，博克其實也對管理占領事務感到厭惡，在日記中記述自己有如一名“管家”[34]），但總是遭到哈爾德敷衍的回應。8月底，陸軍總司令部將博克的B集團軍群調至東普魯士，對于希特勒即將攻打蘇聯(lián)的意圖，博克完全不知情，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們可能要我作一個嚇唬蘇聯(lián)人的稻草人。”[40]9月11日，博克將占領區(qū)工作交給了威廉·馮·里布元帥，動身前往柏林。

博克抵達柏林后先參與了軍事會議，但不是討論希特勒暗中已決定發(fā)動的對蘇戰(zhàn)爭，而是集中于技術性的事務上。不久，博克將B集團軍群司令部設于波森，但他一度被陸軍總司令部扣留于柏林，哈爾德用的理由是“波森與柏林間的交通狀況不佳”，但實際上是欲使博克強迫退役，原因包括他對北海和西線的作戰(zhàn)冷嘲熱諷的批評、對于新式戰(zhàn)爭型態(tài)—閃擊戰(zhàn)存有疑慮和本身冷漠傲慢的個性令他受人嫌惡，下級指揮官也常批評：“博克是一個很難伺候的人。[41]”早在1940年9月時，陸軍總司令部就曾想過把博克免職，但對于誰來接替其位置有所爭論，意見無法統(tǒng)一，仲裁權再度回到希特勒手中，但提出的繼任者名單（預計第一順位者為克魯格元帥，接著是威廉·李斯特元帥、賴歇瑙元帥，以及另外兩三位較低階軍官，其中包括一位少將）馬上被其所否決[41]，博克得以繼續(xù)留任，希特勒作這個決定被認為是因為該人認定博克為職業(yè)軍官，不過問政治，并會忠心的執(zhí)行命令，另外也可能是該人想借由此機會加強控制軍官團[42]。然而，博克因為長年患有的胃潰瘍復發(fā)，不得不入院，一直病了四個月，在這期間由李斯特接替其集團軍群司令職務，而后由于該人調至巴爾干，由克魯格暫時代理其職務，這段時間主要由B集團軍群參謀長漢斯·馮·沙莫斯（Hans von Salmuth）向博克報告集團軍群事務。到了1940年12月3日，是博克的60歲生日，希特勒前去探望，并向其表示：“將蘇聯(lián)從地球上消滅將是必要的�！币恢钡竭@個時候，博克才知道德國正準備對蘇聯(lián)的戰(zhàn)爭，在此之前，陸軍總司令部對此從未以正常軍事管道透漏給博克，后者聽聞后對德軍的征蘇行動感到不安，也并未支持[43]，而希特勒則希望博克能擔當一個決定性的角色[44]。

中央集團軍群的備戰(zhàn)

1941年1月2日，沙莫斯帶給博克由哈爾德的參謀部擬定對蘇作戰(zhàn)的“巴巴羅薩作戰(zhàn)”和集團軍群準備事務資訊，按照該計劃，博克將擔任主攻，指揮兵力對蘇作戰(zhàn)部隊中最強大的中央集團軍群，其人數超過100萬名士兵，共有48個師，其中有身為德國陸軍主要戰(zhàn)力的9個裝甲師、6個摩托化步兵師、30個步兵師、3個保安師和“大德意志步兵團”與一個預備師（黨衛(wèi)隊第2師“國家?guī)煛保�，由�?、第3裝甲兵團（由于中央集團軍群比另外兩個集團軍群多了一個裝甲兵團，在進行傳統(tǒng)的兩翼包圍殲滅戰(zhàn)時會更加容易，相反地，另外兩個集團軍群缺乏速度同樣快的另一翼，充其量只能將敵人擊退而不能圍殲，這也是中央集團軍群在巴巴羅薩作戰(zhàn)初期時比另外兩個集團軍的戰(zhàn)果還要高的主要原因[45]）和第4、第9集團軍所組成，并得到了凱塞林元帥的第2航空艦隊的空中支援，中央集團軍群將同另外兩個德軍集團軍群于廣正面上對蘇軍發(fā)動攻擊，再往北方繞過普萊皮特沼澤（Припятские болота）后直趨斯摩棱斯克，再殲滅白俄羅斯內的敵軍，與原先巴巴羅薩計劃的內容不同的是，博克建議繞過列寧格勒與喀瑯施塔得，他不希望德軍寶貴的戰(zhàn)力被浪費到次要目標上，應全力進攻莫斯科這個交通與政經中心，其重要度僅次于殲滅蘇軍有生力量而已，但他的想法被陸軍總司令部拒絕，列寧格勒、喀瑯施塔得、基輔和莫斯科仍是應奪取之城市，而殲滅敵軍的行動則仍為主要目標[46]。與以往不同的是，博克因為預見蘇聯(lián)的廣大正面與縱深，德軍若采用保守的線性作戰(zhàn)方式將會各個地方空無兵力，減少奪取任何單一目標之機會，故采用了德軍的新式作戰(zhàn)原則，即裝甲兵暴露出側翼的深入突穿、裝甲兵不需再等步兵趕上等等的考慮[47]。1月31日，博克病情暫時穩(wěn)定下來，前去陸軍總司令部開會，會議中布勞希奇與哈爾德對征俄行動十分悲觀，甚至考慮放棄進攻行動[48]，陸軍也假定蘇軍將于道加瓦河-第聶伯河一線前進行抵抗，但當博克對此感到懷疑、而向哈爾德提問：“你是否有情報知道敵軍會守在河流前面？”時，哈爾德僅回答：“（會不會）那差別不大。[48]”

2月3日，博克回到波森處理中央集團軍群組織事務與圖上演習、兵棋推演，而在隔天，一位來自陸軍總司令部的哈爾斯特·拉鐵克上校（Harst Ratheke）借口有機密事務而與博克密談，前者表示是代表一群軍官來向博克報告，他們認為在對英戰(zhàn)爭未結束前，德國不應發(fā)動對蘇戰(zhàn)爭，希望博克能參加目前正在柏林秘密策劃中的軍事政變，以挽救德國的國運，但波客聽了非常生氣，他拒絕其提議，并馬上把拉鐵克免職，于日記中記述這是一個“極盡無聊之事”[49]。2月與3月期間，博克積極備戰(zhàn)，并解決一些步兵派和裝甲兵派將領的爭執(zhí)，如第3裝甲兵團司令赫爾曼·霍特和第9集團軍司令阿道夫·斯特勞斯之事，前者反對將第9集團軍的5個步兵師派遣到第3裝甲兵團，認為會妨礙前進，而斯特勞斯則認為霍特只指揮裝甲部隊而不支援步兵，違反統(tǒng)一指揮之基本原則。博克認為，蘇聯(lián)領土內道路網原始、單有裝甲部隊容易造成壅塞，因此在第9集團軍的地區(qū)中，霍特必須有裝甲兵和步兵的指揮權。3月30日，博克參加希特勒召集高級將領的會議，會中后者強調，這場戰(zhàn)爭必須是“空前的殘忍和無情”，博克對此宣言感到懷疑，他對哈爾德與布勞崎嶇問道：“難道這是要我們殺害老百姓與非戰(zhàn)斗人員？”但只得到回避的無意義答案，他認為，若不將俄國人視同戰(zhàn)斗人員看待，他們將會是“抵抗到底”的敵人。6月4日，博克收到了《政委命令》，這道命令要求德軍一旦俘虜到蘇聯(lián)政委，將其直接就地處決，另外還有射殺任何涉嫌加入游擊隊的蘇聯(lián)百姓的命令書。博克對這些命令公然反對[50]，認為這將破壞軍紀，他打電話到陸軍總部抗議，但只收到敷衍的回應。最終，他決定對此命令進行修改，并設置軍事法庭來管理俄國境內的法律事務[51]。6月21日，博克接見一位自莫斯科回來的德國官員，后者請求博克運用其影響力阻止這場戰(zhàn)爭，博克對他表示：“現在要阻止這場戰(zhàn)爭也為時已晚了，若我采取行動將被視作兵變，此外，從世界上消滅共產主義的災禍、給予蘇俄人民文化與政治的自由乃德國至高的使命，再也沒有比現在更適合執(zhí)行這偉大的任務，德國也從未如現在準備的完善過。[46]”

博克的軍事能力被軍事歷史學家評為“保守”的，提倡閃擊戰(zhàn)的年輕德國將領亦認為博克是舊式軍人[35]，后者也曾對使用裝甲縱隊深入敵軍領土的作法多次表示懷疑[35]，他爭論說這樣將使攻擊者兩翼暴露于敵人，陷入危險之下，因而他傾向廣大正面的攻擊，即使在大為成功的西線戰(zhàn)役后，博克也并未改變其看法[35]，但到了巴巴羅薩作戰(zhàn)時，博克已接受古德里安的新一派裝甲戰(zhàn)運用方式[108][109]。軍事歷史學家肯尼茲·麥可塞在其著作中提及蘇德戰(zhàn)爭前蘇軍裝甲部隊指揮官水平時表示：“在德軍諸多優(yōu)異的裝甲戰(zhàn)將領中，博克與古德里安無異是u2018人中之龍u2019。[110]”博克并非是一位軍事天才型的將領，但其帶兵能力受到肯定。布魯門特里特于回憶錄中評價博克為“我國第一流的軍事智囊人物，同倫德斯特和曼斯坦，具有指揮大規(guī)模作戰(zhàn)的才干。[111]”

性格上，博克無疑是傳統(tǒng)而保守的普魯士軍官、軍國主義者[112]，也是德軍中頗擅長演說的軍官，因為其慷慨激昂的表現，被人冠以“庫斯春的圣火”的綽號[15][4]，他的私生活極為嚴肅且刻苦耐勞[112]，有資料指出他常連續(xù)工作好幾天而不吃飯[113]，另外還被描述為“與生俱來的腓特烈普魯士主義性格”、“暴力的國家主義者，有嚴格的紀律意識，只知道加強其部隊及提升自己的軍人生涯。[114]”博克并非一名優(yōu)秀的理論家，但其責任感非常強烈，在他為母校向軍校學生演講時總是提到：“一位德意志軍人最大的榮譽就是為祖國戰(zhàn)死沙場。[15]”因為這個理念，博克多了個“垂死者”（Der Sterber）的昵稱[115]。另外，博克也以性格高傲、冷漠、欠缺幽默感、野心勃勃、與同僚不合著稱[113]，歷史學家薩穆爾·米查姆（Samuel Mitcham）寫道：“博克有種使人憤怒的個人特質，鮮少與人和諧相處……他不喜歡納粹份子、痛恨奧地利人以及不分國籍、藐視所有的平民……對于布勞希奇任職陸軍總司令，就博克來看是個錯誤，在他心中只有一人能適任該職位，那就是費多爾·馮·博克。[39]”博克傳記作者阿爾弗雷德·W·圖倫尼（Alfred W. Turney）則在其著作序言中如此總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將近結束之際，博克的橫死，可以說普魯士貴族軍國主義也差不多同時暴亡。[116]”

博克為一位君主主義者、鄙視納粹主義，也從不參與政治活動，也不將納粹黨的高級官員放在眼里，如1938年德國空軍總司令、納粹黨高官的赫爾曼·戈林曾于一次宴會上與博克接觸，戈林本人同博克一樣，曾于一次大戰(zhàn)因為英勇表現獲得功績勛章，他對博克表示擁有此勛章者都是他的朋友，而博克則以非常冷漠的態(tài)度回應：“有著同樣的勛章，不能使我們的社會地位是平等的。[12]”至于希特勒，博克長期與其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這也使得在前參謀長貝可勒爾與大批高級將領在戰(zhàn)前遭希特勒撤職時，博克的地位能保持不墜的原因[117]，但另一方面，博克也反對希特勒處決所有蘇聯(lián)政委與游擊隊的命令，也從未實施過。博克不僅要求德軍給予敵軍戰(zhàn)俘人道待遇、嚴厲而公平的對待蘇聯(lián)平民，還想說服其與德軍合作，讓他們獲得土地的私有權[118]。對于與蘇聯(lián)的戰(zhàn)爭，博克自認德軍的任務不僅是要殲滅其武裝部隊，還要讓蘇聯(lián)人民擺脫共產主義[118]。

對于遏止乃至反叛希特勒與納粹政權等相關事件，博克均未參與，如早在1939年11月9日，正值對波蘭戰(zhàn)事勝利，準備西線攻勢時，C集團軍群司令里布就曾找倫德斯特與博克來面談，希望借由三人前線集團軍群司令的意見，阻止希特勒的西線攻勢，但博克與倫德斯特均拒絕[119]。在希特勒對法戰(zhàn)爭勝利后，博克更是不愿加入反抗集團。然而極其諷刺的是，自對蘇戰(zhàn)爭爆發(fā)起，博克的中央集團軍群部屬以其單位為中心、發(fā)展出了一個結構完整的反納粹勢力，其中心人物即為博克的侄子崔斯考，該人后來在克魯格繼任中央集團軍群總司令時，也成為該集團軍群的參謀長。在作為博克部屬的期間，崔斯考積極拉攏博克進入反納粹勢力，勸他在希特勒訪問集團軍群司令部時將其逮捕[120]，但被其所拒絕，甚至有次崔斯考向博克表示希特勒正將國家引向災難時，后者隨即大聲怒斥：“我不許攻擊元首！[120]”，然而他也并未通知蓋世太保密謀份子之存在[121]，在這部份，歷史學家傅寶真寫道：“博克本人雖然非常輕視國家社會主義，也厭惡不斷以恐怖手段而增強的流血戰(zhàn)爭。但由于個性不夠明朗，為人謹慎與個性保守，阻止其只要稍微一點頭或舉一個指頭，就可能推翻其所視為禍害歐洲人民與德國本身之災難。然而像大多數的將領向元首做過宣誓的效忠，與保持普魯士軍人傳統(tǒng)及榮譽，對政治采取超然中立的立場一樣，博克也不愿意直接介入，對反抗領袖向其接觸的反應是只要反叛成功，一定會加以支持，但其本人卻不愿接受失敗之后果[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