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二酉（1705年-1780年）字學(xué)山，號西園，山西 太原人，清朝官員，他曾于1739年任巡視臺灣監(jiān)察御史。

　　1705年出生于山西的楊二酉于1733年高中進士，后入清宮廷擔(dān)任翰林 編修等文職。1739年（乾隆四年）以御史身份巡視臺灣并兼理學(xué)政。任內(nèi)選諸生建海東書院。1741年返宮廷續(xù)任工科官員。

　　1747年，福建巡撫上奏朝廷1739年－1747年之歷任巡臺御史除了養(yǎng)廉銀之外，強索各縣輪值供應(yīng)，而巡臺出巡南北兩路，所有夫車等項均強加各縣措辦，又復(fù)濫準差拘，多留胥役，滋擾地方等語。因此，他以“積習(xí)相沿，因循滋弊”罪名被革職留任查辦。他之后返回山西。并在山西研究與保護晉祠，頗有成果。官終至兵科掌印給事中。

　　活躍于清乾隆元年（1736）至十年（1745）間政治舞臺上的“言官”楊二酉，是一位勤于職守、直諫敢言、曾頗受乾隆皇帝青睞的骨鯁之臣。他的仕途生涯僅18年。前三年在雍正朝，為翰林院庶吉士，默默無聞。是乾隆登基給他帶來機遇，更準確地說，是他秀雋的書法和錦繡的文章，被乾隆看中，為其仕途打開了通道。然而，作為一生為監(jiān)察官員的他，因其恪躬職守，耿介如石，被污臣貪宦視作洪水猛獸，尤其是遭到被他彈劾和檢舉的個別封疆大吏和朝中重臣的攻訐，終至被乾隆皇帝疏遠，以“詿誤”之罪免職，年屆45歲之時歸里賦閑。

　　楊二酉先生，出生于富裕的鄉(xiāng)紳之家，書香家風(fēng)，富足家道，再加上他“幼聰敏，性愷悌，美豐度”的個人條件，使其每學(xué)有進，涉獵較廣，文、書、詩、畫，莫不精湛。誠如史載“工書善畫，嫻吟詠”，“長于古文辭章”。雍正五年（1727）中秀才，雍正十一年得舉人，雍正十二年登進士，成為“天子門生”。就在榮膺進士的這一年，28歲的他步入仕途，進翰林院為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般進士入仕的必由之路，依清制須做三年之后，參加例考合格，方能提升。在三年庶吉士生涯中，二酉默來默往，默默無聞。雍正十三年（1735）皇帝突然駕崩，弘歷新登帝位，二酉也三年職滿，依例考中，晉升為翰林院編修。編修之職，是一個無定員、也無實職的崗位，但卻可以此為皇帝服務(wù)，進呈辭章。這一年，也就是乾隆元年（1736），二酉作《祈谷賦》呈送新帝。乾隆看到此賦字體遒勁雋秀、文辭飄逸雅訓(xùn)，以為“此子頗有才華，聊可起用”，遂下詔，命二酉兼作《明史鈔》和《文獻通考紀要》纂修官，并恩賜其一部《日講春秋》，以示褒獎。

　　新帝的賞識，使三年無聞的楊二酉，如旱苗獲甘霖，愈發(fā)勤奮，揚長進取。由于表現(xiàn)拔萃，乾隆二年又獲升遷，擢“英武殿翰林供奉”，恩準為《大清一統(tǒng)志》纂修，加協(xié)辦起居事，所謂“協(xié)辦起居事”，乃追隨皇帝左右，記載其一日言行，為圣上作《起居注》。成為皇帝隨臣后，二酉精于書文之長，尤中乾隆下懷。六月某日，帝命其作《日知薈說》，二酉依命精制，速作晉呈。乾隆“御覽”之后，“龍顏大悅”，即賜“內(nèi)府葛紗六端”、“御用眼鏡一副”，拔擢“貴州道察御史”（未出察）。七月，又奉旨巡察順天府（今北京）鄉(xiāng)試外場；十月，奉圣命巡視南城（今河南軍事要沖河陽三城之一）；同月，奉旨再作《日知薈說》。已有一次經(jīng)驗的楊二酉，輕車熟道，此篇《日知薈說》，更不同凡響，飽受乾隆賞識，又賜 “御用筆墨兩匣”、“御用澄泥古硯一方”，再晉級“協(xié)理山西道監(jiān)察御史”。龍恩浩蕩，一升再擢，逮同年十一月乾隆又降旨，委之重任“巡視臺灣兼理學(xué)政”之職。幸走宏運的楊二酉，一年擢遷六職，數(shù)得皇上垂青，成為朝中炙手可熱的人物。

　　乾隆四年（1739）正月，行將赴臺上任的楊二酉，乞奏乾隆皇帝，“請訓(xùn)”赴任旨意。乾隆在乾清宮召見愛臣，面諭“臺灣地方緊要，汝去當(dāng)以鎮(zhèn)靜為主。凡事要與督撫商量，不可多事。向來臺地文武不和，竟成風(fēng)氣，汝去要時加勸諭。至爾等滿漢御史更要和氣，乃于地方有益。官員中有不好者，汝不得不奏朕知道，然亦只可與督撫商酌，不要輕易參奏�！倍�提面命，要詣清晰，寵愛之心，躍然紙上。

　　楊二酉到臺灣后，牢記圣訓(xùn)，慎重行事。清臺灣島并不是一個行省，而是福建省所轄下的一個府。一島孤懸海外，是為大陸東南諸省屏障，軍事地理位置至關(guān)緊要。而鎮(zhèn)臺總兵章隆，卻是一個跋扈剛愎的武夫，平日糟害百姓，縱容下屬為非，搞得島上民聲鼎沸。二酉輕勸無效，重責(zé)無權(quán)，遂痛下決心，起章彈劾，先報福建督撫，轉(zhuǎn)呈乾隆皇帝。兩月之后，章隆被免，解押京師。禍害倒臺后，臺島百姓十分擁戴二酉。楊氏在臺兩年，最重臺島教育，為平息閩籍、粵籍遷臺百姓因“學(xué)額”所限，造成的長期矛盾，他改革臺灣戶籍制度，增加學(xué)子入學(xué)、考試名額，化解了矛盾，理順了民怨，促進了島內(nèi)團結(jié)。當(dāng)年的臺灣，地處僻址，經(jīng)濟落后。雖有府學(xué)、縣學(xué)，卻師資低劣，質(zhì)量在孫山之后。為此，二酉創(chuàng)辦書院，親自授課，傾注畢生心血。在治政方面，二酉在了解地方實情后，奏免了臺灣積年陳欠稅銀3340兩，田賦51489石，減輕了百姓負擔(dān)。對于臺灣的治安，他善撫蕃黎，實行保甲，嚴緝游匪，約束兵丁，地方政權(quán)日益鞏固。他的善政得到了島內(nèi)官紳百姓的贊譽，齊稱其為“楊夫子”。至今仍遺《學(xué)憲楊公興行海東書院碑記》于世。

　　乾隆六年（1741）十月，楊二酉差滿回京述職，得到了乾隆“召見賜坐，慰勞有加”的嘉獎，先后擢升為 “工科給事中兼英武殿執(zhí)事”、“兵科掌印給事中”等職，始終效命于六科和都察院監(jiān)察官吏系統(tǒng)。

　　清代吏制，監(jiān)察官員品位不太高，權(quán)力非常大，他是皇帝實施吏治，整飭官員的一把利刃。身為兵科最高諫官（與言官是同一意思）的楊二酉，深恐稍有懈怠，“有負皇恩”，遂悉心觀察朝野上下，常到各屬部門檢查，發(fā)現(xiàn)問題，即行上疏，官員稍有錯怠，便具實參奏。所任期間究竟上過多少奏章，革除多少錯弊，無法知曉。但大多都得到了皇帝的贊賞和首肯。比較著名的均見載于史，諸如“停采買”、“減關(guān)稅”、“除耗羨”、“愛惜人才”、“論浙江兵餉銀色”、“陜甘茶法流弊”……大多涉及國計民生、貪官流弊，反映了他一片憂國愛民之心。其中的“論浙江兵餉銀色疏”，就是請皇帝查處江浙總督，滿族貴胄貪污兵餉的問題，而正是這一奏疏使二酉受到權(quán)臣、大吏的誣陷，終至使乾隆疏遠，落得“詿職”之罪，在乾隆十六年，丟官于一旦。

　　丟官歸里后的楊二酉，一門心思都投向了晉祠的山水。名匾“水鏡臺”，名篇《柏月山房記》，名聯(lián) “桐葉自當(dāng)年剪得，鳳凰于何日來棲；”以及晉祠“內(nèi)八景”、“外八景”詩篇等等，都出自他手。完全成了一位鐘情于山水，盡心于鄉(xiāng)間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