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李宗吾，原名世銓，入學后改名世楷，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夫子，25歲思想大變，與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故改名為宗吾�！∑錇槿苏�，為官清廉，其職位油水豐厚，而離任時清貧潦倒。
1912年，他以“獨尊”之名，撰寫了轟動—時的《厚黑學》，以后陸續(xù)寫了—系列文章，其中包括1927年發(fā)表的《我對圣人之懷疑》。1928年發(fā)表了《社會問題之商榷》。自詡學說與道、儒、釋相提并論，被譽為蜀中奇人，研究古之帝王將相權謀成功之道和英雄豪杰不外"面厚心黑"而已，觸類旁通二十四史都可一以貫之。吳稚暉稱其為當代的了不起的思想家。厚黑之說在抗戰(zhàn)末期以后以至于臺灣、海外都曾風行一時。
1936年，他將歷年所作文字的一部分，融合自己的新觀點和想法，重新以隨筆體裁整理為文，在成都《華西日報》上開辟《厚黑叢話》專欄，連載發(fā)表，以后同名結(jié)集單獨成書。
1936年，他還發(fā)表了被人稱為扛鼎之作的《中國學術之趨勢》。1938年，又將以前曾發(fā)表過的短文《心理與力學》重新整理成書同名發(fā)表。因作者認為此文所言是厚黑學在學理上之根據(jù)，所以人們稱此書為《厚黑原理》。
作品分析
作者的基本思想線索是在研究人性中，提出了“厚顏黑心”之說，由此而生“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變化”之說。作者認為后者，使“厚黑學就有哲理上之根據(jù)了”。
其論人性、論經(jīng)濟、論政治、論國際關系、論學術，均循此線索。他自己認為世人多注意其“厚黑學”，而對其他作品“不甚注意”，其實，后者才是作者更為著重的作品。
這些著作八十年代又成為臺灣、香港地區(qū)及日本的暢銷書。作者以強烈的使命感和敏銳的洞察力，對封建社會的政治黑暗和官場腐敗予以深刻揭露和嚴厲抨擊。
文筆犀利，諷刺辛辣，許多見解令人嘆為觀止。作者視角獨特，觀點新穎，自成一家，使人不能不佩服其對傳統(tǒng)文化的切膚感受與妙悟能力。
《厚黑大全》收集了李宗吾的重要論文和專著，通覽全書，可以了解作者的思想全貌。就學術價值和歷史地位而言，《厚黑學》、《厚黑原理》(心理與力學)、《厚黑叢話》、《中國學術之趨勢》、《社會問題之商榷》堪稱是李宗吾的代表作。
以“獨尊”之筆名，旨在取佛祖“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意，從此便以“厚黑教主”自號，被譽為“影響中國20世紀的十大奇才怪杰”之一。它就像一面鏡子，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丑陋的中國人》等一系列抨擊落后國民性著作的先河之作。
其書有后續(xù)，是說男女關系，名曰《老婆經(jīng)》，怕老婆才能有大發(fā)展，是現(xiàn)代中國人生過幸福的指導教材。
其有作品：《厚黑學》書最后是老婆經(jīng)，《厚黑學后傳》，《心理與力學》,《厚黑大全》,《厚黑原理》(心理與力學),《厚黑叢話》,《中國學術之趨勢》,《社會問題之商榷》。
歷史評價
宗吾先生的著述涉及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甚至暢談物理學、經(jīng)濟學，凡百余萬言，在經(jīng)歷40年代的轟動效應之后，逐漸在思想史上展露出深遠的影響力和沖擊波，開啟了對國民性反思的思辨之路。
在華人學術領域，林語堂、梁實秋、柏楊、李敖、南懷瑾、張默生、李石鋒等等學問大家對李氏思想進行了多方位的推演和研究，紛紛指出，李宗吾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是四川人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所做出的不可多得的貢獻。
張默生先生的《厚黑教主傳》也很好的詮釋了這一點。
解放以后，海外對李宗吾的研究已經(jīng)推演至更為廣闊的領域。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nèi)各出版機構(gòu)紛紛出版李氏著作，版本據(jù)我的不完全統(tǒng)計，達數(shù)十種之多。
其傳記也作為研究課題進入了大學課程。
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王磊等人專門寫出了30萬字的李氏思想傳記《厚黑教主李宗吾傳奇》，已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促進了李氏學術思想的發(fā)掘和研究。
在清華大學傳播學系2002研究生的課程里，“從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到李宗吾的《厚黑學》”的專論，已經(jīng)進一步體現(xiàn)了其學術、思想的生命力。
當代學人谷照明、王善生、鐵波樂、笑蜀、陳遠、李加建、鄧遂夫、陳思遜、李波等人均從不同的層面對宗吾先生的多方面成就進行了研究，尤其是對其思想具有的“當下性”價值予以了特別關懷。
在對待宗吾先生的問題上，鬼才魏明倫倒是顯得比較理智，他在《奇奇怪怪的四川人》、《臺北訪李敖》等文章里高度頌揚了宗吾先生的精神與人格魅力。
厚黑大師
人物簡介
李宗吾(1879—1943),我國現(xiàn)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幽默諷刺文學大師。1879年2月3日出生于四川省富順縣管轄的自流井中心地帶橐柴口(今自貢市自流井區(qū)),1907年畢業(yè)于四川高等學堂，在校期間已加入同盟會。他一生多致力于教育,自1912年起,以一部驚世奇書《厚黑學》震驚華夏、震驚世界,由此自稱“厚黑教主”,人稱“厚黑大師”,名列“影響中國文化的20大奇才怪杰”。這部,晾世奇書連同他此后陸續(xù)面世的《厚黑叢話》、《我對圣人之懷疑》、《心理與力學》、《制憲與抗日》、《社會問題之我見》、《政治經(jīng)濟之我見》、《中國民族特性之研究》、《考試制度之商榷》、《中國學術之趨勢》、《迂老自述》、《我的思想統(tǒng)系》等著作一道,一版再版,歷經(jīng)數(shù)十年之久而長盛不衰,并以各種譯本傳遍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許多國家和地區(qū)甚至成立了《厚黑學》的研究會。
歷史發(fā)現(xiàn)
面對這樣一位“近代之新圣人”(林語堂語),許多學者感到奇怪:李宗吾身后怎會如此蕭條,竟沒有—張照片,一頁手跡,一件遺物,—篇遺稿留存于世?直到近年,這一令人扼腕嘆惜的奇怪現(xiàn)狀,才在其家鄉(xiāng)自貢—批熱心文化人的不懈努力下得以突破,有了驚人的發(fā)現(xiàn)!
一座歷史文化名城與一群"黑學"癡人
地處我國大西南一隅的自貢,是一座以“鹽之都、龍之鄉(xiāng)、燈之城”聞名于世的歷史文化名城,僅在近百年歷史進程中便涌現(xiàn)出一大批名震華夏的歷史人物:紅巖英烈代表人物之—的江竹筠,秋收起義總指揮盧德銘,陣亡于遵義城下的彭德懷的軍事搭檔、紅三軍團參謀長兼紅五軍軍長鄧萍,革命家、教育家、歷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吳玉章,“戊戌變法”六君子之—劉光第,曾任孫中山總統(tǒng)府秘書的民主主義革命家雷鐵厘,還有杰出的詩詞書畫大師趙熙,著名鹽業(yè)資本家侯策名等。自貢因鹽設市之前本屬富順縣和榮縣分別管轄的兩個大的鹽業(yè)區(qū)—一自流井和貢井,現(xiàn)自貢市所轄四區(qū)兩縣320萬人口,兩縣即包括富順縣和榮縣,前者為有名的“才子之鄉(xiāng)”,后者則為有名的“詩書之鄉(xiāng)”�！昂窈诖髱煛崩钭谖嵴窃谶@樣人杰地靈的人文環(huán)境和歷史氛圍中脫穎而出的。然而由于諸多原因,他在曾經(jīng)的輝煌之后,卻在故鄉(xiāng)沉寂了,長久不為人知。
自發(fā)研究
當時間跨人21世紀后,在自貢這座歷史文化名城里,有一群人終于坐不住了。他們自發(fā)地行動起來,研究《厚黑學》,開展李宗吾身后事件的大追蹤,揭示李宗吾的思想真諦,恢復李宗吾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和地方文化名人中應有的地位。他們突然發(fā)現(xiàn),這位已經(jīng)辭世半個多世紀的瘦弱、高挑的老人,身后竟留下了—座精神富礦、思想寶庫,為后人留下了足可構(gòu)建一座學術殿堂的“厚黑”奇學。而這—群人,就是被筆者在本文中稱之為u2018黑學”癡人中的一撥熱心于文化事業(yè)的人。
早在新世紀之初,這群人中的4位便常常聚在一起,或到李宗吾的故居之地挨家挨戶尋訪,或在橐柴口、東興寺的茶樓酒肆中慢飲輕談。這4個人是在國內(nèi)赫赫有名的紅學家鄧遂夫、著述甚豐的青年詩人兼散文家蔣藍、對地方風情掌故頗為嫻熟的隨筆作家陳思遜,還有一向熱心于地方文化的原文化局干部李仁勛。他們深深地為李宗吾身后的蕭條冷落而悲嘆,為偶爾尋找到的一點有關李宗吾手稿遺跡和后人線索而興奮,同時也為構(gòu)想中的李宗吾研究計劃振奮不已。他們不在—起的時候,也是各自為此事奔忙。鄧遂夫于2001年熱血沸騰地寫了—篇題為《李宗吾斷想》的長文,發(fā)表在《蜀南文學》上,并將文章寄給市委書記,希望能引起上級領導的重視。蔣藍、陳思遜分別寫出《作為思想家的李宗吾》和《李宗吾的最后五年》,發(fā)表在《成都晚報》上。李仁勛則四處去拍攝李宗吾故居之地橐柴口和墓葬之地富臺山、青龍山的資料照片,為未來的研究作準備。
2004年大年三十除夕,天下著漾漾細雨,有3個人來到了自貢市區(qū)一家名叫“天一閣”的茶坊里品茗論詩。這天街上并不熱鬧,市民大多在家中與親人團聚,宰肉、殺雞、燉湯忙乎吃喝。茶坊在這—天也并不見擁擠,反而有幾許清靜。在這—老兩少3個人中,一個是前面已經(jīng)提到的青年詩人、散文家蔣藍,一個是年近七旬的市文聯(lián)退休老干部、市作協(xié)名譽主席李加建,另一位30出頭的年輕人是李加建的學生龔偉。3位平時舞文弄墨的人今天聚在一起,竟沒了以往的詩興和豪語,不知是誰把話題拉到了李宗吾的《厚黑學》上,自然也是一番感慨,之后便各自心情沉重起來。
說起淵源關系來,李宗吾的堂妹是李加建的干媽,而李宗吾的堂侄(在二十世紀三四十代就已經(jīng)有名的雜文家李石鋒),則是李加建的好友加兄長。兒時,李加建叫李石鋒為“瘋(鋒)子哥哥”。現(xiàn)在他們把話題拉到了李宗吾身上,李加建慨然嘆道:“現(xiàn)在,還有沒有人記得喲?恐怕連他的墳在哪里都沒人能弄得清楚了!”
“有,記得他的人、研究他的人在自貢就有很多�！笔Y藍說道:“我也在研究他的東西,還寫了—-篇萬字長文《作為思想家的李宗吾》,已經(jīng)在網(wǎng)上傳開了。他的墳墓我們也打聽了,在他祖上老家的大巖村組的一座荒山上,聽說是衣冠冢。嗨,要不我們今天就去為他掃個墓?”李加建說:“好,我們今天大年三十就去為他老人家掃個墓!”于是認立馬就從茶坊里出來,往地處市區(qū)的紅旗鄉(xiāng)大巖村去,
一路打聽,來到了青龍山上。查找了好久,終于發(fā)現(xiàn)了李宗吾后人立的墓碑。好在有這塊墓碑,要不根本發(fā)現(xiàn)不了在荒草叢中的這個小墳包。誰能想像得到,這個猶如鍋底般大的小土包,會是“厚黑大師”李宗吾的墓葬之地呢?而且就是這樣的一刊、墳包,還只是衣冠冢呢!那么李宗吾真正的埋身之處在哪里?為什么在這青龍山上會出現(xiàn)他的衣冠冢?這內(nèi)中有何隱隋……李加建他們已顧不上探究這些,老少認連忙散開,就地采摘野菊花,編織了—刊、花圈,放在墓碑前,在細密的雨霧和除夕的鞭炮聲中,懷著難以名狀的心情深深地三鞠躬。
回過頭還得說一說前文提到的陳思遜。在這座城市另一端的一套居室中,陳思遜的心情同樣不平靜,他正在趕寫有關李宗吾的文稿。他是市藝術館退休干部、市詩詞學會副會長、市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副主席。陳思遜的父親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寫過—篇與李宗吾交往的回憶文章《李宗吾逸事》。受其父影響,陳思遜也對李宗吾及其《厚黑學》產(chǎn)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早在3年前就寫了文章在臺灣的《國語日報》上發(fā)表出來。
當時,陳思遜經(jīng)過多年研究積累和深入的尋蹤采訪,正在趕寫一篇題為《李宗吾的最后五年》的紀實性文學作品。兩個多月后,這篇作品在《成都晚報》的秘聞逸事版發(fā)表了出來。這些年來,有—件事—直感動著陳思遜。那是在2000年的一天,陳思遜家中來子—位壯年大漢,見到陳思遜就自報家門說是“古鹽道餐廳”的老板,有一件關于李宗吾的事要請他幫忙。陳思遜好生納悶:這做生意的老板怎么也對“厚黑大師”的事情來了興趣?
來人叫方志勇,其父是老紅軍,以前因u2018上山下鄉(xiāng)”從江安來到富順,接觸到《厚黑學》,對李宗吾十分敬仰�；爻呛笥洲o職涉足商場,在李宗吾晚年隱居著書立說的地方橐柴口古鹽道邊開辦了—家“古鹽道餐廳”。他想在餐廳大門邊巖石壁立—塊李宗吾的紀念碑,將李宗吾生平簡介和他的肖像刊刻在紀念碑上,供人憑吊拜謁�，F(xiàn)在碑文和石材均已備好,但還差李宗吾的照片,他想盡辦法也沒查找到,后聽人說陳思遜在研究《厚黑學》,便來找他幫忙提供一張李宗吾的照片,以便將紀念碑早日刻好安放以盡心愿。陳思遜聽完方志勇的敘說,大為感動,便向他說明李宗吾的照片尚未找到,僅有一張從書上掃描下來的李宗吾的畫像可以提供給他暫且刊刻,如以后有緣查找到李的照片,一定通知他。
2001年3月2日,長3米、高1米的李宗吾紀念碑終于安砌于“古鹽道餐廳”大門石壁邊,立時引來不少游人在碑前拍照留念,憑吊拜謁先賢。連馬來西亞、日本、新加坡等外國游人和港臺游客也慕名而來,佇立碑前仔細觀看碑文,尋訪李宗吾隱居處所和生平事跡,其良好的社會反響連方志勇也始料不及,感慨道:“大師就是大師啊!”接下來,就該提到那位紅學家和另一位文化官員了。紅學家鄧遂夫原是市歌舞劇團創(chuàng)作員,因涉足紅學研究20余年,在海內(nèi)外頗有影響。另一位文化官員便是剛剛從市文聯(lián)黨組書記兼市文聯(lián)主席崗位上退休的鄧科。前者是中國紅學會理事,后者是市文聯(lián)顧問、市作協(xié)顧問、市詩詞學會副會長,也是市政協(xié)委員。他們兩人早有深交,后又因“黑學”之事親密地走到了一起。
鄧遂夫早在10年前便開始關注李宗吾的研究,于2001年初從北京回鄉(xiāng),與陳思遜、蔣藍等文友共商研究厚黑學、探尋李宗吾遺跡遺物之事,緊接著便寫了—篇長文《李宗吾斷想》在故鄉(xiāng)《蜀南文學》上發(fā)表,同時還向市領導寫信建議盡陜建立李宗吾故居紀念館、成立李宗吾學術研究會等。后來他—直為此四處奔走呼吁,終于在2004年2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偶然聽說自貢市第二天就要召開人大、市政協(xié)“兩會”,便決定借此機會搞一個能夠真正引起人們重視的活動——以一個故鄉(xiāng)文化人的名義直接向“兩會”上書。當天晚上他就起草并打印好一份題為《關于盡陜建立李宗吾故居紀念館的建議》的意見書,然后在第二天早上打電話找到了正準備出席會議的市政協(xié)委員鄧科,請他在市政協(xié)會議上代為宣讀并遞交這份意見書。
鄧遂夫接著又去市人大送交材料,希望同時引起市人大代表對此事的關注。鄧科長期在市委宣傳部、市文聯(lián)工作,深知這—材料意義重大,便在宣讀了鄧遂夫的意見書后,與市中院副院長鐘達文、市政府副秘書長漆成康、《自貢日報》副總編林念勞和市公安局局長楊衛(wèi)等委員—起,聯(lián)名向大會提交了《關于建立李宗吾故居紀念館的建議》的正式提案。大會《簡報》很快以《尊重歷史,打造品牌》為題,摘錄刊發(fā)了鄧科的相關發(fā)言,引起與會委員和有關部門的重視。
此后,鄧科和鄧遂夫為u2018黑學”走到—起的時候就更多了。繼而,又有一個極關鍵的人物走到了—起,那就是民營企業(yè)老板黃鶴邦鼎。黃鶴邦鼎也是個“黑學”迷,多次與自貢市黨校講師李中—和《自貢日報》記者黃兆華等人商議策劃如何從旅游文化方面去打造李宗吾的名人品牌。鄧遂夫得知這—情況后,便同黃鶴邦鼎聯(lián)系,兩人—拍即合。就這樣,在鄧遂夫、鄧科、黃鶴邦鼎、陳思遜和市文聯(lián)、市作協(xié)等相關部門一些有志之士的積極倡導邀約下,自貢“黑學”癡人陸續(xù)匯集到了—起,商量籌備成立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的事情。黃鶴邦鼎向大家表示:“我曉得這個事情是要講奉獻的,短期內(nèi)不可能有什么經(jīng)濟回報,但我愿意把我的,夕陽紅,老年公寓的辦公室拿出來,作為目前的活動場所,等學會正式成立后就作為辦公室,以后開籌備會u2018研究會u2019成立大會的—應開銷,都由我來出資�！�
黃鶴邦鼎這—“出”,不到一年便出了近3萬元。而筆者采訪他們時,黃鶴邦鼎卻對此只字不提,倒是鄧科、鄧遂夫連聲說:“黃鶴在這件事情上功不可沒,出了大力喲!”鄧科為此還題了—省《贈邦鼎君》的詩:u2018金秋時節(jié)夕陽紅,盛會群賢起匯東。教主有知當感慨,龍峰釜水自從容�！�
李宗吾墓地的真相
自貢李宗吾學術研究會成立之前,籌備組成員便達成共識:設法解開這樣一種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現(xiàn)象,即李宗吾本屬現(xiàn)代名人,去世時間并不長(1943年),為何卻沒有留下—張照片、—頁手跡、一件遺物?比如李宗吾的照片,他去世之前照相館在社會已很普及,難道就沒留下一張與家人、與友人的合影?他本人難道就沒有一張生活照、社會活動照?現(xiàn)在所知的李宗吾像,僅有其好友張默生所著《厚黑教主正傳》一書的封面畫像,那上面寫得明明白白的是“厚黑教主李宗吾造像”,而不是真正意義的照片。至于李宗吾的其它遺物,目前尚未有任何發(fā)現(xiàn),也未見任何有關報道。還有,李宗吾一生著述頗豐,其著作手稿難道沒有被其后人收藏,沒有一篇文章手跡散存報館、流落民間,沒有只字片語的題簽、書信被人保存?過去已知的李宗吾唯一手跡,僅為其贈送給北京太廟圖書分館—本書上的簽字:“太廟圖書分館惠存,李宗吾謹贈”。作為一代大師的李宗吾,其手跡就僅僅這13個字存世?大家都覺得應該各自努力去尋蹤覓跡,爭取在這幾個方面有所突破,為此后建立李宗吾故居紀念館積累實物實證,為學術研究提供依據(jù)、拓寬領域。
此外,現(xiàn)在已知的李宗吾墓在市區(qū)的紅旗鄉(xiāng)大巖村七組,人們傳說那里是李宗吾的衣冠冢。那到底是衣冠冢還是真正的李宗吾墓?這一系列的問題,都在人們心里打上了一個又一個大問號。
好在這些自貢的“黑學”癡人們紛紛行動起來了。很快有佳音,那就是確認了李宗吾墓的真正處所。
2003年,是李宗吾辭世60周年,自貢市詩詞學會會員李仁勛是《厚黑學》研究愛好者,與詩詞學會副會長陳思遜多有來往,兩人經(jīng)常在一起交流研究心得。他在這—特殊的日子很想為這位名震海內(nèi)外的先人做點什么,于是想起了去李宗吾墓地拍照,配上文字在會刊《紫薇詩簡》上發(fā)表,以紀念大師。于是,李仁勛尋訪到了大巖村七組,拍下了李宗吾墓碑的照片,并記下了碑文:
吾祖李宗吾乃前清單人,同盟會員,四川自貢市人.。生于一八七九年元月十三日,卒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終年六十五歲。早年畢業(yè)于四川高等學堂,歷任富順縣立中學校及四川省立江油中學校長、省教育廳督學、省府政聞編審委員、省官產(chǎn)清理處長、四川省府秘書、四川大學教授、省參議會參議員、省府委員、顧問等職。
吾祖一生秉性耿介,為政清廉,家業(yè)綿薄,u2018惟著述甚豐,影響極廣之厚黑學為其代表作。后為自由撰稿人。
李仁勛也聽說在大巖村七組的李宗吾墓是衣冠冢,真正的李宗吾墓在其晚年著書立說的地方——富臺山上。李仁勛查找到山上,只見山上已是住宅遍布。幾經(jīng)打聽,人們都說李宗吾墓是在這富臺山上,但具體位置則說不清楚。李仁勛只好以墓碑照片為準,附以碑文在《紫薇詩簡》2003年第三期刊發(fā)了出來。
此后,陳思遜、李仁勛、蔣藍等人經(jīng)多方打聽,尋訪到了李宗吾的外曾孫女何智偉、外曾孫女婿秦承和(原自貢市人防辦主任、副廳級退休干部),進而尋訪到了李宗吾的孫女李若英。
隨后,鄧遂夫、黃鶴邦鼎、陳思遜等人上門看望了已年近八旬的李若英,終于弄清了李宗吾墓的真實情況及他的種種悲慘際遇。
原來,李宗吾于1943年明28日中風不治去世后,成都、重慶、自貢的各報館均報道了“厚黑大師”辭世的消息,各界人士聞訊趕往李家吊唁,場面極為隆重。大師遺體被裝殮人早已備好的黑漆描金內(nèi)棺外槨壽棺,安葬于距他居所不到300米的富臺山上。之后的四五年,李宗吾遺孀鐘性榮因拖家?guī)Э诓賱谶^甚而病故,其后人將她的壽棺與李宗吾墓u2018合墳”安葬,被稱為“雙棺墳”。
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股極“左”之風刮到農(nóng)村,大搞“紅山黑水”,鏟草皮燒草山,大砍樹木燒高爐煉鋼鐵。安葬李宗吾的地方雖在市區(qū)附近,卻屬農(nóng)村地界,有個隊干部一下想起李宗吾墓“雙棺墳”中的棺材是黑漆描金棺,便打起了這兩副棺材的主意。青天白日之下,他竟帶著一群人去李宗吾墓掘墳取棺,將李宗吾夫婦遺骨拋棄,然后將兩口棺材運回了生產(chǎn)隊的保管室,不久便作為木材變賣了。
其時,李宗吾后人已搬離老宅,一部分人遷去了外地,一部分人雖在自貢,但沒有得到這—消息。倒是住在兩公里外的大巖村李氏宗族后代聽說后紛紛趕去現(xiàn)場,見墳地爛泥雜草中丟棄著李宗吾夫婦的遺骨,其景讓人滲不忍睹。李氏家族后人個個氣憤異常,還有人跑去生產(chǎn)隊的保管室見到了李宗吾夫婦的棺材,但在那種極“左”的年代卻不敢發(fā)作,只好忍氣吞聲將李宗吾夫婦的遺骨收殮,重新填埋人原墳坑中了事。
1992年5月,李宗吾墓周圍經(jīng)數(shù)十年變遷,已是房屋密布,老宅也已成了居民住宅街區(qū),又因建設征地,埋于此處的各家墳墓均被通知遷移。李宗吾之孫李長靖、孫女李若英等孫輩后代,代表李家后人,準備好經(jīng)壇、香燭、紙錢,前往富臺山為祖父母遷墳。此時,所埋墓坑中的遺骨已無法辯認分裝,只好將祖父母的遺骨收殮到一起放入經(jīng)壇,考慮到此后有賴李氏宗族后人就近照看,也由于墳地之需,他們便將祖父母的遺骨送去了李氏宗族的祖居地之紅旗鄉(xiāng)大巖村七組,埋于青龍山上,并立了墓碑。
至此,李宗吾墓是衣冠冢的說法已不能成立,這里確為真正的李宗吾墓,只是從原埋葬地富臺山遷葬刊師已。但讓人不曾想到的是:李宗吾作為一代大師,其身后竟遭如此大劫!
2004年4月4日清明節(jié),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籌備組諸同仁和部分文藝界人士,自發(fā)地組織起來前往大巖村為大師掃墓,其情景一如媒體在報道時用的黑體標題那樣——《“厚黑宗師”身后不寂寞》。
手稿追蹤
尋源覓蹤,大師手稿今何在
對于紅學家鄧遂夫來說,一個研究對象的手稿,對于研究本身有何等重要的價值,那是再清楚不的事了。早在3年前,他就開始追蹤李宗吾的手稿。他堅定地相信,李宗吾從讀書開始到此后服務于社會直至最后去世,一生中幾乎在四川度過,雖然由于寫了《厚黑學》,使得不少人對他產(chǎn)生誤解,真正的知心朋友并不多,但他晚年著書立說之地畢竟在家鄉(xiāng)自貢,且其孫輩人數(shù)不少,是個大家庭,他的一些文稿的手跡應該極有可能在自貢被發(fā)現(xiàn)。
幾經(jīng)努力,鄧遂夫得到一條極有價值的線索:李宗吾的堂侄、20世紀40年代便頗有名氣的李石鋒,曾于80年代去世之前,將一批李宗吾遺作手稿托友人轉(zhuǎn)交給自貢市政協(xié)文史委員會,希望在《自貢文史資料選輯》上面世。但此后這批遺稿似乎并沒見刊出,下落亦不清楚。
得此線索后,2002年春節(jié)前夕,鄧遂夫再度從北京回到自貢,請求市政協(xié)文史委知情的工作人員協(xié)助查找相關資料檔案,結(jié)果只查到一篇署名王善生的《我對李宗吾先生的回憶》在該刊刊發(fā)。至于李石鋒托人交來的李宗吾手稿有沒有刊用以及后來的去向,因當年經(jīng)管此類工作的何青、王柔德等人均先后謝世,則無從說清了。文史委熱心的何桂清女士見鄧遂夫很著急的樣子,便答應再為他在現(xiàn)存的80年代的來稿登記案卷中查找一下。何女士查出來的結(jié)果,除發(fā)現(xiàn)孫柏蔚、梁思堯回憶李宗吾的文章各一篇登記未用外,其他再未找到以李宗吾署名的或別人寫李宗吾的文稿。既然是這樣一個結(jié)果,鄧遂夫也就只好作罷另覓他途了。
事情過去兩年之后,閑時愛去舊書攤淘書的鄧遂夫,偶然在舊書攤上見到一本《自貢文史資料選輯》第15期,一翻目錄,其中有署名李世楷的3篇文章一一《廖緒初小傳》、《楊澤溥事略》、《王儉恒小記》。鄧遂夫剎時心跳加劇:李世楷不就是李宗吾的本名嗎?此前文史委的同志沒有查到李宗吾的文章,看來還是由于不熟悉李宗吾的各種名諱。這千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文章既已刊出,保存其原稿就應該是常理,鄧遂夫急不可待地立即聯(lián)系上在家養(yǎng)傷的何桂清,再次前往文史委查找歷年已用稿件的檔案。很快便查到了那3篇文章的原稿。但讓鄧遂夫吃驚的是:經(jīng)仔細辨認,這3篇稿子并非李宗吾手稿,而是文史委作為編輯用的—種抄件。
李宗吾手稿又到哪里去了呢?當年轉(zhuǎn)交這幾篇文章的金文達老先生明確告訴鄧遂夫:文章是用毛筆書寫在一種陳舊的黃紙上的,而不是現(xiàn)在見到的用圓珠筆和鋼筆寫在稿紙上的。那么,李宗吾手稿會不會因其彌足珍貴而送交市檔案館保存呢?鄧遂夫又請市檔案局局長兼市檔案館館長許建同志代查一下,許建爽快地答應了,查的結(jié)果還是沒有。鄧遂夫又請當年負責處理這3篇稿子的何青遺孀曾德彬女士查找一下何青遺稿,看能否從中查找到一些線索。曾德彬女士當即回答道:“我因整理出版何青遺著,已對他的遺稿作過反復的清理,并沒有發(fā)現(xiàn)你說的這幾篇稿子�！�
現(xiàn)在,所有的線索似乎都中斷了,那么李宗吾手稿會不會直接退還給了提供稿子的李石鋒后人呢?抱著試一試的想法,鄧遂夫經(jīng)多方打聽,終于找到了李石鋒的四子李長志家,但因李長志外出而未能見面。接下來的日子,鄧遂夫因忙于參與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的籌備工作,便暫時放棄了對李宗吾手稿的追蹤。但他—直放心不下此事,后來研究會籌備工作進入尾聲并終獲業(yè)務主管部門和登記審批機關正式批準,其成立大會也定于2004年8月8日召開。鄧遂夫便想利用研究會成立之前的短暫時間作一次最后的沖刺,看能否查找到李宗吾手稿。這—次,他決定到文史委去用笨辦法——親自對—些堆積如山的散亂文稿等資料進行一件件排查。
炎炎夏日,悶熱難當。鄧遂夫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量文稿堆里埋頭苦干,直弄得汗流浹背、灰頭土臉,連續(xù)忙了兩天下來,仍無任何收獲。萬般無奈之下,他又去清查文史委工作人員借閱文稿的登記冊和來往公函,在這些讓人極可能忽略的東西中,鄧遂夫終于有了重大發(fā)現(xiàn)。首先,他從1984年明7日的登記中,發(fā)現(xiàn)了已去世的王柔德有—次在借閱這3篇文稿之外,還同時借閱過—份題為《謝綬青事略》的稿子。鄧遂夫在隨即查到的省政協(xié)文史委公函里證實:當年李石鋒托人轉(zhuǎn)交市政協(xié)文史委的稿子中,確有一篇題為《謝綬青事略》的李宗吾稿,而且后來將其轉(zhuǎn)交給了省政協(xié)文史委,省政協(xié)文史委甚至還給在文稿上署名的李世楷發(fā)了一封回執(zhí)函:
李世楷同志:
來稿《謝綬青事略》共一件,已收到,辦理情況,另行奉告。
此據(jù)
四川省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印)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
收據(jù)編號:3243
有意思的是:當年省政協(xié)文史委員會的經(jīng)辦人員也不知道李世楷就是李宗吾,更不知道李宗吾已去世41年,以致這份根本無法送達作者本人的公函,便被市政協(xié)文史委擱置保存了下來。如此看來,李宗吾的遺稿就并不只《自貢文史資料選輯》上發(fā)表過的3篇,而是4篇。但這篇《謝綬青事略》,市政協(xié)文史委并沒有保存,只能到省里去查。但省文史委的資料檔案肯定更加堆積如山,而且經(jīng)過20年的變遷,能否找出也是一個大問題。正在為難之際,鄧遂夫無意間查看了—下過去未加注意的一份稿件審閱處理意見表,上面清楚地批寫著當時任文史委委員的王柔德簽署的意見:“據(jù)何青同志說,李世楷即李宗吾,有名人也。此文作于1932年,不知是否曾在報刊發(fā)表,如未發(fā)表,同意編人15輯,定稿時請李石鋒同志將原稿攜來核對一下,以免訛誤。王柔德84、5、4�！边@—處意見上明確寫著“定稿時請李石鋒同志將原稿攜來核對一下”,說明至少在此之前,李宗吾的原手稿已經(jīng)不在文史委。這就有兩種可能:一是原稿已退還李石鋒,二是李石鋒主動來要回去了。無論哪一種可能,都說明手稿還在李石鋒家里。
得到這—結(jié)論走了多少彎路啊!鄧遂夫盯住那份審稿意見表,好一陣發(fā)愣,良久才長嘆—聲,轉(zhuǎn)身直奔李石鋒之子李長志家。
找到李長志后,鄧遂夫了解到如下信息:李石鋒共有子女隊,現(xiàn)在有3個兒子居住在自貢,其余則散居在湖南、北京、陜西、臺北等地。李石鋒因在反“右”運動中錯劃為“右”派,糾正平反后又患多種疾病,晚景十分凄涼,于1984年去世。去世前將自己的文稿裝在一個編織袋里,交給了好友李加建保存整理。過于—段時間,李石鋒的子女們從各地趕回自貢吊唁,聽說父親去世前已將文稿交李加建保存,覺得不太妥當,便去找李加建要回了父親的文稿,存放于四子李長志家。李長志后來又將文稿交給了來家探視的、原在市政協(xié)文史委工作的父親生前好友關繼西,請其代為整理保存。而在此之前,李家兄妹均未清理過這批文稿,亦不知道其中是否有李宗吾手稿。
鄧遂夫得此信息先向李加建打聽,回答是當時還來不及翻看這批遺稿,就被李家的后人要回了。鄧遂夫經(jīng)過多方打聽,與關繼西之子關白明聯(lián)系上了,才知道關繼西早已在12年前去世。鄧遂夫給關白明講清情況后,關白明回答道:“我爸爸這一輩子受了許多磨難,吃虧就吃在舞文弄墨上。他老人家去世后,我想這些東西留著也沒什么用處,就清攏—堆,燒了。”但他又說,他在燒父親的遺稿時,并沒有見到鄧遂夫所描述的別人用毛筆書寫的稿子,不知道父親在世時是否見過,也不知父親是否放了稿子在其他什么地方。他答應今后再找找。
線索追查到這里,似乎是真正地斷了。
那么,關白明燒掉的那些文稿中,有沒有李宗吾的手稿?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讓李宗吾這7000字手稿保留在人間?筆者同李加建在同一個單位共事,他退休后也同筆者多有交往,曾談及此事。李加建憶起往事,十分傷感,說:“石鋒臨去世之前的前三天晚上,曾帶信把我找去,將一大塑料包文稿交給我代為保管,并囑我以后在可能的條件下,將他未發(fā)表的文稿發(fā)表一些出來。我將文稿帶回家后,第三天他便去世了,我—直沉浸在悲痛中,—直無心打開塑料包整理那些文稿。后來他的子女們來要文稿,我有什么理由不交還他們呢?如果這批文稿中有李宗吾的手稿,以后又被無意間燒掉了,也確實是太可惜了!”
鄧遂夫確實是努力過了,雖然最終未能尋覓到李宗吾的原手稿,但也不是—無所獲,畢竟查出了3篇遺作的抄件,可是第四篇還能找到嗎?鄧遂夫仍抱著一線希望。他和李石鋒的諸多后人在查找的過程中結(jié)下了深厚友誼,因而繼續(xù)請求他們不要放棄在各自的家里尋找有關李宗吾、李石鋒的照片、文稿、遺物的努力,爭取能有所發(fā)現(xiàn)和突破。這—愿望果然很快有了結(jié)果。
李石鋒之女李長淑在外地勃口工作后很少回到家鄉(xiāng)。在鄧遂夫反復動員下她答應盡陜抽時間翻找一下家中的舊物。她說以前只記得父親曾經(jīng)放過一點舊稿在她家里,但放的究竟是些什么內(nèi)容的稿子,已記不清楚了。就在2004年8月8日早上8時,鄧遂夫驅(qū)車前往參加獲批準的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成立大會的途中,手機突然響了,是李長淑從陜西打來的。李長淑告訴鄧遂夫,找到了—部父親在解放前寫的書稿,是關于李宗吾先生的,里面正好附有李宗吾的俏遺稿。鄧遂夫一聽,心立即提到了嗓子眼上,趕緊問:“那4篇附錄的遺稿是李宗吾的手跡還是你父親的?”李長淑回答說是父親的。鄧又說:“你在電話里給我念一念4篇附錄稿子的標題�！崩铋L淑就念了,當念到第三篇《謝綬青事略》時,鄧遂夫差點在車上跳起來。于是,他請李長淑將她保存的這部書稿復印一套寄給他。很快,鄧遂大便收到了厚厚的一大袋書稿復印件。鄧遂夫一看書稿題名為《破風樓文叢五:關于李宗吾先生》,是一本回憶錄性質(zhì)的書稿,書中寫到了李宗吾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甚至專章寫到了李宗吾“戀愛的謎”。
查到了李石鋒書稿的手稿,又找齊了李宗吾的4篇遺稿,這當然也算是對鄧遂夫傾心努力的回報了,但他仍然感到不滿是——沒有查找到李宗吾這4篇遺稿的手稿。
同時,在李石鋒這部書稿的目錄中,還提供子—個讓人充滿希望的信息:第一行列著一一李宗吾先生單照一幀;第二行列著——李宗吾先生與作者合照一幀;第三行列著——李宗吾先生遺墨。既已列入目錄,當然是要刊于書中的,這說明李石鋒這部書稿中,原本附有李宗吾的照片和手跡,同時也說明:李宗吾與家人及親戚間都曾有照片的交換,有時還會—起合影留念。但迄今為止,卻一張也沒有找到。就連找出了這部遺稿的李長淑,也始終沒找到目錄上列出的照片,這不能不說又是一個難解的謎。
樂山,李宗吾筆筒現(xiàn)身
2004年8月8日上午9時,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成立大會在自貢市匯東新區(qū)u2018夕陽紅”公寓舉行。首屆會員共61人,經(jīng)民主選舉鄧遂夫任會長,鄧科、黃鶴邦鼎、陳思遜、周開岳任副會長,黃鶴邦鼎為法人代表,鄧科兼任秘書長。
一部分被尋找到的李宗吾后人如李長城、李長玉、李建軍、李詠雪、李素明等人,作為嘉賓被邀請到自貢。通常,名人手跡、照片、遺物是最容易在其后人手中尋找到的,尤其是遺物。鄧遂夫、黃鶴邦鼎抓住部分李宗吾后人到來的機會,請他們今后多多留意尋找。但由于李宗吾的兩個兒子都是英年早逝,又由于李宗吾的《厚黑學》一書曾被蔣介石列為禁書,并下令通緝李宗吾,后雖經(jīng)吳稚暉從中說情免禍,但其后代大部分都經(jīng)搬遷分散于海內(nèi)外各地,加之當初對祖上遺物也沒有看得那么緊要,很少帶走或保存。所以問來問去,惟有家住樂山市的李宗吾之孫因其老母—直操持李宗吾的家務到90余歲才去世,家里可能還有一點李宗吾遺物的線索。
李長城的父親李澤文(字仿先),是李宗吾的次子,1932年大學畢業(yè)后因染上霍亂不治而去世,遺下一個女兒長玉和一個遺腹子長城。李澤文去世后,其妻張仲華—直沒有改嫁,不但要承擔起撫養(yǎng)兩個幼子的責任,還要為李家一大家人的生計操勞。因當時李宗吾夫婦年事已高,長子李澤恒(字慎思)也英年早逝,女兒又出嫁離家,事實上李家老宅僅只留下一大群孫輩后人,其艱難可以想到。知書達禮而賢惠的二兒媳張仲華就成了李宗吾夫婦的得力幫手。
李長城告訴黃鶴邦鼎和鄧遂夫,他母親不但保存了—些祖上的照片,而且還保存了祖父李宗吾的一些遺物,如墨盤、筆筒什么的。李長城兒時也同祖父李宗吾照過合影,他—直保存了下來,到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因當時動亂之中怕招禍上門,將照片上的祖父影像剪去,只留下了自己那半張影像。鄧遂夫說,能把這半張照片找出來,也是有意義的。李長城表示開完會后返回樂山可以試著翻找一下。
對于現(xiàn)在僅能見到的李宗吾畫像,其孫輩后人則提出了—些質(zhì)疑,說李宗吾畫像面部形狀大致是不錯的,但在他們的記憶中,李宗吾并沒有蓄八字胡,畫像上的八字胡太過明顯�？欣钭谖岙嬒褚粫淖髡邚埬抢钭谖岬膿从�,在他的記述中也有同李宗吾的合影照,為什么不用照片而用畫像,委實讓人費解。
提及李宗吾遺物,李長城說他現(xiàn)在較有把握能找出的只有—個瓷筆筒。本來還有兩個硯臺,一個在1979年被他念小學的JL子李慶豐打碎丟棄了,另一個是很名貴的端硯,也被兒子打碎。當時因其珍貴,雖被打碎,也仍沒丟棄。但事隔多年,現(xiàn)在能否找到還說不準。
張仲華老人因兩方石硯先后被打碎,十分心痛,臨去世之前再三叮囑兒子李長城:“這個筆筒是你祖父留下的唯一的東西了,是個紀念,你—定不要再損壞了�！崩铋L城牢記著母親的話,—直將筆筒妥善保存在不易損壞的地丸現(xiàn)在回去找一找,可能很快就能找出來。鄧遂夫和黃鶴邦鼎聽了李長城的講述,都十分興奮,因為這是他們逐個訪問的已知的李宗吾后人中,所獲得的最樂觀、最可靠的線索。
李長城在自貢參加完成立大會返回樂山后,果然不食其言,翻箱倒柜地尋找起來,雖然沒有找到那半張照片和端硯碎片,卻很快找到了筆筒并將查找的結(jié)果在電話上告訴了鄧遂夫。
鑒于在研究會成立后,要出一期名為《李宗吾研究》的內(nèi)部資料性刊物的創(chuàng)刊號,以便集中發(fā)表一批研究成果,但很缺實物性
鄧遂夫便和黃鶴邦鼎親赴樂山,打算為筆筒拍幾張照片,刊印在創(chuàng)刊號上。
那是2004年9月7日,鄧遂夫、黃鶴邦鼎趕到了樂山,在距樂山市10公里左右的峨眉石油療養(yǎng)院李長城家里,見到了這個李宗吾陶瓷筆筒。筆筒高約11厘米,直徑約7厘米,圓筒形白色珍珠瓷筒。面上有一組褐色堆花圖案,雖不是什么古代名窯的制品,看起來倒也光潔美觀,稍感美中不足的是:筆筒內(nèi)壁已有幾處陳舊的裂紋,不知何故造成。但因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李宗吾唯一的遺物,已經(jīng)是彌足珍貴丁。從李長城口中,鄧遂夫和黃鶴邦鼎得知,過去他將其放置案頭時,曾有古玩販子多次找他購買,出價自然不高,說這頂多是清末的東西,又有裂紋,值不了幾個錢。李長城說,這些古董販子并不知道這是李宗吾的筆筒,所以開價多以文物角度審視這件東西,他們哪里知道,這是我祖父留下的惟—的遺物,再高的價錢我也不賣。李長城見鄧遂夫他們專程從自貢趕來他家,十分感動,真誠地向他們兩人說道:“現(xiàn)在俐門研會究用得上它了,俐門就把它拿走吧!”
李長城的決定,是鄧遂夫和黃鶴邦鼎始料不及的,連忙推辭,并反復解釋說:此次前來,主要是想拍幾張照片回去,原物最好還是由他自己保管為好,待今后有條件建李宗吾紀念館時,再來和他商量以何種方式收藏這件文物。李長城似早已深思熟慮,笑著斷然說道:“就這樣定了!你們把這東西拿走。我要跟你們說清楚,我是無償捐贈。交給你們這樣的熱心人士,我還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就是我祖父和我媽媽地下有知,都會贊成我這么做的!”
9月9日,鄧遂夫、鄧科、黃鶴邦鼎請自貢的文物鑒定專家楊源對李宗吾筆筒的文物質(zhì)地和價值進行鑒定,鑒定結(jié)論為:李宗吾筆筒為清末民初瓷器一—珍珠瓷堆塑松鼠吃葡萄筆筒,其本身文物價值并不是很高,但因?qū)倜酥?價值自然不可估量。
李宗吾后裔尋蹤
應當說,鄧科幾乎是在一開始籌備李宗吾學術研究會時便注意起一件事來,那就是尋找李宗吾的后裔。
正是因為李宗吾為“黑學”癡人們留下了太多的謎,尋找他的后裔并試圖在他的后裔中尋求更多的突破,顯然是一種最便捷可行的辦法。如李宗吾照片、手稿、題簽、書信、遺物、與友人交往中的禮品等等,通常情況下是最容易在他的后人中發(fā)現(xiàn)的。
李宗吾原名世銓,后改為世楷,字宗儒,25歲時基于以其宗法儒家不如宗法自己的想法,又改字宗吾。8歲入塾,20歲就讀于自流井三臺書院,次年入東興寺炳文書院,中秀才。1902年考入四川高等學堂,加入同盟會,1907年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學部特授舉人,隨即返鄉(xiāng)就任富順中學教習、監(jiān)督。1912年應邀出任四川審計院第三科科長,旋出任四川官產(chǎn)清理處處長,此后先后擔任過自貢地方議事會議員,教育科長,富順縣視學、省立二中校長等職。1916年,升任省視學,1918年任省長公署教育科副科長,次年冬辭職返鄉(xiāng),至北伐戰(zhàn)爭開始后再度人省府任編纂委員職,1938年解職回鄉(xiāng)隱居,著書立說,于1943年謝世。
以上大抵便是李宗吾的簡歷。
相對而言,李宗吾的子女并不多,僅兩男兩女(其一女在6歲時即夭亡)。這在他所處的時代,應當說生育還是有節(jié)制的。且由于其長子澤恒、次子澤文均英年早逝,所遺后人并不算太多,尤其是澤文一房,僅—女一男,次子還是遺腹子。即便如此,其后人也達六七十口。另外李宗吾兄弟姐妹有8個之多,李宗吾行六,他在老家至晚年時,人稱李六爺。如以堂房計,從他那一代算起,李氏后人當逾千口以上。如果弄清李氏各支后人,實在是一個龐大的工程,非民間社團能力所能及。鄧科決意先弄清李宗吾一房的后人情況,以作聯(lián)系之需。
尋找到李宗吾嫡孫女李若英,無疑是一個重大的喜訊。當鄧科、鄧遂夫、黃鶴邦鼎、陳思遜等人先后和李若英女士見面后,才發(fā)現(xiàn)這個年近八旬的老人思維清晰敏捷,言談儒雅得體,不愧是李宗吾的后代!通過李若英女士,鄧科很快記錄下了李宗吾現(xiàn)健在孫輩的聯(lián)系電話。統(tǒng)計下來,李宗吾后人的分布地區(qū)大體為:自貢、重慶、都江堰、樂山、馬邊、犍為、河南、臺灣等地,其后人已至五代,孫輩即達12人。
至于李宗吾第四代、第五代的后人,由于分散在各地,平時來往不易,連李若英女士也弄不太清楚了。
2004年明8日,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成立這天,李宗吾的部分后人應邀來到自貢作為嘉賓與會。鄧科便想利用這次機會對李宗吾后人來一次全面統(tǒng)計調(diào)查,把名單搞出來。但后來正式與會的只有李長城、李長玉、李詠雪、李素明、李若芳等少數(shù)幾人,鄧科的愿望還是沒有實現(xiàn)。這是由于到會的李宗吾的孫輩和曾孫輩人士雖能大致說出其他各房孫輩、曾孫輩、玄孫輩(包括外孫、外曾孫、外玄孫的人數(shù),卻說不全所有人的名和確切地址、聯(lián)系方式。所以,會后鄧科一翻筆記本,連他自己也傻了,已記錄下來的李宗吾后代姓名,有的沒有分房,有的沒有列名,有的竟連輩分也分不清了。
鄧科決意重新統(tǒng)計登記,這—次,曾干過會計的鄧科決定采用會計學統(tǒng)計法,將李宗吾后代分房、分代列一個統(tǒng)計簡表,統(tǒng)計登記完畢后再整理成—個檢索表。有了這個檢索表,便可以一目了然地盡知李宗吾后代各房各代的情況了。
鄧科再次來到李若英女士家里,重新核對了孫輩各房的分布情況和電話號碼,然后回到家里,分別打長途電話一房一房地了解記錄,最后終于形成了—個較完整的《李宗吾后裔檢索表》。從這個表中,我們可以看到以李宗吾為第一代,其子女為第二代,并由此傳下各房后裔的大致晴況。
鄧科說:“目前這—統(tǒng)計結(jié)果表明,李宗吾后人有69人,但還不能說完全準確,只能說較為準確。因為目前在第五代中還有認只搞清了姓而未弄清楚名,這是不完備的,我們目前還在想辦法聯(lián)系,以求最終編制出準確的李宗吾后人檢索表�！�
現(xiàn)在已知的李宗吾后人中,不少的人已成為高素質(zhì)人才。他們中,有高級工程師、主任醫(yī)師、高級教師、科學工作者,還有不少的人擔任教委主任、科委主任,直轄市人大代表和專業(yè)學(協(xié))會理事長等職務。總之,在各條戰(zhàn)線上的李宗吾后人均多有建樹,有功于國家和人民。若一代大師李宗吾地下有知,也該大感欣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