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丁·戈迪默 - 簡介
戈迪默生來敏感正直，加之南非的動蕩現(xiàn)實激發(fā)了她的責任感，這使她幾乎在受到繆斯女神召喚的同時，便勇敢地投身于南非黑人的解放事業(yè)中�？v觀戈迪默的創(chuàng)作軌跡，她的每一部作品幾乎都與南非的現(xiàn)實密切相關。它們直接或間接地揭示了種族主義的種種罪惡，生動而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在南非的黑人與白人的種種苦惱，以及他們?yōu)榉N族歧視制度所付出的沉重代價。戈迪默不僅善于描寫受壓抑的白人心態(tài)、社會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寫黑人戰(zhàn)士反抗種族隔離制度的正義斗爭，歌頌為正義而英勇獻身的人們。她以其創(chuàng)作實踐證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態(tài)“只能是革命的姿態(tài)”。
戈迪默優(yōu)秀的創(chuàng)作風格還為她贏得了國際聲譽。從50年代起，她就被評論界稱為“一顆最明亮的彗星”；數(shù)本優(yōu)秀短篇小說集的問世則使她贏得“短篇小說大師”的稱號。她的短篇小說結構精巧嚴謹，語言簡潔凝重，敘述風格豐富多彩，描寫角度多變，加之筆觸細膩和善于烘托氣氛，使她的優(yōu)秀短篇作品成為當代世界文學中的出色范例。戈迪默的長篇小說亦令人稱道。80年代中已有評論宣稱，其長篇小說的寫作技巧已超乎短篇之上。正是由于戈迪默的創(chuàng)作以其高超的技巧深刻地表現(xiàn)了當代人類的生存狀況，她才得以“因為史詩般壯麗的作品使人類獲益匪淺”，而榮獲199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內(nèi)丁·戈迪默 - 文學歷程
戈迪默的早期創(chuàng)作以短篇小說為主。但是1970年問世的長篇小說《貴客》則使評論界對她刮目相看，發(fā)現(xiàn)她的創(chuàng)作才能不僅限于短篇小說。 《貴客》是戈迪默的第五部長篇小說，也是她早期創(chuàng)作中最優(yōu)秀的長篇代表作。主人公布雷是個生長在非洲的白人。他應邀回到剛剛獨立的祖國參加慶典。布雷是10年前被驅(qū)逐出境的。當時他擔任地區(qū)行政官員，因涉嫌參與革命活動而被逐。此次回國令他感慨萬分。昔日的戰(zhàn)友慕韋塔已經(jīng)擔任總統(tǒng)，其他人也擔任了高級官員。但是，當他回到鄉(xiāng)村蓋拉時，他遇見了老友施因扎。施因扎是革命的功臣，卻幾乎被新政權遺忘，現(xiàn)在只是一個勞工組織者。不久，布雷便發(fā)現(xiàn)，慕韋塔和施因扎之間存在著極深的政治成見。施因扎認為慕韋塔已經(jīng)背離了初衷，成為與過去的白人政權一樣腐敗的領導人；慕韋塔則把施因扎看成危險人物和不安定因素，并讓布雷向他匯報施因扎的行動。果然，施因扎發(fā)動了全國總罷工，慕韋塔派兵鎮(zhèn)壓。布雷這位被請回國的貴客則在混亂之中被打死。
戈迪默將視角放在權力的腐蝕性上，因此她的細致筆觸所揭示的便不僅僅是簡單的是與非，而是同人性相關的根本問題。《貴客》的價值就在于它通過黑人在建立政權、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出現(xiàn)的激烈沖突，表現(xiàn)了人類實現(xiàn)美好的理想的艱難。
自然資源保護論者
戈迪默在小說的每一個章節(jié)前均引用一段黑人的神話傳說，使敘述增加了一層神秘感，同時也大大地豐富了小說的內(nèi)容。這就使故事從平面的描寫變?yōu)榱Ⅲw的敘述，而讀者則可以從神話與現(xiàn)實、歷史與現(xiàn)在等多個層面上去尋求作品的意義，強化了內(nèi)容的張力。
伯格的女兒
《伯格的女兒》 (1979年)是作者受索韋托事件啟發(fā)而創(chuàng)作出來的一部長篇小說。血淋淋的事件帶給作者的思考是深刻而嚴峻的。伯格的女兒叫羅莎，她的父母因參加反種族歧視的斗爭而先后入獄。從14歲時起，羅莎就開始漫長的探監(jiān)生活，這使她身不由己地卷入了黑人的解放斗爭中。她的家庭和經(jīng)歷給予她巨大的影響，使她認識到她不屬于歐洲，她必須為黑人服務。但是，羅莎的這一認識并非僅僅顯得悲壯和富有詩意，同時也充滿著痛苦。正是在描寫這種精神的痛苦方面，戈迪默顯示了深刻的洞察力。作者通過羅莎的經(jīng)歷說明，白人革命者在參與黑人解放運動時，要同時承受來自白人和黑人兩個方面的不理解；而這種不理解又是由這場革命的性質(zhì)所決定的，是必然的、不可逃避的。因此，白人革命者若要投身這場黑人的革命，必須具有雙重的犧牲精神。羅莎勇敢地承受了這一切，因此她能夠接受“斗爭的領導權必須堅定地掌握在黑人手中”的觀點，能夠理解對“不幸的是白人有篡奪領導權并作出重要決策的習慣”的批評�？梢哉f，在這部小說中，作者表現(xiàn)了她對這場革命中白人與黑人關系的深刻思考。
朱利的族人
《朱利的族人》 (1981年)將故事情節(jié)置于動蕩的社會背景之中，通過處在重大變化中的黑人一白人關系，表現(xiàn)了作者對南非未來的估計。書中的主人公是白人斯梅爾斯夫婦及其三個孩子。他們在國家爆發(fā)內(nèi)戰(zhàn)時，由黑人男傭朱利護送著，逃到朱利的家鄉(xiāng)。那是個窮鄉(xiāng)僻壤，其貧窮程度已超出斯梅爾斯夫婦的想象。他們雖有朱利的悉心照顧，卻無法適應貧窮的生活。他們與同住一處的黑人無法溝通，黑人也不能理解這些擁有一切的白人何以無處可去。斯梅爾斯一家生活在恐懼和憂慮之中，最后同救過他們的朱利也鬧起了矛盾，爆發(fā)了爭吵。最后斯梅爾斯一家不得已寄希望于美國人，希望離開南非。
這是一部基于現(xiàn)實的想象之作。它是悲劇性的，但卻不悲觀。因為斯梅爾斯的三個孩子很快就對村中的現(xiàn)實產(chǎn)生了認同感，和黑人孩子相處和睦。這不僅同成年白人的舉止形成強烈反差，同時也飽含寓意。南非確實是充滿了病癥的國家，對許多人來說，它的現(xiàn)實也許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再嚴峻的現(xiàn)實也無法壓倒人類的未來。南非未來的希望就存在于孩子們身上。戈迪默的許多短篇都是極其出色的。她的早期短篇寫得精巧、細膩，已經(jīng)顯露了“驚人的才華”。后期的短篇則以日趨成熟的技巧和冷峻深刻的思想而廣受贊譽。
士兵的擁抱
《士兵的擁抱》 (1980年)就是她后期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以書名為題的這篇小說，描寫一對同情并幫助黑人革命者的白人夫婦在歡慶革命勝利和隨后的時日里，對自己和黑人乃至革命的反思。他們一旦從單純的興奮和愉快情感轉(zhuǎn)入不得不面對的嚴峻現(xiàn)實時，就從中發(fā)現(xiàn)了種種不合理的存在，這使他們惶惑，也使他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小說的高明之處在于，它通過白人一時無法正確對待黑人領導層在獨立后必然面臨的種種新問題而與其產(chǎn)生的微妙關系，反映了革命在轟轟烈烈的外表下，還存在著與人性密切相關的數(shù)個復雜層面。收入集子中的另一個短篇《城市和鄉(xiāng)下的戀人們》也頗有代表性。它繼承了作者早期愛情故事的主題，并賦予一種冷峻的氣質(zhì)。小說上篇講城市里白人男子與黑人女子之間的悲劇性愛情故事，下篇講發(fā)生在鄉(xiāng)下的黑人與白人之間的悲劇。上篇中的法庭審理不了了之，卻使戀人無法再次相逢；在下篇中，白人男子卻因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將自己與黑人女子生下的孩子親手活活扼殺。法院的處理則證明，扼殺人類愛情與希望的制度必定是罪惡的、應當粉碎的。
內(nèi)丁·戈迪默 - 貝爾文學獎授獎辭
瑞典學院已經(jīng)決定將199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內(nèi)丁·戈迪默。她是南非人，她的母親是英國人，她的父親是立陶宛人。她的作品包括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種族隔離的種種后果構成了這些作品的重要主題。她生于1923年。戈迪默以熱切而直接的筆觸描寫在她那個環(huán)境當中極其復雜的個人與社會關系。與此同時，由于她感受到一種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礎上采取了行動——她卻并不允許這種感覺侵蝕她的寫作。盡管如此，她的文學作品由于提供了對這一歷史進程的深刻洞察力，幫助了這一進程的發(fā)展。
長篇小說《貴客》(1970年)是她前期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這部作品結構嚴謹，簡潔含蓄，文體高雅。她極其熱切地成功表達了在一個國家誕生時各種事件的紛繁復雜�；貒鴣淼那爸趁竦毓賳T被卷進沖突當中，忠誠感又使他無所適從。事件的進展通過平行發(fā)展的主人公的戀愛事件得到反映。他那毫無英雄氣概的偶然死亡則對個人在追求未來的偉大游戲中的作用提出了反思。
70年代中期以來，戈迪默形成了一種更為復雜的長篇小說技巧。這個創(chuàng)作階段產(chǎn)生了3部杰作： 《自然資源保護論者》 (1974年)，《伯格的女兒》(1979年)和《朱利的族人》(1981年)。每部作品均以其獨到的方式刻畫了在黑人意識日益增長、精神與物質(zhì)環(huán)境均為復雜的非洲的令人可信的個人立場。戈迪默還以最大的限度提出了白人——即使是仁慈的白人——的特權是否正當?shù)膯栴}。
在這幾部強有力的長篇小說中，《朱利的族人》尤其值得一提。索韋托事件為小說的故事提供了背景。白人斯梅爾斯一家遇到了武裝暴動，他們在男傭朱利的幫助下逃到了朱利的村子里，他們不得不在騰空了的原始小棚屋中勉強生存。隨著時間的流逝，主仆關系由于這一家人越來越依靠朱利而顛倒。小說題目的模糊性則迅速地鮮明起來：朱利的族人就是他服侍的那家白人，但也是他的部落的成員。對于環(huán)境所造成的文化與物質(zhì)上的粗俗化描寫得很出色。夫妻之間的交流枯竭了。他試圖不用古老的措辭表述新的境遇，“但是詞兒就是出不來”。提到妻子時用的是代詞：“她。不是‘莫琳’。不是‘他的妻子’”。那些在語言和社交方面均感覺最易適應的人是孩子們。作者在作品中用孩子之間的關系來說明成人間的關系是自有原因的。
戈迪默的最新長篇小說《我兒子的故事》于1990年出版。它的主題是在一個難以容忍的社會中的愛情，以及存在于通往變化的道路上的復雜情況與種種障礙。情人之間的關系得到了極為微妙的描述。與此同時，頑固的政治現(xiàn)實則不斷地進行干擾。雙重的敘述視角使人物描寫豐富而多面化，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成份就是妻子在最后所表現(xiàn)的英雄主義。這部小說頗具獨創(chuàng)性與啟示性，同時又因其富有詩意而迷人。
有影響的長篇小說不應使我們忘記那些短篇作品。它們簡潔緊湊，極為生動，顯示了處于創(chuàng)作能力高峰的戈迪默。 《短篇小說選》 (1975年)提供了一個概況。在短篇集《士兵的擁抱》(1980年)中，正如同名短篇所示，基本主題成功地得到再現(xiàn)。戈迪默的獨特的女性經(jīng)歷，她的同情心和出色的文體同樣使她的短篇小說具有特色。
內(nèi)丁·戈迪默 - 受獎演說
太初有言
言與神同在，意謂神言，亦即那創(chuàng)世的言語。可是經(jīng)過人類文化若干世紀的演進，“言語”染上了其它含義，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擁有言語已逐漸同義于極權、聲譽、令人敬畏有時危險的信念、在電視上露面講話享有黃金時刻、既具有侃侃而談的天賦也不乏喋喋饒舌的才能等等。言語飛越太空，從衛(wèi)星上反射回來，如今比以往更接近那被認為是其所采自的天國。對于我和我的同行來說，它最重要的形變卻發(fā)生在很久以前，在它初次被刻畫到一塊石板上或描摹到莎草紙上之時；在它從聲音具形為可視物，從被聆聽物化為被閱讀的一系列符號，然后成為手稿之時，在它穿越時間從羊皮紙旅行到古登堡之時。這乃是作家的創(chuàng)世紀，是將她或他寫入存在的故事。
奇怪的是，這是一個雙重過程，同時造就著作家及其要成為人類文化媒介中一變體的目的。它既是一個個體存在發(fā)生與發(fā)展的發(fā)育過程，也是依照那個體的性質(zhì)分別對就其發(fā)育過程所作探索的適應過程。因為我們作家就是為此任務而被逐漸造就的。猶如波爾吉斯的短篇小說《上帝的手跡》中與美洲虎關在一起的囚徒——他借著一天僅一度照入的光線，試圖從那生靈毛皮上的斑紋解讀存在的意義，我們窮畢生精力企圖通過言語釋譯我們在各種社會、我們身為其中一分子的世界中所汲取的書本知識。正是在此意義上，在此無法解決、不可言說的參與關系之中，寫作永遠且同時是對自我和世界的探索，對個體和集體存在的探索。
存在于此
人類，作為唯一具有自省能力的動物，且因此令人煩惱的較高級能力而受到祝�；蛟{咒，總是想要知道為什么。這并不僅僅是有關我們究竟為什么在這里的本體論大問題，對此各種宗教和哲學都曾在不同時代對不同人們試圖作出確定的回答，現(xiàn)今科學則試探性地嘗試各種令人目眩的片斷解釋，而我們也許像恐龍一樣，即將在我們存在若干千年之后滅絕，根本來不及發(fā)展起必要的理解力以整體地理解它們。自從人們變得自覺，他們也尋求對諸如生殖、死亡、季節(jié)循環(huán)、大地、海洋、風與星星、太陽與月亮、豐收與災害等普遍現(xiàn)象的解釋。作家的祖先、口頭故事講述者們以神話開始摸索和整理這些神秘事物，利用日常生活因素——可觀察的現(xiàn)實——和想象力——投射入隱蔽事物的能力——編造著故事。
羅朗·巴爾特問：“神話的特點是什么?”又答曰：“把一個意義轉(zhuǎn)化成形式�！鄙裨捠且源朔绞轿有谝阎臀粗g的故事�？寺宓隆とR維——斯特勞斯巧妙地把神話非神話化為一種介乎童話和偵探故事之間的體裁。存在于此，我們并不知“是誰干的�！钡�，即便找不出答案，某種令人滿意的東西還是能夠發(fā)明出來的。神話就是神秘事物加幻想產(chǎn)物——諸神，人格化的獸類和鳥類、妖怪�；眯紊锏取鼈�?yōu)樯衩厥挛锇仓媚撤N出于想象的解釋。人類和他們的伙伴生靈是故事的實體，但是，如尼科斯·卡贊查基斯曾經(jīng)所寫道的，“藝術不是肉體的再現(xiàn)而是創(chuàng)造肉體之動力的表現(xiàn)�！�
現(xiàn)在有許多被證明了的對于自然現(xiàn)象的解釋，從某些答案中又有新的有關存在的問題生出。因此，神話體裁從未完全被拋棄過，盡管我們傾向于把它看作古董。如果說它在某些社會中早已降格成兒童睡前故事，那么在世界上那些受森林和沙漠保護，與國際大文化隔離的部分地區(qū)，它仍然活著，繼續(xù)提供著作為個體與存在之間一種斡旋體系的藝術。它還從太空飛旋返回——一個化身為蝙蝠俠及其同伙的伊卡路斯，絕不墮入失敗之汪洋去對付生活的萬有引力。然而，這些新神話與其說力求啟發(fā)和提供某種答案，不如說是為了消遣，給不再想面對哪怕是偶遇的對于其生存之恐怖的答案的人們提供一條幻想的逃避之路。(也許正是對于人類現(xiàn)已擁有摧毀他們整個星球的手段的肯定認識，對于他們自己巳以此方式變成了諸神，可怕地承擔著他們自身延續(xù)存在的責任的恐懼，使得漫畫書和電影神話成了逃避現(xiàn)實之作。)存在的動力仍在。它們是不同于當代通俗神話制造者的作家在今天仍然關涉的東西，一如古代形式的神話所曾嘗試關涉的。
作家們?nèi)绾螌Υ@種關涉并繼續(xù)對之進行實驗曾經(jīng)是現(xiàn)在仍是，也許比從前更其是，文學研究者們的課題。與可感知現(xiàn)實及此范圍之外的——不可感知現(xiàn)實——之本質(zhì)有關的作家是所有這類研究的基礎，無論結果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概念標簽，也無論作家們被歸藏于什么樣的分類縮微檔案中以供文學編史年鑒之用�，F(xiàn)實是由許多因素和存在物構成的，有可見的和不可見的，表現(xiàn)出來的和為稍事喘息而留在內(nèi)心未表現(xiàn)出來的�？墒菑谋辉聻橐堰^時的精神分析學到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所有文學研究都瞄準同一目標：強制一種一致性(若非隱藏于謎語之中的原理，什么又是一致性呢?)；借助方法論把作家對存在動力的把握確定下來。但生命本身是不可預測的，存在不斷地被環(huán)境和不同意識層次拖到這邊，拉到那邊，拽成這樣，揉成那樣。絕沒有純粹的存在狀態(tài)，因此也絕沒有完全體現(xiàn)那不可預測性的純粹文本，“真正的”文本。它肯定不能被任何批評方法論觸及，無論其嘗試多么有趣，解構一個文本多少是一種矛盾，既然解構它即用其殘片制造另一結構，一如羅朗·巴爾特在其對巴爾扎克的短篇小說《薩拉辛納》所作語言學和語義學解析中那么迷人的而且并不諱言的作為。所以文學研究者畢竟也是某種故事講述者。
也許除了通過藝術之外就沒有其它達致對存在有所理解的途徑了？作家們自己并不分析他們所做的；分析將意味著足履繩索橫越峽谷時朝下看。如是說并非有意把寫作過程神秘化，而是要把作家為跨越不可預測性之峽谷而必須具備的高度精神集中形象化，并使之成為言語自己的，猶如探險者樹立旗幟。葉蘭的那位飛行員孤獨飛行之中內(nèi)心“寂寞的愉快沖動”和他的誕生于群眾起義的“可怕的美”，二者既反對又聯(lián)合；E·M·福斯特的“僅有的聯(lián)結”；喬伊斯的精選、詭譎的“沉默、狡猾和流亡”；更近的加天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迷宮，在其中控制他人的權力體現(xiàn)為西蒙·玻利瓦爾其人，被導向那唯一無可爭議的強權——死亡——的奴役——這些都是作家通過言語接近存在狀態(tài)的變化無窮的方式的例子。凡有價值的作家都只希望發(fā)揮袖珍手電筒般的光亮——而罕有通過天才點起一把驟燃的火炬，照入血腥但美麗的人類有關存在的經(jīng)驗之迷宮者。
安東尼·伯吉斯曾經(jīng)給文學下了一個概括定義為“對言語的美學探索”。我寧愿說寫作僅僅從那里開始，因為探索遠不止此，雖說只有美學手段能夠表達這種探索。
在被賦予了言語之后，作家如何成其為作家?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起步是否有什么特別趣味。無疑它與其他人的起步階段有許多共同之處，由于這一年一度有一位作家站在前面的。聚會的結果，在此之前已被太經(jīng)常地描述過了。至于我自己，我曾說過我所寫或所說的任何事實都不會比我的虛構小說真實。生活、見解，都不是作品，因為只有在遠遠站立與涉足其中之間的張力中，想象力才改造二者。我來對自己作些簡要的說明吧。我是一個我所認為的所謂天然作家。我不曾做任何決定要當一名作家。起初，我不曾指望以供人閱讀來謀生。我孩提時寫作是出于通過我的感官理解生活的快樂——觀看、嗅聞、觸摸事物；稍后則出于令我困惑或內(nèi)心中狂躁的情感，它們在文字中變得具體有形，找到某種啟示、安慰和欣喜。有一篇卡夫卡式的小寓言是這樣寫的：“我有三只狗：‘咬住他’、‘抓住他’和‘永不再有’�！ё∷汀プ∷瞧胀ǖ臒o尾小黑狗，它們獨自呆著的時候沒有人會注意它們。可是還有‘永不再有’�！啦辉儆小且黄ルs種丹麥大狗，有著一副千百年極精心的育種都絕對生產(chǎn)不出的相貌�！啦辉儆小莻�吉卜賽人�！痹谖疑L于斯的南非金礦區(qū)那座小鎮(zhèn)上，我就是那雜種狗“永不再有” (盡管我絕少可能被描寫成丹麥大狗……)，在它身上找不到公認的小鎮(zhèn)人特征。我就是那吉卜賽人，用二手的詞語敲敲打打，通過學習所閱讀的東西修補著自己寫作的成果。因為我的學校就是當?shù)貓D書館。普魯斯特、契訶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僅舉幾位于我成為作家有功者——則是我的老師。在我生命的那一段時期，是的，我曾是那種認為書本是用另一些書本制造出來的理論的證明……但是我沒有如此停留很久，我也不相信任何潛在的作家會如此。
隨著青春期的到來，也開始了最初的通過性沖動求異的行為。對于大多數(shù)孩子來說，從那時起，表現(xiàn)在游戲中的想象力便迷失于對欲望和愛情之白日夢的專注之中，而對于那些將要成為某一種藝術家的孩子來說，這繼出生危機之后的第一次人生危機還另有一些附加的作用：想象力通過對新的騷動的情感進行主觀的折射而獲得擴展。作家開始能夠進入他人的生活。既遠遠站立又涉足其中的過程來臨了。
不知不覺地，我曾一直專注于存在題材：是否，如在我最初的短篇小說里，在以致命一去結果一只被貓抓傷的鴿子的必要性之中有一個孩子對死亡和兇殺的沉思，或是否有驚愕和早期對種族主義的意識來自我上學的路上，當時路邊的那些店主——他們自己是礦區(qū)小鎮(zhèn)盎格魯殖民社會白人等級中處于最低階層的東歐移民——粗暴地辱罵著那些被殖民社會定為最低等級的、根本不被當人看的那些店鋪的顧客——黑人礦工。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假如我是那類人——黑人——中的一個孩子，我可能根本成不了一個作家，既然使這對于我成為可能的圖書館不對任何黑人兒童開放。因為我正式的學校教育充其量只是粗線條的。
向他人講話開始了一位作家的下一個發(fā)展階段。發(fā)表：發(fā)表給任何愿意閱讀我所寫東西的人看。這曾是我對發(fā)表的意義自然、天真的想法，而它一直不曾改變，今天我仍這么看，盡管我意識到大多數(shù)人不愿相信一個作家心目中竟會沒有一個特定的讀者群；而且我還意識到：那些誘使作家留意誰會見怪，誰會贊成紙上言語的有意無意的誘惑——一種像歐律狄刻的顧盼一般，會引導作家回到一個被毀天才的陰影之中的誘惑。
可供替換的選擇不是象牙塔的詛咒，另一個創(chuàng)造力的毀滅者。博爾赫斯曾經(jīng)說他為朋友和消遣而寫作。我認為這是對那個愚蠢的問題——常常是一種指控——“你為誰寫作?”——的一個惱怒無禮的反應，正如薩特的忠告——有些時候作家應當停止寫作，而僅以另一種方式作用于存在——所得到的反應，當作家正受挫于對人世間不公的哀嘆與對他所知最拿手的即是寫作的認識之間的無法解決的沖突之時。博爾赫斯和薩特二人從完全不同的否認文學具有社會目的的極端出發(fā)，當然都充分意識到了它在探索存在狀態(tài)過程中扮有隱含的、不可替代的社會性角色，并從此派生出所有其它角色，在朋友中間的個人角色，在抗議示威中的公共角色等等。波爾吉斯并不是為他的朋友們寫作，因為他發(fā)表作品，而我們都曾領受他的作品的恩惠。薩特則沒有停止寫作，雖然他1968年曾站在街壘之前。
然而我們?yōu)檎l寫作這一問題還是困擾著作家，仿佛一只鐵皮罐拴在每一篇已發(fā)表的作品的尾巴上。主要是它刺耳地發(fā)出作為贊揚或污蔑的傾向性論斷。在這種環(huán)境中，加繆對此問題處理得最好。他說較之有傾向的文學他更喜歡有立場的個人�！耙礊樗麄�人服務，要么根本不為他服務。如果人需要面包和公道，如果為這種需要服務而必須做必要的事情的話，他也需要純粹的美，那是他心靈的面包�！彼约涌姾魡尽吧钪械挠職夂凸ぷ髦械牟拍堋薄６R爾克斯重新定義傾向性小說如是：“一個作家能夠為一場革命服務的最佳方式即盡量寫得好些。”
我相信這兩段聲明或許可以成為我們所有寫作者的信條。它們不解決當代作家曾經(jīng)面臨并將繼續(xù)面臨的沖突。但它們坦率地表述了一種如此做的真正可能性，它們把作家的面孔斷然扭向她和他的存在、作為一個作家存在的理由和作為像任何他人一樣，在一個社會環(huán)境中，起著作用的有責任心的人，存在的理由。
存在于此：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這是文學的具有特定含義的存在位置。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經(jīng)寫下棒喝：“不為國家或人民服務的詩歌算什么呢?”布萊希特則描寫過一個時代，當時，“談論樹木幾乎是一種罪行。”歷經(jīng)如此時代，在如此地方生活和寫作的時候，我們許多人都有過如此絕望的想法；薩特的解決辦法在那樣一個世界里毫無意義，在那里，作家過去曾經(jīng)——現(xiàn)在仍然——被審查和禁止寫作，在那里，根本談不上放棄言語，為了把片紙只字從監(jiān)獄中走私出來，過去曾經(jīng)現(xiàn)在仍然要冒生命危險。我們探索其個體發(fā)育過程的存在狀態(tài)一直大量包含此類經(jīng)驗。我們的探求，用尼科斯·卡贊查基斯的話來說，不得不“作出與我們時代可怕的節(jié)奏合拍的決定”。
我們有些人曾看到我們的書在我們自己國家里被禁，閑置多年不被人閱讀，而我們?nèi)岳^續(xù)寫作。許多作家曾被捕入獄。僅僅看看非洲——索因卡、訥古基·瓦·雄果、杰克·瑪潘杰在他們國家里，而在我自己的國家，南非，杰里米·克洛寧、蒙加納·瓦里·塞若特、布雷騰·布雷騰巴赫、丹尼斯·布魯圖斯、杰基·塞若克：這些人都曾因在生活中所顯示的勇氣而入獄，現(xiàn)仍繼續(xù)作為詩人享有談論樹木的權利。許多巨匠，從托馬斯·曼到契努阿·阿切比，被不同國家中的政治沖突和壓迫所驅(qū)逐，曾忍受了流亡的創(chuàng)痛，從中有些人便永遠沒有恢復過來，遂不復為作家；有些人則根本就沒有幸存下來。我想到那些南非人：坎·瑟姆巴、阿萊克斯·拉·古瑪、奈特·納卡薩、托德·瑪希基查等。還有些作家，從約瑟夫·羅斯到米蘭·昆德拉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不得不首先用不屬于他們自己的文字——一種外語——發(fā)表新作品。
接著在1988年，我們時代的可怕節(jié)奏在一陣前所未有的狂亂中加快了，作家則被召喚向那狂亂提交言語。在自從啟蒙運動以來漫長的近現(xiàn)代進程中，作家們一直在為除政治之外的原因遭受辱罵，查禁甚至流放。福樓拜因猥褻而被拖入法庭，由于《包法利夫人》，斯特林堡因瀆神而被傳訊，由于《結婚》 ，勞倫斯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遭禁——有過許多所謂冒犯虛偽的資產(chǎn)階級道德習俗的事例，正如有過反叛政治獨裁的事例�？墒�，在一個對表現(xiàn)自由提出如此指控對于法國，瑞典和英國這樣的國家來說將是聞所未聞的時期，有一種勢力崛起了，它從遠較社會習俗廣泛得多且遠較任何單一政治體制的權力強大得多的某種東西獲取了它那驚人的權威。一個世界性宗教的敕令把一位作家判處了死刑。
3年多來，現(xiàn)在，無論躲在哪兒，無論去哪兒，薩爾曼·拉什迪都生存于伊斯蘭宗教法官對他的宣判之下。任何地方都沒有他的避難所。每天清晨這位作家坐下來寫作時，他不知是否會活過這一天，他不知是否紙頁將被寫滿。薩爾曼·拉什迪碰巧是一位優(yōu)秀作家，那部他因之被枷鎖示眾的小說《撒旦詩篇》 ，是一次富有創(chuàng)意的對我們時代最強烈的存在經(jīng)驗之一——在一個后殖民時期世界中被扯到一起的兩種文化之間變遷的個體人格——的探索。一切都被通過想象力的折射重新檢驗了：性愛與孝道的意義、社會認可儀式的意義、被對立于不同生活處境中，宗教的和世俗的，不同信仰體系的環(huán)境從其主觀中消除的一個正在成形的對于個人的宗教性信仰的意義等等。他的小說是一部真正的神話學。可是，雖說他為歐洲的后殖民時代意識做了岡特·格拉斯曾以《鐵皮鼓》和《非人的歲月》為后納粹時代意識所做的事情，或許甚至還曾試圖接近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為我們存在之苦惱所做的，但他的成就水平應無關緊要。即使他是個平庸的作家，他的境遇也是每一位同行作家極度關心的對象，因為，除了他個人的悲慘命運之外，那還能帶來什么隱含意義，什么新的對言語運載者的威脅呢?這應當是個人所關心之事，尤其應當是全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權組織所關心之事。隨著獨裁政權在表面上的挫敗，這道以一個偉大而受人尊敬的宗教的名義召喚國際恐怖主義力量的新的兇殺指令應當且只能由民主國家政府和聯(lián)合國當作一種對人道的侵犯來處理。
從這可怖的單數(shù)威脅再回到那些對于正處在其最后的，總結性10年的本世紀的作家們來說一直具有普遍性的威脅上來吧。在任何地方的高壓制度下——無論是蘇聯(lián)、拉丁美洲、非洲還是中國的模式——大多數(shù)遭監(jiān)禁作家都因他們作為公民為爭取擺脫所屬一般社會的壓迫而進行的活動而被禁止發(fā)言。另一些人則因以盡量寫好的方式為社會服務而被高壓制度定罪，因為一旦藝術家以對顯現(xiàn)在她或他周圍生活中的存在狀態(tài)的反叛性誠實深入地探索我們時代的可恥秘密，我們的這種審美冒險就變得具有顛覆性了；那么，作家的主題和人物就不可避免地被那個社會的壓力和扭曲所塑造，一如漁夫的生活是由大海的力量所決定。
有一個兩難的矛盾。在保持這種誠實的過程中，作家有時必須既冒被國家指控為反叛，又冒被解放勢力抱怨為缺乏盲目責任感之險。作為人類一分子，沒有哪個作家會墮落到相信摩尼教的“平衡”謊言。當魔鬼被置于天平一端時，他的鞋子里總是夾帶著鉛塊。然而，為了要粗略地釋述馬爾克斯既作為作家又作為爭取正義的戰(zhàn)士提出的格言，作家必須獲取一切如實地既探查敵人又探查親愛的武裝同志的權利，既然只有尋求真理的嘗試才會使存在有意義，只有尋求真理的嘗試才會恰好趕在葉蘭的怪獸懶懶走向伯利恒投生之前接近正義。在文學中，從生活中，
我們一頁頁翻過彼此的面容
我們閱讀每一瞥凝視的眼神
……得以這樣做已耗費了幾世幾生。
這些是南非詩人和我們國家的正義與和平戰(zhàn)士蒙加納·塞若特的詩句。
作家僅僅是在如此范圍之內(nèi)對人類有所服務，即作家甚至違背他或她自己的忠誠運用著言語，確信存在狀態(tài)——如其所被揭示的——會在其復合體中某處抓住真理之索的些許游絲，且能夠在藝術之中，此處和彼此，絞合在一起：確信存在狀態(tài)會在某處產(chǎn)生一些真理的斷章殘句；真理是言語的終極言語，永遠不會被我們拼讀或抄寫的磕絆努力所改變，永遠不會被謊言，被語義學的詭辯，被用于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偏見、霸權、對破壞的贊美、詛咒和頌歌等目的的言語玷污所改變。
內(nèi)丁·戈迪默 - 評論界對內(nèi)丁·戈迪默獲諾貝爾獎的反應
尼日利亞的評論認為，戈迪默獲諾貝爾文學獎，“在女作家不受重視的世界的這一部分(即非洲)更具有特殊意義”。當時的南非總統(tǒng)弗·德·克勒克則稱“這個卓越的成就也是南非的光榮”。美國評論界則指出：“67歲的內(nèi)丁·戈迪默是25年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位婦女”，“近四十年來，戈迪默直言不諱地反對種族隔離……并在小說中巧妙而非慷慨激昂地做到了這一點”。我國評論界則認為：“戈迪默的主題是南非在種族歧視下的苦惱，……她的最大成就就是給予全世界知道她的祖國由于種族主義付出的巨大代價，簡直不是新聞報道所能盡述的�！薄啊且晃滑F(xiàn)實地敘述、緩慢而又有耐心地積聚事例的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