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秉(?—91年)，字伯初，挾風茂陵(今陜西興平東北)人，東漢名將。

　　耿秉是名將耿弇之侄，身體強壯，腰帶八圍。而且博通書記，《后漢書·耿秉列傳》中說：“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后憑借其父耿國當了官，并多次上書談論兵事。耿秉認為“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zhàn)去戰(zhàn)，盛王之道”(《后漢書·耿秉列傳》)。時明帝欲效仿漢武帝的事跡，恢復與西域各族的聯(lián)系，也準備出兵西擊北匈奴，就暗中應允。此后，明帝還向耿秉詢問一些用兵的方略，并拜其為謁者仆射，受到重用，每逢大臣議論軍情，明帝常常把耿秉叫來一起討論。

　　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拜耿秉為駙馬都尉。永平十六年(73年)二月，明帝以騎都尉秦彭為耿秉副官，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伐北匈奴。漢軍分四路出擊：竇固與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士兵及盧水羌兵萬二千騎出酒泉(郡治祿福，今甘肅酒泉市)塞；太仆祭彤﹑度遼將軍吳棠率河東北地﹑西河羌兵及南單于兵一萬一千騎出高闕(今內(nèi)蒙古狼山中部計蘭山口)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兵一萬一千騎出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北)塞；而耿秉﹑秦彭則率武威﹑隴西﹑天水士兵及羌兵萬騎出居延(今內(nèi)蒙古額濟納旗東)塞。耿秉﹑秦彭入大漠六百余里，至三木樓山，因北匈奴皆逃走，耿秉與秦彭不戰(zhàn)而還。此戰(zhàn)唯竇固、耿忠一路有所斬獲。

　　永平十七年(74年)十一月，耿秉與竇固、騎都尉劉張率1.4萬騎出玉門關(今甘肅敦煌市西北小方盤城)進軍西域，在蒲類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擊敗白山部后，轉軍進擊依附北匈奴之車師(一作姑師，西域國名，都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魯番西北10里雅爾湖村西之交河故城)。車師國有后王、前王，前王即后王之子，二王相距五百余里。竇固認為后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便想攻前王。耿秉則認為先攻后王，則前王自服。竇固猶豫不決，耿秉奮身而起說“請行前”(《后漢書·耿秉列傳》)。于是上馬，率兵北入，眾軍不得已，只得跟進。耿秉揮軍大敗車師，斬首數(shù)千級，收馬牛十余萬頭。后王安得大為震恐，率數(shù)百騎迎接耿秉。此時竇固猶司馬蘇安想把功勞全部歸于竇固，使急馳而至，對安得說：“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貋，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后漢書·耿秉列傳》)。安得于是退回，讓其部將去迎接耿秉。耿秉大怒，披甲上馬，率其精騎直奔竇固軍營，對竇固說：“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后漢書·耿秉列傳》)。竇固大驚，連忙阻止。耿秉厲聲道：“受降如受敵”(《后漢書·耿秉列傳》)，于是率軍馳赴之。安得惶恐，跑出城，脫帽抱馬足而降。車師前王也奉命投降，至此，車師平定。東漢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宜禾都尉屯田，逐漸恢復了對西域的控制。

　　永平十八年(75年)秋，章帝即位，拜耿秉為征西將軍。派其巡涼州邊境，安服羌人，并駐軍酒泉，救戊己校尉。

　　建初元年(76年)，拜耿秉為度遼將軍。在邊疆巡視了七年，使匈奴人感念其恩德。后命其為執(zhí)金吾，越發(fā)倚重。章帝到各地出巡，耿秉常領禁兵進行保護。

　　章和元年(87年)，鮮卑攻入北匈奴左部，斬優(yōu)留單于。北匈奴大亂，58部20萬人降漢。章和二年(88年)，再拜耿秉為征西將軍，為車騎將軍竇憲副將，準備攻擊北匈奴。永元元年(89年)六月，臨朝稱制的竇太后鑒于北匈奴部落叛離，四面受敵，令竇憲、耿秉率南匈奴及度遼兵共5萬余騎，分三路進擊北匈奴。竇憲與耿秉各率四千騎、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率萬騎從朔方雞鹿塞(今內(nèi)蒙古磴口縣西北哈薩格峽谷口)出兵；南單于屯屠河率領萬余騎從滿夷谷(今內(nèi)蒙古固陽縣)出兵；度遼將軍鄧鴻和邊境地區(qū)歸附朝廷的羌胡八干騎、左賢王安國萬騎從翩陽塞(固陽縣境)出兵。三路大軍在涿邪山(今蒙古西部、阿爾泰山東脈)會師。

　　竇憲命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等率精兵一萬多，與北單于在稽落山(今蒙古汗呼赫山脈)作戰(zhàn)，大破敵軍。敵眾潰散，單于逃走。竇憲整軍追擊，直到私渠比鞮海(烏布蘇諾爾湖)。此役，共斬殺名王以下將士一萬三千多人，俘獲馬、牛、羊、駝百余萬頭，來降者八十一部，前后二十多萬人。竇憲、耿秉遂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內(nèi)杭愛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耿秉因功被封美陽侯，食邑三千戶。

　　耿秉性格勇猛，而且做事簡練，行軍時常親自披甲在前，休息時不結營，有敵偷襲時，能立即與敵交戰(zhàn)，所以士兵皆愿意為其效力。

　　永元二年(90年)，耿秉取代桓虞為光祿勛。永元三年(91年)夏，耿秉去世，時年五十多歲，謚曰桓侯。和帝賜朱棺、玉衣，命五營騎士三百余人為其送葬。匈奴聞秉去世，“舉國號哭，或至斴面流血”(《后漢書·耿秉列傳》)。耿秉長子耿沖嗣爵，后因竇憲被殺，耿氏因此受到牽連，被除爵。

　　在東漢與匈奴的戰(zhàn)爭史上，耿秉是舉足輕重的人物。然而，不論是歷史記載還是今人論述，耿秉的地位和作用都被一定程度地低估了�！逗鬂h書·耿秉列傳》總共只有寥寥數(shù)百言，且最能體現(xiàn)其運籌決策能力的事跡還散見于其他紀傳，以至于后人對他在秦漢時期漢匈戰(zhàn)爭最后階段的決戰(zhàn)中所發(fā)揮的作用，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因以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對其作出合理評價。

　　 在東漢與匈奴的戰(zhàn)爭史上，耿秉無疑是不可不提的人物。然而，不論是歷史記載還是今人論述，耿秉的地位和作用都被一定程度地低估了�！逗鬂h書·耿秉傳》總共只有寥寥數(shù)百言，且最能體現(xiàn)其運籌決策能力的事跡還散見于其他紀傳，以至于后人對他在秦漢時期漢匈戰(zhàn)爭最后階段的決戰(zhàn)中所發(fā)揮的作用，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因而，我們感覺有必要彌補這一缺憾，以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對其作出合理評價。

　　耿秉之父耿國，建武期間曾任五官中郎將、大司農(nóng)，因“素有籌策，數(shù)言邊事”（《后漢書》卷十九，《耿國傳》）而深受光武帝器重。耿秉自幼受其父影響，“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后漢書》卷十九，《耿秉傳》），逐漸成為東漢“中興”之后杰出的謀略型軍事人物。

　　耿秉活動在東漢明、章、和時期。從民族關系的角度看，這正是漢與北匈奴關系日趨緊張，東漢王朝醞釀大舉反擊北匈奴，并最終將其勢力逐出漠北的時期。這種形勢為耿秉提供了施展才華的良機�？疾旃⒈�的一生，他留下的事跡也主要集中在漢、匈戰(zhàn)爭方面，特別是在東漢幾次反擊北匈奴的重大決策中，他起了關鍵作用，體現(xiàn)了他杰出的戰(zhàn)略思想。

　　一、 針對北匈奴南擾日盛的狀況，提出了“以戰(zhàn)去戰(zhàn)”的思想主張，為東漢王朝實現(xiàn)匈奴戰(zhàn)略的轉變提供了依據(jù)。

　　“以戰(zhàn)去戰(zhàn)”（或稱“以戰(zhàn)止戰(zhàn)”）思想大致形成于春秋戰(zhàn)國時代，最早見于《司馬法·仁本》和《商君書·畫策》，楚莊王也曾闡述過與此類似的“止戈為武”（《左傳》宣公十二年）的見解。東漢明帝時期，熟知《司馬兵法》的耿秉重提這一思想，力主“以戰(zhàn)去戰(zhàn)”，即用正義的戰(zhàn)爭制止北匈奴之患，既符合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戰(zhàn)爭觀，具有兵學理論上的依據(jù)；又適應了當時東漢王朝國力漸強而西北邊境兵連禍結且愈演愈烈的客觀現(xiàn)實，具有實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這個思想的基本點在于力圖扭轉長期以來在漢、匈對峙中的被動局面，在戰(zhàn)略上爭取主動。

　　眾所周知，東漢自劉秀立國始，匈奴問題就一直是困擾統(tǒng)治者的一大心病。全國統(tǒng)一前，東漢政權四面受敵，處于各方割據(jù)勢力的包圍之中，削平群雄、統(tǒng)一天下乃是當務之急；統(tǒng)一之后，劉秀又忙于整頓內(nèi)政，穩(wěn)定社會秩序，恢復發(fā)展生產(chǎn)，無力顧及外患。因而，在建武年間，漢朝面對匈奴連年不斷的襲擾，基本采取的是單純防御和權且忍讓的政策。這有三個表現(xiàn)：

　　其一，加固邊防。建武十二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率諸郡馳刑徒，鎮(zhèn)守北邊，“因發(fā)邊卒筑亭候，修烽火（《后漢書》卷二十二，《杜茂傳》）。建武十五年，“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nèi)。朝廷患之，增緣邊郡兵數(shù)干人，大筑亭候，修烽火”（《后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正在常山、中山屯守的揚武將軍馬成，被詔令接替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后漢書》了二十二，《馬成傳》）。又曾派人監(jiān)造巨型戰(zhàn)車，“可駕數(shù)牛，上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后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

　　其二，內(nèi)遷邊民。因河東地區(qū)屢遭匈奴襲擾，“中國未安，米谷荒貴，民或流散”（《后漢書》志第十《天文上》。參閱《后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后漢紀》卷第七《光武皇帝紀》）。劉秀被迫決定內(nèi)遷邊民。建武十五年二月，正率軍抗擊匈奴的大司馬吳漢，奉命遷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吏民％萬余人，置于常山關、居庸關以東，“以避胡寇”（《后漢書》志第十《天文上》。參閱《后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后漢紀》卷第七《光武皇帝紀》）。

　　其三，放棄西域。自漢武帝以降，西域一直是漢、匈爭奪的戰(zhàn)略要地。兩漢之際，中原大亂，匈奴趁機擴充勢力，控制了除莎車以外的西域諸國。建武期間，西域諸國因不堪忍受匈奴重斂，“皆遣使求內(nèi)屬，愿請都護”。然而，“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競不許之”（《后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建武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儲備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愿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同時明確表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后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由于西域諸國得不到漢朝的庇護，只得繼續(xù)依附于匈奴。

　　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南匈奴歸漢后，光武帝雖然通過各種措施籠絡南匈奴，爭取鮮卑、烏桓，使其助漢戌邊、出擊北匈奴，取得了較大效果。但從整個態(tài)勢來看，東漢王朝依然奉行著劉秀“量時度力”、“與民休息”的政策，堅持不主動與北匈奴開戰(zhàn)。直至明帝即位后，這種狀況仍未改變。而北匈奴南下的攻勢卻日盛一日，史稱，“時（永平五年后——筆者注）北匈奴猶盛，數(shù)寇邊，朝廷以為憂”（《后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永平八年）復數(shù)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戮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后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

　　事實證明，在北匈奴問題上繼續(xù)實行防御政策是無助于邊郡安定的，只有集中兵力進行反擊，才可能達到平息邊境戰(zhàn)火的目的。所以，永平十三年，當北匈奴再次頻襲邊塞時，耿秉及時上書明帝，指出：“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zhàn)去戰(zhàn)可也�！保ā逗鬂h紀》卷第十《孝明皇帝紀》）。

　　首次明確提出了“以戰(zhàn)去戰(zhàn)”的戰(zhàn)略思想。考察當時漢朝的綜合實力及戰(zhàn)備狀況，不難發(fā)現(xiàn)，耿秉之議不僅勢在必行而且切實可行。首先，從實力看，東漢經(jīng)過了“光武中興”、明帝十多年的苦心經(jīng)營，政治局面統(tǒng)一，社會秩序穩(wěn)定，社會經(jīng)濟恢復并持續(xù)發(fā)展，百姓殷富，府庫充實，國力強盛，已具備相當雄厚的戰(zhàn)爭潛力。其次，從戰(zhàn)備狀況看，東漢自劉秀至明帝均十分重視邊防建設，北邊防御體系比較完備、牢固，漢軍的攻、防作戰(zhàn)能力有所提高，特別是有南匈奴、烏桓、鮮卑騎兵的積極協(xié)助，漢、胡軍隊結合，兵源充足，戰(zhàn)爭活力更為強勁。而從北匈奴方面看，自南匈奴歸漢后，其勢力大大削弱，雖然通過對西域的奴役，其人力、物力得到補充，實力有所恢復，但畢竟已傷元氣。況且，隨著東漢的強盛，西域諸國歸漢之心更切，屈從于匈奴的狀況終難長久�？傊�，北匈奴貌似強大，實際上已處在強弩之末。耿秉“以戰(zhàn)去戰(zhàn)”的思想，正是基于上述客觀情況而提出的。從此，東漢王朝對北匈奴的戰(zhàn)略由被動防御轉向積極進攻。

　　二、在反擊北匈奴的戰(zhàn)前策劃中，提出了“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左角”的戰(zhàn)略設想，為漢軍擊敗北匈奴制定了可行方案。

　　戰(zhàn)略方針確定后，具體作戰(zhàn)如何展開？這是擺在明帝面前的第二大問題。永平十五年，在耿秉的請求下，明帝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專門討論北伐事宜的高級軍事會議。會議集中了當時漢廷軍隊中的精英，除耿秉外，還有“明習邊事”的顯親侯竇固、威振北方的太仆祭肜以及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峙侯耿忠。耿秉首先回顧了漢武帝奪取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而使“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資治通鑒》卷四十五，“明帝永平十五年”的往事，以及西域內(nèi)屬對匈奴的牽制作用，然后指出：“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未可先擊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今可先擊白山，以觀其變，擊匈奴未晚也。”（《后漢紀》卷第十《孝明皇帝紀》。參閱《資治通鑒》卷四十五，“明帝永平十五年”）

　　這是一個計劃周詳?shù)淖鲬?zhàn)方案。首先，它把進攻的主要目標定在西域東部的白山（今新疆天山北麓）地區(qū)，具有兩點考慮：一是這里分布著車師前、后部及伊吾盧城（即伊吾，今新疆哈密西），而“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后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具有重要的經(jīng)濟地位；同時，這里又地當漢通西域的要沖，乃“西域之門戶”，戰(zhàn)略位置亦十分明顯�！肮蕽h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后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若能奪取天山，則可打開通往西域的門戶，進而控制西域諸國，“以斷其右臂”。二是北匈奴呼衍王部長期駐牧于伊吾，既扼守著東漢通西域的咽喉，又可向東對河西諸郡構成直接威脅。先將其擊破，則可扭轉這一不利態(tài)勢，削弱北匈奴南部勢力，以“折其左角”。其次，先擊天山，奪伊吾，破車師，后攻北匈奴本部，可避免因兩面出擊、戰(zhàn)線過長而帶來的不利局面，便于集中優(yōu)勢兵力、各個擊破敵軍。所以，耿秉的建議深得明帝的贊賞。

　　永平十六、十七年，漢軍在竇固、耿秉等率領下先后實施了兩次天山戰(zhàn)役，連破北匈奴乎衍王部，迫降車師前、后王，并留吏士屯田天山地區(qū)，派班超率“三十六吏士”出使西域，重置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基本實現(xiàn)了“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的戰(zhàn)略企圖。

　　然而，從全局看，這次反擊戰(zhàn)并非一帆風順，出征的四路漢軍，除天山一路取得戰(zhàn)果外，其他三路皆無功而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帝最終決策的失誤。據(jù)《后漢紀·孝明皇帝紀》載，當耿秉闡述完他的作戰(zhàn)方案后，雖然“上喜秉言”，但與會諸將中“或以為：u2018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眾。u2019”這項建議（下稱“或議”）與耿秉的方案（下稱“耿議”）看起來似乎不相沖突，因為它是在肯定“耿議”的前提下提出的補充性意見，但仔細推敲，二者之間還是存在極不協(xié)調之處：（1）“耿議”強調的是集中兵力，而“或議”則明顯是分散兵力。（2）“耿議”的核心是“先擊白山，以觀其變”，一再強調“未可先擊匈奴也”（“匈奴”當指北匈奴單于的本部），而“或議”的分兵其東，目標恰好是北匈奴出沒有主要地區(qū)。如果說，“或議”作為“耿議”的補充，目的在于牽制敵軍，以確保主力的行動，似乎還有其合理之處，因為它畢竟符合作戰(zhàn)中正、偏師編隊的兵法原則。但事實并非如此，在具體實施作戰(zhàn)方案時出現(xiàn)了嚴重偏差。首先，在兵力配備上沒有正、偏師之分，調發(fā)的4.4萬軍隊幾乎平均分配，除主攻天山的竇固軍多得1千外，其它三路皆有1萬至1.1萬人。其次，主、次目標不明，除竇固軍主攻天山外，其余三路各有一個進攻目標，分別為涿邪山（今阿爾泰山東段）、三本樓山（疑在涿邪山西部）和匈奴河（位于涿邪山東北面），且都是北匈奴活動頻繁的地區(qū)。這顯然違背了耿秉“未可先擊匈奴”的初衷。結果，三路大軍“萬多人深入大漠，卻連匈奴人影都未見著，特別是威振北邊的優(yōu)秀將領祭肜在回師之后，竟被扣上“逗留畏懦”罪而免官入獄，憂郁而死，實是“或議”畫蛇添足造成的一大損失。幸虧在竇固第一次天山之戰(zhàn)獲勝后，漢廷及時調整計劃（回到“耿議”），耿秉與竇固合兵1.4萬人，再次發(fā)起天山之役，才使計劃最終得以實現(xiàn)。

　　需要說明的是，關于這次戰(zhàn)役的戰(zhàn)前策劃，記載最詳?shù)氖恰逗鬂h紀·孝明皇帝紀》，目前最好用的版本是由周天游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后漢紀校注》（下稱“周注本”）。但筆者在查閱有關資料時發(fā)現(xiàn)，周注本在一個關鍵字的校補上似有不確，其文為：“……上喜秉言。議者或以為：u2018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眾。u2019與秉計（議），上更然之�！�

　　引文中的“議”，據(jù)周注本云：“據(jù)南監(jiān)本補。黃本作u2018異u2019，誤。議者所言非推翻秉計，實補充之。故帝與秉復論議，以為有益而采納之。更，復也。”（見《后漢紀校注》第279）頁。“南監(jiān)本”指（明）萬歷南京國子監(jiān)本，“黃本”即（明）嘉靖黃姬水刊本）筆者以為，議者所言雖非推翻秉計，但與秉計存在原則上的分歧，尤其與耿秉反復強調的“未可先擊匈奴也”、“擊匈奴未晚也”意見相左，已如前所述。其次，秉計所定目標明確、具體，而議者所言籠統(tǒng)、含糊，若明帝因決策不下而“與秉計議”，具備戰(zhàn)略家素質的耿秉即便同意“分兵其東”，亦會指明分兵的具體方略，而《后漢紀》作者袁宏恐怕也不至于因疏忽而漏掉這一重要題材。相反，若明帝認為議者所言在理，就會當場拍板定案，而無須“與秉計議”后再決定。實際情況應是，議者所言與秉計不相一致，而明帝也同意了。所以《資治通鑒》在記述議者所言后只用了三個字：“上從之”。由此可見，黃本作“異”似更切合實際。

　　三、在反擊北匈奴的策略中，積極主張“以夷伐夷”，充分利用南匈奴的力量打擊北匈奴，為最終攻滅北匈奴增加了成功系數(shù)。

　　“以夷制夷”思想是兩漢統(tǒng)治者在長期復雜的民族關系中逐步總結出來的，東漢自光武帝始，就把它作為一項基本的邊防策略予以廣泛運用。特別在南、北匈奴分裂后，光武帝不失時機地對南匈奴、烏桓、鮮卑進行籠絡、爭取，使其牽制北匈奴，收效頗大。永平以后，這個思想進一步成熟，運用更為普遍。耿秉“以夷伐夷”的策略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反映了他在匈奴戰(zhàn)略上積極進攻的思想傾向。（兩漢“以夷制夷”思想的運用，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具體策略亦有所不同，“以夷伐夷”與“夷虜相攻”各具代表性，一個具有積極進攻傾向，一個則帶有消極防守的色彩。當另文探討）

　　章和二年，南匈奴單于屯屠何上書漢廷，請求趁北匈奴連年天災、內(nèi)部大亂之機，“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后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臨朝聽政的竇太后征求耿秉的意見，耿秉認為機不可失。他指出：“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連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zhèn)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保ā逗鬂h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耿秉的“以夷伐夷”策略是在總結歷史經(jīng)驗得失的基礎上提出的。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個策略既有可行性又有必要性。

　　首先，從天山之戰(zhàn)后的漢、匈形勢看，自永平末漢軍主力撤離天山地區(qū)后，北匈奴對留駐該地的漢軍發(fā)起了大規(guī)模的進攻，漢軍雖頑強抵抗，但眾寡懸殊。建初年間，東漢被迫撤回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及伊吾屯兵。北匈奴重新控制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天山。雖然班超尚留在西域，但與朝廷失去聯(lián)系，孤軍奮戰(zhàn)，生死難明。所以，漢軍必須盡快出擊，以扭轉不利局面。

　　其次，從漢、匈雙方力量對比看，東漢正處于國力鼎盛時期，而北匈奴經(jīng)天山之戰(zhàn)打擊后，力量大大削弱，又連遭天災人禍，內(nèi)部極不穩(wěn)定。所以，此時北伐，可穩(wěn)操勝券。

　　第三，從漢、匈歷次戰(zhàn)爭的經(jīng)驗教訓看，漢匈作戰(zhàn)各有優(yōu)劣。漢軍有精良的武器裝備和先進的治軍、作戰(zhàn)思想，但習慣于防御戰(zhàn)法，缺乏深入荒漠草原機動作戰(zhàn)的經(jīng)驗，因地形不熟而迷失方向的事例也屢見于記載。而匈奴的作戰(zhàn)特點是飄忽不定、行動快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適應在荒漠、草原、山地進行騎兵戰(zhàn)。建武九年，吳漢曾率）萬漢軍出擊匈奴和盧芳，卻經(jīng)年無功；建武二十一年，馬援亦曾統(tǒng)治三千精騎出擊匈奴、烏桓和鮮卑聯(lián)軍，但連蹤影都未見著�？梢姖h軍對匈奴騎兵的作戰(zhàn)特點很不適應。若能利用南單于急于“破北成南”的機會，“以夷伐夷”，則既可增加漢軍兵力，更能彌補漢軍作戰(zhàn)之不足。

　　因而，耿秉的主張對漢朝的決策又一次起了關鍵作用。事實證明，在永元元年至三年發(fā)起的稽落山之戰(zhàn)和金微山之戰(zhàn)中，漢軍之所以敢于并能夠深入大漠，襲擊成功，且窮追猛打，最終破滅北匈奴，是與這次北伐充分吸取前次教訓、大量投入南匈奴軍參戰(zhàn)（約占漢軍總數(shù)的四分之三）分不開的。

　　縱觀耿秉的一生，他不僅具備運籌帷幄的謀略家素質，在漢朝多次重大決策中舉足輕重，堪稱“中興”之后第一謀臣；而且在帶兵、治軍、作戰(zhàn)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史稱“秉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后漢書》卷十九《耿秉傳》）。特別在征服車師前、后王的過程中，力排竇固貪易圖便的錯誤決定，根據(jù)車師后王雖“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但“前王即后王之子”的實際情況，果斷率軍擊破后王，結果一石二鳥，前王不攻自降。其所表現(xiàn)出的洞察力、判斷力和勇氣，實在竇固、竇憲等輩之上。此外，在安撫南匈奴方面，耿秉所為亦值得稱頌，據(jù)載，秉任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以至“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面血”（《后漢書》卷十九《耿秉傳》），足見其在南匈奴聲譽之高、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