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年表
1920年 出生于山西介休縣城西北坊廟底街憑居之郭宅。
1928年 入縣城西北坊初級小學讀書。母親去世。
1932年 入縣城高級小學讀書。
1935年春 高小畢業(yè)，參加行余學社學習書法、篆刻。
1936年春 赴湖北樊城協(xié)玉號學生意。
1939年冬 回山西鄉(xiāng)寧縣，參加抗戰(zhàn)。
1942年 在孝義戰(zhàn)地動員工作委員會任秘書。后在吉縣由杜任之介紹與國民黨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發(fā)生聯(lián)系，開展地下工作。
1945年 光復后回到太原，任同志會太原分會宣訓特派員。
1946年 辦《青年導報》《工作與學習》雜志，出版短篇小說集《姑射之山》。
1947年 在省議會任秘書。
1948年出版改寫詩集《西里維奧》。赴北平，任文法學院主任秘書。
1949年 任華北大學十區(qū)隊102隊隊長。
1950年 調(diào)回太原，任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干事。
1958年 任中國科學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長。
1959年 任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考古所所長。
1960年 任侯馬考古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考古隊隊長。
1962年 撰寫《山西萬榮縣出土錯金鳥書戈銘文考釋》刊《文物》雜志。
1965年冬 赴侯馬考察研究出土的盟書，撰寫《侯馬東周遺址發(fā)現(xiàn)晉國朱書文字》，刊《文物》雜志。
1966年 “文革”起，受批斗。
1973年 受命整理研究侯馬盟書。
1976年 《侯馬盟書》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0年 赴長春參加中國古文字學會成立大會，當選為常務理事。
1981年 赴西安等地開會并收集古貨幣文字資料。
1983年 中國古文字學會第四屆年會在太原召開，主持其事。
1991年 離休，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
1995年 《張頷學術(shù)文集》由中華書局出版�！秳蛎嗽~典》收錄并頒發(fā)證書。
1997年 在省文聯(lián)大樓美術(shù)館舉辦“張頷書法展”。
2004年《古幣文編》由中華書局出版。
同年，受邀為西泠印社“社員”，這是這家國內(nèi)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金石書法篆刻學術(shù)性團體成立百年來邀請加入的第一位山西會員。
2005年 央視《大家》欄目為之拍攝專輯，是山西入選該欄目的第一人。
2007年 《侯馬盟書》修訂，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9年 省文物局舉辦“著墨周秦張頷先生九秩生辰文字殿暨生日慶典”。
2012年春 山西省文物局授予“文博大家”稱號。
2017年1月18日 因病醫(yī)治無效逝世，享年97歲。
人生經(jīng)歷
一、清平治學
張頷先生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他的父母早逝，家境貧寒，但他從小喜歡讀書，尤其對文史方面的書籍特別偏愛。因此，雖然張頷先生的學歷僅僅是高小，但最終因其酷愛文史，博聞強記而苦學成才，先后出任了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
1965年冬，侯馬電廠搞基建挖土方發(fā)現(xiàn)了不少寫有古代文字的石片、玉片，在原平縣搞四清工作的張頷先生聞訊立即趕往考察。這些石片、玉片上的字跡非常小，需要在放大鏡下才能勉強看清。而即便是在放大鏡下，對于這些如天書般的石片文字還是令人一籌莫展，當時沒有一個人可以辨認。張頷先生經(jīng)過細心的整理，反復琢磨，最終認定，“這一定是很重要的東西，雖然究竟是什么說不出來。但有些字句，好像是什么祭祀，跟祭祀有關(guān)系”，于是根據(jù)這個判斷，張頷先生寫了一篇文章《侯馬東周遺址發(fā)現(xiàn)晉國朱書的文字》發(fā)表在當年的《文物》雜志上。 這篇文章的發(fā)表，在當時乏善可陳的考古界引起了巨大轟動。當時，知名學者王冶秋先生將此文拿給了郭沫若先生看，郭沫若先生看了以后，很快寫了一篇文章《侯馬盟書試探》。文章認為，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書。應該說，郭沫若的文章對張頷先生是一個極大的啟發(fā)，從此，張頷先生根據(jù)“盟書”這個思路開始從歷史上進行考證。
到1973年，張頷先生最終把幾千件盟書殘片的文字全部辨認了出來，并寫了一系列的考證文章。這樣，考古學及古文字學的巨著——《侯馬盟書》隨之誕生。 在上世紀80年代，張頷先生考古發(fā)掘、整理編撰的《侯馬盟書》被考古學界評選為當代中國十大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一�？脊艑W界公認，《侯馬盟書》對于研究中國春秋時期的歷史、政治、文化具有重大意義。上世紀80年代，日本考古學界也參專門給張頷先生發(fā)來賀信，盛贊這一重大的考古成就，并誠摯邀請張頷先生赴日講學交流。
二、逆境求生
張頷先生的這項研究剛剛進行不久，“文革”就開始了�！拔母铩逼陂g，張頷先生在大部分時間里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掃院子。張頷先生回憶說，當時他負責整個文物局機關(guān)的廁所衛(wèi)生，男女廁所都是他來打掃。張頷先生不無自嘲地說，他原來是考古所的所長，后來又打掃廁所，“文革”后再恢復為所長，因此許多同志笑稱他為“老所長”。 張頷先生在“文革”期間被關(guān)牛棚長達7年。在孤獨與痛苦中幾乎想要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研究盟書的事不得不被打斷。張頷先生說他在挨打挨得最厲害的時候曾經(jīng)想過自殺，但是“死不下去”，在回答為什么沒有自殺時，張頷先生說自己是“有動機無決心”，因為自己可以一死了之，可全家大小四五口人怎么辦。
在張頷的家中至今還保存著“文革”時期一件特殊的東西——一本經(jīng)過改造的《毛選》，正是這本《毛選》陪伴他度過了牛棚中無數(shù)個難眠之夜。 不過張頷先生并沒有完全被逆境所征服，他總認為是非還有大白天下的時候。張頷先生甚至在牛棚里用《毛選》的紙外殼制作了一個測天儀，晚上用于觀察星象。 當時張頷先生被指定閱讀《毛選》中的兩篇文章，一篇是《南京政府向何處去》，一篇是《敦促杜聿明投降書》。之所以被指定讀這兩篇文章，是因為張頷先生“拒不投降”。他說當時他被打得受不了時就認錯了，再打一次時就又不承認了。張頷先生說，他不斷地打，不斷地翻案，是想到“臨財無茍得，臨難無茍免”這句古訓。有些錢是不可以隨便地拿的，而遭到了災難的時候，也不應該茍且度過，應該還是扎扎實實、安安心心地考慮，總有前途的。
三、 重修“盟書”
“文革”中所有的《侯馬盟書》資料沒有遭到任何毀壞，它們被集中裝箱，堆放在了文廟后的一間舊房子里，一直默默地等待著張頷先生的到來。而“文革”一結(jié)束，張頷先生便再次投入到了《侯馬盟書》的研究之中。 《侯馬盟書》的初版發(fā)行時間是1976年，當時的印數(shù)很少，因而這本書引起的轟動僅限于專家圈子里，廣大讀者中知之者有限。據(jù)當時的媒體報道，甚至在北京大學的圖書館內(nèi)，也只購藏了一冊，使得許多專業(yè)教授也難得一借。其后，《侯馬盟書》也沒有再行出版。據(jù)了解，目前中國臺灣有人出版了《侯馬盟書》的縮印本。 事實上，張頷先生自己對初版發(fā)行的《侯馬盟書》并不滿意，這也是他重修“盟書”的原因。歷時多年，在張頷先生淡泊名利、孜孜以求的努力之下，《侯馬盟書》增訂本終于由山西省古籍出版社再次出版發(fā)行了。張頷先生說，他的夙愿終于了了。
四、虛懷若谷
張頷老先生晚年雖然身患血壓低、腦供血不足、血管硬化梗塞等疾病，但老人家依舊思路清晰、記憶敏捷，言辭幽默。尤其是對于古文、歷史知識的熟悉，達到了信手拈來的程度。
張頷老先生目前依然保持著多年的生活習慣，每天凌晨四五點鐘就起床開始看書。在老人家的床頭，擺放著《詩經(jīng)注釋》、《周易注釋》、《回憶王冶秋》等書籍。在張頷先生書桌的墻壁上至今仍吊掛著兩塊水牌，上有毛筆的工整抄錄，涉及音韻、天文等方面的內(nèi)容，張老解釋道：都是須強記熟背的內(nèi)容，待銘篆鐫心后再行更換。在他身穿的衣服上，總有幾個口袋，其中插著一支圓珠筆，裝著幾張白卡片，凡遇有用知識即隨手記錄，回來后再作歸納總括。問及平日的起居，張老坦言，一日不讀書就無聊。
1986年11月，山西省陽曲縣發(fā)現(xiàn)一塊古代四字匾額，這四個字在山西無人能識，有關(guān)部門只得誠邀中國有識之人前來辨認。當時張頷先生在上海出差，回到山西之后他立即趕往陽曲，當即不僅把這四個字認出，而且還將這塊匾額的來龍去脈解釋得一清二楚，這件事經(jīng)《太原晚報》等媒體報道后，在山西省轟動一時。
張頷先生曾經(jīng)自制一“聯(lián)”：深知自己沒油水，不給他人添麻煩。事實上，倒是有不少人不斷地來“麻煩”張頷先生。許多人慕名來找張頷先生或索書或求教。尤其是索字，張頷先生自稱不是書家，更不想以書法沽名，但他的書法卻在坊間廣泛流布，為內(nèi)行人士所稱道。張頷先生的書法尤善篆文，其書藏頭護尾，翕張自如，遒勁峭拔，鐵畫銀鉤，這與老先生諳熟先秦篆籀字理、了然金石文字演化不無干系。
2004年秋，西泠印社邀張頷先生為“社員”，這是這家國內(nèi)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金石書法篆刻學術(shù)性團體成立百年來邀請加入的第一位山西會員。
學術(shù)成就
1．《萬榮出土錯金鳥蟲書戈銘文考釋》
1961年山西萬榮縣廟前村后土廟發(fā)現(xiàn)錯金鳥蟲書戈一對，形制相同，上有鳥書文字。張頷就此器作了詳細考證，寫成文章，考證此器。首先是認字，他認出六個鳥蟲書文字是“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何人？先生認為是吳王僚，名州于者。“于”是“州于”之單稱。文章列舉大量文獻、實物銘文及楚辭中的證據(jù)，證明春秋時已有人名單稱的慣例，否定了將單稱說成是兩字反切的錯誤解釋。還指出，鳥蟲書是春秋后期吳越等南方諸國一種藝術(shù)字體，故此戈當系南方之器。以往曾有鳥蟲書銘文的戈在山西汾陽縣出土，當是晉國之器受南方銘文風格影響所致。文章又對照此戈與“吳季子之子劍”的“子”字，字形相同，并逐字比勘此戈與南方其他器物字形相同，說明此戈確為南方之器。接著，進一步論證了吳器流入晉國的原因。
2．《庚兒鼎解》（與張萬鐘合作）
1961年山西侯馬上馬村東周晉國墓葬出土了兩件帶有長銘的大銅鼎。張頷先生首先考釋了該鼎銘文字形，字義，并據(jù)銘文的內(nèi)容判定其為東周時期徐國之器，其主人為徐王庚作為王子時所作之器。根據(jù)銅器命名的慣例，定名為“庚兒鼎”。關(guān)于該器銘文一些字的詮解，后被收入《金文詁林》一書。至于徐國之器何以流入晉國，文章通過對徐與吳楚密切關(guān)系及當時有以“宗器相賂”的史實詳加考證，做出了合理解釋。文章認為，此鼎當是晉大夫受賂之器，對該鼎的鑄造時限也做了可信的推斷。由于對這件器物銘文的考釋以及其時代的斷定，這件器物也就成了在考古學上的“標形器”。此文發(fā)表后亦見于日本學者江樹治先生的著述中。
3．《陳喜壺辨》
1952年山西省政府文物室從古董商手中購得古銅壺一件，后來在山西省博物館公開陳列后引起學者重視，紛紛撰文考證。學者多認為是春秋齊國陳僖子田乞之器，此壺有斷代意義。但也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銘文與壺身紋飾風格不盡似，銘文可能是鑲補所加，雙耳亦可能是另鑄拼接上去的。張頷則認為上述看法均不確當，故著文加以辨證。文章認為僅據(jù)殘缺的一半字形“喜”即認為陳僖之器，證據(jù)欠足，且齊器多書人名不書美號。如器主是陳僖子，按當時齊銅器銘文慣例，應稱“陳乞”，而“喜”字亦非美號之字。銘文用字當作“嫠（厘）”，此壺銘文用“喜”字，可知此壺斷非陳僖子之器。文章又指出此壺雖然是齊國之器，但談不上具有斷代意義。文章還從工藝鑄造上，舉出壺耳和簋耳系列的例證與其它器一一比較，證明該器并非鑲補拼接之作，而是分范合鑄。此文一出，廓清了對該器過高評價或斷為偽器的兩種偏頗之論，斷定了該器的客觀科學價值。澳大利亞華裔學者張光裕所作 《偽作先秦彝器銘文疏要》一書中指出、張頷對辨別古代彝器的真?zhèn)翁峁┝藢氋F經(jīng)驗。
4．《匏形壺與匏瓜星》
1973年山西聞喜縣出土戰(zhàn)國時帶有鳥頭蓋的偏頸陶壺。張頷作此文考證該器形制的涵義，指出這件器物即古文獻中所說的 “玄酒陶匏”的 “匏壺”，即盛玄酒（水）用的禮器。此類形制的銅器已見于容庚 《殷周青銅器通論》中著錄的圖版“鳥蓋瓠壺”。文章又指出，壺形為匏瓜即葫蘆的一種，鳥頭壺像雞形。此器輪廓形象恰如古天文星像中“匏瓜星”亦即“天雞”之象。蓋西周時以匏瓜作為日用器物，古人見物形對照以名星象，有其淵源有自。以“匏瓜”為星名，確系中國古代所固有，而非外來的名稱。這篇文章是張頷考古與天文學相結(jié)合進行學術(shù)研究的代表性例證之一。
人物評價
張頷老先生因之被稱為古文字大家。甚至有人認為，張頷老先生是山西省目前在世的唯一大家。
張頷先生八十大壽時，日本東京大學松丸道雄在賀電中稱：“由于1978年日中兩國恢復國交，中國學術(shù)界的消息漸漸傳到中國，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國古文字學界的研究者聞名中國，普遍著稱于中國的學術(shù)界。其研究范圍以商周青銅器銘文為首，涉及到泉幣文字、璽印鏡銘、盟書等許多方面�？芍^充分掌握一切古文字資料全領(lǐng)域，環(huán)視斯學，幾乎無人能完成如此全面之研究。而且先生的貢獻不限于學問，在書法、篆刻等與古文字關(guān)系甚深的藝術(shù)方面，先生精妙入神，這一點是現(xiàn)代學者所未能企及也�！�
追憶張頷
《侯馬盟書》驚天下 《古幣文編》照九州
【追思】
百年學人頷首問道今世終成大典，一代巨擘擱筆西游誰來再續(xù)盟書。1月18日17時27分，著名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山西省文物局原副局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張頷，因病醫(yī)治無效在太原病逝，享年98歲。年近九旬的著名書法家林鵬撰寫的挽聯(lián)“侯馬盟書驚天下，古幣文編照九州”，形象地概括了張頷這位文博大家的兩大人生亮點。
張頷原名連捷，字徑盫，號乍廬。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縣。他一生清平治學，長期致力于古文字研究、考古發(fā)掘及晉國史、古天文學等。先后擔任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中國考古學會理事、中國錢幣學會理事兼學術(shù)委員、山西省書法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等職。
1965年11月至次年5月，張頷主持了山西侯馬東周晉國遺址的發(fā)掘工作。在山西省侯馬市東郊澮河北岸的臺地上，出土了5000余件寫有文字的石片、石圭、玉片等，其中可辨認的有600余件，郭沫若將其定名為“侯馬盟書”�！昂铖R盟書”產(chǎn)生在春秋末期，根據(jù)內(nèi)容可分為宗盟類、納室類、委質(zhì)類、詛咒類、卜筮類等六類十二種，記錄了當時晉國的政治變革、法治建設、社會管理、各勢力間的制度約束等諸多方面內(nèi)容。為研究春秋末期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生活提供了珍貴的實物史料。1995年，“侯馬盟書”被評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十大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一。
古文字學深奧艱澀，在整理侯馬盟書時，張頷采取作卡片的辦法，逐日擺問題，寫心得，找線索，終于澄清了盟書內(nèi)容，并加以分類、論證。張頷回憶當年考釋“侯馬盟書”的艱澀：“研究盟書，疑難處甚多，有些駕輕就熟，一看即可勘破；有些旁搜遠紹，會豁然貫通；有些窮極八荒，欄桿拍遍，也難有一得；有些雖有心得，卻難以定奪，這就要請教高人了。比如古天文學，我也懂得，卻不能說精通。在這上面，我有個老朋友，也可說是老師，不時請教，互相切磋，受益不少。”他提到的這位朋友，就是天文學家席澤宗。
經(jīng)過十余年的艱苦鉆研，張頷1976年發(fā)表巨著《侯馬盟書》。這是一部融匯考古學、古文字學與歷史學研究而集大成的學術(shù)巨著，為晉國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證，揭開了我國春秋史研究新的一頁，被國內(nèi)外史學界公認為新中國考古史上的一項重大貢獻，在學術(shù)界產(chǎn)生巨大影響。
除精研古史，精通古文字學外，張頷還涉獵錢幣、書法、天文、鏡銘等諸多領(lǐng)域。他1985年出版的《古幣文編》中，不僅收集了大批貨幣文字實物拓片，還逐字摹寫、排比、注釋、匯集、輔以圖表、索引，對文字的考釋。張頷本著“慎言其余”的精神，對不識之字編入附錄，突破了古文字整理的舊格局，引起學術(shù)界的極大反響。為研究古籍中的天文學問題，張頷多年都晚睡早起觀察星象“夜讀天章”，并自制研究儀器和模型“旋栻”“無影塔”等，運用天文學知識很好地解決了考古學中的相關(guān)問題。
2003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儒藏》啟動編纂，該藏從《論語》到當代學術(shù)經(jīng)典，共選書目200種，張頷一人占其二：《侯馬盟書》開啟春秋史研究新篇章，列第90號；《古幣文編》突破古文字整理舊格局，列第137號。
近年來，治學之余張頷又寄情詩文書法。他以古文字入書法，在行內(nèi)廣為稱道。于書法一路張頷尤善篆文，其書藏頭護尾，翕張自如，遒勁峭拔，鐵畫銀鉤，直追秦漢。2004年秋，國內(nèi)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金石書法篆刻學術(shù)性團體西泠印社邀張頷為“社員”，這是印社成立百年來邀請加入的第一位山西會員。
張頷一生虛懷若谷，以人品、學術(shù)力行于世，道德文章為學界所景仰，是當之無愧的文博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