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伯鷹（?(這與后面的生平不符合啊!)年--1966年），安徽懷寧人。原名式，字伯鷹，后以字行,號鳧公、 有發(fā)翁、卻曲翁，別署孤云。早年從吳闿生學習經(jīng)史文詞。國共和談時，曾擔任國方代表 章士釗的秘書。建國后，曾任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副主任委員、 同濟大學教授。對文學頗有造詣，曾著 小說多種，后潛心于詩詞及書法。是近代書壇“二王”書風的積極追崇者之一。

　　潘伯鷹幼習經(jīng)史，16歲應縣試名列榜首。1899年赴上海學習英、法、拉丁文。

　　1901年與馬君武、謝無量合辦《翻譯世界》。1903年留學北美，習西歐文學，曾預撰 《歐洲文學四史》等著作。后又游學德國，學德文�；貒鴷r帶回德文版馬克思的《資本論》。不久又留學日本，研究西方哲學。1911年回過，贊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傳西方進步思想。民國間私淑著名學者章士釗。建國后任教同濟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和鑒定名家謝稚柳共事。因得陳毅賞擢，在上海市政府任參事，與學者書家沈尹默等共同籌創(chuàng)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后潛心考據(jù)、義理之學，研究古代哲學、佛學、文學等。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應竺可楨聘請，任浙江大學教授，又去江西、廣西講學。1939年夏，在四川籌設復性書院任院長兼主講�？箲�(zhàn)勝利后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館館長。1964年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是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會特邀代表。精詩詞，書法多山林氣，篆刻篆刻崇尚漢印。

　　潘伯鷹謂之名士，自然要提到潘伯鷹的孤傲狂狷，《近代藝林品藻錄》就曾將潘伯鷹的“孤高不群”與沈尹默的“藹藹謙謙”相比對。對于一般文人必不可少的文房用具，潘伯鷹卻考究至極 ，除常用毫管以外，還屢用竹筆作字，以求異趣；墨則從不用墨汁，晚年特別鐘愛 胡開文；箋紙多用自印的“玄隱廬”、“飲河社”紋紙及 朵云軒精印的名家水印墨跡花箋；至于印章，非出自名家之手者不用，最喜用也最常用的便是喬大壯、 蔣維崧兩人鐫刻之印，潘伯鷹認為只有喬、蔣所治之印方能與自己的書法匹儔。1949年以后，潘伯鷹在上海創(chuàng)建私人書室，取名“隋經(jīng)堂”，據(jù)傳他為了避免外界閑雜人等的干擾，曾在此張字一幅：“不讀五千卷書者，不得入此室”，以致后來“隋經(jīng)堂”成為飽學之士的會聚之所，是當時的“文化沙龍”和名流會聚之所的代名詞。而問訪朋友時，若主人開門稍顯遲緩，即能引起他大怒。現(xiàn)代篆刻大師 陳巨來回憶舊友時，曾將潘伯鷹列為“十大狂人”之一：“他為人作書寫扇，總是作伯鷹為某某書，已名高高在前者，亦狂態(tài)耳�！庇兄�“補白大王”之譽的掌故大家 鄭逸梅在其筆記《藝林散葉》中也載：“潘伯鷹有狂人之號，有以所刊之詩集貽彼者，往往鄙薄之，或墊硯，或揩筆�！睂Υ�一般俗子，如此當然無妨；而對待一些才識超群的友善之朋，潘伯鷹卻十分敦誠謙恭，如他最尊沈尹默，曾為楊世驥《文苑談往》、 潘受《海外廬詩》等親作序言，更為喬大壯作傳等等。潘伯鷹早年在 沈陽大學、中法大學和暨南大學任職，其妻周競中即是他當時的學生，熟諳譯事。周競中過世后，潘伯鷹曾一度追求一女畫家而不遺余力，以致在書畫界鬧出不少笑話，后來得以娶章士釗義女張荷君為妻。陳巨來他在《安持人物瑣憶》中記言：“……訪潘氏，直趨臥室，見他已橫臥床頭，云正從華東醫(yī)院回家未久也，仍豪談為樂。并介見其妻張夫人，貌亦楚楚，而風騷特甚。余領會潘得病所在矣，以一年老之翁，而當如虎之年之嬌妻，安得不病乎�！标惥迊黼m為戲謔之語，確也道出潘伯鷹愛美之心。

　　潘伯鷹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釋哲一代宗師”之稱，主要有《太和會語》、《宜山會語》、《復性書院講錄》、《爾雅臺答問》、《爾雅臺答問繼編》、《朱子讀書法》、《老子道德經(jīng)注》、《蠲戲齋佛學論著》、《馬一浮篆刻》、《蠲戲齋詩集》、《中國的書法》、《中國書法簡論》、《玄隱廬詩》等。

　　《大字陰符經(jīng)》傳為唐·褚遂良書，楷書真跡，九十六行，四百六十一字。昔人評此貼[筆力雄瞻，氣勢古淡]。潘氏學褚功夫極深，窮源竟委，遍臨褚遂良諸貼。其所臨《陰符經(jīng)》形神兼?zhèn)�，深得其神理。此是其臨寫的第九通，在忠實原作的前提下，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體會，因此較原貼更加平易近人，并揭示了褚書的特點、規(guī)律，為后學示范了臨寫的途徑，真可謂是金針度人。

　　潘伯鷹是舉世公認的書法名家。坊間論及潘書，多言他是“二王書風的積極追慕者”。潘伯鷹的行草書瀏麗健勁、瀟散超然，得《十七帖》及孫過庭《書譜》之法，可以說頗有二王風致；

　　但其正書大楷則顯露出了他關于碑帖并行的書學主張，擘窠大字偶有露鋒者，仍顯古拙質樸，雄渾有北碑風貌。潘伯鷹曾有詩自言：“我曾祖習《龍藏寺》，因識河南所結字”（《奉贈沈參議》），正是由于他長期浸淫魏隋碑書，而生發(fā)聯(lián)系到褚字放大了王右軍書中隸味的特點，以致于后來長期宗褚，曾苦臨過褚遂良早期的《伊闕佛龕碑》及《孟法師碑》。當然，對于褚遂良的書法，潘伯鷹只是通過臨習而達到從字中領悟其內(nèi)在功力的效果，并非流于表面書勢和體態(tài)的模仿，故而能入更能出，誠如謝稚柳評價的那樣：“師法河南，取其綽約，而舍其嫵媚”。其實，潘伯鷹作為文壇的多面手，一直強調(diào)學書既要勤練而非勤言，更強調(diào)書法要求“字外精神”，這些說法大多見于他的《中國的書法》和《中國書法簡論》兩種著作中，早已被好書、識書者奉為圭臬。而其舊體詩造詣更深，頗得唐宋之人風神，深為諸名家所激賞。潘詩最為可觀之處是其能將經(jīng)歷之盛畢現(xiàn)于詩中，悲憫之心尤其深重，觀人于微、觀物于屑、觀世于細，故能成就其體。中山大學 徐晉如博士在讀《玄隱廬詩》后，嘆而評之云：“鳧公才氣、句法均近東坡，早歲七古，置入眉山集中，不辨楮葉。復以遭際之酷，遠過長公，所作尤能搖蕩性情。……中年頗參莊釋，心事漸歸平澹，而世變愈亟，輒發(fā)以幽回要眇之詩�！�…詩境晚益蒼，頡頏元亮。”堪稱識璧者言。