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呂寧上臺后，采取擴大出口、提高稅收、壓縮公共開支、削減工資和救濟金等措施來克服日益加劇的經濟危機，但是這些措施未能扭轉江河日下的經濟頹勢，相反卻導致了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布呂寧的反危機措施不僅沒有減輕人民群眾的物質困難，反而加重了他們的負擔，使千百萬德國人陷入痛苦絕望的境地。國內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布呂寧成了名符其實的“饑餓總理”。

布呂寧對經濟危機產生的嚴重后果置若罔聞，因為這時的他決意利用這一經濟頹勢來取得外交上的勝利。布呂寧認為，德國經濟的糟糕狀態(tài)是“強盜和掠奪者的凡爾賽和約”造成的，只有把共和國從“戰(zhàn)爭賠款的重負”中解救出來，才能從根本上振興德國的經濟。受這一思想的支配，他專注于外交事務，而逐漸將國內的經濟政策置于從屬地位。德國雖然準時交納戰(zhàn)爭賠款，但仍想方設法讓戰(zhàn)勝國相信其無力繼續(xù)信守償付賠款的義務。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布呂寧需要一個災難深重、民不聊生的德國。他雖然沒有故意擴大危機，但他利用危機狀態(tài)，置工人大批失業(yè)和人民群眾的困苦而不顧，來換取戰(zhàn)勝國對德國處境的體諒，以期引起他們的惻隱之心，一勞永逸地解決戰(zhàn)爭賠款問題。另外，布呂寧利用經濟形勢惡化導致法西斯勢力和共產黨力量迅速壯大這一因素力圖使外國相信，“現(xiàn)在最好向德國作出讓步，而不是等待民社黨人或共產黨人奪取國家政權”。為了徹底擺脫“凡爾塞幾約”的一切負擔和限制，布呂寧聽任經濟形勢的急劇惡化而沒有采取果斷措施來阻止經濟的持續(xù)滑坡。1930年度，他完全可以利用國外貸款來解決緊迫的財政困難，但他擔心經濟狀況的改善會使德國喪失在談判中的優(yōu)勢而放棄了這一稍縱即逝的大好時機。國內的財政和經濟危機成了布呂寧與戰(zhàn)勝國商討賠款問題的一張王牌。

而恰恰是1931年夏天，兩樁接踵而來的事件幫了布呂寧大忙。一是政府通過頒布一系列“緊急法令”并宣告將馬上停止償付戰(zhàn)爭賠款而導致外國和本國資本大規(guī)模地流出德國，二是與奧地利信貸銀行的談判失敗引起了一場嚴重的銀行危機。債主和存戶蜂涌而至，自經濟衰退以來僅擁有微弱自備資本的德國銀行，面對潮水般的提款人流一籌莫展。7月13日，達姆施塔特銀行率先停止支付業(yè)務，其他的銀行、儲蓄所和交易所停業(yè)兩天。國內黃金儲備減少4／5，整個信貸系統(tǒng)處于總崩潰的邊緣，預算赤字達6千億馬克的德國政府只得拔出10億馬克來恢復銀行的支付能力。資本外流和銀行危機對德國的經濟困繞不啻是雪上加霜，但對布呂寧來說卻增加了與戰(zhàn)勝國討價還價的籌碼。

布呂寧這種聽任經濟局勢惡化的作法使各戰(zhàn)勝國政府深為不安。鑒于德國危如累卵的經濟形勢和可能造成的嚴重政治后果，美國總統(tǒng)胡佛決定重新評估德國的賠款支付能力。在仔細地分析了德國的經濟形勢后，胡佛相信德國確實已經山窮水盡，無力繼續(xù)償付賠款，同時他認為，德國的財政和經濟崩潰不僅會對美國私人債主和工業(yè)部門，而且將對美國的整個經濟形勢產生長期的災難性后果�；�于這一判斷，胡佛于6月20日建議延緩一年償付戰(zhàn)爭賠款和政府間債務，并不顧法國的反對簽發(fā)了“延期償付令”。

胡佛的“延期償付令”吹響了中止償付戰(zhàn)爭賠款的前奏曲。同年8月，一個專家小組在對德國的經濟進行了全面考察后，認為德國在一年后仍不具備繼續(xù)償還賠款的能力。布呂寧抓住這一時機，懇求制定“楊格計劃”的專家委員會再次赴德重新研究德國的賠款問題。該委員會證實了專家小組的結論，于12月底建議采取“極端解決法”，即完全取消德國的戰(zhàn)爭賠款和戰(zhàn)勝國之間的各種債務，并將這一方案提交戰(zhàn)勝國政府首腦討論”。

布呂寧望眼欲穿，渴望能給德國經濟帶來巨大轉折的賠款會議盡早召開。可是由于種種原因，這次會議姍姍來遲，直到1932年6月16日才在洛桑舉行。由于德國代表的四處游說和威脅恫嚇，賠款問題專家委員會在經過激烈的爭論后，決定讓德國繳付最后一筆30億馬克的賠款，其它賠款則一筆勾消。但是由于紛至沓來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這筆象征性的賠款最后也不了了之，沒有予以償付。

布呂寧夢寐已求的外交目標－－取消戰(zhàn)爭賠款－－終于成為現(xiàn)實，可是出席洛桑會議的德國代表不是布呂寧，而是接替他的巴本總理。布呂寧在5月29日就已失去了興登堡總統(tǒng)的信任，在“距離目標100公尺處”被解職下臺了。他本想在徹底解決戰(zhàn)爭賠款問題后，在國內的經濟領域一展宏圖，可是未等抱負施展已被削職為民。此時的他，縱有回天之力也是報國無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